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白圖泰

20歲左右時，他出發去麥加朝聖，從此開始，他踏上了一條長達75,000英里的旅途，經過了現44個國家的國土。

麥加朝聖

首先，他沿著北非海岸旅行，穿過現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和埃及的國土，到達開羅。從開羅到麥加有三條路線，白圖泰選擇了最短但是最不常用的那一條，即尼羅河而上，從今日蘇丹的蘇丹港過紅海去麥加。就在他到達蘇丹的時候，當地爆發了針對埃及馬穆魯克統治者的叛亂，於是白圖泰只得折回開羅。在路上，據說他碰到了一位“聖人”，預言他除非先去敘利亞，否則永遠到不了麥加。這樣，白圖泰就決定先去大馬士革，沿途參拜耶路撒冷等聖地后再轉向去麥加。

在大馬士革度過齋月後，白圖泰順利地同一支商隊抵達了麥地那和麥加，完成了朝聖。但是這個時候，已經迷上旅行的他，決定不再回家，而朝下一個目的地，當時在伊兒汗國統治下的巴格達前進。

伊兒汗國白圖泰穿過現今沙烏地阿拉伯境內的茫茫沙漠，抵達了巴士拉，然後他轉向東北，朝聖了聖地伊斯法罕，再折回西南，經過設拉子、納傑夫，抵達巴格達。當時的巴格達尚未從旭烈兀的劫掠中恢復，尚是一片破敗景象。白圖泰在巴格達遇見了伊兒汗國的大汗不賽因，隨著他一同去了伊兒汗國首都大不里士。在蒙古入侵之時，大不里士沒有抵抗即開城，因此沒有受到什麼兵災，加之位於絲綢之路上，所以當時大不里士成為了西亞首屈一指的商貿中心。在此之後，白圖泰回到了麥加，做第二次的朝聖。

東非之旅

白圖泰無法滿足於定居生活，很快他再一次踏上旅程。這次他首先沿紅海南下，經過衣索比亞，到達葉門的亞丁，然後他借著季風，沿東非海岸一路往南，相繼訪問了摩加迪沙、蒙巴薩、桑給巴爾和基爾瓦。隨著季風轉為南風，白圖泰往北回到了亞丁，然後他又向北訪問了阿曼，直到今天的霍爾木茲海峽。結束這一切后，他又回到了麥加，為下一次旅行做準備。

過了一年，據說德里的蘇丹聽說了白圖泰的故事，決定邀請他去印度。白圖泰於是先出發去小亞細亞，因為當時和德里蘇丹同族的塞爾柱人正統治著那裡，白圖泰認為在那裡可以找到翻譯和嚮導。他從今日的黎巴嫩海岸出發，搭乘一艘熱那亞船，抵達土耳其港口阿拉尼亞，從那裡，他穿過整個安納托利亞，到達黑海海港細諾普。從那裡，他又搭船穿過黑海，抵達克里米亞的卡法港。從卡發出發，他一路往東穿過草原，在一段旅程中，他遇上了金帳汗國大汗月即別，隨著他回到了伏爾加河邊的首都薩萊，據說白圖泰這次旅程最東到達了阿斯特拉罕。恰好月即別的一位拜占庭寵妃有孕，月即別決定派遣白圖泰陪同這名寵妃回故鄉生產。

1332年底，白圖泰抵達君士坦丁堡，見到了東羅馬帝國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這是他第一次旅行到非伊斯蘭城市，索非亞大教堂的宏偉令他讚歎。完成任務之後，他回到阿斯特拉罕，向月即別大汗報告。然後他動身渡過裏海，穿越中亞的草原，經過鹹海，抵達撒馬爾罕和布哈拉，在那裡，他終於找到了翻譯和嚮導，向南經過今日的阿富汗，進入了德里。

德里蘇丹國

德里蘇丹國是建立在非穆斯林國土上的伊斯蘭國家，剛剛經歷過一場叛亂，因此蘇丹穆罕默德·圖格拉克非常急於延攬熟悉伊斯蘭教法的人才，以鞏固其統治。白圖泰在麥加居住多年，饒有學識，於是被任命為卡迪（法官）。圖格拉克喜怒無常，因此白圖泰有時生活在寵信之中，有時又被猜疑籠罩。因此，他決定離開。這時恰好蘇丹要派人出使中國，白圖泰立刻自告奮勇。這樣，他既能離開德里，又可以訪問新的土地了。

