三大主義

三大主義

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來源及背景


陳獨秀於1915年6月中旬從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誼里21號樓一樓一底磚木結構的樓房,和闊別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團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為陳獨秀等設宴洗塵。
9月15日,由陳獨秀主撰的《青年雜誌》出版。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獲結論是: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這是他辦雜誌的原因。
1916年9月1日,陳獨秀將雜誌名稱改為《新青年》。陳獨秀在自己辦的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他“涕泣陳辭”,寄希望於活潑之青年,呼喚青年“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號召青年“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他提出6項標準,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陳獨秀6項標準的主線是科學與民主。所謂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和哲學,重在提倡科學精神,尊重科學規律。所謂民主,它的對立面便是封建專制,科學與民主是檢驗一切政治、法律、倫理、學術以及社會風俗、人們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準繩,凡違反科學與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秋冬,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積極發動了文學革命。這場革命的主將是陳獨秀,急先鋒便是留美學生胡適
胡適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肄業於上海中國公學,接觸新學,信奉進化論。1910年赴美國,先後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和哥侖比亞大學,從學於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獲博士學位。
陳、胡兩人並不相識,但不謀而合,都在思考中國文學的改革問題,因此一經書信來往,便成了好朋友。
陳獨秀同胡適建立聯繫,是通過老朋友汪孟鄒的幫助。汪與胡是同鄉,1915年10月6日,汪孟鄒寫信並寄《青年雜誌》一冊給胡適,告訴他這個雜誌是皖人陳獨秀主編,並向他約稿。12月13日,汪再次寫信給胡適,重申陳獨秀約稿之懇切。1916年2月3日,胡適寫信給比他大12歲的陳獨秀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
胡適認為,國語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而白話則是一種活語言,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文學不當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國人為大能事。陳獨秀對胡適的意見,表示“甚佩、甚佩”,請他在課餘之暇,為《新青年》多譯那些短篇名著,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兩人遠隔重洋,一個在東半球,一個在西半球,文學改革的事業把他們聯結在一起。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給陳獨秀的信。胡適在這封信中提出了文學改革的8條意見。陳獨秀雖然表示贊同,但覺得這些主張立意不高,態度不夠堅決。因此他在給胡適的回信中表示:“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新青年》。
胡適接信后,對8條意見略加修改和闡述,命題為《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獨秀,陳獨秀立即把它發表在《新青年》上。胡適從此便成為全國文學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年1月,陳獨秀進京,到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他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是個偶爾的機會,去年11月26日,陳獨秀為了募集資金,使群益書社與亞東圖書館合併為公司,共同發展文化出版事業,同汪孟鄒同車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館。他在琉璃廠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學主唐詩的教授沈尹默,由於昔日陳獨秀曾譏議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書法,終於成為一代書法泰斗,由此兩人得以相識。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入北大任職。
蔡元培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請有真才實學的人協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陳獨秀都曾在1905年間在上海加入愛國協社,從事反清活動。此後雖多年不相聞問,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對他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現在又看到陳獨秀主編的10餘本《新青年》,決意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月薪為300元,允許他將《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並立即去旅館拜訪陳獨秀。
陳獨秀白天四處活動,晚間看戲,睡得晚,起得遲。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來看他,有時來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陳,只要拿個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蔡是二甲進士出身的翰林,曾任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而陳只是個秀才,蔡禮賢下士風度誠然令人敬佩。陳獨秀起初不想受聘,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當他看到蔡是那樣的誠懇待他,又答應把《新青年》搬到北大辦,便答應回滬稍稍整理即來北京。
陳獨秀在攜眷去北京之前,對原岳王會友人岳相如說:“我從沒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我試干3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返滬。”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令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消息傳出后,全校震動。青年學生無不熱烈歡迎,奔走相告,而教師中的遺老遺少則竊竊私議,嘖有煩言,說陳先生只會寫幾篇策論式的時文,並無真才實學,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夠,更不要說出任文科學長了。蔡元培對於這些攻擊,態度鮮明,駁斥有力。他說: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學有專長,過去連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視為畏友。熟悉陳獨秀的人也站出來講話,說他在文字學考據方面有素養,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說仲甫先生講文字學,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學是全國的最高學府,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文學院院長,這為陳獨秀開展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社會地位。陳獨秀就職后,住在東池子箭桿衚衕9號,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陳獨秀租居了三間北房,中間用雕花木隔扇分開,兩邊作卧室,中間會客。
