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

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七日，妥懽帖睦爾出生於西北察合台汗國所屬的金山（阿爾泰山）一帶。他是元朝周王和世瓎（後來的元明宗）的長子，元世祖忽必烈的五世孫，其世系依次是真金（元裕宗）、答剌麻八剌（元順宗）、海山（元武宗）、和世瓎（元明宗），而妥懽帖睦爾的出生與成長也是伴隨著皇位之爭的腥風血雨。至大四年（1311年），元武宗海山（妥懽帖睦爾的祖父）駕崩，他的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以皇太子身份繼位，是為元仁宗。按元武宗與元仁宗的約定，繼承仁宗皇位的是武宗長子和世瓎，但仁宗即位后卻反悔了，試圖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後來的元英宗）為皇太子，而把和世瓎封為周王，命其出鎮雲南。延祐三年（1316年）十一月，和世瓎行至延安時，與武宗舊臣圖謀恢復皇儲地位，結果招來仁宗的追殺，和世瓎被迫奔往西北的金山（阿爾泰山），得到察合台汗國的庇護。在和世瓎避難金山期間，納了一名回回女子、郡王阿兒廝蘭的後裔罕祿魯邁來迪，並與她生了妥懽帖睦爾。邁來迪生下妥懽帖睦爾後便去世了，後來被追尊為貞裕徽聖皇后。

妥懽帖睦爾出生那年正值元仁宗駕崩之年。此後至天曆元年（1328年），元朝皇位更迭頻繁、內亂不斷，先後經歷了元英宗、泰定帝、天順帝三位皇帝，皇位又落入了武宗一系的手裡，這就是在兩都之戰中取勝的和世瓎之弟圖帖睦爾（元文宗，即妥懽帖睦爾的叔叔）。圖帖睦爾宣稱將皇位禪讓於自己的哥哥和世瓎，和世瓎在天歷二年（1329年）即位於漠北，是為元明宗，沒來得及去大都便被圖帖睦爾一夥毒死於王忽察都。圖帖睦爾再次登基，是為元文宗，元明宗留下的孤兒寡母的地位岌岌可危。天歷三年（1330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妥懽帖睦爾的嫡母）被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殺害。至順元年（1330年）七月，元文宗將妥懽帖睦爾流放到高麗大青島加以監禁，不許與外界接觸。第二年，有人向文宗密告遼陽與高麗要奉妥懽帖睦爾造反，文宗乃昭告天下，聲稱妥懽帖睦爾不是元明宗的親生兒子，並在至順二年（1331年）十二月派遣樞密院使尹受困、中丞厥乾等從高麗接回了妥懽帖睦爾，轉而流放他到廣西靜江（今桂林）。

妥懽帖睦爾在靜江居住了一年左右，在這期間他寓居於大圓寺中，受該寺的秋江長老教導，學習了《論語》《孝經》，並每日練習寫字兩張。後來妥懽帖睦爾被召回大都時，還將他學習所用的書冊文具藏入小皮匣中，隨時翻看。妥懽帖睦爾性格亦活潑好動，常常掘地為穴，撒尿其中，然後活成泥，做成各種玩具。又喜歡養“八角禽”，有時鳥飛到池塘中的枯樹枝上，妥懽帖睦爾竟顧不得脫靴，下水捕捉，秋江長老多次加以制止。他還經常做孩子王，帶領二三十個小孩做紙旗杆，插在城上。秋江長老還注意培養妥懽帖睦爾的言行舉止，教導他：“太子乃國家金枝玉葉，不比凡民，見大官人來，切不可妄發言，亦不可不自重。”於是每當有官吏來寺里巡查時，妥懽帖睦爾就正襟危坐，官吏一旦離開，就嬉戲如初，所以是“一時勉強，素非涵養有之”。妥懽帖睦爾即位后，為報答秋江長老的恩德，不僅大加賞賜，還將大圓寺改為萬壽殿（現址為靖江王府）。

元文宗驅逐妥懽帖睦爾以後，便於至順元年（1330年）十二月立自己的兒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可是一個月後太子就死了。這對信仰藏傳佛教、相信因果報應的的元文宗夫婦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儘管他們還有兒子燕帖古思，但文宗在至順三年（1332年）八月駕崩時遺言：“當年在晃忽叉（王忽察都）弒殺明宗皇帝是我鑄成的大錯，後悔莫及。如今我有一子燕帖古思，雖然我愛他，但現在理應將皇位傳給明宗的長子妥懽帖睦爾。這樣我去世后也對明宗有個交代了。”

當時，把持朝政的權臣太平王燕帖木兒沒有立年長的妥懽帖睦爾，而是立了就在大都的明宗幼子懿璘質班（妥懽帖睦爾異母弟）繼位，是為元寧宗。不料當年十一月，元寧宗就駕崩了。燕帖木兒欲立燕帖古思繼位，但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堅持立妥懽帖睦爾。於是派遣中書左丞闊里吉思前去靜江接妥懽帖睦爾回京。到了良鄉，燕帖木兒率人持鹵簿來迎接他。燕帖木兒與妥懽帖睦爾並馬徐行，說明了擁立他為皇帝的意思。妥懽帖睦爾還是個十三歲的孩子，一時嚇得不敢回答，所以燕帖木兒懷疑他，到大都后也沒有立他為帝，再加上司天監的太史也說妥懽帖睦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所以元朝皇位空缺了半年之久。

元代藏文史料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載，當時的占卜者說：“如果和世瓎的長子妥懽帖睦爾在雞年等待六個月然後再登上皇位，那麼皇運將和薛禪汗（元世祖）一樣久長。”對此說法，眾位大臣們說：“這樣將皇位空置，國家的責任由誰來擔負？”這時燕帖木兒說：“你們對天神的預示再好好測算，如果真是如此，能使皇帝聖壽久長那就再好不過，皇位空懸時期國家重任由我來承擔。”

