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鋮

萬曆四十四年（1616）中進士。

天啟初由行人擢給事中，不久因居憂還里。曾經列籍東林，為高攀龍弟子。同鄉左光斗是東林在憲司的領袖人物，也是倚以自重的朋友，在打倒方從哲引入的非東林閣老史繼偕等人的“鬥爭”中立下頭功，因此名列東林骨幹，在《東林點將錄》中綽號“沒遮攔”。

天啟四年春甲子吏科都給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鋮來京遞補。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等一伙人因為與左光斗發生內訌，因此“以察典近，大鋮不可用”，而準備改用高的另一名弟子——同為東林闖將的魏大中。等到至北京時，趙南星一伙人使之補工科。吏居第一，而工居最末。本來按資歷遞補應該輪到吏科的阮大鋮。此時魏忠賢出現了，他讓阮大鋮遂得償心愿。但是官沒能做多久，東林的可怕壓力就讓他上任未及一月便棄官逃回老家。從此與東林決裂。魏忠賢當權時，被召至京城，為太常少卿。深知自己是東林出身，又當上了反東林楷模，估計是兩面難討好，因此行事十分小心。一段時間后，他又歸鄉里，打算觀望形勢。

崇禎二年(1629)魏黨事敗，上書指出東林與閹黨都“黨附宦官”，應該一起罷去（大鋮準備了兩本不同的奏章，一起送至北京的朋友楊維垣處。其一專劾崔、魏之閹黨。其二“以七年合算為言，謂天啟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但楊維垣因為正和東林敵對，因此沒有按照他的囑託“見機行事”，上了第二本）。然後上京任光祿卿。崇禎不聽結果名列逆案被罷官，避居安慶、南京，招納遊俠，談兵說劍，結成文社。中途他想與復社和東林講和，因此在復社領袖張溥為其師周延儒復相而奔走活動時慷慨解囊相助，表示願意重歸東林。東林反對周報答。因此崇禎一朝終未得仕。不過舉薦以自代的馬士英由此登上高位。

崇禎八年（1635）農民起義軍進入安徽。避居南京，廣召勇士，當時復社中名士顧杲、楊廷樞、黃宗羲等憎惡其為人。”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毅宗山陵崩。同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即帝位，馬士英執政，阮大鋮得其薦舉，被起用為兵部右侍郎，不久晉為兵部尚書，編《蝗蝻錄》，據《留都防亂公揭》對東林、復社諸人立意報復，大興黨獄。東林黨人聯合明軍將領左良玉，發動“清君側”。

順治三年(1646)六月清軍渡錢塘，阮大鋮降清。清廷授其內院職銜，后隨清兵入閩，在五通嶺上突然頭面腫脹，貝勒勸留下養病，僵仆石上死。時天氣炎熱，屍體潰爛，清軍草草收殮，不知埋在何處。一說阮大鋮聞馬士英被殺，自投崖下死，被戮屍。

縱觀大鋮一生的官宦生涯只有大約二年左右的時間。然而大鋮卻是著實有文采，而且結交廣泛，在放意歸田的一段時間裡，如史可法、文震孟、張岱、范景文等一批名士，皆曾是大鋮游宴倡和的人。這在阮大鋮的《和簫集》和《詠懷堂詩》之中，都收有大量唱和之作。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大鋮《詠懷堂詩外集》乙部中，有十四首作於天啟甲子的還山詩，其中有：“星占處士山中卧，影弄嬰兒世上名，但使榆關銷戰鬥，何妨花塢有深耕”。又有：“拂袖行呤歸去來，草堂猿鶴莫相猜，雲霄自愧無修翮，雨露誰為棄不材”。雖然是描寫歸隱一類的詩歌，雖有怨氣，但卻不多，確是深得還山詩之三昧。詩不但寫的漂亮，也並不脫離實際，倒是完全符合溫柔敦厚的詩教。大鋮不但在詩歌作上的確是文采斐然。而且於戲曲創作上，也顯示出過人之處。如《燕子箋》、《春燈謎》等陳寅恪先生認為尤推佳作。不過他也沿襲明末規矩，利用戲劇來進行政治宣傳。如大鋮在戲曲《雙金榜》中以戲中人，分別影射東林，東廠和自己。為自己進行無罪地辯解，再三表白自己的清白。大鋮的另一本傳奇《牟尼合》中。

品格本不足道，執政才能也很有限。但他頗有才華，尤善詞曲。所作傳奇戲曲有《春燈謎》《燕子箋》《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賜恩環》《老門生》等10種，前4種今存，合稱《石巢傳奇四種》。詩文有《詠懷堂全集》。

