訄書

章炳麟著書籍

《訄書》(訄音qiú,逼迫)是章炳麟(章太炎)的第一部自選的學術論文集,書名的用意是“逑鞠迫言(窮蹙的環境迫使他非說不可的話)”。

初刻本共收論文五十篇,寫作時間可考的有十九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始作於1894年9月,最晚一篇完稿於1900年1月底之後。初次刊行的時間約在1900年春。但是幾乎沒有什麼公開的反響,後來多次出了重訂本,影響很大,章炳麟在重訂本中也逐漸地突破了一些初刻本中不成熟的主張。1915年章炳麟被袁世凱幽禁期間又對《訄書》作修改,更名為《檢論》。后收入《章氏叢書》。

《訄書》集中體現了章炳麟早年的政治社會思想。《訄書》公開從正面批評了孔子和孔學,進而對於封建中國的“天道”觀、“天命”論做出了有力的批判,“熔鑄新理”、“推跡古近”,成為了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內容概要


訄書
訄書
《訄書》集中體現了章炳麟早年的政治社會思想,在當時影響頗大。在內容上涉及的學術領域很廣泛,對中國古代各時期、各流派的學術思想、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社會風俗、民族、政治、經濟、法學等都有論述。其中《天論》、《公言》、《原學》、《原人》、《原變》、《訂實知》、《通讖》等篇,依據近代自然科學一些新成果,較集中地闡述了他當時的哲學觀點,包括唯物主義反映論、以進化論為依據的自然觀,以及對有神論的揭露和批判等。重訂本《訄書》在政治觀點上批判了維新派,宣傳民主革命,號召推翻清政府的反動統治,對當時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對於《訄書》,有一點必須得說,很顯然章是希望借用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來解讀中國的古典,這也許是近代所有“國學”著作所概莫能外的,首先是因為“國學”之成立,本為外來刺激所造成,因此,以西解中來報存“國學”乃當時之共同追求,章算是先驅。
其次,章作為古文經學的傳人,面對繼承今文經學之論敵康有為,難免會被論敵所牽制。正如朱維錚所說:“《訄書》自《訂孔》以下論學術史諸篇,取捨褒貶,時見奇怪之論,原因即在章‘論學的箭垛始終在訂康’”(朱著《〈訄書〉發微》)而台灣學者王泛森說:“在與論敵長期纏鬥的過程中,他的思想也同時被論敵制約形塑成一個特殊的風貌。”同時,《訄書》文筆古奧,不易閱讀,“即海內通識之士,且或表同情於章氏者,亦艱於一讀矣”。

版本演變


章氏弟子錢玄同曾對《訄書》的演變有一個簡單的說明:“《訄書》作於戊戌,改於庚子,至民國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檢論》”。具體言之,是書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冬日在蘇州付梓,1900年初出版。線裝一冊,木刻本,收入自1897年(一說1898)以來章炳麟所撰的已發表和未發表的論文50篇,封面書名為梁啟超題籤。同年,再版,增補佚兩篇。這就是曾經流行一時的《訄書》木刻本。同年還有一個未曾出版的“手校本”。
重訂本共收入論文63篇,"前錄"2篇其後章氏對該書作了大幅度的增刪,刪去戊戌變法時期主張改良的文章十三篇,增加宣傳反清革命的文章二十四篇,編為63篇,另“前錄”(《客帝匡謬》、《分鎮匡謬》)2篇,"附錄"4篇出版。1904年重印於日本東京翔鸞社刊行,1906年再版。封面的題籤也改成鄒容的手筆(鄒與他是《蘇報》案中共患難的摯友)。
1914年,章炳麟在被袁世凱幽禁期間,對《訄書》重訂本又作了根本性的增刪,改變了原來分篇不分卷的結構,辟成9卷,更改書名為《檢論》,鉛字排印本。
《訄書》文筆古奧,索解甚難,有朱維錚、徐復、向世陵、梁濤等不同整理版本可資參考,其中徐復《訄書詳註》尤佳。

同人的評價


胡適在為上海《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所撰長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曆數中國兩千年來的學術著述史,認定只有七八種書夠得上他心目中的“著作”資格,即必須系精心結構之作,具有周密的理論構架並自成體系者。他隨之將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和《檢論(即訄書)》歸入他有著嚴格限定的“著作”之數,使之與享有盛名的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和章學誠《文史通義》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