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則誠

高則誠

高明(1305年—明初),字則誠,一字晦叔,號菜根道人,人稱“東嘉先生”,浙江瑞安人。出生書香門第、翰墨世家,少博學,精《春秋》,工書法。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至正四年(1344年)參加鄉試中舉,次年又中進士,從此進入仕途。歷任處州錄事、江浙行省丞相掾、浙東軍幕都事、紹興府判官、江南行台以及福建行省都事等職。為官清介廉明,敢忤權貴炎勢,調護百姓。曾平反許多冤獄,核實平江圩田,免去稻米四十萬石,民賴以安。元末方國珍據浙東,曾邀留幕下不從。至正十六年(1356年)左右,辭官歸隱,寓居鄞縣(今屬浙江寧波)櫟社沈氏樓,潛心於《琵琶記》的創作。作品問世后,蜚聲劇壇,達到“演習梨園,幾半天下”的盛況,成為元末劇壇上一朵璀璨奪目的鮮花。從明以來六百多年,代有刻本,流傳不衰。 《琵琶記》是我國南戲史上第一部由“名公”文人作者參與創作的戲文,代表了南戲藝術的最高成就,是宋元戲文的終結和明清傳奇的先聲,它的誕生標誌著南戲創作藝術上的成熟,是傳奇的典範之作,對後世傳奇的發展影響深遠,被譽為“南戲之祖”(或傳奇之祖)。高則誠所作除《琵琶記》外,還有《閔子騫單衣記》戲文一種,失傳;並有詩文《柔克齋集》二十卷,也已散佚。現僅存詩、文、詞、散曲五十餘篇。

