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

“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清·阮元語）當二十世紀的最後一頁悄然翻過之時，“勒馬回看岱嶺雲”（清人題泰山回馬嶺刻石之語），就會深切感到，關於東嶽泰山的探賾考索，在此滄桑百年之中，確乎是豐富而多彩的。眾多的學人專家在這一領域所取得的成果數量之豐，水平之高，都遠遠超邁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從而將泰山之學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線上。

今分論如下：

傳為漢代人應劭所著《泰山記》當為泰山專著之濫觴，惜其書早已失傳，僅在《藝文類聚》、《初學記》等古籍中留下片斷，據周郢統計，自《泰山記》乃至1949年，泰山專著共127種。自《泰山記》后至明代，見於著錄的僅有北宋劉跂的《泰山秦篆譜》。有明一代泰山專著開始大量問世，共有30種之多，其中最著名者當屬汪子卿《泰山志》和查志隆《岱史》。

1、清代時期

有清一代，泰山專著更加繁榮，共計53種，使泰山研究出現了一個全盛時期。其中以聶鈫《泰山道里記》、金棨《泰山志》和唐仲冕《岱覽》最為著名。

2、民國時期

泰山專著共胡42種，亦屬洋洋大觀。如王連儒《泰山遊覽志》、胡君復《泰山指南》等。值得關注的是高宗岳《泰山藥物志》，專錄泰山所產中草藥，在歷代泰山專著中別具一格。這一時期最為權重者當屬泰山學者王價藩、王次通父子編輯的大型文獻《泰山叢書》。　《泰山叢書》系王氏父子用了四十餘年的時間編輯而成。泰山文獻卷帙浩繁，王氏父子披閱泰山文獻一百八十多種，予以審慎細評，對其中有些篇章的內容還作了實地考察核對，按文詞水平和資料價值選錄四十種，共一百一十卷。用毛筆手抄成四十五冊。按文獻內容分甲、乙、丙、丁四集(註：其中一集與泰山無關)：山經水志為甲集(十三種六十一卷)；輿地人文為乙集(三種十四卷)；文苑詩稿為丙集(十四種十五卷)；年譜記事(包括王價藩自撰著述)為丁集(十種二十卷)。全書有例言、目次、後記等。1936年出版《泰山紀勝》、《岱宗大觀》、《泰山圖說》、《泰安州志》四種作第一輯，內有序、跋和梁漱溟題籤，王易門的題額以及出版概況等。《中國叢書綜錄》收錄《泰山叢書》中的《泰山紀勝》、《泰山圖說》、《岱宗大觀》各一卷。《泰山叢書》全部手稿今存曲阜師範大學圖書館，1989年11月複製印刷，是古代近代泰山著述的集大成者》[以上參見《周郢文史論文集》，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46－277頁。]。

3、西學東漸時期

二十世紀的學術新思潮的傳入，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產生了一批學術巨子，而這些學術巨子也每每用其新的思維與視角展開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研究，泰山文化他們偶有涉及，但卻代表了這一時期泰山文化研究的學術高點，同時也反映了泰山文化研究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學術精英的新思維。

如章太炎在《訄書》中專設《封禪》一節，在《檢論·原教》中也專論封禪。章太炎在《封禪》中稱：“人主方教民佃漁，以避蜚征之螫，何暇議禮？”可見,“人主”教民打獵與捕魚以防飛禽走獸侵擾的草昧時代，尚談不上禮儀。他認為帝王“封禪為武事，非為文事”。隨著歷史的發展變遷，逐步演變成社會習俗，“彼夷俗事上帝，故文以祭天以肅其志，文之以祀後土以順其禮，文之以秩群神以揚其職。是其示威者，則猶偃伯靈台者也。”章太炎對斯賓塞社會學思想情有獨鍾。早在1898年，時任《昌言報》主筆的章太炎和總翻譯曾廣銓合作翻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著作《短論：科學的，政治的，思辯的》（Essays: Scientific，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中《論進境之理》（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及《論禮儀》（Manners and Fashion）。　“章太炎行文的思路正是藉助斯賓塞《論禮儀》中所闡明的社會風俗習慣的演變與政治統治、宗教統治一樣，有其整合社會思想的目的[王天根，《章太炎對“本土經驗”的強調與早期“西方社會學中國化”》，《東方叢刊》2004年第1期。]。所以他認為“然則所以惡傷土石草木者，在彼不在此；所以用蒲草者，在彼不在此。先王以‘仁物’叫號於九圍，而實陰收其利，故封禪可尚也。”[章炳麟，《訄書》，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28頁。]　章太炎還從社會風俗習慣變遷、新陳代謝的角度，詮釋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河圖》。實際上，隨著宇宙的進化與更替，“河圖”之說同“封禪”一樣，不過是人們對人類社會的歷史不斷詮釋的結果，其原意與章太炎所處的近代社會對此的審視完全是兩碼事。這樣，與《史記》所彰顯的“封禪”觀念形成強烈對比，為泰山封禪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學術視角。

