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

王通，字仲淹，道號文中子，生於隋文帝開皇四年（584年）一說生於580年，現無考證，卒於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隋絳州龍門（今山西萬榮縣通化鎮，通化鎮1972年由山西河津縣划入萬榮縣）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

《隋書》無傳，新、舊《唐書》王績（其弟）、王勃（其孫）、王質（五代孫）傳中雖均曾提及，然皆極簡略，稱其為隋末大儒而已。參考其它文獻，我們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於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向隋文帝奏《興衰要論》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頗為隋文帝所稱道。王氏家學淵源深厚，所以王通從小就受到儒學的熏染。《中說·立命篇》有“夫子十五為人師”的記載，可見王通少年時即精通儒學，學問極好。

據說在隋文帝仁壽三年（603），王通曾經“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但沒有受到重用。大約是由於同鄉薛道衡的推薦，才被授以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郎。王通並不滿意，所以不久就“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

王通棄官歸鄉后，便潛心鑽研孔子的“六經”，據說曾經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典，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經過潛心研究后，王通覺得學問有成，便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經》，或稱《續六經》。並開始在家鄉的白牛溪聚徒講學，“門人常以百數，唯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東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為俊穎，而以姚義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識，方之莊周。”這個記載大體是可信的。後世附會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等也是王通弟子，但據考證並不是事實。

傳說王通15歲時便開始從事教學活動，18歲時有“四方之志，遊歷訪學，刻苦讀書“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學問大有長進。隋文帝仁壽三年（603）考中秀才后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張“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運天下於指掌。”深得文帝讚賞，但下議公卿時卻被冷落排擠縣通化，遂作《東征之歌》，抒發了懷才不遇的心情。此後，雖被任命為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但不久便因對朝廷失去信心而辭官歸鄉，只將興王道之志付諸於續述《六經》和聚徒講學的文教事業上去。回鄉后，王通首先確定了續述《六經》的計劃，決心以古代隱逸賢才為榜樣，“退而求諸野”，以著述和教學來為弘揚儒學作貢獻。就這樣，王通用了九年的時間著成《續六經》（亦稱《王氏六經》），包括《續詩》《續書》《禮論》《樂經》《易贊》《元經》等，共80卷。

明代之後，南學興盛，尤其信奉陽明學者出於對北學的偏見，對王通開創的“河汾道統”肆意加以貶抑。後世妄人語結無詞之處，頗多潑婦長舌之言，評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續六經》，在河汾講學時，便以“王孔子”自詡，是一個華而不實的人。其著作《續六經》，約於唐代散佚。今存《元經》一書，題王通撰，薛收傳，阮逸注，前人考證后，認作偽造。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想，主要依靠《中說》一書。《中說》一書，有人疑其為偽作，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此書雖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門弟子姚義、薛收彙編而成的，大體上是弟子們對其師言行的回憶和追錄。不過，此書到了王通之子王福畤手裡后，福寺對其重新分類編排，在這個過程中，加進了許多吹噓王通的不實之詞，以至後人疑其為偽作。其實，《中說》還是有一定價值的，朱熹就講過：“《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雲其中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具有個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

《中說》所反映的王通思想，還是有許多可貴之處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復王道政治為目標，倡導實行“仁政”，主張“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有進步性；在哲學上，王通致力於探究“天人之事”，圍繞“天人”關係這個核心，闡述了他關於自然觀、發展現、認識論和歷史觀等方面的思想，表現了樸素唯物主義的傾向和主變思想，在文學上，王通論文主理，論詩主政教之用，論文辭主約、達、典、則，主張改革文風。這些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通死後，眾弟子為了紀念他，弘揚他在儒學發展中所作的貢獻，仿孔子門徒作《論語》而編《中說》(又稱《文中子中說》《文中子》等)一書，用講授記錄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講課時的主要內容，以及與眾弟子、學友、時人的對話，共為10個部分，是後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際思想發展的主要依據和參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問易篇、禮樂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關朗篇等。

《中說》雖在形式上仿效《論語》，但在內容上卻有所創新，並有明顯的時代特點。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興儒學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卷首《王道篇》中記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為了扭轉這種狀況必須注重教育和人才。他認為一個國家的興衰要依靠各種人才，而人才的養成必經學校的培養，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昌明，儒學才能振興。

王通認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本然的仁、義、禮、智、信“五德”。這在人身上體現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廣大的社會中則稱作天理。只有通過教育才能幫助人們養成完全的人格，達到“樂天知命，窮理盡性”的境界，最終被造就成“君子”、“聖賢”。