東南亞和中國

從德里一出發，白圖泰一行就遭到了印度教信徒的襲擊，幾乎喪命。在到達南印度的港口古里之後，出航的船隊尚未出發便遭風暴。三艘船中兩艘沉沒，第三艘被迫拔錨啟航，兩個月後被蘇門答臘島的統治者擒獲。白圖泰當時正在清真寺中禱告，倖免於難。但是，他也不敢回德里，只能託庇於當地穆斯林統治者之下。很快，印度教徒推翻了穆斯林的統治，白圖泰倉皇逃出，流落馬爾地夫。

在馬爾地夫他停留了九個月，在此期間，他被任命為當地的大法官，甚至被迫娶了國王的女兒。但是，白圖泰不想留在馬爾地夫，於是他隨意判罰，惹怒了國中上下，終於，他被趕出了馬爾地夫。接下來，他去了錫蘭，看到了亞當橋。但是他的船隨後先是遇上風暴，又被海盜搶劫，使他被迫又折返古里，然後又是馬爾地夫。

這一次，他立刻找到了一艘來自中國的船隻，並順利地經過馬六甲海峽，沿著越南海岸北上，最後到達了元朝南中國的主要港口泉州。從泉州出發，他又去了杭州。白圖泰聲稱自己沿著京杭大運河一直北上去了北京，但是後代歷史學家有爭議，有人認為他根本沒來過中國。有人認為他沒有去過北京。

伊本·白圖泰是在元順帝至元六年（1346年，對此學者有爭論）到達中國泉州的，遊覽了泉州、廣州、鄱陽、杭州等地，留下美好的印象（雖然在其著作《伊本·白圖泰遊記》中有關於中國北方特別是大都的記載，但多數學者認為這是根據傳聞寫成的）。伊本·白圖泰對元代中國社會的繁榮、進步和穩定非常讚賞。在他看來，中國有著“世界上房舍最美好的地區，全境無一寸荒地”，“沿河兩岸皆是花園、村落和田禾”。泉州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停有大船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該城花園很多，房舍位於花園中央”。杭州是他“在中國地域所見到的最大城市”，該城“每人有自己的花園，有自己的住宅”，“港灣內船艇相接，帆檣蔽天，彩色風帆與綢傘，相映生輝。雕舫畫艇，十分精緻“。伊本·白圖泰高度評價我國的農業：”摩洛哥出產的水果，中國不但應有盡有，而且還更加香甜。小麥在中國也很多，是我所見到的最好品種“。黃扁豆、豌豆亦皆如此”。他提到“中國的雞很肥大”，以致一隻母雞“烹煮時一鍋竟盛不下，只得分兩鍋煮”。對於當時我國工業水平，他也表示了欽佩。在杭州，他看到有很多製造場，規模很大，每一名師傅都帶有三四名徒工。他發現中國的金銀器皿、竹器、漆器製作極為精巧，而絲綢和瓷器更堪稱一絕。泉州和廣州的瓷器，價廉物美，運銷印度等地，甚至到達他的家鄉摩洛哥。絲綢極多，價錢也不貴，“一件布衣可換綢衣多件”。而泉州和廣州製造的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是用藤篾編織的，其狀如席”，大船上有水手600名，戰士400名。“船上造有甲板四層，內有房艙、官艙和商人艙。官艙的住室附有廁所，並有門鎖”，還可以“在木槽內種植蔬菜鮮姜”。而中國人在“交易時使用紙幣，將金銀熔鑄成錠保存起來”。中國的治安措施非常到位，對商旅說來，“中國地區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區。一個單身旅客，雖然攜帶大量財物，行程九個月也儘管放心”。