在這半年間，卜答失里臨朝稱制，燕帖木兒的弄權也登峰造極。至順四年（1333年）五月，燕帖木兒因縱慾過度而亡，卜答失里在內定自己的兒子燕帖古思為妥懽帖睦爾繼承人以後，決定正式奉妥懽帖睦爾為帝。

至順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日，妥懽帖睦爾即位於上都，是為元惠宗。元惠宗即位后改年號為“元統”，並封燕帖木兒之女伯牙吾氏（答納失里）為皇后、卜答失里為太皇太后、燕帖古思為皇太子。

妥懽帖睦爾登基后，是一個“深居宮中，每事無所專焉”的傀儡皇帝，繼燕帖木兒而興的權臣伯顏以右丞相的身份專擅朝政，但是燕帖木兒家族的勢力仍然很大，其弟撒敦為左丞相、兒子唐其勢為御史大夫，女兒答納失里還擁有皇后之尊。到元統三年（1335年）時，撒敦死去，唐其勢升為左丞相，欲與伯顏爭權，遂與撒敦弟答里密謀發動政變，殺伯顏，廢順帝，另立元文宗的義子塔剌海（燕帖木兒之子，唐其勢之弟）。同年六月，伯顏粉碎唐其勢的政變，消滅燕帖木兒餘黨，同時將答納失里皇后逐出宮中，並將她殺害。同年十一月，元惠宗以“祖述世祖”為名改年號為“至元”。

當時，伯顏被封為秦王，一手遮天，“勢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他大肆排斥異己，甚至殺了自己的老主人郯王徹徹禿一家，並貶謫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和威順王寬徹普化。他聚斂財富，窮奢極欲，甚至出入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宮中，與其私通，以致大都傳誦“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著”的諷刺伯顏的歌謠。伯顏最被人詬病的是排漢的民族壓迫政策，在他的主導下，蒙古、色目毆打漢人、南人不得還手，禁止漢人、南人學習蒙古、色目文字，重申漢人、南人不得執兵器之戒，嚴格控制漢人做官的限界，漢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在伯顏當權下的中書省只有王懋德、許有壬、傅岩三人做過左丞和參知政事。地方上甚至還沒收漢人鐵制農具及禁止漢人文化活動。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伯顏取消了科舉考試，也是一大倒退。在面臨漢人反抗時，伯顏甚至提出了殺絕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主張，所幸元惠宗沒有聽從。

伯顏的倒行逆施使社會矛盾原本就十分尖銳的元朝更加動蕩不安，廣西、山東、四川、江西、福建、河北、河南等地爆發了農民起義或少數民族起義，元末農民起義的著名領袖彭瑩玉就是在至元四年（1338年）發動袁州起義，失敗后廣泛傳播白蓮教，埋下了十多年後全國性動亂的火種。而至元五年（1339年）在河南更發生一起“假傳聖旨”的鬧劇，河南吏員范孟自稱有聖旨，殺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以下一干官僚，不久后范孟被殺。此事可以看出當時元朝綱紀鬆弛到了何等程度。

伯顏專權所導致的亂象都被元惠宗看在眼裡，他與伯顏的侄兒脫脫早已圖謀除掉伯顏。而伯顏也蠢蠢欲動，與卜答失里合謀以燕帖古思取代順帝。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惠宗與脫脫利用伯顏出獵之機，發動政變，罷黜伯顏，先貶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再流放南恩州陽春縣（今屬廣東），至此伯顏時代落下帷幕，順帝得以親政。在政變中，順帝坐鎮玉德殿，主符檄，發號令，其間楊瑀等文臣在御榻前起草貶斥伯顏的詔書時，有“以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的語句，順帝指示說：“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時。”充分顯示出他的果斷與精明。同年六月，元惠宗為報殺父之仇，下詔毀太廟文宗室，廢太皇太后卜答失里並將她賜死，流放燕帖古思，還繳銷了當年元文宗宣稱他不是元明宗兒子的詔敕。元惠宗完成復仇之舉后，“被服袞冕，祼於太室”，祭告父親元明宗，並追上謚號。次年正月，元惠宗改元“至正”，任命脫脫為右丞相，宣布將“與天下更始”，準備大展宏圖、中興元朝。

進入至正時代，元惠宗“圖治之意甚切”，脫脫為挽回元朝統治危機，亦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史稱“脫脫更化”。脫脫恢復了科舉制度，頒行《農桑輯要》，整飭吏治，徵召隱逸，蠲免賦稅，開放馬禁，削減鹽額，編修遼、宋、金三史，實行儒治，包括開經筵與太廟四時祭、親郊祭天、行親耕禮等活動。在元惠宗的勵精圖治與脫脫的勤勉能幹之下，至正初年的元朝一度呈現迴光返照的局面，在伯顏時代受壓抑的漢族儒生也為之振奮，當時的歐陽玄寫道：“至正賓興郡國賢，威儀重見甲寅前。杏園花發當三月，桂苑香銷又七年。豹隱山中文澤霧，鵬搏海上翼垂天。明時禮樂須奇俊，莫道儒生自聖顛。”

就在“更化”如火如荼的至正四年（1344年），脫脫以多病而欲隱退，再加上薩滿說流年不利，所以連續十七次上表請辭，順帝終於同意。此後5年間，元惠宗又任用阿魯圖、別兒怯不花、朵兒只、賀惟一（太平）等人為相，他們雖然不是奸臣，但能力都不如脫脫。在此期間，元惠宗繼續推行了以廉政建設為中心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頒行《至正條格》、定薦舉守令法、派遣24名官員巡視宣撫全國各地等。元惠宗亦未喪失圖治之心，他十分重視地方守令的任用，必須親自過目，考察其賢愚，並諄諄告誡那些陛辭的地方官說：“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饑渴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為我牧此民，無使之失所，而有饑渴之患，則為良牧守矣。”在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遣官奉使宣撫時，又命其“布朕德意，詢民疾苦，疏滌冤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可是當時奉使宣撫的官員除了蘇天爵、王守誠等少數人較有政績以外，其餘反而加劇了官場的腐敗與民間的疾苦，特別是江西、福建一帶，更流傳著“九重丹語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卻啼天哭天”、“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等民謠。可見元朝的腐敗已是無可救藥了。