又如：顧頡剛以其現代學術眼光對“封禪”、“五嶽”及“碧霞元君”等泰山文化現象進行了闡釋與解讀。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由顧頡剛、孫伏園、容庚、容肇祖、庄尚嚴等組成調查團對妙峰山香會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調查，調查文章在當時的《京報》副刊連續刊出，引起學術界的震動，宗教學者江紹原、社會學家何思敬、藝術學家傅彥長、心理學家崔載陽等都從不同的學術領域撰稿予以高度評價。1928年29篇調查文章集結為《妙峰山》一書出版。此次調查開創了我國民俗學田野調查的先河，使西方的民俗學真正在我國落地生根，妙峰山因此被譽為中國民俗文化的發祥地。根據調查，顧頡剛認為，京津地區的民間多認為天仙聖母碧霞元君是東嶽大帝的女兒，對天仙聖母碧霞元君的身世提供了田野調查的第一手材料和確鑿的結論，同時也極大的拓展了泰山文化研究的空間，拓寬了泰山文化研究的視域。

4、本時期

本時期體現泰山文化研究最高水平的當屬王獻唐。王獻唐綜合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對泰山上古史事的全面研討。

王獻唐的泰山文化研究主要表現在《炎黃氏族文化考》[《炎黃氏族文化考》，齊魯書社1985年版。]一書中。王獻唐認為：“征諸故書所載，泰山一帶，為中國原始民族聚居之處”，“往古先民，生聚於斯，萬代諸皇，建業於斯……木本水源，血統所在，泰山巍然，同族仰鏡”、“泰山一帶為中華原始民族之策源地”，“伏羲發源祖地，證以現存地名、山澤名，殆即今之泗水一帶。”“伏羲伏字既為族地名稱，羲字又作何解？曰：羲猶雄也、皇也，推尊之呼號也。……伏羲亦曰太昊，昊，弘聲，聲轉訓大訓高，亦猶皇也，雄也，羲也。其稱太昊，猶雲太皇、太雄、太羲。太即泰字，泰山之謂。《史記》：‘泰帝興，神鼎一。’師古謂泰帝即伏羲。”[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第453－455頁，齊魯書社，1985年版。]　王獻唐云：“伏羲族居泰山一帶，故稱泰皇。……今鄒城、鳧山、染山均有伏羲廟，魚台、寨里有伏羲陵，陵南有伏羲畫石，其他魯南各地，如嘉祥、滕州及蘭山各處，有伏羲、女媧畫石，作蛇身者亦伙。而山陵古迹，父老傳聞，時有羲媧舊事，正以地為羲族舊壤，崇祀仰鏡，迄今不替，非無因而然也。古代帝王受命，必封告泰山……故凡得天下者，易姓而後，必告泰宗，示不忘本，猶其祭告宗廟之義。”[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534－537頁，齊魯書社，1985年。]主張以泰山為中心，形成了東方的伏羲文化圈。他還認為：“伏羲出於泗水，以泗水之故，知古代羲族實居泰山一帶高聳之地，為中國東方古族發源之鄉。其源既明，則凡他處如濮縣、永濟各地，地名與泗水相同者，皆族遷名隨，為羲族后徙所居，不能執此以為伏羲生長之鄉也。而凡伏羲施政之處，如陳與仇池各地，又皆都遷所在，足跡所經，亦不能執此以為伏羲興於西方也。”[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492~493頁，齊魯書社，1985年。]

