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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書院

泰山書院

泰山書院創建於宋景祐二年(1035),是宋道(理)學的源頭,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上承韓愈、孟子,“不惑專註,自尋義理”,下啟“二程”,開道(理)學之先聲。黃宗羲《宋元學案》把泰山學派列為案首。全祖望曾言:“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泰山文化的重要標誌。

泰山書院位於泰山中麓凌漢峰下,三面環山,夾抱於兩水之間,古木參天,水流潺潺,山河佳處。

書院世況


清唐仲冕《泰山書院三賢祠附宋趙兩先生記》云:“自宋孫明復先生教授泰山,學者翕然宗之……蓋今世所指講書堂,既泰山上書院也。後人祀孫、石師弟並安定,為三賢祠,由來已久。”(《陶山文集》卷七)
《泰山石刻》附錄云:“泰山書院,在凌漢峰西南,所謂上書堂也。孫明復講書處,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泂、李縕。其北有授經台,西有講書台及景賢、侍立祝石遺跡。
嘉靖年間按察僉事盧問之妥孫、石靈位於此,顏曰“仰德堂”。后合祀胡瑗,稱“三賢祠”。
高山仰止堂
高山仰止堂
清康熙學政黃叔琳、乾隆知府蔣尚思、嘉慶邑人趙起魯相繼重修。
清道光巳丑(1829)徐清惠公宗干令泰,增祀宋燾、趙國麟,稱五賢祠
《岱聯拾遺·五賢祠》記祠舊貌云:“在普照寺西北,舊名三賢祠,祠崇祀孫明復、石守道、胡安定三先生,正殿橫匾為‘高山仰止’四字,款署‘乾隆巳未(1739)五月之吉,特授中憲大夫知泰安府事軍功加二級蔣尚思題’。
正殿西為仰德堂,橫匾題“通道遺規”四字。跋云:“宋景祐四年(1037),明復先生作講堂與泰山之陽,而為之記,題曰‘通道’廢圯久矣。今始復其舊規雲。時嘉慶丁巳(1797)夏,賜進士出身泰安府教授李席珍題”。又橫匾刻“泰山書院”五字,跋云:“孫明復先生初建泰山書院,臨岳祠,后移置於此。故世稱上書院。今恐名跡就失,爰小住以志前微。嘉慶丁巳(1797)初秋休寧金棨謹識”。

歷史沿革


景祐二年冬(1035),石介在原籍奉符(今泰安市)籌建泰山書院,敦請孫復主持書院的教學,自己甘願作為門徒而尊之為師。起初在泰安城內岱廟漢柏院,名曰通道堂。此時年過不惑的孫復退居泰山之陽坐壇講學,作《通道堂記》以志其事,稱其志在於發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據金代大學士黨懷英記:“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以為學館,屬大辟岳祠,壖基甫迫,乃北途山麓,而以舊館為柏林地,歲分施錢,為養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
孫復、石介又來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剎普照寺西北舊為唐朝詩人周朴庵名曰棲真觀,整頓院落,淋溉草木,聚徒講學。泰山書院之名,見於康定元年(1040)石介的《泰山書院記》一文。記中石介尊稱孫復為“泰山先生”,把他與孟子相提並論,說他“於泰山之陽起學舍齊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子而居之”(《徂徠集》卷19)。這篇記文曾刻石碑立於講堂西邊的石壁上。史稱泰山上書院。岱廟通道堂稱泰山下書院。
慶曆二年(1042)夏,石介居喪期滿,由杜衍推薦入國子監直講。同年十一月,在范仲淹等人的推薦下,孫復入國子監,弟子們也相繼出山為官,泰山書院停止授業活動。泰山書院的學術、道德傳播到國家最高學府,原來僅有的二三十人的國子監驟增至數千人,宋初太學由此興盛。

歷史影響


泰山書院歷時八年,其規模雖不及白鹿、石鼓、應天府、嶽麓等著名書院,但其歷史地位極為重要,在泰山以至山東地區倡明復興儒學,普及教育,培養人才,立下了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他們不僅以自身行為樹立了一代學風,在儒學理論上也頗多建樹,成為宋朝理學醞釀時期的先驅。
泰山書院
泰山書院
朱熹把胡瑗、孫復、石介並稱為“宋初三先生”。《宋元學案·泰山學案》中說:“宋興八十年矣,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經,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朱喜)有伊川程頤)不敢忘三先生之語”,充分說明在開啟理學上的積極作用。

學術活動


擴大影響

泰山先生
泰山先生
交遊社會名流與地方名士,爭取他們的各種支持,以擴大書院的影響。孫復、石介等人與當時位居高官的范仲淹、歐陽修、富弼韓琦、杜衍等一直書信往還,保持著密切聯繫。李迪在復丞相職后把侄女許配給孫復。那位性情鯁挺。“不輕易許人”的孔道輔,見到書院師生之禮儼然,十分佩服,曾多次來書院訪問。奉符知縣馬永伯與石介是同年進士,也詩文酬和,過從密切。

