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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虞

新文化運動人物

吳虞(1872-1949),原名姬傳、永寬,字又陵,亦署幼陵,號黎明老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區)龍橋鄉人。近代思想家,學者。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任四川《醒群報》主筆,鼓吹新學。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學國文教員,不久到北京大學任教,並在《新青年》上發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說孝》等文,猛烈抨擊舊禮教和儒家學說,在“五四”時期影響較大。胡適稱他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人物生平


吳虞
吳虞
吳虞(1872—1949),原名姬傳、永寬,字又陵,亦署幼陵,號愛智。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區)龍橋鄉人。近代思想家,學者。
早歲肆業於成都尊經學院,曾從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吳之英學詩文,從經學大師廖平習經,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戊戌變法后,開始學習新學,在成都以教學館為生,曾參與創設溥利公書局。
1905年赴日求學,入東京法政大學。
1907年回國,先後擔任成都府中學堂、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教習,一度主編《蜀報》。
1910年,吳虞與父親發生衝突,被輿論斥為“非理非法”逆子。四川教育總會會長徐炯召開會議,將他逐出教育界。
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共和黨,兼《四川政治公報》主編,后著文反對袁世凱稱帝
1917年應柳亞子之邀加入南社
1919年11月,吳虞在《新青年》6卷6號發表《吃人與禮教》,大力攻擊“吃人的禮教”。胡適稱他是“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曾先後擔任《西成報》主編、《公論日報》主筆、《四川政治公報》主編。
1920年,他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教授。
1933年,因遭尊孔復古派的排斥打擊,被迫辭職。
晚年,他任教於成都大學、四川大學。1949年在成都病逝。

個人著作


著有《吳虞文錄·別錄·日記》《秋水集》,編選有《國文選錄》《駢文選讀》。
吳虞日記
吳虞日記

反封建思想


吳虞是清末民初時期的反舊禮教和舊文化的著名人物。他認為,封建統治者之所以提倡儒家思想,是因為其思想核心的“教”、“禮”等能在鞏固其統治、維繫封建社會秩序中發揮特殊的作用,故用其來馴服制御臣民。吳虞對封建專制禮教對婦女的壓制進行了批判和揭露,主張男女平等,為中國婦女解放而吶喊。吳虞還提倡自由和個性解放,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以建立資產階級國家。
吳虞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批判儒學,揭露吃人的“禮教”。他批判儒學中以孝為中心的封建專制和家族制度,指出:“詳考孔子之學說,既認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考為起點。”考的範圍統括一切,“居住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不孝也;戰陣無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為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立身,然後可以揚名於世”(《家族制度為專制制度之根據論》)。
吳虞
吳虞
他認為,中國要得到真正的共和,就必須除去君主專制與家族制度,而儒家倫理學說、社會組織上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制度聯繫在一起,必須加以批判。吳虞反對以禮為準則的等級觀念,揭露儒教以禮殺人的本質。他在魯迅《狂人日記》的啟發下,以中國歷史上的實例,揭露“吃人的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他認為在孔子整個思想體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禮,學禮、復禮、傳禮是孔子思想和一生活動的主線。孝是維護封建道德的主要內容,禮則是封建道德的主要表現形式。吳虞還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儒家道統”的作用,就是思想專制。自從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學被定於一尊,孔子也成為“至聖”,結果形成中國長期來思想學術專制的局面,嚴重阻礙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他指出:“自孔氏誅少正卯,著‘侮聖言’、‘非聖無法’之厲禁;孟軻繼之,辟楊墨,攻異端,自附於聖人之徒;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韓愈《原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之說昌;於是儒教專制統一,中國學術掃地!”(《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他堅定地認為“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吳虞於“五四”運動前後,在《新青年》上發表《吃人與禮教》、《家族制度與專制主義之根據》等文章,大膽衝擊封建禮教和封建文化,被稱為是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健將,他的思想在當時曾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吳虞文錄》
目錄:《吳虞文錄》序;卷上: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說孝;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吃人與禮教;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卷下: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讀《荀子》書後;消極革命之老莊;明李卓吾別傳;《四川法政學校同學錄》序;《松崗小史》序;《圓明園》序;墨子的勞農主義;附錄:女權平議;孽緣;致陳獨秀;致胡適;致青木正兒;吳虞底儒教破壞論;吳先生墓誌銘;編後記。內容簡介:這本“文錄”,是吳虞力作兼精品的原文照錄。吳虞,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與陳獨秀和胡適齊名,而獨享“只手打孔家店”之勝譽。讀《吳虞文錄》,是閱讀一個時代,是閱盡一派風雲,是感受那時代風雲中一位大師的熱血和靈犀。《說孝》《禮論》《吃人與禮教》《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消極革命之老莊》……一批不可不細細一讀的吳虞上品。筆鋒犀利,論證縝密,文采斐然,大師之謂也。附錄吳虞夫人曾蘭的《女權平議》等,兼有吳虞同陳獨秀、胡適、青木正兒的往來信札,也都富有資料價值。《吳虞文錄》最初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可以看做吳虞早年的思想報告。本書選目基本參照亞東版《吳虞文錄》(1921年10月初版,1929年4月六版),但“附錄”部分有較大的變動:原版只附有《吳曾蘭女權平議》《吳曾蘭孽緣》兩文;其《致陳獨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作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的附錄載於初版《吳虞文錄》卷上,《致陳獨秀(一九一七年六月)》作為《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的附錄載於卷下,這次一併歸在本書“附錄”部分;同時,本書新增加《致胡適》《致青木正兒》《吳虞底儒教破壞論》《吳先生墓誌銘》亦為“附錄”,以期助於讀者進一步了解吳虞及其思想。本書錄入排版是以《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為底本的,“附錄”中新增的文章也來自於此。為儘可能保留文獻原貌計,本書所輯各篇內容一仍底本,只對個別用字做改動。
男女平權
1917年6月1日,吳虞以妻子吳曾蘭名義發表文章《女權平議》。他在文中說,由漁獵生活之平等夫妻時代,入於耕牧生活之專制夫妻時代,則婦女失其自由,為男子之財產,為男子之奴隸矣。專制時代之婦女,出則聽命於夫,入則聽命於翁姑,幽閉閨閫,不能自主,一無所知,一無所能,與六畜無異,只知飲食,只知養子。以此輩無知無能之人為群男之母,則舉國男子當幼稚之時,不受其害者鮮矣。吾國專重家族制度,重名分而輕人道,蔑視國家之體制道德法律並為一談,禮刑所出,其義根本於儒教。孔氏常以女與小人並稱,安能認為主張男女平等之人?且吾人所爭平等,為法律上之平等;所爭自由為法律內之自由;非無範圍之平等,無限界之自由。而天尊,地卑,扶陽,抑陰,貴賤,上下之階級,三從七出之謬談,其於人道主義,皆為大不敬,當一掃而空之,正不必曲為之說也。他呼籲:吾女子當琢磨其道德,勉強其學問,增進其能力,以冀終得享有其權之一日;同男子奮鬥於國家主義之中,追蹤於今日英德之婦女,而固非與現在不顧國家之政客議員較量其得失於一朝也。嗚呼!良妻賢母,固為婦女天職之一端;而生今之世界,則殊非以良賢母為究竟。