5、十九世紀後期

因受西方現代科學思想的影響，泰山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也開始進行，十九世紀後期，德國學者李希霍芬率先展開對泰山雜岩之探索，此後張相文、翁文灝關於泰山山脈的論爭，竺可楨關於泰山高度的實測，孫雲鑄等關於泰山地質的調查及泰安高宗岳關於泰山藥物的著錄，都取得突出的成績。——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泰山研究，諸多學者已自覺運用現代學術理論，篳路藍縷, 使研岱之學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這一時期值得重視是一批外國學者的泰山文化研究。泰山文化不僅為東方學界所重視，還曾引起西方世界的矚目。自十七世紀以來，眾多的西方漢學家都對泰山從不同的角度展開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海外"泰山學"的出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冊上留下重要的一頁。6、明末清初時期

隨著利瑪竇等人的東來，一時出現了一個東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泰山之名亦由此開始為西方所知。十七世紀之俄羅斯帝國大臣尼·斯·米列斯庫（N.Spataru.Milescu）所著《中國漫記》中已出現有關泰山的介紹。米列斯庫（1636～1708）原籍羅馬尼亞，1676年作為俄羅斯使節入清覲見了康熙皇帝，據其見聞著成《漫記》一書。其中第二十九章中寫到了泰山："濟南府……附近有高山，其中一座名泰山，高四十華里，即十四俄里，他們說黎明頭一次雞叫，在山上即可以看到日出。這裡有許多山洞，有無數名士隱居於此。"（蔣本良譯本頁88）。荷蘭紐霍夫（J.Nieuhoff）1665年所刊《德·戈耶爾和德·凱塞荷蘭遣使中國記》中也有類似記載。不過這一時期西人筆下的泰山，多是片斷記錄和零星述聞，真正轉入深層次的研究階段，則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方逐步開始的。隨同近代古老帝國大門的開啟，大批歐美人士奔赴泰山，訪古覽勝，至今五大夫松附近山崖還有清末所鐫"德人巴賀"的題名，便是西風東漸泰山時留下的雪鴻之痕。許多外國漢學專家，更以獨特的文化視角，對泰山展開探討和論說，先後有多種論文專著出版，大大推進了泰山研究。這一時期出現的較有影響的泰山研究或記游文章有：阿·威廉松《北中國旅行記》（1869）、伊莎貝爾·威廉松夫人《中國的古老之路》、帕·貝爾讓《中國史記----一個旅遊者在泰山》、瓦·安澤《中國蘇北到山東的冬季之旅》等等。這些文章從各種角度介紹了泰山景觀與歷史，對歐美讀者了解泰山，無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所知第一部西人泰山專著，是德國學者帕·蒂施佩（P.Tschepe）撰《泰山及其宗教信仰》一書。蒂氏生平不詳，其書亦未見傳本。根據沙畹的著錄：此書出版於1906年，除了長達百頁的考論外，還附有33幅照片。繼蒂施佩之後，法國學者沙畹於1910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法文泰山著作，這就是在西方產生了極大影響的《泰山祭禮》（LeT'aiChan:essaidemonographied'uncultechinois）。?沙畹本名埃馬紐埃爾--愛德華·夏瓦納（Emmanuel-EdouardChavannes），沙畹是其漢名。1889年，沙畹被任命為駐清公使專員，在華三年中，他利用公務之餘從事漢學研究，並很快通曉了漢語。1890年，沙畹完成《史記·封禪書》的法譯，引起學術界的注目。日本福井文雅評價沙畹："儘管他在年僅53歲便已去世，但他是一位大學者，甚至可以說他什麼研究領域都涉獵到了。"（《歐美的道教研究》）特別是對歷史地理、宗教、古文字學研究，沙畹用力甚勤，成就斐然。所著有《西突厥史料》、《中國之旅行家》、《佛經中五百故事》、《斯坦因在東土耳斯坦所獲漢文文獻》、《摩尼教旅行中國考》（與伯希和合撰）等數十種。沙畹因從事《史記·封禪書》的法譯，引發了其研究泰山宗教的興緻。1891年1月24日，沙畹首次登臨泰岳，此後又曾於1907年6月17日至25日赴泰安考察。兩次泰山之行，沙畹都對其風俗信仰、名勝古迹作了細緻調查，收集了較多的地方文獻，第二次登山時還拍攝了大量的照片。