同年7月,胡適畢業回國,陳獨秀立即推薦他到北大任教,經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
不久,陳獨秀的好友李大釗也來到北京大學。
李大釗在1916年5月從日本回國后,暫留居上海。他經常到陳獨秀那裡,策劃新文化運動。8月,李大釗應湯化龍的邀請,前往北京主編《晨鐘報》。湯化龍原是李大釗的校長,又資助他東渡留學,但湯與袁世凱勾結,支持袁世凱同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為世人所不齒,後來才轉變了態度,躋身討袁護國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釗接到湯化龍邀請他去京創辦報紙之時,不願從命,經同學白堅武一再勸說,才決定利用報紙,為再造青春中華大造輿論,出任主編之職。
《晨鐘報》是憲法研究會的喉舌,社址位於丞相衚衕,緊挨著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廟的一個大院里。李大釗經過緊張籌備,創刊號終於出版了,李大釗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晨鐘之使命》,公開申明《晨鐘報》的宗旨是:喚醒民眾覺醒,激勵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奮進……,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李大釗在《晨鐘報》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他號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
《晨鐘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湯化龍對此不滿,說李大釗把《晨鐘報》辦成了一份過激黨人的報紙,要求李大釗改弦更張。
李大釗不肯違背信仰,決定辭職,在《晨鐘報》上發表了辭職聲明,便揚長而去。從此之後,他被《憲法公言》聘為撰稿人,繼續著文,抨擊黑暗的時弊。
1917年元月,章士釗在北京創辦《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釗寓所,請他出任編輯。李大釗且喜且憂,喜的是他又有了一個陣地,很想立即去供職;憂的是老友章士釗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使他猶豫不決。於是他便問章士釗:
“行嚴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擊腐敗的時政?向甚囂塵上的孔家店投槍?”
章士釗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復辟,我贊成;對於政府的黑暗之處,閣僚們的私下爭鬥,我也是深惡痛絕。”
經過一番交談,李大釗終於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馬上任!”
李大釗以孔子與憲法的關係為題,針對復古思潮展開了批判。章士釗怕李大釗激進的文章惹麻煩,建議他改寫國際問題的論文。李大釗便寫國際述評,向讀者介紹俄國革命,並指出:“平心論之,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中國曆次革命之影響。今吾更將依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李大釗的文章,暗示中國先進分子向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學習。
北洋政府要緝拿宣傳革命的李大釗,章士釗立即掩護李大釗逃離北京。
李大釗倉皇出京,南來上海,寄住友人家中。舊地重遊,萬端思緒一齊湧上心頭,便作詩一首:
英雄淘盡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畫樓。
一代聲華空醉夢,
十年潦倒剩窮愁。
竹簾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憶別江山無語句,
只應共泛五湖舟。
李大釗在上海繼續研究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和俄國革命的經驗。
1917年底,李大釗接到章士釗的來信。章士釗已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邏輯學教授。他約李大釗北上,代替他繼任圖書館主任一職,並聲稱得到了蔡元培校長的認可。李大釗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釗在北大即任圖書館館長,后兼經濟學、史學教授。
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堅決反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餘地。他請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學說的夏元瑮作理科學長。胡適、李大釗、李四光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魯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後來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陳獨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針是“教授治校”,有關校務大事,由校評議會討論決定,評議會相當於後來的校務委員會,由校長、學長、主任教員等自行互選組成,任期1年。陳獨秀被選為評議員,此外他還擔任北大入學試驗委員會副會長(會長是蔡元培)、北大附設國史館編輯處纂輯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編輯等職。
陳獨秀上任后,他不開課,專心致力於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為文科延聘名教授,於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於北大文科。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專門論述教育方針的文章,指責中國教育的弊端,闡明他的教育主張是自動的、啟發的、實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動的、灌輸的、虛文的、單獨的腦部教育。他認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於一般教育,應當以研究學理為主。
陳獨秀對北大文科教學的改革主要做了4件大事:
1.擴充文科,增設德、法、俄語新系,並在哲學、中文、英文系設立研究所。
2.允許學生自由選修各課,廢除一切課程全部必修的規定。學校四門大開,誰願意來聽課都可以。
(3)整頓課堂紀律,制定考試製度。陳獨秀為執行課堂紀律,曾將經常缺課的黎元洪的侄子誤認為是許德珩,給予記大過一次,后一經發現錯誤,即收回成命,並對許進行勸慰。
4.採購圖書,廣設閱覽室,為學生提供學習條件。
陳獨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時,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為了約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進德會,作甲種會員。蔡元培在北大發起組織進德會,會員分為3種: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議員2戒;丙種會員除以上5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3戒。陳獨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較隨便,有時涉足於花柳場中。這在當時雖不足為奇,但於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陳加入進德會後,被選為進德會評議員。