伊本·白圖泰還對當時中國的穆斯林生活做了詳細的考察。他發現“中國各城市都有專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區。區內有供舉行聚禮用的清真大寺”，“中國每一城市都設有謝赫·伊斯蘭，總管穆斯林事務”。他在杭州，看到穆斯林們“住此城內，城市美麗，市街布局如伊斯蘭地區一樣。內有清真寺和宣禮員。進城時正當為響禮宣禮時，聲聞遠近”。元朝在杭州的最高行政長官於府內治備宴席宴請伊本·白圖泰，“為此請來了穆斯林廚師，按伊斯蘭教法宰牲”，還讓人用漢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演唱助興。正是在杭州，伊本·白圖泰看到了前文所述的“爬神仙索登天”、將人“大卸八塊”后再讓人“復活”的神奇戲法，頓時“大驚失色，心跳不止”。

約半年後，伊本·白圖泰離開中國。他的中國之行，溝通了中國與非洲、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伊本·白圖泰遊記》中記載的關於中國的部分，不僅為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史、中外關係史乃至地理學、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等提供了重要參考，更把中國展示給了當時的世界，讓世界各國人民增進了對中國的了解。

歸程

在杭州，決定要回家。但是，他已經無法決定那裡是自己的家了。他首先坐船回到古里，但是他不敢面對圖格拉克。於是他穿過阿拉伯海去阿曼和巴格達，在那裡，他得知伊兒汗國陷入內戰，阿不塞因已經死去，國家已經崩潰。這樣，他決定回去麥加，經過大馬士革的時候，他得知黑死病開始蔓延，他的父親已經死去。白圖泰立即決定要回摩洛哥的家鄉。經過撒丁島，他回到了丹吉爾，發現母親也在數月前過世。此時，已經距離他離開家鄉大概有25年了。

西班牙和摩洛哥

在家中沒有待多少時候，又出發去當時在穆斯林統治下的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當時卡斯蒂利亞的國王阿方索十一世正舉兵威脅攻打直布羅陀，丹吉爾的穆斯林們組織了一些志願者去守衛該城，白圖泰也是其中一員。但是阿方索隨即死於黑死病。所以等到白圖泰抵達安達盧西亞的時候，威脅已經解除。於是，白圖泰一路遊覽，最北到達瓦倫西亞，然後經過格拉納達回家。回到摩洛哥后，白圖泰發現自己居然還沒有遊歷過這個國家，於是他又出發去聖地馬拉喀什，發現由於黑死病，已經成為空城。於是他又去了摩洛哥當時的首都非茲，遊覽一番后，回到了丹吉爾。

馬里

在丹吉爾，白圖泰聽說了撒哈拉沙漠南面的神秘國度——馬里帝國，據說當時世界一半的黃金都產於馬里。白圖泰於是決定要去馬里。1351年秋天，白圖泰出發去馬里，穿過撒哈拉沙漠后，他先抵達了古城Taghaza，這是一座用食鹽建造的城市，是摩洛哥人用鹽交換馬里人黃金的據點。然後他又向南旅行，沿著一條他認為是尼羅河的大河航行（實際上那是尼日河），最後抵達了馬里的首都，見到了國王曼薩·蘇萊曼。之後，白圖泰踏上了歸途，在廷巴克圖，他收到了摩洛哥蘇丹的命令，命令他立即回鄉。

白圖泰隨後在丹吉爾擔任當地的卡迪。在他返回故鄉后的1356年，摩洛哥一位蘇丹命其秘書伊本·朱贊將伊本·白圖泰的見聞記錄成書，這便是舉世聞名的《伊本·白圖泰遊記》。這部巨著是世界中世紀史上最有名的遊記之一，后被陸續譯成幾十種文字。

1377年逝世后葬于丹吉爾。

白圖泰的足跡，幾乎踏遍了當時伊斯蘭世界的每一個國家。在蒸汽時代到來以前，他可能是旅行路程最長的人。在阿拉伯世界，白圖泰獲得了崇高的聲名，摩洛哥人將其作為英雄加以紀念。近代天文學家以其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

回到丹吉爾之後，摩洛哥蘇丹命伊本·朱贊調查白圖泰，這位學者記錄下了白圖泰的敘述，將其命名為《伊本·白圖泰遊記》（the Rihla）。

這本書在隨後的歲月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19世紀，才被西歐的學術界重新發現，1853年到1859年，法文版在巴黎出版，引起極大的轟動，后又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學術界認為，這本書的大部分記述都是可信的，為研究14世紀的世界各國提供了許多素材。1985年，該書由北京大學馬金鵬教授譯為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