沙畹回國后，開始了對泰山的案頭研究，至1910年推出了《泰山祭禮》一書。　《泰山祭禮》全書分列六章，分別是：第1章《泰山的祭禮》，內容為泰山崇拜及其源流的概論；第2章《泰山風景名勝》，著錄介紹了山川、廟宇、遺址等景點252處；第3章《關於封禪祭禮的資料》，分別摘譯了《後漢書》、《舊唐書》、《宋史》的有關記載；第4章《碑銘》，分別譯錄了《紀泰山銘》、《泰陰碑》、《重修蒿里山碑》、《重修朝元觀碑》、《去泰山神封號碑》、《重修岱廟碑》等11種泰山石刻全文；第5章《祈禱》，收錄北魏、唐、明、清各朝祭告泰山文33篇；第6章《民間信仰》，包括民間傳說、五嶽真形圖、泰山寶鏡、泰山神璽等內容。書後附有《中國古老的地神》一文。沙畹認為：在中國，每一座山都被認為有神靈主宰，神被視為一種具有思想意識行為的自然力量，而為世人所崇拜、信仰。在中國山神之中，影響最大的是五嶽，而五嶽里尤以泰山聲望最著。因而便以此作為研究專題，試圖對泰山崇拜產生的心理動機、宗教意識中山的作用以及造就泰山顯赫地位的原因等問題進行探討。本著這一命題，沙畹對泰山崇拜、地獄觀念、封禪活動與元君崇拜幾個泰山宗教的重大關目，分別作了論說。沙畹《泰山祭禮》一書，無疑對研究泰山宗教及歷史文化，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思考。由於著者學貫中西，視野開闊，故其中比勘泰山與西方信仰之異同，觀點多發前人所未發，為以後的研究開闊了思路。沙畹第一個向西方系統地介紹了泰山的歷史文化。在其之前，雖西人間有著述，但都浮光掠影，難現全豹，即蒂施佩之書，在沙氏看來，其亦未能充分闡述出泰山之宗教及其歷史作用（見沙著"前言"）。沙畹以漢學專家的高深功力，箴縷百家，對泰山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將此悠久而豐富的東方文化介紹給歐美，首功甚偉。?而且沙著還是較早從理論上研究泰山的，他關於泰山崇拜、封禪等問題的探究，至今仍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日本道教專家福井文雅曾從道教史角度，對沙畹泰山一書的學術成就，作過很高的評價。沙畹還以西方學者的眼光，詳實地記錄了二十世紀初的泰山，其中很多內容都是中國學者未予記錄或未予重視的。這為今天全面了解泰山歷史，提供了一些重要史料。故其書在泰山研究史上，實具有無可替代的重大價值：另一法國學者多類（Dore）亦著有一部《泰山宗教》，此書出版於1933年後，記述了1914～1933年間的泰山宗教情況。其書有法、英兩種文本行世。沙畹、多類等人主要是用文字對泰山進行研究，而愛伯特·肯恩（1860～1940）則是用攝影機來記錄泰山的風貌。肯恩為本世紀初巴黎知名金融家，他敏銳地感覺到世界將面臨著一個大變革時代，因而他不辭辛勞，環遊世界，以攝影的方式來記錄下這一重要的歷史瞬間。其間，肯恩於1908～1909及1912～1913年兩度來到中國，拍攝了數以千計的照片，其中有泰山彩色照片47幀，為了解當時泰山面貌的珍貴檔案。這部分圖片，後來收藏在巴黎西郊的上塞納省立愛伯特·肯恩博物館。與沙畹、肯恩同時，還有一位西方漢學大師也對泰山文化予以關注，此人便是被譽為"世界公民"的衛禮賢教授。衛禮賢（1873～1930），原名理夏德·威廉（RichardWilhelm），德國人。1899年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青島，對中華文化一見傾心，從而開始了對漢學的研究和翻譯。此後他在法蘭克福創辦了中國學社，為實現溝通中西文化的理想作出了不懈努力。衛禮賢崇尚儒學，嘗數度訪古於鄒魯之區，登泰岱，謁闕里。並在所著《中國心靈》一書中，專列《聖山》一節，對泰山之歷史文從作了精闢評述。1924年，當衛禮賢準備登程返德之際，特地重登泰山，以此作為對生活了25年之久的中國的告別式。他在致友人信函中抒發了他此時的感想：　"從南天門上來，我們置身於一片濃重的霧靄之中。不一會兒，雲開一線。太陽升起之際，剎那間雲層、平原、山巒，盡收眼底。啊！中國真美！這裡有多少東西，使人流連不舍。"（衛禮賢夫人莎瓏·衛著《衛禮賢----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精神使者》頁302）。　----這一聲長長的感嘆之中，蘊含了衛禮賢對東嶽泰山的無比熱愛和萬分留戀之情。意志傑出的文學家歌德曾在他《中德四季晨昏雜詠》一詩中留下這樣的名句："視線所窺，永是東方。"（參見錢春綺譯《歌德抒情詩選》頁166）我們借用此語，用以形容諸多西方漢學家對泰山這座東方神岳的密切關注、熱心研究和無比傾倒，或許也是恰當的吧。