王通處於儒佛道三教爭衡碰撞的思想動蕩時期，傳統儒學教育的正統地位受到嚴重威脅，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出現陳舊和僵化的現象。為了振興和發展儒學，王通認為一味地排斥佛道並非良策，而應探索一條融匯三教的合理途徑。為此，他明確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張，以積極的態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長，為儒學的改造和發展提供有益的養料。在《中說·問易篇》中就記載了王通的這一思想：“（一日王通）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他在回顧了儒佛道興衰和古代學術發展的歷史之後，認為這三教可以在相互吸收、取長補短的基礎上朝著“使民不倦”的目標努力，共為加強對民眾的思想控制出力。在此，王通並沒有明確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只是在這三者之間尋求可被利用的共同點，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治世良方。當然王通的立足點還是在振興儒學上，認為佛道的某些內容應該適應儒學的傳統。

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與發展。他一生著述頗豐，在隱居教授之餘“續孔氏《六經》近百餘類”（王績《游北山賦》自注），為學生提供了大量的經學輔助讀物。至於他為什麼著《續六經》，在《中說》里他自己說：“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后王之失，如此而已矣。”非常明確地說明地是依據儒學發展的歷史線索，主要結合兩漢以後社會、習俗、學術、思想以及歷代的統治得失等具體情況，對儒家傳統思想進行闡發的。

所論雖然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範圍，但在思想內容上確有不少新的見解，特別是注意了歷史變遷給社會各方面帶來的變化，讀後可以開闊思路，從多角度深入地鑽研問題。比如作《續詩》，王通認為是表明“化俗推移之理”，其基本精神是與傳統儒學的主旨一致的，他說：“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征也，吾得《時變論》焉”。他在吸收前人《時變論》思想的基礎上，看到晉、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六朝的文學作品已不象《詩經》那麼古樸純美，已經變成王道不明，風俗不正的“俗品”。因此，他改變了《詩經》風、雅、頌的結構排列方法，而細分為化、政、頌、嘆等四大部分，藉以體現美、勉、傷、惡、誡五種情感意識，突出強調了詩的政治傾向和說教特點。

在教法上的改進，主要從《中說》的具體教學記載中可以看到一些，和孔子教育思想在《論語》中體現大致相同。首先，王通認為，教學和研究必須要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並可以不斷充實和改善教材的內容。否則，不縱觀歷史和現實的全面，只限於一孔之見、一家之言，不變通而只鑽牛角尖，就會在治學和教人時處處碰壁。正所謂“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為了適應他自己提出的“三教可一”思想，在教學中他注意吸收佛、道等其他教派和學派的思想。他雖然批評道教，但又肯定道家的“至德之世”及自足無為之治：“古者聖王在上。田裡相距，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他就是要以佛道的某些可借鑒的內容來豐富和充實儒學，調節思想界長期以儒學為一統的單調乏味的情況。

在教學中王通注重因材施教與兼收並蓄。對於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他的講說和論證就會有所變化。比如在論述天的問題時，他曾與薛收談天與聖人的關係，認為天的功能在於造物；在與杜如晦、董常、賈瓊論天時，則把天解釋為自然；在宇文化及問到天道人事時，他又說“順陰陽仁義”；並在其他場合把天解釋為“氣”、“鬼”等等。如此說來，是不是王通言無定論，論無定據，非也。王通以上述諸物作比，都是為了說明天是有自己的規律的，應該順應他，如果用一個確定的概念來說明或限制它，在當時的認識發展水平上還達不到。在這種情況下，王通根據自己對學生和問學者的了解。因人而異地加以解釋，效果是很好的。而在另一方面，王通也注意向各方面學習和請教，他曾說過“吾將退而求諸野矣。”把求學的重點放在在野的學者、隱士以及佛道高人之中，從他們的各家之言里吸取營養，豐富自己的思想，充實自己的教學。通過這種兼收並蓄，就可以適應各種各樣學生和朋友所提問題的挑戰，在論道教學之中立於不敗之地。

他提出了窮理盡性的道德修養方法。王通在一生為振興儒學奮鬥的同時，非常重視道德倫理方面的建設，尤其重視道德修養問題，並提出了有關的原則和方法。他首先說明了“人心’與“道心”的矛盾，以及如何防止“人心”泛濫和“道心”擴充的問題。在他看來，人的道心即是人類性善的本源，由此善性便可派生“仁、義、理、智、信”五常。如薛收“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在此基礎上，王通根據《尚書·虞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說法提出了“思過而預防之”的道德修養任務，欲“存道心，防人心”，而其中最關鍵的便是“以性制情。”王通曾慨嘆道，在世人中人心掩蓋道心的現象十分普遍，而“以性制情者鮮矣。”為此，在道德修養方面，王通極力提倡“窮理盡性”的理論。他曾說：“周公之道，約而當，和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性乎！”並對董常也說。“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後學姚義也曾轉述王通對窮理盡性的看法，他說：“嘗聞諸夫子矣。《春秋》以物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面后及也；《書》以製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其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蒙養之具耶。……知命則審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易》，則完神；可以聖人知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他把“知命”→“窮理”→“盡性”看作一個完整的修養過程，以《易》這一古代哲學的典型著作和其他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認為通過學《易》可以掌握窮理的方法，卦可“著天下之時”，爻則“效天下之動”，卦爻結合，即“動以乘時”，產生六種吉凶，概括出人與自然的關係和某些規律。因此，不學《易》不可知命，“無以通理”。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並不輕易與弟子言《易》，亦是看到了《易》哲學的深刻性和重要性，把它當作某個學派，某個階級，某個國家或某個聖賢思想高度凝鍊的結果。如果在讀《易》知命的基礎上真正做到“窮理”、“盡性”，則可以做到符合時代的要求。