對元惠宗打擊最大的要數當時罕見的天災。自至正四年（1344年）以後，中國進入了災害多發期，尤以腹里和河南行省最為嚴重。那時候，黃河決口、飢荒頻仍、瘟疫爆發，人民流離失所，大量死亡，就連大都也受到影響，當時客居大都的高麗人李谷寫道：“饑民雲集京師，都城內外，呼號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元惠宗命官府加以賑濟，並頒詔罪己，至正九年（1349年）又重新起用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希冀挽回元朝的頹勢。

此時由天災引發的後遺症正困擾著元廷，首先是由河患引發的嚴重的財政危機，漕運、鹽稅銳減，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下跌，國庫漸虛；其次是河患導致社會動蕩不安，小規模農民起義頻繁發生，特別是至正八年（1348年）方國珍兄弟嘯聚海上，對元廷賴以生存的海道漕運構成威脅，元廷無法鎮壓，只得加以招撫；同時，吏治不僅沒有根本性的扭轉，反而在災荒時期變本加厲，史載“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總之，元朝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亂一觸即發。脫脫第二次拜相后，試圖力挽狂瀾，但他採取變鈔和起用賈魯治河兩大政策，卻為元朝掘好了墳墓。時人譏諷說：“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終於，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由劉福通等紅巾軍引爆元末農民起義，順帝派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率6000蒙古精銳阿速軍及各路漢軍前往鎮壓，但對陣時見紅巾軍聲勢浩大，急呼“阿卜！阿卜！”（跑），根本無力鎮壓。史載“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凡浙西、江東南、湖南北，以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元朝在許多地方的統治機構癱瘓，陷入土崩瓦解的絕境。

元惠宗也不再有至正之初的那種勤政朝氣，開始寵幸佞臣康里人哈麻，但仍然過問政事。順帝問責脫脫：“汝嘗言天下太平無事，今紅軍半宇內，丞相以何策待之？”脫脫汗流浹背。脫脫面臨元末農民起義的亂局，一方面加緊防漢措施，軍機一概不讓漢人與聞；一方面依賴地主富豪的捐獻及其組織的“義兵”來對抗紅巾軍，造成了元末軍閥混戰的惡果，同時，脫脫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八月親自南下督師，鎮壓徐州的芝麻李紅巾軍，九月破徐州，屠其城。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底，紅巾軍一度轉入低潮。以順帝為首的元朝統治者忘乎所以，為脫脫建生祠於徐州（當時已改名武定州），立平寇碑，又封賞各有功將領。此時元廷開始商議立高麗貢女奇皇后所生的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脫脫對此有微詞，哈麻趁機挑撥離間，為元宮廷的內亂埋下伏筆。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張士誠崛起，在高郵建立大周政權，同年九月，元惠宗再命脫脫出師，不僅包括蒙古、漢軍，還囊括了西域、吐蕃、高麗等地的軍隊，號稱百萬之眾。張士誠無力支架，只能死守孤城高郵。哈麻利用脫脫不在朝，又進讒言誣陷脫脫及其弟也先帖木兒，順帝聽信了哈麻等人的話，下令削脫脫兵權，安置淮安路。脫脫深受忠君思想影響，接詔后便交出兵權，而他所統率的“大軍百萬，一時四散”，紅巾軍勢力大振，元朝官軍再也無力組織起來鎮壓起義了，只能依靠地主武裝。脫脫全家被流放，他本人先後被安置於淮安路、亦集乃路、雲南鎮西路，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二月在流放雲南的途中被哈麻矯旨殺害。

自脫脫被逐殺以後，元惠宗徹底墮落，他受哈麻蠱惑，聲色犬馬，沉溺密宗，修鍊所謂“男女雙修之術”，還在宮中建清寧殿，繞殿一周建百花宮，每五日一移宮，朝政則交給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至正十六年（1356年），哈麻企圖讓順帝禪讓於皇太子，被其妹夫禿魯帖木兒捅給順帝，元惠宗大怒，說：“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耶？”遂貶斥哈麻。此後又有朴不花、搠思監等攪亂朝政。史載“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當時元朝已喪失半壁江山，就連都城也處於危機之中。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元朝陪都上都被破頭潘、關先生所率的紅巾軍攻破，宮闕被焚，此後元惠宗停止了每年到上都避暑的傳統。至正十八、十九年，由於農民起義導致漕運斷絕，大都發生飢荒，餓死數十萬人。這一狀況直到張士誠降元運糧才有所好轉。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漠北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起兵作亂，直逼上都，並遣使告訴順帝：“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國璽授我，我當自為之！”次年被鎮壓。