他人評價


從吳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時,自己並沒有多少才學。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分裂的。如果以歷史主義或進步史觀看這些人,得出的結論往往會與人們的真實感受天差地別。比如林紓先生,可能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誠的讀書人,但在歷史主義者看來,他是一個遺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動的。而有些非常進步,甚至為歷史做過貢獻的人,可能是一個不恥於眾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吳虞就是這樣。
吳虞從日本學成歸國,回到成都,不時“鼓吹”非儒學說,尤其是非孝非禮的言論。搞笑的是,吳虞自己行事極為專制。很難指望這樣的人能跟別人搞好關係。而這種生活上的災難他會輕易地轉化到觀念上去。他跟父親的關係不好,以至於成為仇敵。如1911年11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魔鬼一早下鄉。心術之壞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來爭奪家產,當吳虞勝訴后,他在日記中發泄說:“大吉大利,老魔遷出,月給二十元。”“余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孫也!”吳虞父親死後,他寫信給住宿學校的兩個女兒,“告以老魔徑赴陰司告狀去矣!”
吳虞的為人和言論在當時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諸多人士聯名宣言攻擊他,將他視為“士林敗類”“名教罪人”。但此時的吳虞已有全國影響,危難之際,北京大學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吳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顯然跟那個新鮮的、充滿朝氣的人際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專制、封建守舊性格開始暴露。
吳虞父女的矛盾,就像當年他跟父親的矛盾一樣不可調和。在家庭糾紛面前,吳虞總是抱怨別人不為他著想。他在日記中說自己的女兒:“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惡劣,以此程度來京留學,將來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對骨肉親情的認知是:“當自覺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不僅曹孟德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吳虞在北京的生活極為優裕,月薪200大洋且廣有田產,但他拒絕出錢供女兒讀書,以至於女兒要革他的命。吳虞自己則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他跟年輕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恥到一邊給親友寫信調查他妻子是否“出門應酬”,一邊服壯陽葯逛妓院。為了贏得妓女嬌玉的歡心,他寫了幾十首《贈嬌寓》,一邊印成詩單供妓院散發,一邊投稿《順天時報》等報紙公開發表。別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記中寫道:“據雲,胡適之在濟南,曾叫姑娘條子。顏任光逛窯子與學生衝突。中大教員余同甲亦然……”這樣的人,學生對他漸漸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極為不滿,他最後只好仍回到成都。
吳虞有悖人情的醜事還沒完結。他有妻有妾,除了兩個女兒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吳虞不僅求巫問卜,留須求子,還在五十九歲時納了一個十六歲的小妾,此舉令吳虞身份盡失,新老人物都對他大肆攻擊,社會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吳虞家庭專制,女兒也看不起他,父女關係極僵。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寂寞的。
即使這樣的人也有幸進入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弄潮。他寫的文章確實影響了當時新舊兩派的論戰,他在《新青年》上發表《吃人與禮教》等文章,被胡適稱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儼然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這些評價里,我們看到進步史觀的局限。他們都從司馬遷那種人性史觀的立場上後退一步,以進步觀念來看待活生生的個人,而遮蔽了個人的善惡是非美醜。從吳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時,自己並沒有多少才學。胡適誇說吳虞以西方法學思想來剖析中國社會,有論者說,這“只是英雄欺人之語,並不確切”。

家庭成員


父吳興傑,字士先,曾任富順縣教諭。吳虞曾娶妻二人,生九女一子,子早夭。前妻曾蘭,字仲殊,號香祖,詩書俱佳,南社社員。後妻常道玄。均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