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經

先秦學術傳統久遠、深厚。先秦學術在六經。“《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為主，《周易》、《春秋》後來也成為重要學術”。“自古以來中國有一個經學的傳統，孔子就是研究經的······中國的經學和子學從來是并行的，經是更早形成的。”孔子研究樂，修訂了《樂經》。

有樂經則有“樂記”。孔子再傳弟子公孫尼子為《樂經》作有《樂記》，部分收錄於小戴《禮記·樂記》之中。《樂經》、《樂記》毀於秦火。秦火之後，《樂經》已不流傳，樂官也只能演奏而不能講出理論，公孫尼子的《樂記》已很難見到。《漢書·藝文志》記載：“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河間獻王與毛生等所編《樂記》，只是一種輯錄的替代品。······這種輯錄的《樂記》，在《漢志》中稱為《王禹記》，共二十四篇。”

到劉向校書時，才找到真正的《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於是漸歸亡佚了。

有學者研究認為：

1936年12月12日的《西京民報》第四版刊登了在旬邑縣發現了《樂經》的經過，標題為：《樂經》旬邑古廟發現竹簡飛雲洞中只余今文。副標題是：書存邵主席手行將付梓。內容為：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成為六經，為中國文化之淵泉。自經秦火后，六經遺失，及漢除挾書律，齊魯諸生，得默寫原經，但謹成詩、書、禮、易及春秋五經。而《樂經》一書，無復能記憶而寫出者，是以三千年來我國的六經缺一，成為莫大的遺憾。傾本省在旬邑縣發現《樂經》，實為稀世奇珍，文化界又得一至寶，茲將發現經過略述於后：

大明後期時，本省旬邑縣直道村內，有布衣隱士文平人又名應熊字夢葉，號抱懷子其人者，年十六歲時，一日雨後，往村外一古廟散步，廟歷史不可考，有竹簡狼藉地上，韋編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識讀，文君遂檢藏家中。逾二十年後，文君已學有根底，參閱諸書，始將竹簡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為《樂經》全文，遂寫釋為今文，酌加註解，並另著《周易》蠡測解，無字易義等十餘部。各部名著曾經載入旬邑縣誌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經二百餘年兵燹，竹簡已失。遺著散佚各處，現存之今文《樂經》系平人先生族中後人文爾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沒，於十年前送交蕭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蕭之葆君，字筱梅，為遜清名翰林，現年六十九歲，曾修旬邑縣誌。

志成由縣長呈省府撥款付印，蕭趁機願將十餘年來保存之《樂經》贈借付印，以廣流傳。邵主席得訊后喜不自勝，當即派省府秘書鄭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縣長）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縣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記者昨赴省府晤鄭秘書詳詢接洽情形，據云：蕭君住飛雲洞中，洞在旬邑縣東二十餘里之山谷內石崖上，石崖高約二十餘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層全為人工鑿成，洞之歷史業有千餘年，據史載唐末彬寧節度使王行瑜稱兵犯闕，盤踞此洞，後為李克用所敗逃竄宜君一帶，又元末御史蕭元義在此洞隱居十三年。

後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縣尹朱純真統兵據此，後為明許達兵所戰敗，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為義崖洞。洞之形勢奇古已極，自崖下內進一小洞，小洞上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開有窗，此洞為蕭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為大洞，為藏書室，再升六丈為最上洞，是廚房，蕭君全家均住洞內，每日飲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車運至上洞，蕭君每日出入，亦須攀洞十餘丈，洞即如此奇妙，將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雖千萬人馬，亦難闖入。

故《樂經》全書被蕭君藏在此處頗為牢固，去歲地方不靖，原書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蕭君家庭共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長子學業普通，次子文學頗佳，蕭君修旬邑縣誌時，因年邁眼花，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為操觚。蕭君在石崖下，僅有地二十畝，每年收糧不過數石，維持一家生活頗為不足，時感斷炊之慮。蕭君即為名翰林，又保存古書，社會人士對蕭君應愛護而救濟之。蕭君所藏之《樂經》內容既系蚪文譯釋而來，故內容均人未所見，全書共三冊，每冊約百頁，為大明末年最上紙料，書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為帝曰（即指黃帝）下為師曰（樂師名呂），再下為孔子、顏子解釋等等。