此時奇皇后與皇太子漸萌異心，企圖讓元惠宗禪位。他們害死了反對內禪陰謀的左丞相賀惟一，又以宦官朴不花、丞相搠思監為倚靠，趕走直言進諫的陳祖仁、李國鳳等大臣，逐漸控制了朝廷。外部則是元廷倚賴鎮壓紅巾軍的察罕帖木兒（後由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繼承）與孛羅帖木兒兩支軍閥相互爭搶地盤，中原大地民不聊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受皇太子一黨陷害的順帝母舅老的沙出奔大同的孛羅帖木兒大營，皇太子一黨追索不成，要求順帝討伐孛羅帖木兒，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和七月，孛羅帖木兒兩度進攻大都，先迫使順帝交出朴不花與搠思監，將其殺死，后又使順帝拜他為右丞相，並趕走了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皇太子逃到太原的擴廓帖木兒大營中，元朝一度呈現兩個朝廷的局面。孛羅帖木兒當政之初，殺掉了禿魯帖木兒等教順帝淫樂的奸臣，趕走宮中的西番僧侶，裁汰宦官，減省錢糧，一度頗有作為，但後來穢亂後宮，酗酒殺人，而且在皇太子一方來攻時，吃了幾個敗仗，元惠宗也對孛羅帖木兒極其不滿，命威順王子和尚伺機暗殺孛羅帖木兒。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二十九日，孛羅帖木兒入宮時被殺手徐士等人刺殺於延春閣李樹之下。刺殺行動進行時，順帝躲在密室內，約定事成則放鴿鈴聲。聽到鴿鈴聲后，順帝走出密室，下令民間殺盡孛羅帖木兒的部下（即所謂“川軍”），同時命人將孛羅帖木兒的人頭裝進匣子里，送到太原的皇太子處。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擴廓帖木兒護送皇太子還京，順帝任命老臣伯撒里為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為左丞相，宮廷內鬥告一段落。

而後，元惠宗又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南下肅清江淮，不料卻引發了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張良弼等諸多軍閥在河南、山西、陝西等地混戰的局面。元惠宗懷疑擴廓帖木兒有異志，命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總領天下兵馬，開大撫軍院，討伐擴廓帖木兒。這場軍閥混戰一直持續到大都失守前夕，極大損耗了元朝的有生力量。元惠宗雖昏庸，亦知國難當頭，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秘密在高麗濟州島建造宮殿，以備將來逃難之用。在元朝內亂的期間內，朱元璋坐大於南方，將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群雄次第削平，並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發動“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北伐戰爭。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自稱皇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明軍高歌猛進，勢不可擋，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閏七月時，元惠宗才與擴廓帖木兒和解，但為時已晚。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閏七月二十三日，明軍抵達直沽，二十六日，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出大都迎戰明軍，被擒殺，太廟牌位也被收集好，在逃難時一起帶走。二十七日，元惠宗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相，自己則做好逃難的準備。二十八日，元惠宗駕臨大都清寧殿，召見眾臣及三宮后妃與皇太子，正式宣布將逃往上都。知樞密院事哈剌章（脫脫之子）力諫不可，元惠宗說：“也速已敗，擴廓帖木兒遠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宦官趙伯顏不花跪地痛哭進諫說：“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及諸怯薛歹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順帝嘆息說：“今日豈可復作徽、欽！”到了這天夜裡，大都健德門開，元惠宗與皇太子、后妃及一百多名大臣出奔上都。順帝一路上如驚弓之鳥，連山峰塌方都以為是明軍到來。八月十五日，順帝一行終於抵達上都，此前大都已經在八月二日被明軍攻佔，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等殉國。元朝在中原統治結束，北元開始。

元惠宗在北逃時感慨道：“朕不出京師，安知外事如此！”到上都后又“晝夜焦勞，召見省臣或至夜分”“召見群臣，詢恢復之計”，頗有重新振作的姿態。當時，哈剌章請求順帝命擴廓帖木兒入援，得到順帝同意。擴廓帖木兒不負順帝希望，於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十月初，在韓店與明軍打了一個漂亮的勝仗。順帝被這一勝利沖昏頭腦，封擴廓帖木兒為齊王，並命令他揮師收復大都，明軍趁機偷襲，擴廓帖木兒大敗，僅以十八騎逃走。此後順帝再度消沉，身體每況愈下，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元旦朝賀時，他就託病不出，此後經常因病綴朝。當時元軍連戰連敗，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六月十三日，順帝又棄上都奔應昌，其間許多大臣進諫速奔和林，但由於阿魯輝帖木兒事件的陰影，順帝都沒採納。至正三十年（1370年），順帝病重，由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總軍國諸事。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順帝因痢疾駕崩於應昌，享年五十一歲，太尉完者、院使觀音奴奉梓宮北葬。死後廟號惠宗，明太祖朱元璋以其“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給予了“順帝”的尊號。蒙古汗號“烏哈篤汗”（Uqahatu，一作烏哈噶圖汗，意為明智的）。

•至正更化

至正元年（1341年），元順帝起用脫脫當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歷史上稱為“脫脫更化”。脫脫的改革主要措施有：

恢復伯顏廢黜的科舉制度；科舉制起於隋朝，但元朝建立后直到元仁宗的時候才實行科舉制度。伯顏掌權后，為防止漢人做官，下令廢止科舉。

設置宣文閣，恢復太廟四時祭；

平反昭雪一批冤獄；

開馬禁、為農民減負，放寬政策；脫脫上台後，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種稅收，放寬了對漢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間禁止養馬，脫脫上台廢除了這一禁令。

主持編寫宋、金、遼三史。

1.

恢復伯顏廢黜的科舉制度；科舉制起於隋朝，但元朝建立后直到元仁宗的時候才實行科舉制度。伯顏掌權后，為防止漢人做官，下令廢止科舉。

2.

設置宣文閣，恢復太廟四時祭；

3.

平反昭雪一批冤獄；

4.

開馬禁、為農民減負，放寬政策；脫脫上台後，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種稅收，放寬了對漢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間禁止養馬，脫脫上台廢除了這一禁令。

5.