自古小人有才者亦多矣，如唐朝詩人沈佺期、宋之問，宋代有孫覿、方回，蔡京，明時有嚴嵩、趙文華等。而每逢社會發生疾遽變革時代，尤其多見如此人品雖差，但是文采斐然的“精英”。此類人物過去有之，只是不知未來還會有怎樣的變故。大鋮與東林黨錢謙益可謂其中師表。

評論說：大鋮為人反覆，固然不足道，然所以臭名昭著者，蓋反出東林而已。而查其與光斗輩差池，亦不過反覆得保身（光斗未得保身）而已。然而其反覆之故，東林中人又有六七分責任。故曰：大鋮為人偏激而猾。故觀大鋮，可知東林之七分，還有三分，則留待迂人也。

陳寅恪在遺作《柳如是別傳》中：“圓海人品，史有定評，不待多論。往歲讀詠懷堂集，頗喜之，以為可與嚴惟中之鈐山，王修微之樾館兩集，同是有明一代詩什之佼佼者”。

章太炎先生亦曾有評語曰：“大鋮五言古詩，以王孟意趣，而兼謝客之精練。律詩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論明代詩人，如大鋮者少矣。潘岳、宋之問險詐不後於大鋮，其詩至今尤存。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胡先驌先生甚至稱大鋮為“有明一代唯一之詩人”。《中國大百科全書》之《中國文學分卷》中，在“清傳奇雜劇作家”中，也列入了阮大鋮的名字。

明末戲劇家阮大鋮，由於為人奸佞，品格低下，多為士林所擯斥。因此，三百多年來不但對他戲曲作品缺少系統的剖析與評價，就連他的籍貫也出現了“桐城不要，懷寧不收”的情況，至今未能確認，以致留下了一個歷史性的懸案。

現有的各類辭書都一致沿用《明史》上的說法，把阮大鋮定為安徽懷寧人，故清代有“阮懷寧”之稱。（見《池北偶談》）《明史》是清代桐城人張廷玉主持編輯的。他當時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加太保，位高權重，任《明史》總裁，自然有很大的權威性。由他拍板定案的事，別人也不敢妄議。直到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懷寧縣編修縣誌，上百名舉子秀才經過多方考證，發現阮大鋮並非懷寧籍，因而對《明史》上的這個論斷表示極大的不滿《懷寧縣誌·山川》，當記到縣境內的名勝百子山時，加了一段語氣頗重的註解：“舊志雲明季阮大鋮自號百子山樵，辱此山矣。大鋮實桐城人，今禮部題名碑及府學前進士坊可考也。”公開把阮大鋮這個“急權勢，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錢澄之語）推到桐城，這還是第一次。可惜禮部題名碑與府學前的進士坊均毀，懷寧的抗議之聲雖高，但桐城縣根本不買這筆帳。

其實，桐城的阮姓人家比懷寧多，集中在東南鄉（音藕）山山麓。山腳下葬著宋朝解元阮晉卿，明季抗倭英雄、浙江兼福建巡撫副都御史阮鶚。這些人物都是赫赫有名的，死後皆得到皇封御葬，曾給古老的桐城縣帶來榮耀。至於明末兵部尚書阮大鋮，是不是歸屬於這個豪門大族呢？歷屆《桐城縣誌》都沒有記載，在山山麓也找不到他的半塊殘碑。

抗日戰爭時期，桐城有個叫房夢覺的人，閑居在浮山腳下，寫了一本很不出名的小志——《浮渡名勝志》。志中介紹到浮山五雲岩時，有這麼一段記述：“關外有五雲岩，岩在翠華之上。亦曰阮集之讀書處，為明末邑人阮大鋮讀書所也。龍眠（桐城）昔多名臣、理學，以大鋮附魏閹，故多諱之，常寄居皖城（安慶——引者注），故稱大鋮為懷寧人。”浮山之上，確有“阮集之讀書處”，題刻至今尚存。此岩高八尺，縱十尺，橫二十四尺。岩洞空闊，居高臨下，可攬浮山之勝。若照這段記載，事情就清清楚楚的了。阮大鋮不僅是桐城人，而且還是被龍眠的名臣理學家們，為邑隱惡而排擠出縣籍的。至於其中包不包括《明史》總裁張廷玉，就不得而知了。

《浮渡名勝志》不屬於官修，對這歷史性的懸案難以為證。但作者是桐城人，所記之事不能不說是一條重要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