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論

戰國時期荀子所著篇章

《天論》為儒家學說,作者是荀子。戰國時期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諸子的思想猶如劃破夜空的閃電一樣耀眼奪目,但那個時代社會上一般人的思想與精英們所達到的高度尚有不小的差距,社會上的迷信思想還很嚴重。

我們從近年頗受關注的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就可以窺見當時人們多如牛毛的禁忌和繁雜的避邪驅鬼法術。作為戰國時期一位傑出的思想家,荀子對於祈神求鬼以致福的禨祥之事和迷信習俗進行了深入的批判。他所著的《天論》就是最具這種思想光芒的篇章。

著作簡介


主要思想

《天論》節選自《荀子·天論》,有刪節。其主旨是揭示自然界的運動變化有其客觀規律,和人事沒有什麼關係。其主要思想是,社會是清明富足還是動蕩飄搖,也全是人事的結果,和自然界(所謂的“天”)也沒有什麼關係。荀子的這種思想,有力地否定了當時的各種迷信,強調了人力的作用,放到戰國時期看,具有很強的進步意義。

語言特色

天論
天論
《天論》語言富於文采和氣勢。比如第一段中“強本而節用……妖怪不能使之 凶”和“本荒而用侈……妖怪未至而凶”這兩節文字意思相反,字句工整相對,從整體上看,運用了對比兼排比的修辭手法,而這兩節文字分別又是由兩組排比句構成,文字的工整嚴密令人嘆服。

原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天論古書
天論古書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 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所志在於天者,已【記】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和】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隊【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妖則【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耘耨失穢,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妖。妖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其災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 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 為,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后,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有后而無先,則群眾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譯文