1949年後，大陸與港台地區的學術界對泰山的研究均有所開展。大陸在此後三十年中，有多種泰山著作與論文刊出，其中顧鐵符、俞劍華、張鶴雲、何幼琦等一批文史專家分別從不同領域對泰山文化的有關內容進行揭析，深得精要；郭沫若的泰山為“中華文化史局部縮影”之論說更為人所熟知。但這一時期泰山人文研究的力作相對較少，許多重要領域的探研或呈空白，或現停滯。而同一時期的泰山自然科學研究卻不斷深入，地質、氣候、水文、土壤、動植物等方面成果眾多，其中關於“泰山向”古代斷裂帶、張夏寒武紀地層剖面，“泰山群”古代變質岩等課題的研究, 均有重大突破。此時在港台地區，蘇雪林、凌純聲、饒宗頤、余英時諸人精研義理，深造有得，他們從世界文化的宏大範圍中，探索泰岱文明的源起和形成，這種貫通東西、縱橫聯繫的研究方法，使泰山之學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七十年代末至本世紀結束，隨著大陸文化事業的復甦，泰山研究也開始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不僅研究隊伍不斷壯大，學術活動廣泛開展，中老年學者在學術上日趨成熟，年輕一代嶄露頭角；這使得研究成果大量湧現，而且質量也有顯著提高。舉凡歷史、文學、藝術、美學、文物考古、宗教、民俗、旅遊及自然科學諸領域，泰山各個層面的學術課題均被觸及。一些長期困擾學界的學術難關被一一攻克（其中人文研究中關於泰山封禪、宗教、石刻、文獻的研討與自然科學研究中關於紅門醉心石質的探討，都在學術界深有影響），新方法、新史料迭見層出，泰山的學術影響明顯擴大。據統計，建國后共出版泰山研究專著計53種，同時還有為數不少的論文。1993年以來，泰山研究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泰山志》窮12年之功而面世，《泰山大全》、《泰山珍石》等大型圖書相繼出版。這些成果或史料收集，或掌故輯錄，或史跡評點，或風光鑒賞，或著眼總體，或遴選專題，從不同方面深化了人們對泰山的認識。與此同時，泰山研究群體不斷壯大，組織機構建設不斷加強。泰山研究會、泰山文化研究會集合了泰山研究的主要力量。1996年10月，泰山文化研究所成立，為國內第一家專業的泰山研究機構。這些都為泰山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毋庸諱言，這一時期的研究工作仍存有諸多缺失，就人文研究而言，許多學者由於學術上儲備不足，加之治學心態浮躁，導致一些研究硬傷累累，許多著述在低水平徘徊。但就總體而言，這二十年仍是泰山研究最為興盛的時期，其總體成績不容低估。在充分肯定泰山文化研究成績的同時，我們仍需清醒地看到，泰山研究在基礎建設、成果數量與質量等方面均存在許多不足，我們的研究工作距規範化、系統化、科學化還有相當的距離。這些差距與不足的主要表現有以下幾點。