主持編寫宋、金、遼三史。

•纂編法典

至元二年（1336年），在增訂元仁宗年間的監察法規《風憲宏綱》的基礎上，將有關御史台的典章制度彙編為《憲台通紀》。

元順帝時期，還編纂了《至正條格》，《至正條格》是元代法規之一。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妥懽帖睦爾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據《大元通制》編定條格，於至正六年（1340年）四月頒行。其中包括詔制150條、條格1700條、斷例1059條。但原書卷數已不可考究，根據《永樂大典》記載，共23卷，分祭祀、戶令、學令、選舉、倉庫、捕亡、賦役、獄官等27目。2002年在韓國慶州發現元刊殘本《至正條格》，包括條格12卷、斷例近13卷，以及斷例全部30卷的目錄。其中，條格存374條，斷例存426條，總數共計為800條。

元順帝親政后，採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復科舉、開經筵與太廟四時祭、親郊祭天、行親耕禮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編修三史。中國曆來有修前朝歷史的傳統，元朝建立以後，由於正統之爭，遼、宋、金三朝的歷史一直沒有正式編寫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爾詔修遼、宋、金三史，脫脫擔任總裁官。脫脫決定遼、宋、金皆為正統，並組織了漢族史學家揭傒斯、歐陽玄，畏兀兒族史學家廉惠山海牙，黨項族的余闕，沙剌班（漢名劉伯溫），蒙古族的史學家泰不華等人一起參加修史，開創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遼史》修成，脫脫命掾史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元順帝穿著禮服迎接，“觀者以為近代無之”。不久后脫脫去職，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魯圖領銜，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順帝召見阿魯圖等人於宣文閣，阿魯圖說：“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順帝對他說：“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為君者宜取以為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為戒。然豈止儆勸人君，其間亦有為宰相事，善則卿等宜仿效，惡則宜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由此可見，順帝非常重視三史的編修。

元順帝幼時曾在廣西靜江受過一年的漢文教育，即位后“尋召奎章儒臣侍講六經禁中”。但是權臣伯顏反對漢化，主張“休教讀漢兒人書”，因此順帝的漢學水平一度停滯。順帝聯合脫脫扳倒伯顏以後，脫脫請求順帝“留心聖學”，於是順帝開經筵，后又將文宗朝的奎章閣改為宣文閣，作為經筵的固定場所。順帝以丞相脫脫領經筵事，其下有兼經筵官、參贊官、譯文官及譯史三人、檢討四人、書寫五人、宣使四人，進一步完善了泰定帝以來的經筵制度。順帝在經筵上隨各族儒臣“讀五經、四書，寫大字，操琴彈古調”。順帝的經筵是月講三次，每次講解時間不定，烏古孫良楨曾批評當時“數日一進講，不渝數刻已罷”，但也有講的比較長的時候，如當時經筵官張以寧的詩句“宣文閣下仗初移，講徹雞人報午時。……儒臣有戒陳忠藎，聖主無為寶儉慈。”葉衡也作詩：“水晶宮殿柳深迷，朝罷千官散馬蹄。只有詞臣留近侍，經筵長到日輪西。”可知經筵時間長短是依順帝的興趣而定。元順帝還十分注重對自己兒子愛猷識理達臘的培養，為他開端本堂，讓他接受系統的儒學教育。

由於元順帝受過良好的漢學教育，因此漢文化造詣相當高，在元朝諸帝中僅次於元文宗。他非常擅長書法，陶宗儀評價其字“嚴正結密，非淺學可到”。曾旁觀順帝作書的胡震宦如是評說：“及見始作字時，落筆如宿習，每精意審訂，然後振臂一掃，不復潤飾。”王沂所見略同：“臣沂忝待詔宣文閣，竊觀皇上運筆之妙，鸞翔鳳翥，勢若飛動，而從容法度之中……天縱之聖，肆筆而成，已見於居潛之日。”順帝留下的墨寶很多，有“閑閑看雲”、“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元成宮”、“山齋”、“九霄”、“明良”、“慶壽”、“方谷”、“圓覺”、“江南忠義之士”等，還以“真草千（字）文碑本頒賜臣下”。當時的書法家盛熙明曾編《法書考》八卷，順帝”覽之徹卷，命藏禁中”。元順帝如此熱愛書法藝術，所以許多詔書都由他親筆書寫，而臣下得到御筆詔敕，亦是受寵若驚。在順帝的帶動下，元廷颳起了書法之風，不僅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精通書法，就連順帝的佞臣哈麻也擅長寫大字。

除了書法之外，元順帝還喜歡繪畫，康里儒臣巙巙利用順帝喜愛古名畫的機會，獻上郭忠恕《比干圖》，並以商紂王受不聽忠言而亡國之事勸諫順帝。有一天，順帝在看宋徽宗畫作時連連稱善，巙巙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順帝問：“何謂一事？”巙巙回答說：“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它非所尚也。”在《金華集》里也記載了拔實以徽宗畫作進諫順帝之事。此外順帝還能作詩，在葉子奇《草木子》中，即錄有他所作的佳句“鳥啼紅樹里，人在翠微中”。此外他還有三首漢詩流傳於世。

元順帝還遵用漢族禮樂制度，至正以後，他穿著冕服親享太廟，並在至正三年（1343年）十月和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一月兩次親自南郊祀天，在此之前親自祭天的元朝皇帝也只有元文宗而已。在一次祭祀上，順帝行至元寧宗牌位時，問道：“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禮儀否？”博士劉聞回答說：“寧宗皇帝雖是弟，然曾承宗器而為皇帝，時陛下亦嘗作他的臣子來，當拜。又春秋時，魯國的諸侯有閔公、僖公。閔公是弟，先作諸侯；僖公是兄，在閔公後作諸侯，宗廟四時祭祀，未聞僖公不拜閔公。比這例兒，陛下合拜。”

順帝親政之初，任用脫脫進行“更化”，其經濟政策主要是蠲免賦稅、削減鹽額、立常平倉等。但當時元朝統治已十分腐敗，加之天災連年，因此國家財政收入不斷減少，經濟狀況依然不容樂觀。