人物生平


高則誠
高則誠
瑞安地古屬永嘉郡,故他常自署“永嘉高明”。唐武德五年置東嘉州,人又稱他為“東嘉先生”。約生於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卒於明初。高明出生在瑞安崇儒里柏樹(今閣巷鎮柏樹村)一個詩人、隱士家庭。祖父高天錫、伯父高彥和弟高暘都是詩人,父功甫早卒。同里陳姓,與高家世有姻連。高明祖母和妻子為陳氏女,而高明女孫復作陳氏婦。陳族祖孫四世十五人,均是詩人,都能為文作詩,且有通曉音律者。
高明幼聰慧,得陳家人賞識。進陳氏家塾,未曾多習舉子業,倒是耳濡目染,雜學旁收,跟學有專長的長輩習各種知識,故而“自少以博學稱”。及長,從烏傷(今義烏市)宿儒黃溍游,同門有宋濂、王褘、戴良、陳基等。復漫遊江、浙一帶,與友人觴詠唱和。后回鄉設帳授徒。他前半生約40年,過著“師友一門兄弟樂”的 隱士、詩人生活。其《賦幽慵齋》一詩,可為此時期思想、生活之寫照:“閉門春草長,荒庭積雨余。青苔無人掃,永日謝軒車。清風忽南來,吹墮几上書。夢覺聞啼鳥,雲山滿吾廬。安得嵇中散,尊酒相與娛。”
元順帝至元六年(1340)下詔恢復科舉考試。高明在祖父督促和親友催勉下,又自視為懷瑾握瑜之士,當從仕途上一展抱負:“入踐廷宇,陪老成之讜議;出臨郡邑,布恩德於罷氓;使殊功茂績,炳然一時,以答清朝設科盛意,且非君平昔之志,而亦吾黨所望於君者哉?”於是“嘆曰:人不專一經取第,雖博奚為?乃自奮讀《春秋》,識聖人大義,屬文操筆立就。”參加至正四年(1344)鄉試,次年登進士第。時年約40,已屆不惑之年。高明初任處州錄事。他年青時曾作詩“幾回欲挽銀河水,好與蒼生洗汗顏”,此番入仕,當身踐力行而有所作為,為蒼生辦事。“時監郡馬僧家奴貪暴,(高)明委曲調護,民賴以安。”任滿,“民辦去思碑,劉基為文記之。”
江浙行中書省官聞其名,闢為丞相掾吏。杭州任,為他仕途上春風得意之日。高明為人剛毅耿直,為官清正廉明,辦事幹練閑熟,得共事者之賞識。“而君亦雅義名節自勵,公卿大夫咸器君行能”他從參政樊執敬核實平江圩田,得蠲租米無征者四十萬石”,又與葛元哲同為參政蘇天爵編定《滋溪文稿》30卷。每當別掾有故,他即權代其事,“君稽典冊,定是非,酬應如流”,故而,“儒生稱其才華,法吏推其練達”,“聲聞益隆矣!”遇上不合意願事,“輒上政事堂慷慨求去”。
在杭州,他曾去憑弔岳飛子冢。諸多詩人曾為“三字獄”寫下詩作,或激昂高歌,或低回詠嘆,高明作《和趙承旨題岳王墓韻》:
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系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高明此詩與眾多詠岳飛詩作不同,不只是流露出、也不僅是停留在對宋朝國亡之悲痛上,尤為難得者,在於揭示國亡罪責得由南宋最高統治者承擔。由於“內廷”下“班師詔”,致“絕漠”落金人之手,使大將未能乘勝追擊收復失土。同時指出岳氏父子“愚忠”,“甘伏節”,而置分支之萬里山河於不顧,“竟”字見指責。此種識見,遠較他詩為深刻。尾聯更以“有理身地”與“二帝遊魂”顯強烈比照,對南宋帝王作進一步批判。詩之寫作與其在杭州任上之作為及感受分不開。
高明忙碌於仕途,躊躇滿志,其內心卻並非平靜,矛盾、苦悶、彷徨,時時泛起,以至於對仕宦生活感到厭倦。至正九年八月,他去崑山會友人顧仲瑛,歸杭州后,作《碧梧翠竹堂後記》一文,吐露心曲。“比至城廓,車馬雜喧,塵坌紛起,慨想昨昔所游,疑為夢中見矣!”文未,寄語仲瑛:“君碧梧翠竹之樂,不易得也,第安之,他日毋或汩於綠仕,而若余之不能久留久。”
高則誠
高則誠
至正八年(1348),台州方國珍聚眾起事,受招撫,成為元朝官史;十年十二月復叛。有旨:令行省臣總諸郡兵平“亂”。省臣以高明為溫州人,熟悉海濱事,“擇以自從。君亦庶幾因得自效”。浙東帥達公賞識高明才幹,“一見君歡然!”主帥以“除凶”為已任,高明則與之相左,“論事不合”,便“避不治文書”,致“師出逾三時”,亦不顧。事後,回省城,受冷遇。經此事後,高明感到宦海風濤險惡,對友人及鄉人深有感觸地言道:“前輩謂土子抱腹笥、起鄉里、達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榮至矣,孰知為憂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於今乃信!”遂萌退志,“莫將塵土污儒冠”。然而,既入仕途,身不由己,他仍為宦事所羈絆,不禁感嘆:“飄零王粲辭家久,牢落潘郎感發稀”、“孤松三徑依舊在,童僕正遲陶淵明”!至正十二年秋,任紹興路判官,未久,轉慶元路(今寧波市)推官。他借《題畫龍》為喻:“乾坤萬里蘇旱喝,草本無言生意悅。歸來高卧碧潭雲,獨抱神珠弄明月。”表示未敢忘卻為百姓辦事,以之自解自勉自慰。推官為專管刑獄之職,“四明獄囚多冤,明平反允當,人稱神明”。覆盆之冤,一一得洗刷昭雪,“囹圄一空”。當地名士袁彥章作詩稱讚:“州縣按臨分枉直”,“筆端一點春無限”,“圜扉羅雀文書靜”,與府志所載相符。其後,調江南行台掾,“數忤權貴”,他不得不“謝病去”。經此挫折,退志益堅。“歲晚仲宣猶在旅,年來伯玉自知非。”嘆息已身似王粲處亂世而懷才不遇,應如蘧伯玉悔省而遁世。
他寫《次韻酬高應文》一詩寄在家鄉好友高應文,回顧十餘年仕宦生活,感慨萬千: “曾向天涯釣六鰲,引帆風緊隔銀濤。江山有恨英雄老,天地無情雨露高。七國游淡厭犀首,十年奔走嘆狐毛。爭如蓑笠秋江上,自膾鱸魚買濁醪。”

人物評價


高則誠創作的《琵琶記》,是中國13世紀最傑出的文學作品之一,是中國戲曲史上一顆耀眼的明珠,它上繼宋元南戲,下開明清傳奇,為中國戲劇獨特的表現形態(歌舞演故事)提供了定向發展的坐標。由《琵琶記》創設的劇本形式與表演格局700年來基本上沒有變過,從這一意義說,高則誠是中國戲曲真正的奠基人。