再度失蹤

從當年這篇新聞報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縣發現的《樂經》為明末清初當地一位隱士根據一座古廟裡的竹簡整理譯釋而來，傳至前清翰林蕭葆君，再通過他修旬邑縣誌的途徑使此消息為當時的省主席邵力子獲悉，邵力子當即派秘書鄭自毅將《樂經》共三冊從旬邑縣蕭葆君手中接收。這篇報道是《西京民報》分別於1936年12月12日、13日兩天由《西京民報》獨家刊出的，從報道看《樂經》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報紙的大標題沒變，而副標題卻改成了：書存省政府行將付梓。但不管怎麼說，省政府馬上要將《樂經》印刷出版了，記者稱發現《樂經》是“文化界得一至寶”。可就在這個當口，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爆發了，《樂經》印刷出版的事從此便沒了下文。

西安事變發生后，邵力子與南京政府來西安的大員一塊兒被張楊兩位將軍關押，邵力子於事變五天後辭去省主席職務，西安事變解決后，邵力子也離開了陝西。西安事變的發生無疑使《樂經》的印刷出版遭受了滅頂之災，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寶”的消息成了泡影，《樂經》至此又一次與世人擦肩而過，《樂經》原版也從此神秘失蹤，成了文化界再也無法彌補的遺憾。

那部行將付梓的《樂經》原版到底去了哪裡，有學者作了這樣的猜測，根據《西京民報》12月12日的報道，“《樂經》存邵主席手行將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變發生時《樂經》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變邵力子被關押，后辭職而離開陝西，《樂經》原版極有可能被邵力子帶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報》又改口說“書存省政府行將付梓”，使得《樂經》原版到底在誰手裡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紗。如果按照第二天報紙的副標題分析，說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將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書鄭自毅肯定知道《樂經》印刷出版的事是怎麼安排的，《樂經》原版在誰手裡他自然最清楚。鄭自毅據《西京民報》12月19日：“省府秘書長杜斌丞氏到事以後，積極召集原任各原屬，督促推進凡各事務，連日已均大體入范，每日照常辦公，所有各科長及秘書與會計方面各職員，一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動”的報道分析，《樂經》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沒受影響，報紙原稱：“邵主席得訊后喜不自勝”、“行將付梓”。西安事變發生后，省主席易人，《樂經》印刷出版的結果也就成了至今難以破解的謎團。

可能殘留於“清華簡”

清華大學於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戰國竹簡，經過兩年的清理保護和研究，最終確定清華簡共為2388枚。

清華簡中還出現了周代詩篇。據了解，“詩、書、禮、樂、易、春秋”被稱做“六經”，其中的《樂經》也因為焚書坑儒導致失傳，就只剩下了五經。專家在對清華簡的研究中發現了周武王征伐黎國得勝回朝後在典禮中飲酒賦詩的資料，有專家認為這是《樂經》的篇目。在竹簡中還有一篇編年體的史書，記載著上起西周初，下至戰國前期的歷史。竹簡中周公的一首詩竟然與《詩經》中《蟋蟀》一詩有關，令人驚奇。

韓非子說儒分八派，其中有仲良氏之儒。陶潛的《聖賢群輔錄》說“仲良氏傳樂，為移風易俗之儒。”《孝敬·廣要道章》記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可見“移風易俗”是儒家論樂的核心觀點。

除此之外，儒家論樂還重性情，如郭店簡《性自命出》開端就云：“凡人雖有性，心亡奠（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奠（定）。”古人為何津津樂道“樂與性情”之間的關係呢？“殊不知這乃是儒家論樂的一套基本觀點。”李學勤先生主張把郭店簡《性自命出》改名，將其“前半獨立出來，稱為《樂說》。”

樂經中還應該有純樂理內容，如規定音階距離大小的“五音”（宮、商、角、徵、羽）和規定音高的十二律（六律指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指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鍾）等。早在《尚書》中就揭示了“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問題，《虞書·益稷》又說“予欲問六律、五聲、八音”，其中都涉及到了“音律”問題。《國語》記載了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分別和單穆公、樂師州鳩的對話。與單穆公探討的是“熔化無射鍾，改鑄成音律較低的大林（即林鐘別名）鍾”的可能性；與樂師州鳩探討的是如何實現“六律”向“十二律轉化”的問題，州鳩說，通過在”六律“中插入六個稱作為”六間“的”間隙律“，可以得到“十二律”。

《禮記·禮運》篇記有“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方法。

劉向《別錄》保留樂經的《樂記》二十三篇篇目如下

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一直被譽為禮樂文化。禮與樂有密切關係。《周禮》中有《大司樂》章；《禮記》中收有《樂記》，《禮運》也講樂理；《樂記》有《樂禮》篇等都是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