王通還提出了與“窮理盡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張“正心”“誠”“靜”“誡”“敬慎”“聞過”“思過”“寡言”“無辨”“無爭”等。這些主張是頗有特點的，一方面，他是在儒學討論的傳統問題上加以強調與發展的。如主張“正心”、“誠”、“聞過”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老莊佛釋的某些思想，主張“無辨’、“無爭”、“寡言”、“靜”、“誡”，使傳統的儒學道德修養的理論更加豐富。當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張並不像後來宋儒強調得那麼過分，走極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靜時，他也強調說“動失之繁，靜失之寡”。應該主張動靜適中，並非片面追求靜。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提出的道德修養的種種主張，並非只針對文人雅士和黎民百姓的，也是對君主帝王的要求。王通始終強調行王道要首先做到“正主庇民”，而注重道德修養是“正主”的最有效的方法。他說：“古之明王誰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隋唐之際許多著名政治家，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人能抗顏直諫，多是受王通這一思想的影響。雖然，不少史家考證魏、房、杜等人和王通沒有師生關係，但在交友、談論與切磋之中亦不免受其影響。

除了一般道德修養的問題之外，義利關係這個自孟子以來長期爭論的問題也受到王通的關注。在他看來，仁義道德是與功利私慾相對立的。在《中說》中，他從多方面、多角度探討了仁義道德與功利私慾的關係，突出表現了他要存道義、去私利的主張和衛道精神。儘管魏晉以來，名教衰落，但王通對儒學及道德倫常的復興頗有信心，欲棄世人之所爭，“取其所棄”。應該指出，王通在此強調的道義和利慾的對立，並非宋替代學家為欺騙廣大人民所說的“存天理，滅人慾”。而主要是針對魏晉以來士風的腐敗和道德的淪喪。他斥責和譏諷那些只知“聚財”，不知“聚德”的豪門貴族和“靡衣鮮食之士”。讚揚了那些“重道義，輕王侯”，“遺其身”而“至公”，能“惡衣薄食，少思寡慾”的君子。王通這些思想的提出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他一方面順應了國家統一，民心思治的歷史趨勢，痛斥了產生戰爭和動亂的根源——為追求功利利慾，認為南北朝以來之所以戰亂頻繁，即是因為大家都爭利而舍義。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接受了孔孟以來的儒家傳統和佛道的某些主張，如儒家提倡的“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佛教的出家修行，誡欲苦行；道家的清靜無為，順其自然等等，都對他有直接的影響。總之，王通有關道德修養的主張是其為實現王道而進行的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其中的不少概念和提法是有創造性的，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影響，並為後世學者廣泛地借鑒。和一般佛、道之人不同，王通並非不識人間煙火之徒，而是比較實際的學者。他所提出的理論既有時代特點，又可避免偏差。他認為，在當時名消道長，身退道進，個人便可增進道德修養水平，國家才能安定發展。但他在批判王侯貴族縱慾享樂的同時，並沒有和佛道之人一樣提倡遁入寺觀，不理世事。他主張無為無功，是希望人們不要為了功名利祿才去務人事，對於弟子“請絕人事”和“請接人事”的作法進行了教育。認為只要“庄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順應自然而不人為地棄取，便能達到較高的境地。既不為功利私慾所左右，又能為王道實踐貢獻才智。在這方面，他與傳統的儒道思想以及佛教的主張是不同的，但又包含著它們各自的某些特色和因素。