授業儒術

徂徠先生
徂徠先生
招徒授業,講習儒術。書院聲譽既起,四方士子聞風而趨。除《泰山書院記》提到的以外。還有杜默、張續、
李常、李堂、徐盾等人。在教學內容上,以儒家經典為主。兼及子、史、集諸書。孫復講學尤其重視《周易》、《春秋》。石介說:“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泰山書院記》)。石介也講授過《尚書》、《周易》等經典。

學術交流

安定先生
安定先生
泰山書院
泰山書院
開展學術研究與學術交流活動。在講學活動的基礎上深入研究,撰寫學術著作。孫復的《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易說》六十四篇及《春秋總論》、《堯權議》、《舜制議》、《文王論》、《董仲舒論》、《四皓論》、《揚子辯》等均成 於此時。石介也完成了《易解口義》十卷及其它文著。鄆州儒學家士建中、曲阜孔道輔等人也曾應邀來書院講學。這些活動豐富了教學內容,活躍了學術空氣,開闊了學生眼界,提高了學生思辯能力。

為國薦才

推薦學生到各地任官。孫、石等人主張積極入世,用世之心極切,所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辭”(孫復詩《蠟燭》)。在與高官顯宦的書信中,薦才請用的占相當數量。除孫、石二人互薦外,學生中幾乎沒有未受到薦舉的。

學術貢獻


“不惑專註,自尋義理”
泰山學派推動了疑經學風的形成。自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學說及其經典被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對經典不敢有懷疑,甚至對經師們所作的註疏也不敢懷疑。儒家學說在漢唐儒者手中便成了僵死的條文。到宋代,泰山學派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研究儒家經典時,拋開前人成說,自尋義理,表現出獨立的見解。
孫復以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發微》。歐陽修在《孫明復先生墓誌銘》中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晁公武評價孫復在《春秋尊王發微》時說:“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陳振孫也稱讚其“不惑傳注、不為曲說,真切簡易”。
泰山學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對經學很有研究。認為韓愈死後數百年,異端肆行,邪說蔓引,註疏已嚴重背離先儒經典,不足為解經的憑據。泰山學派對漢唐註疏的認識,推動了宋代疑經改經學風的形成,逐漸使漢唐註疏之學轉向義理之學。
提升孟子
泰山學派推崇孟子。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並不高。唐以前,孟子在人們心目中只是一般的儒者,“孔孟之道”是後來的事。泰山學派在孟子地位的提升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孫復在《春秋尊王發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統”鏈條中繼孔子之後的首要環節。他說:“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孫明復小集》)。
泰山書院
泰山書院
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言“道統”,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後“道”的承繼者。他認為,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孔子之後,“道”的發展出現斷接,至孟子,始又發揚光大。石介在當時政局及學術界都頗具影響,以其為核心的泰山學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響到當時的學術取向。在泰山學派的努力推動下,孟子的思想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孟子的地位也隨之越來越高。宋神宗元豐年間,學統四起,學派紛出,洛學、關學、新學各派都尊崇孟子,自此,孟子與孔子得以相提並論,人們遂把孟子的學說與孔子的思想合稱為“孔孟之道”。
斥佛、道
洗心亭
洗心亭
泰山學派以衛道士身份極力排斥佛、道,捍衛儒學的正統地位。以儒家正統思想自居的泰山學派,極力倡導《道統》,意在復興儒學。在泰山講學時的居所曰“通道堂”,表示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衛孔子之道。面對佛、老對儒學的衝擊,奮起而作《儒辱》。
石介在排佛老方面甚為激進,寫有《怪說》、《中國論》、《辨惑》、《讀原道》、《尊韓》等文章,抨擊佛道,捍衛儒學。石介排佛道有兩面旗幟,一是先王之道,即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體說就是儒家的倫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辯,石介把佛、道稱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處四夷、中國處中國,各教其教、各禮其禮的解決辦法,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維護聖人之道,實現“中國一教”。以孫復、石介為首的泰山學派對佛老的排斥,捍衛了儒學的正統地位。
開源理學
泰山書院
泰山書院
泰山學派與理學的形成關係。理學是宋學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學復興的標誌。人們在追溯理學思想淵源時,無不肯定胡瑗、孫復、石介“泰山三先生”的開山作用。鑒於晚唐五代以來佛老之學凌駕於儒學之上的社會狀況,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會秩序。泰山書院一反漢唐註疏之學的死板和僵化,力倡恢復先秦儒家的干政職能,講學授徒,對改變視教育為利祿之途的教育體制發揮了重大作用。
全祖望說:“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沉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孫復、石介等崛起於泰山,他們努力探索弘揚光大儒學的途徑,認為要理解經旨,必須從探求義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學,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強調探求儒家經典的宏旨大義,即人們常說的“理”或“理達”。泰山學派躬身力行的實踐和探索,實開“義理之學”之先河。

金聲玉振


馮玉祥隱居泰山書院
馮玉祥隱居泰山書院
在泰山明代地方名士李汝桂的育英書院、宋燾的青岩書院、清代趙國麟的泰山書院、徐肇顯的徐公書院、徐大榕的岱麓書院、許蓮君的懷德書院、唐仲冕的泰山書院等等,無一不打出泰山書院的精神旗幟,成為“能使魯人皆好學“風氣的體現,更使古老的泰山書院成為一方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