人物事迹


創作歷程
傲骨嶙峋,卓然特立,十年奔走,天地無情,當賦歸去,“自膾鱸魚買濁醪”。
至正十六年後,朝廷命他為福建行省都事,他無意戀棧。時分省慶元之方國珍欲留其在幕下,高明力辭不從,以禮延教子弟,亦不就,歸家也不成,旅居於慶元。元廷任其為國史院典籍官,未之任,“旅寓鄞之櫟社沈氏,以詞曲自娛”,撰寫戲文《琵琶記》。
《琵琶記》插圖
《琵琶記》插圖
在宋 代溫州戲文中,原有《趙貞女蔡二郎》一戲,徐渭《南詞敘錄》謂“即舊(蔡)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實為戲文之首。”高則誠於以改造,將負心蔡伯喈(即蔡邕),改塑為“違心人”:蔡伯喈奉父命違心去應舉,被牛相強招為婿進相府,朝廷不準辭官歸養雙親,終使他滯留京師,災荒之年,二親雙雙亡故。高則誠把自己仕途蹭蹬中之痛苦與感受,熔鑄進主人公蔡伯喈形像中去,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是應舉為官,招致蔡家一門家破人亡,以此揭露封建科舉制度和仕宦道路之罪惡,人謂整部戲作“純是一部嘲罵譜”。較之《趙貞女蔡二郎》,有更為深廣的社會意義。
高則誠尤傾注心於趙五娘形像之抒寫。趙氏勇於承擔苦難,荒年飢歲,隻身一人,竭盡全力奉侍雙親,雖受委屈,始終不渝,成為中國中世紀勞動婦女典型。“高則誠填詞,夜案燒雙燭,填至(趙五娘)《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花交為一,詢異事也。”
高則誠在《琵琶記》起首云:“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為達動人境地,高則誠取草本反覆吟唱,一再修改,決不苟且。“闔關謝客,極力苦心,歌詠則口吐涎沫,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積之歲月,然後出以示人。”《南詞敘錄》也有類似記載:“相傳,則誠坐卧一小樓,三年而後成。其足按拍處,板皆為穿。”
高則誠撰成《琵琶記》,極大地提高南戲藝術水平,“用清麗之詞,一洗作者之陋,於是村坊小伎,進與古法部相參,卓乎不可及已。”被尊為“曲祖”,“《琵琶記》乃高則誠所作,雖出於綱領,不宜取便苟且,須從頭至尾,字字句句,須要透徹唱理,方為國工。”廣為傳演,“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指《西廂記》和《琵琶記》)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眾樂,無暇雜陳。”朱元璋於1368年建立明王朝,高明的一些好友和同門如劉基、宋濂、陳基、王褘、趙*等,紛紛前往應天效力,朱元璋徵召他,以疾辭。不久,患病去世,葬於家鄉。《清潁一源集》載其墓地在柏樹橋南岸,乾隆《瑞安縣誌》則謂“在十五者築墳匯”,有待後人去發現。友人陸德暘以詩哭之:“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早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從詩意看,高明當卒於明初,終年約70歲。