隋唐時期是政治、經濟的大變革時期，也是儒家學說從傳統向革新轉變的時期。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學術界、思想界、教育界都在對傳統的思想、觀念進行清理和審查。首先，在隋唐之際，學者們開始對漢魏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神化儒學(包括天人感應論和讖緯迷信)進行批判，為新理論的提出、為儒學從傳統桎梏中擺脫出來，看清自己在與佛、道爭鬥中的不利地位和自身存在的問題作了初步的基礎工作。從王通開始，儒學討論的問題逐漸由探討天人關係轉向倫理方面，理欲問題開始逐漸佔據統治地位。王通曾將《尚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話引入道德修養領域，將“道心”和“人心”對立地提出來，並同時提出了道與欲、道與利、德與功等對立的範疇，為唐宋諸儒探討理欲等後世的理學核心問題提供了重要範疇。雖然從王通講學和著述的形式上看，是簡單地恢復和振興傳統儒學，但這一恢復和振興的對象並非漢魏儒學，而是孔孟等儒學始祖，要從傳統儒家的經典中尋找出適合當時社會政治需求的，能與佛道思想影響相抗衡的內容。因此，王通的努力就是唐代儒學改革的濫觴，是宋替代學的先驅。在他之後，劉知幾、韓愈、柳宗元、李翱、皮日休等人都相繼探討理欲（或道、欲）問題，經過不斷地討論和研究的積澱，才有了宋替代學的興起。北宋初年，對理學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著名學者石介，曾高度評價了王通對儒學復興和發展作出的努力，稱讚他是與孔子、孟子、楊雄一樣的聖賢。他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王道失敘，禮壞樂崩，三綱將絕，彝倫攸，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四十篇而辟之．新莽篡漢，道斯潛矣。楊雄作《准易言》五萬言，《法言》十三章而彰之。晉、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化，蠹損中國，吏部獨立以排之。……《六經》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辟，孔子教化行。《法言》修，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義。是知有時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楊子。楊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存闕道於億萬世，迄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若孟軻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為賢。”將王通放在楊雄之後，韓愈之前，在“王綱毀”、“人倫棄”的重要時期，能夠力挽狂瀾的重要人物，是儒家道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石介的這一評價是比較客觀的。

此外，王通在自己的教學和研究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後來成為理學思想的觀點、範疇和命題，如“道心”與“人心”，“道”與“欲”，“德”與“功”，“正心”，“化人”，“誠”，“恭”，“正性”，“敬”，“慎”，“靜”、“窮理盡性”等等，為隋唐儒學從傳統的漢魏南北朝經學和玄學中脫胎出來，成為探討新問題、運用新方法、適應時代需求的“新儒學”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礎。到宋代，理學中道學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程頤曾盛讚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卿)，楊(雄)所及也”。時人邵博亦記載曰：“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無荀卿、楊雄也”。將王通的地位擺在荀卿和楊雄之上，直承孔孟，充分肯定了他對儒學發展作出的貢獻。到明代，著名心學大家王陽明對王通也極為讚賞，認為王通是遠遠超過韓愈等人的“賢儒”。據《傳習錄》記載，“(徐)爰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他認為《續六經》“未可盡非”，若不是王通早逝，定可“聖人復起”，對儒學作出更大貢獻，明確了王通的重要歷史地位。

其撰著的目的在於“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國社會從動蕩走向統一之時扯起振興儒學的旗幟。《續六經》完成後，王通名聲大噪，求學者自遠而至，盛況空前，有“河汾門下”之稱。不僅及門弟子多達千餘人，還結交了許多朋友和名流，其中學生薛收、溫彥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齡、魏徵、王珪、杜如晦、李靖、陳叔達等均為隋唐之際歷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王通教學，分門授受，“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通過“通學”和“兼學”兩種形式，培養出一大批各色人才，為社會的穩定發展和學術的繁榮提供了注入新鮮內容的儒學理論。

王通教學主要以明“王佐之道”為己任，希望能在魏晉動亂和儒學衰敗之後能重振孔學，為儒學在隋唐之際的恢復與發展作充分的思想和輿論準備。其死後，眾弟子將他奉為“至人”，稱“王孔子”或“文中子”，後世更有“河汾道統”之譽，充分地肯定了他在隋唐儒學變革和發展中的重要歷史地位。王通在講學中有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和主張，在自然觀上，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說及後來的讖緯神學進行了抨擊，在一定程度上使漢代以來神學化的儒學向理學天理論轉變，成為“前理學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歷史觀上，他以“道”的主宰取代了“天”的主宰，成為理學天理史觀的前奏，在倫理學上，他較早提出“窮理盡性”和“主靜”的修養方法，對唐代儒學，特別是宋替代學有著極重要的影響，開了理學某些重要概念範疇，治學方法以及修養方法之先河。可惜王通僅活了33歲，未能充分展示才華和發揮作用。

自宋代以來，文中子就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除上世紀30年代汪吟龍的《文中子考信錄》和王立中的《文中子真偽匯考》，文中子研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一直到80年代，才出現了尹協理、魏明的《王通論》，90年代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駱建人的《文中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李小成的《文中子考論》。

在歷史觀上，他以“道”的主宰取代了“天”的主宰，成為理學天理史觀的前奏，在倫理學上，他較早提出“窮理盡性”和“主靜”的修養方法，對唐代儒學，特別是宋替代學有著極重要的影響，開了理學某些重要概念範疇，治學方法以及修養方法之先河。可惜王通僅活了33歲，未能充分展示才華和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