至正九年（1349年），脫脫第二次拜相，為了挽救經濟危機，脫脫採取了變鈔與治河兩大政策。對於變鈔之法，遭到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呂思誠的強烈反對，經過一番爭論后，脫脫仍決意變鈔，設寶泉提舉司來掌管。所謂變鈔一是印造“至正交鈔”，實際上就是在舊的中統交鈔上加蓋“至正交鈔”的印，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鈔并行使用，而至正交鈔的價值是至元寶鈔的兩倍；二是發行至正通寶錢，形成錢鈔並用的局面，並以鈔為母，錢為子，以錢來實鈔法。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鈔買鈔”，即用新鈔來搜刮民間的至元寶鈔，用銅錢“以實鈔法”也是一句空話，因為沒有白銀作為準備金，是不可兌現的。變鈔之法實行以後，很快就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史載“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其後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寶泉提舉司為了軍需而大量印鈔，使至正寶鈔的價值更加貶低，“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間，黃河決口，脫脫不顧眾臣反對，起用賈魯治河，使黃河恢復故道。順帝乃於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詔治河，由賈魯指揮15萬民夫和2萬戍軍展開浩大工程。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時間，大功告成，賈魯獻《河平圖》。但就在治河期間，韓山童、劉福通等白蓮教勢力製造獨眼石人、發動元末農民起義，為元朝挖好墳墓，因此後世將元亡歸因於治河。事實上賈魯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沒有民夫響應起義，只是白蓮教勢力利用了治河來發動起義而已。正如《元史》所評論的那樣：“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西方

羅馬天主教廷所派遣的汗八里總主教孟高維諾於致和元年（1328年）逝世，隨後元朝的阿蘭人在至元二年（1336年）寫信給本篤十二世要求派遣新的大主教。同年，妥懽帖睦爾也派遣留住在中國的拂郎國人安德烈等十五人回訪歐洲，並致書聖座。羅馬教皇應約於至元四年（1338年）派以馬黎諾里為首的數十人的使團來到中國，將近三年後，於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抵達元上都，七月十八日在上都慈仁殿覲見順帝。馬黎諾里向妥懽帖睦爾進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國馬，這匹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后二蹄皆白”，引起滿朝驚嘆。后妥懽帖睦爾命令文學侍從之臣賦詩作畫，以記其盛況，如揭奚斯的《天馬贊》、歐陽玄的《天馬賦》、周伯琦的《天馬行應製作並序》、陸仁的《天馬歌》等等。畫家周朗則奉旨作《佛郎國獻馬圖》，流傳至今。

•德里蘇丹國

至元四年（1338年），德里蘇丹國蘇丹穆罕默德·賓·圖格魯克派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圖泰作使者訪問元朝。禮物包括200名印度教徒奴隸，在河間沖積地平原遭到了印度教信徒的襲擊，德里蘇丹國4000騎兵全部遇難，失蹤78人。他們被分割、捕捉、有的被殺害。伊本·白圖泰幸運抵達中國。然而他說，他到中國時，可汗死了，他繼續向北行走，和他的夥伴經過京杭大運河到北京，謁見妥懽帖睦爾。

•日本

元順帝時期高麗抓獲一日本漁船，認為該漁船是間諜船，並將該船送往宗主國元朝，妥懽帖睦爾命令釋放回國，足利幕府派遣由一名和尚帶領的使團訪問表示感謝。

倭寇在這一時期頻繁騷擾中國沿海，據泉州地方志記載，至元二年（1336年）和至正七年（1347年）惠安縣衙兩次被倭寇燒毀；至正年間（1341—1368年），一股倭寇在金門登陸，於馬坪附近各鄉村大肆焚掠，因颱風沉船，被當地群眾全部殲滅。至正十八年（1358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初一，倭寇騷擾蓬州，被守將劉暹擊敗。

元順帝有三首漢詩流傳於世。他在位時，福建上報了孝子王薦的事迹，順帝御制詩歌兩首以旌表他。詩曰：父疾精虔禱上天，願將己算益親年。孝心感格天心動，恍惚神將帝命傳。母渴思瓜正歲寒，那堪山路雪漫漫。雙瓜忽產空岩里，歸奉慈親痼疾安。

元順帝被趕出大都以後，朱元璋遣使招降他，順帝作《答明主》一首，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萬里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聖恩無處不昭回。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台。