北大的改革、貫徹思想自由的原則,衝破了封建頑固派所設置的種種思想文化的禁區,向青年學生展現了廣闊的學術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學質量,開闊了學生的眼界,擴大了他們的知識領域,對學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氣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學,一變而為新鮮活潑、民主自由的園地。
科學與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蕩著青年知識分子的心扉,沖開了長期被封建主義封鎖著的思想閘門,青年學生迅速地行動起來,結社團,舉行集會,積極干預國家大事。李大釗又於1918年冬組織起秘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使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北大傳播。
原由陳獨秀1人主編的《新青年》,於1918年1月改為同人刊物,成立了編委會。編委會7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編委輪流編輯,每人一期,周而復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編委聚會地點常常在陳獨秀的寓所,陳獨秀的家無形中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
《新青年》編委會是一個相當強壯的陣營。編委大多是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其中錢玄同又是老同盟會員;魯迅(周樹人)曾參加光復會,並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他在教育部任職,公餘時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時遇錢玄同組稿,便於《新青年》發生了關係。受《新青年》的啟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隨感錄、政論、新詩和譯文等。
陳獨秀對魯迅很敬重,說他“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為《新青年》創作小說,並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他借狂人之口憤怒控訴數千年的舊禮教是吃人的禮教,這是篇討伐封建禮教的戰鬥檄文。
《新青年》的影響迅速擴大,創刊時發行不過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萬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銷售一空。
但是,《新青年》是個月刊,出版周期長,且有時不能按期出版,內容多是學術性的大塊文章,很難對現實的政治鬥爭發揮及時的指導作用。為了創辦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刊物,陳獨秀、李大釗議創《每周評論》。
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李大釗和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適等在北大文科學長室開會,討論創辦《每周評論》問題,會上公推陳獨秀負書記及編輯之責,編輯所設在北大新樓文科學長辦公室內。
12月22日,《每周評論》創刊,它的內容有: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文藝時評、隨感錄、新文藝、國內勞動狀況、通信、評論之評論、讀者言論、新刊批評和選論等12個專欄。《每周評論》完全是個針砭時政的戰鬥性刊物,與《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協同作戰。
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公開亮出文學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聯繫起來,明確地提出“三大主義”的革命口號,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封建國粹派由恐懼慌亂,變為瘋狂的咒罵和反對,以林紓為代表的“桐城派”、以劉師培為代表的“文選派”最為猖獗。於是,錢玄同託名王敬軒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篇反對文學革命、為封建文學辯護的《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劉半農以記者名義寫了一篇《復王敬軒書》。通過這出“雙簧戲”對復古思想、以及對文學革命的各種非議,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抨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對3年來所作的宣傳,做了總結,從根本上反擊了頑固派的進攻。林紓終於按捺不住,跳了出來,進行瘋狂的反撲,於是,同頑固派短兵相接的戰鬥,便在《每周評論》上進行。
新舊鬥爭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場了。安福國會議員張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締《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否則國會將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彈劾蔡元培,而尤集矢於陳獨秀。
陳獨秀面對守舊派的誣衊和軍閥政府的威脅,毫不畏懼,特輯了全國14家報紙上的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之輿論》為標題,刊登在《每周評論》上。這14家大報的言論,不僅是對林紓進行了有力的斥責,更重要的是對《新青年》創刊以來,提倡科學民主、文學革命所取得的成績作了一次大檢閱。
林紓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勢,用誣衊詆毀的手段,破壞和遏止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而結果卻適得其反。輿論界看透了這位昏庸老朽王婆罵街蠻不講理的惡劣手法,愈來愈支持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視的是站在林紓背後的北洋軍閥政府的勢力。
陳獨秀為了減輕北洋政府對蔡元培的壓力,特於《新青年》上發表《編輯部啟事》,正式聲明:《新青年》編輯部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學校做教員,但這個雜誌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
頑固派早就想把陳獨秀等驅逐出北大。京中盛傳陳獨秀等被驅逐出北大,陳獨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這也就是他們歷來失敗的根源。”至於“造謠嚇人,那更是卑劣無恥了!”
上海《申報》登出北大教員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4人被驅逐北大的消息。這些謠言一經刊出,讀者信以為真,於是輿論嘩然,北京、上海各報紛紛發表評論,立即爆發了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
北大學長、教授會、主任會原擬定這年暑期后實行文理科合併,不設學長,設一教務長統轄教務,現在迫不及待地提前於4月8日實施了,推舉馬寅初任教育長。為封建惡勢力最痛恨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被排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