在研究內容方面。一是基礎研究比較薄弱。目前泰山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薄弱環節，在於缺少系統的、全面的基礎資料整理。由於種原因，泰山歷史資料零星散亂，時間跨度大且不系統，涉及門類多且不集中。從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中鉤沉泰山史實殊非易事，但這是泰山研究的基礎，功在當今，利及後人，必須要做。二是研究缺乏廣度、深度。現有的泰山研究成果，其內容相當部分集中於景點介紹、旅遊概述、詩詞選錄、名人簡介等方面，涉及面不夠寬，角度比較單一。泰山內涵十分豐富，我們完全應當也能夠對其進行如地理的、宗教的、民俗的、藝術的、哲學的等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俗語有“有限不識泰山”之說，此謂眼之所識者表面之泰山、感性之泰山，眼所未識者內蘊之泰山、精神之泰山。因此，我們對泰山的研究，不能僅駐足於對泰山客觀描述的層次上，而應當重在理性分析、藝術觀照、宏觀把握，重在揭示泰山之深層內涵。現在已有研究者涉足這些領域，但尚未取得相應實績。在研究方法方面。一是不重實證。一些研究者缺乏踏實作風、嚴謹態度，在研究中不重考據、不重實證。一些不甚確實的二手、三手資料被作為“定論”、“成說”轉來引去，充當論據，以至於訛誤相傳。二是許多論證浮躁空泛、邏輯混亂。一些文章只是拼湊的一些所謂的新方法、新論點、新成果，羅列一些離題甚遠、無關主旨的資料，而並不管這些方法、資料與泰山有無內在的必然聯繫。這些現象，影響了泰山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立足基礎。建立規範、系統、科學的泰山研究體系是泰山研究的當務之急。

縱觀二十世紀的泰山研究，在中國名山研究或是區域文化研究中都是十分突出的。僅從人文研究而論，這一時期的研究打破了傳統的“在山言山”，只將泰山研究拘囿於方誌編纂、藝文輯錄與金石考訂的格局，逐漸從微觀走向宏觀，從封閉走向開放，力求將泰山文化投置於中外文化的大背景中去審視，由此進而釐定其文化的地位與特色。一些新的方法如“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皆被廣泛採用，使泰山研究呈現出不同以往的生機與活力。這些新方法、新材料的引進、挖掘及新學科的切入，無論是對泰山文化的總體評估, 還是對泰山一些具體課題的考論，都有巨大的推進作用。可以說，二十世紀是泰山研究逐漸走向成熟的重要時期，“泰山學”的提法也由此得到越來越多學人之認可。當然，與同是勃興於這一世紀的甲骨學、敦煌學、紅學這幾門顯學相比，泰山研究無論其深度和廣度都相形見絀，難與爭勝；與同屬名山文化的五台山研究相較，也有著明顯的差距。如泰山著述中的名勝、封禪等等，其內容頗多重複，陳陳相因，殊乏新意，而有些具有更高價值的課題如“泰山通史”，“泰山文化史”，“泰山文學史”“泰山學術史”皆乏人問津，殊為憾事。凡此種種，皆當“誠望傑構”於二十一世紀之“來哲”（借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題記》語）。新世紀泰山文化研究綜述　進入新世紀，泰山文化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從研究人員構成、研究規模、研究對象、研究深度、研究方法各個方面表現出極大的進步與突破。

首先，適應現代知識生產的新趨勢，泰山文化為總主題從各個不同方面確立課題項目進行研究，充分發揮學術共同體的智慧與力量，通力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與實績。　2001年，馬兆龍主持的“泰山文化與旅遊經濟”被山東省社會科學十五規劃立項，該項目橫跨泰山文化、旅遊、經濟三大領域，緊跟經濟發展與轉型的的熱點，從旅遊經濟的角度展開對泰山文化的研究與反思。

同年，袁明英主持的“泰山石刻研究”被山東省社會科學十五規劃立項，該項目組合文化研究、書法、美術、地理、歷史等專業學科人員，對首次對泰山豐富的石刻資源進行整體研究。

2002年，葉濤主持的“泰山香社碑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列入山東省古籍整理項目。該課題對泰山十分珍貴的363塊長期沒有得到重視和認識的香社碑進行了系統細緻地整理與研究，獲得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調查線索和第一手資料，有很深厚的前期科研基礎，是對學術界的一大貢獻。它不僅為今後的進一步解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且在今天的民族民間文化搶救工作中也有理論借鑒意義和應用價值。

在此基礎上，葉濤完成了其博士論文《泰山香社研究》。該論文共六章，第一章是緒論，交代選題意義、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資料體系和結構等。第二、三章是泰山香社歷史沿革述略，分前當代篇和當代篇，描述泰山香社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以及當代泰山香社的活動狀況。其側重點是分別討論泰山神和碧霞元君信仰與香社興盛的關係。第四章是泰山香社的內部組織結構分析，著重討論了泰山香社的結社原因、奉祀神主之演變、香社領袖權威的形成、香社的儀式分類及典型的香社組織――合山會的歷史。第五章是介紹泰山香社的外部社會環境，如泰山廟會與香客店史略，香稅與泰山管理等。第六章是餘論，討論泰山香社的基本特徵，進而為民間信仰辨名。最後，本文的附錄部分，以具象的資料展示相關各章所論述的內容，即：一、鄒城西關泰山香社香頭劉緒奎訪談錄（樣稿），二、青州市五里鎮井塘村民間香社調查資料，三、泰山香社碑碑文選錄，四、泰山香社碑目錄。