此外順帝還曾制一聯：“鳥啼紅樹里，人在翠微中”，史載“天下誦之”。

17世紀以後的蒙古史籍《黃金史》、《蒙古源流》、《金輪千福》等都記載了元順帝北逃時所作的一首蒙文詩歌，各版收錄內容大同小異。其中《蒙古源流》版本的是：

諸色珍寶修成的我那寶貴宏偉的大都城喲，

愜意消夏而居的我那上都開平庫兒都城喲，

古時諸聖的夏營地我那上都的失喇塔喇（即金蓮川）喲，

在那萬物枯黃的戊申年，我誤失了大國喲！

九色珍寶裝修成的我那宏偉的大都喲，

可執縛九十九匹白馬的我那上都開平喲，

廣受眾惠的我那政教二道的福樂喲，

稱為天下之主我那可惜的美名喲，

起早登高舉目遠望，煙霞繚繞，前後眺望觀賞，景色悅目，

不分冬夏，居住無憂快活，

是我自在薛禪皇帝建立的寶城大都！

先祖享樂的我那寬廣宏偉的大都喲，

有緣相聚的我那眾王侯、宰相和屬民萬眾喲，

不聽亦剌忽丞相明諫之言，是我的遺恨，

聽信反叛而去的朱哥官人，是我的昏昧！

誤殺具足智慧的脫脫太師，

逐回大德上師，是我的罪過。

可惜我萬眾之主的皇帝的名聲！

可惜我那盡情享受的快樂！

具有神力的薛禪皇帝多方營建的，

福祿彙集的我那大都城喲！

被漢人朱哥官人收佔去了！

惡名落到我妥歡帖睦爾身上了！

據權衡《庚申外史》記載，宋恭帝趙顯降元后受封瀛國公，后又奉忽必烈命令赴吐蕃為僧。當趙顯駐錫甘州的一個寺廟時，趙王前來遊玩，憐惜趙顯年老又孤獨，贈了一名回回女子（即邁來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生了一個兒子，正巧當時還是周王的和世瓎途經此地，見寺上有龍紋五彩氣，便將該母子收為己有，這就是元順帝的出身。後來明代的袁徹又記載明成祖朱棣曾覽歷代皇帝畫像，發現元順帝長得像極像宋朝皇帝，驗證了元順帝是宋帝之子的說法。這一故事在明代廣為流傳，被認為是宋朝德澤綿延、天道報復元滅宋室，才讓宋恭帝生了元朝的亡國之君。出現這種傳聞的原因，大概與元文宗曾昭告天下、稱妥懽帖睦爾非元明宗之子有關，現代學者多認為這一說法僅系野史記載，荒誕不經。

至正中葉以後，順帝逐漸怠政，並寵信佞臣哈麻。宣政院使哈麻及其妹夫禿魯帖木兒引進藏傳佛教密宗於順帝，他們推薦了印度和尚及吐蕃喇嘛僧伽璘真等人，又引入了老的沙（順帝母舅）、八郎（順帝之弟）等10人，稱為“十倚納”，教順帝“演揲兒法”。所謂演揲兒即漢語“大喜樂”之意，“大喜樂”又名雙修法，即男女雙修氣功。這些人倚高麗姬妾為耳目，專門刺探貴族家的命婦，或民間良家婦女，帶到宮中，供順帝修鍊“大喜樂”時享用。順帝等人在一間名為“些郎兀該”（漢語“事事無礙”，據記載該“秘密法堂”就建在宣文閣旁）的室內“男女裸居，或君臣共被”，在上都更是建穆清閣，數百間房屋裡充斥著女人，都用來修“大喜樂”的。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原本對此深惡痛絕，但在順帝的影響下也沉湎此道了。史載：“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時任宣政院判官的張昱作詩譏諷道：“似將慧日破愚昏，白日如常下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法中秘密不能言”。

順帝與“十倚納”在修鍊“大喜樂”時，帽帶金玉佛，手執數珠，讓宮女十六人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襖，雲裙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唱“金字經”，舞“燕兒舞”，稱之為“十六天魔舞”。又有美女百人，亦皆纓絡，各執樂器，其中一人執鈴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捶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窄衫，所奏樂器用龍笛、頭管、小管、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讓宦官長安不花作為領班。每遇宮中贊佛，則按舞奏樂。奇皇后曾勸順帝遠離十六天魔，順帝生氣地說：“古今只我一人耶？”竟然兩個月不理奇皇后。順帝所酷愛的十六天魔舞甚至傳入宮外，張士誠之弟張士信也是“天魔舞”的愛好者。

元順帝在建築工藝、機械工程等方面是一個天才，建造宮殿時，順帝自畫屋樣，又親自削木構宮，讓工匠按他的圖紙來搭建。建龍船時，也是親自出馬，繪製其樣本，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后吾殿樓子，龍身與殿宇用五彩金妝，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龍船建好后，順帝坐著船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船行駛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約六七尺，寬大約是其一半，造木為匱，藏在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間到了以後，就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到了夜晚則神人自動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鍾鉦鳴叫時，在側的獅鳳皆翔舞。匱之西東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隨後又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鮮有”。順帝還自製五雲車，也是精巧絕倫。因此，大都人都管順帝叫“魯班天子”。

明軍攻入大都時，曾繳獲元順帝自製的宮漏，作為戰利品獻給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看了后說：“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將其搗毀。

元順帝“善觀天象”，並篤信“天命”。據說順帝對脫脫從信任到懷疑的原因是司天監觀測到“連夕相星犯帝座”。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紅巾軍攻破上都，大臣勸順帝避難，順帝知天象無傷，鎮定地說：“毋多言，有福者任其自來，朕何避之有？”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謀反的消息傳來時，順帝神情自若，說：“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尺，起危宿，掃太微垣，司天監太史奏山東將有大水，順帝卻說：“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於是派人急往山東的察罕帖木兒處警告他勿輕舉，不料使者還沒到，察罕帖木兒就遇刺身亡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軍北伐逼近大都時，左右又勸順帝固守大都，等待援兵，但順帝夜觀天象之後，堅定了出逃的決心，任誰勸說都無效。他逃到上都以後，有幾隻狐狸竄入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剌不沙對順帝極言亡國之兆，順帝也說：“天意如此，朕將奈何？”可見順帝是非常相信“天命”的人。

《元史·順帝紀》

《新元史·惠宗本紀》

《嘯亭雜錄》：“元順帝亡國之君，無足置議，然有二三政事遠勝前人者。巴延擅權，舉國依附，帝能識托克托於行間，密與之謀，一旦立解兵柄，貶謫遠方，頗有英颯之姿。明宗被弒多年，帝首發其逆謀，將雅爾特爾穆子孫咸置於法。雖遷逼太后，謀害皇弟，不無太忍，然較唐敬宗敬禮陳宏敬，明天啟之不究詰方從哲、崔文升，反將劾奸諸臣屈陷成獄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漢人賀惟一為相，改革蒙古勛臣專擅之風，亦良能也。”

《元史類編》：“絕人巧智，惟事荒恣；綱紀懈弛，用殄厥世；稗史所稱，非明宗嗣；附會詔書，事近曖昧。”