作品評價


《琵琶記》連環畫插圖
《琵琶記》連環畫插圖
南戲《琵琶記》是 高明得以名揚後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時民間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戲文之首”《趙貞女蔡二郎》的基礎上進行再創作而成。在宋代民間講唱、戲文中,蔡伯喈是一個棄親背婦的反面人物,高明卻把他改寫成孝義兩全的正面形象。關於高明作《琵琶記》的起因及劇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經有過種種不同的說法,不過多為捕風捉影之談。姚華《菜猗室曲話》說:“柔克所譏,蓋屬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實有其人,即以為諷世之作可也。”,《琵琶記》被稱為戲文中的“絕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它描寫人情,真實細膩,婉轉曲折,能深深打動讀者。劇中雙線交錯發展,以富襯貧,以喜襯悲,二者成鮮明對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時代的社會矛盾,加強了悲劇的氣氛,文詞以本色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貞說:“(高)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回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傳說高明寫劇本時,“其足按拍處,板皆為穿”,表明他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認真的。高明墨跡《琵琶記》是把民間戲文與文人創作結合起來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戲創作提高到藝術上比較成熟、能為雅俗共賞的新階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讚賞,獲得不同階層人們廣泛的愛好。自它以後,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紛紛起而製作戲文,以致蔚然成風。
《琵琶記》成為南戲創作的範本,獲得“曲祖”(魏良輔《曲律》)、“南曲之宗”(黃圖珌《看山閣集閑筆》)的稱譽,對後世的戲劇創作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它還被譯為法文、日文,傳播國外。中國戲劇家協會曾於1956年在北京召開關於評價、整理《琵琶記》的討論會。《琵琶記》的傳本很多,《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收有清陸貽典鈔本《蔡伯喈琵琶記》,是保持古本原貌較好的本子。明嘉靖蘇州坊刻巾箱本與此相近。1958年在廣東揭陽出土的嘉靖寫本,也屬“元本”範疇,是今存最早的藝人演出本。其餘均經後人刪改,與原本差異較大。
藝術成就及現實意義
《琵琶記》標誌著南戲從民間俚俗藝術形式發展為全面成熟階段,是南戲發展史的里程碑。《琵琶記》的文學成就大大超過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作品。高則誠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把戲文的劇本創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傑出作家,他在南戲發展史上的地位頗似雜劇發展史上的關漢卿。《琵琶記》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不隻影響到當時劇壇,而且為明清傳奇樹立了楷模,故被稱為“南戲之祖”。
高則誠塑像
高則誠塑像
《琵琶記》的結構布置最為人稱道。呂天成《曲品》說:“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趙五娘在家鄉的苦難景象交錯演出,形成強烈對比。《成婚》與《食糠》,《彈琴》與《嘗葯》,《築墳》與《賞月》,以及《寫真》,都是寫的很成功的篇章。對比的寫法突出了戲劇衝突,加強了悲劇的氣氛。
《琵琶記》的詞采成就最高,既有清麗文語,又有本色口語,而最重要的則是體貼人情的戲劇語言,王世貞《藝苑卮言》說:“(高)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
全劇典雅、完整、生動、濃郁,顯示了文人的細膩目光和酣暢手法。它是高度發達的中國抒情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結合。總之,《琵琶記》不論在思想內容上,人物形象上,還是在結構和語言方面,都有獨特之處,值得欣賞玩味。因此,《琵琶記》是一部值得弘揚的優秀劇作。
《琵琶記》所敘寫的,確是“子孝與妻賢”的內容。高明強調封建倫理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譽《琵琶記》是“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南詞敘錄》)。在這方面,《琵琶記》產生過一些消極的作用。但高明主張戲曲必須有關風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當時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戲看作可以“載道”的工具,卻意在抬高南戲的地位和價值。同時,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於封建倫理而產生的社會悲劇,而給予觀眾強烈的震撼。
《琵琶記》儘管從正面肯定了封建倫理,但通篇展示的卻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貞有烈”的趙五娘的悲劇命運,從而可以引發對封建倫理合理性的懷疑。在封建時代,恪守道德綱常的知識分子,經常陷入情感與理智,個人意願與門第、倫理的衝突之中。《琵琶記》的悲劇意蘊,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單純譴責負心漢的主題,更具社會價值。
《琵琶記》是一部勸忠勸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內容極為豐富的主題多義之作。在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中華民族長期形成並逐步發展起來的忠孝節義等社會道德觀念,包含有好的和壞的兩種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維護父母的絕對利益,要兒子作出無謂的犧牲,作奴隸式的服從,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則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類的愚孝,這是壞的。有熱愛父母,善事父母,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賢孝,這是好的。《琵琶記》意在宣揚賢孝,宣揚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這對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史籍記載


高則誠塑像
高則誠塑像
高則誠不僅是一位戲曲作家,而且還是一位書法家。明人汪珂玉《珊瑚網》中載其“善書,《元名公翰墨卷》有高則誠書”。晚年居四明。多次為友人題識,為碑刻書丹,“詞章翰墨,人得之者不啻拱壁。”(高)則誠書法方正剛勁,凝重深厚,具有莊重正大氣度。《題唐康居國賢首祖師墨跡跋》手書,為瑞安林大同所發現,後傳其哲嗣林鏡平,報告,“文化大革命”中迷失。現僅存照片複製件。
孫詒讓《溫州經籍志》載:高明有詩文集《柔克齋集》二十卷,“明中葉時已無傳本”,今僅存殘篇散什。

後世紀念


高則誠紀念館
高則誠故居
高則誠故居
高則誠故居 在明代中期已蕩然無存。為紀念先賢,1994年,瑞安市在柏樹村重建了高則誠紀念館。這座造型古樸的紀念館由高則誠紀念堂、高則誠衣冠冢組成,佔地面積960平方米,建築面積300平方米。高則誠衣冠冢的東首有個集善院,原為宋末遺臣陳則翁等供奉宋朝歷代皇帝牌位而倡建,是寄託亡國哀思的紀念性建築,因曾為高則誠兒時讀書之所,又稱高明學堂,具有雙重歷史意義,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