可以說，該論文首次全面開拓了關於泰山香社的研究。系統地描述了民眾的進香活動，彌補了泰山文化研究中對於民間信仰行為觀察、描述和學理分析的缺失，揭示了以泰山香社為代表的中國民間信仰組織的基本形態。對民間信仰組織生成、發展的內部組織結構和外部社會基礎進行了詳盡的調查與分析，並在宏觀政策的層面審視了國家對民間信仰的不同態度，這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助於人們認識和理解民間信仰的運行機制與功能，推進了關於中國民間宗教結社問題的討論，是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論文。

2002年袁明英主持的“泰山石刻資源地理信息系統軟體及應用研究”被泰安市科技發展計劃立項，該項目動用現代信息技術對泰山石刻資源進行研究與保護，為泰山石刻的研究與保護開闢了一條現代技術路徑，確屬獨闢蹊徑之作。

首先，2003年，山東省十五社科規劃將王雷亭主持的“泰山－國山戰略研究”列為重點研究項目。經課題組整理文獻資料得知，歷史上首提國山命題的是時任泰安鄉村師範校長的徐芝房先生，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國民政府籌備召開國民大會，徐芝房參加山東代表競選。為此他趕寫成《定泰山為國山芻議》，擬作為本屆國大提案。但因不久發生“七七”事變，本屆“國大”胎死腹中，徐氏“國山”提議而未能列入政府議案（由於兵燹，徐氏此書今已失傳，僅有書目保存在1937年刊行的《泰山天書觀鄉村師範教學大綱》一書中）。此後抗日戰爭、國共戰爭接連不斷，“國山”之議遂被擱置，后無人問津，影響不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泰山旅遊研究所王雷亭所長在課堂上講述日本國山富士山時，受其啟發，提出泰山為國山的想法。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為吸引海內外遊客，振興山東省和泰安市旅遊業，王雷亭正式向泰安市提出書面的國山創意策劃方案。同年8月全國百家媒體來泰山採風，對泰山是國山的命題進行了重點採訪，隨後做了大量的報道（齊魯晚報2001年10月6日頭版頭條刊登採訪王雷亭的綜合報道《泰山要當中國國山》），在全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以後，北京青年策劃人宋體金先生也提出了泰山的國山的命題。

國山的呼聲日盛，也反映了一種社會的關注與需要。作為去年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今日國土》雜誌社主辦的評選中華十大名山活動的繼續，今年6月上述單位聯合組織評委會，評選中國國山。評委會主任為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副組長為林業科學研究院江澤慧院長等5人，參加評審委員會的專家共有20人，其中社會科學專家15人（季羨林、于光遠、啟功、羅哲文、鄭孝燮、楊辛等）。評選日程大體為7月10日召開“中國國山”評選第一次會議暨新聞發布會，11月30日前公布民眾意向（公民投票或隨機抽樣），年底前評審委員會發布評選結果。在《今日國土》雜誌第七、八期連續刊登“中國國山”評選方法及候選國山簡介。同年，由湯貴仁主持的“泰山古文獻校釋叢書”列入山東省古籍整理規劃項目。該項目組成員由泰山學院、泰山管委等二十人組成，由泰安市文化局大力襄助，對明清至民間年間明《泰山志》、《泰山搜玉集》、《岱史》、《泰山紀事》、《泰山小史》、《岱覽》、《泰山圖志》、《泰山述記》、《泰山紀勝》、《泰山道里記》、清《泰山志》、《岱志》、《泰山藥物志》等十三種近400萬字泰山志書進行了點校，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而完成。此外湯貴仁還網羅遺漏、不常見或散佚的泰山古文獻，輯成《泰山文史集成》40萬字。其成果由泰山出版社以《泰山文獻集成》十卷本於2005年出版，為泰山文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資料基石。同年，周郢主持的“泰山編年史”列入山東省教育廳科研發展計劃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