《元書》：“世有畏其子之悍戾而柔之以秘密佛法者乎？昔隋煬父子相忌，至死而俱不悟，可哀也。寵妾驕子，目羸豕蹢躅之戒而忘為潛龍，至於屠戮將相，擅興兵戎，脫脫、太平因是隕身喪家，而激孛羅、擴廓之辟，如人之有肢體，而構之傷殘，雀彀未成而社稷墟矣。然以禿魯帖木兒之言，殺合麻、雪雪，而曾不察廢立之謀之出自宮闈也。則帝亦諺所謂莫知苗碩者也。猶復徘徊塞下，考終沙漠，非不幸矣。”

《蒙兀兒史記》：“帝沖齡踐阼，頗能尊師重道，自誅伯顏，躬裁大政，一時有中主之目。久之昵比群小，信奉淫僧，肆意荒嬉，萬幾怠廢，宮庭褻狎，穢德章間。遂令悍妻干外政之柄，驕子生內禪之心，奸相肆蠹國之謀，強藩成跋扈之勢。九重孤立，威福下移，是非不明，賞罰不公，水旱頻仍，盜賊滋起。人心既去，天命隨之矣。”

《新元史》：“惠宗自以新意制宮漏，奇妙為前所未有，又曉天文災異。至元二十二年，自氣起虛后，掃太微垣，台官奏山東應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隕一良將。’未幾，察罕帖木兒果為田豐所殺。其精於推驗如此。乃享國三十餘年。帝淫湎於上，奸人植黨於下，戕害忠良，隳其成功。迨盜賊四起，又專務姑息之政，縻以官爵，豢以土地，猶為虎傅翼，恣其摶噬。孟子有言：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嗚呼，其帝之渭歟！然北走應昌，獲保余年；視宋之徽、欽，遼之天祚，猶為厚幸焉。”

權衡：“帝在位三十六年，當元統、至元間，帝受制權臣，相繼或死或誅，帝恐懼之心弛，而寬平之心生……向使庚申帝持其心常如至正之初，則終保天下，何至於遠遁而為亡虜哉！……庚申帝豈昏愚者哉？觀其欲殺是人也，未嘗不假手於人，外為不得已之狀，內實行其欲殺之志。其問甲則曰：‘乙與汝甚不許也。’問乙則曰：‘甲與汝甚不許也。’及甲之力足以去乙，則謂甲曰：‘乙嘗欲圖汝，汝何不去之也？’乙之力足以去甲，則亦如是焉。故其大臣死，則曰：‘此權臣殺我也。’小民死，則曰：‘此割據弄兵殺我也。’人雖至於死，未嘗有歸怨之者，豈昏愚者所能為之也？……庚申帝豈優柔不斷者哉？自至正改元以來，凡權臣赫赫跋扈有重名者，皆死於其手，前後至殺一品大官者，凡五百餘人，皆出指顧之間，而未嘗有悔殺之意，此豈優柔不斷者所能哉！然則竟以何者而失天下？曰：由其陰毒故也。且自古有天下之君，蒞九五之位，惟秉陽剛之德、總攬陽剛之權者，為能居之。若操陰毒之性者，適足亡天下耳！”

拉喜彭斯克：“在漢籍中將元朝的滅亡說成是在順帝手中，愚昧的我不那麼認為。……現在可汗沒像漢獻帝那樣沒落，沒像晉惠帝、晉愍帝那樣被敵人俘殺，亦沒像宋徽宗、宋欽宗那樣被別人虜獲，而是以身逃出鎮守蒙古國，所以怎能說是元朝滅亡了呢？……應該寫成順帝失去漢國而鎮守蒙古國，繼續傳承元朝。……那時，所謂漢國是被我們虜獲的國家，如果坐鎮大都而死，就像上述幾位皇帝一樣成為恥辱。如果死亡，蒙古國的傳承將會被斷破成亂，成為漢國的戰利品。因此，不關心蒙古國而守住漢國從而捨棄生命有何用？……如至正時期，蒙古人的英勇沒有衰弱，漢人的英雄亦沒有增加，而且漢地變亂的時候亦沒有從北方來蒙古兵進行作戰，而是阿魯輝帖木兒反叛了。此即由於順帝失德而眾人之心變壞之徵兆，由此觀之，要想永久打消對權力的驕傲須勤於德事，眾皆知之。……明太祖皇帝作為臣民而背叛自己的主上，所以無法逃避破壞綱常倫理的謀叛大罪。”

黃仁宇：“順帝是有權能的政客，適於生存，富於彈性，願意將就妥協，擅長利用一個人物或一種機構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種儀節，卻又經常出席經筵聽儒臣講解詩書。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佔上風，他卻援引一個漢人賀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賀說這些職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則賜賀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職位，並且詔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紀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辭。他對臣下的諫勸接納與否，也不追究進諫人，我們想象以當時宮廷處境之艱難，妥歡帖睦爾只能將就現實。他固然沒有領導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機警圓滑，也決難在位如是之久。”

邱樹森：“妥歡帖睦爾登上皇帝寶座，從他自己掌權開始，近30年政治生涯中，似乎判若兩人：第一個妥歡帖睦爾是與脫脫組合在一起的，給歷史上留下了一度是有生氣的、立志革除弊政的、有作為的年輕皇帝的形象，另一個妥歡帖睦爾是與哈麻、搠思監組合在一起的，這是一個荒淫無度、昏庸無能、製造內亂的昏君。”

雷慶：“順帝是一個由好變壞的皇帝，應該有所肯定，也應該有所否定，不能用‘昏庸不堪’一詞作為他整個一生的評價。”

張朋：“作為元朝在位時間最長，且被《元史》記載為亡國昏君的元順帝，對於亡國的確難辭其咎。但他在元朝發展中就教育、文化和科技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卻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