上天的運行有一定的規律,不會因為聖君堯就存在,也不會因為暴君桀就滅亡了.(人)以禮義來配合(天)就會吉祥,(人)以暴亂(不以禮義)來配合天就會兇險。努力農業生產而節約用度,那麼天不能讓人貧窮。保養周備而行動合時,那麼天不能讓人生病。依循禮義正道而沒有什麼差錯,那麼老天不能加禍給人,所以水災旱災不能讓人飢荒,冷熱變化不能讓人生病,自然災害不能讓人兇險。荒廢農業生產而用度奢侈,那麼天也不能讓人富有。
保養簡略而行動逆時,那麼天也不能讓人保全。違背禮義正道而胡作非為,那麼天也不能讓人吉祥。所以水災旱災還沒來就鬧飢荒了,冷熱還沒逼迫就生病了,自然災害還沒產生就有了兇險。這些所接受的時間和治世完全相同,然而災殃災禍卻和治世不一樣,這不可以怨天,都是人的作為造成的。所以明了到天和人職分的不同,那就可以稱得是至人了.
不必刻意去做就成功了,不必刻意去求就獲得了,這就叫做“天職”.像這樣子,雖然深奧,“至人”是不會刻意去加以思慮的;雖然偉大,“至人”是不會刻意去加以費力的;雖然精微,“至人”是不會刻意去加以考察的,這就叫做不和天爭奪職分。天有天時,地有地利,人有人治,這就是叫與天地參與配合。放棄自己配合參與的能力,而羨慕天時地財的功能,那就錯了.
眾多星辰相隨旋轉,太陽月亮交替映照,春夏秋冬輪流降臨,陰陽交感,大化萬物,風和雨廣博地沾施,萬物各自得這些的調和而生長,各自得到這些的滋養而成熟,看不到他在做事情而只看到成果,這就叫做“神”.大家都知道他成就萬事萬物,卻不知道他無形無跡,這就叫做“天功”.只有聖人是不刻意去求了解天的.“天職”建立以後,“天功”已經完成,具備了形體而人的精神就產生了出來,好,惡,喜,怒,哀,樂的情感就蘊藏在裡頭了,這就叫做“天情”.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形態,各有它和外物交感(的功用)而不能互相替代,這就叫做“天官”.心靈處在胸中,來主宰五官(耳,目,鼻,口,形態),這就叫做“天君”.裁擇其它的物類來奉養人類,這就叫做“天養”.順著人類的需要叫做福,違逆人類的需要叫做禍,這就叫做“天政”.遮暗“天君”,混亂“天官”,廢棄“天養”,違逆“天政”,背反“天情”,以致於喪失“天功”,這就叫做大凶.
聖人清明他的“天君”,調正他的“天官”,周備他的“天養”,順當他的“天政”,涵養他的“天情”,進而來保全他的“天功”.如此,聖人就會知道他所應該做的事情,知道他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能夠在天地間盡職而役使萬事萬物了。聖人的行動完全合理,他的養生完全順適,他的存在不會傷害到萬物,這叫做知天。所以一個真正大巧的人,存於他有所不為;真正一個大智慧的人,在於他有所不思慮。聖人對於天的關注,僅止於表現出來可以預期的現象;對於地的關注,僅止於表現出來適合生長的土宜;對於四時的關注,僅止於表現出來可以從事勞動的次序;對於陰陽的關注,僅止於表現出來可以治理的方法和狀況。聖人會任命專家守住天的規律,而自己守住人道.
治或亂,是天造成的嗎 我說:“日,月,星,辰,瑞兆,曆數,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對的。大禹,天下太平,夏桀,天下大亂.(可見)治或亂,不是天造成的.”治或亂,是四時造成的嗎 我說:“農作物在春夏時候紛紛萌芽,茂盛,成長,在秋冬時結谷,蓄積,收藏,這又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對的。大禹,天下太平,夏桀,天下大亂.(可見)治或亂,不是四時造成的.”治或亂,是地造成的嗎 我說:“萬物有了大地就會生長,萬物沒了大地就會死亡,這又是大禹,夏桀所共同面對的.(可見)治或亂,不是地造成的.”《詩經》說:“上天創造了高大的歧山,周太王加以開墾,經過他的經營,周文王繼承后,讓百姓過安定的生活.”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天不會配合那些厭惡寒冷的人就停止冬天的到來,地也不會配合那些厭惡遼遠的人就改變他的寬廣,君子不會因為小人喧嘩不休就停止他的品行修養。天有著常道,地有著常數,君子有著常規,君子強調常規,而小人(完全)只計較功利.《詩經》說:“實踐禮義而沒有差錯,何必害怕別人的閑言閑語呢”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楚王後面護從的車馬有千乘之多,並不是他有多聰明;君子吃吃豆子,喝喝清水,並不是他有多笨,這都是偶然造成的。至於志意修美高潔,德性深厚篤實,生於當代而有志於古道,那是(完全)操之在我的啊!所以君子會急於(認真做)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不貪慕那些屬於天的事情;小人會放棄那些屬於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一味地)貪慕那屬於天的事情。君子會急於(認真做)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不貪慕那些屬於天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進步;小人放棄那些操之在我的事情,而(一味地)貪慕那些屬於天的事情,所以每天都在退步。所以君子之所以每天都在進步,和小人之所以每天都在退步,是一樣的道理。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得如此懸殊,原因就在這裡.
隕星墜落,林木怪嗚,國人都十分恐懼。問:“這是怎麼回事呢”我說:“這沒有什麼。這不過是天地的變動,陰陽的變化,事物少出現的現象罷了!覺得奇怪,可以;感到畏懼,那就不對了。太陽,月亮有虧蝕的現象,風雨有不合時的情況,怪星偶然出現,這是沒有那個世代不曾出現過的啊!在上位者賢明而政治清平,那麼即使是同時興起,也沒什麼傷害;在上位者昏暗而政治險酷,那麼即使沒有一項出現,也沒有什麼助益。星辰墜落,林木怪嗚,是天地變動,陰陽變化,事物少出現的現象罷了。覺得奇怪,可以;感到畏懼,那就不對了.”已經發生的事物裡頭,只有人祆是最最可怕的了。草率地耕種會傷害農作物,草率地耘草會失去收。
政治險酷會失去民心,田地荒蕪,農稼枯萎,糧價昂貴,百姓挨餓,道路上有活活餓死的人,這就叫做“人祆”.政令不清不明,舉動措施不合時宜,農事不好好治理,百姓服勞役不按季節來,以致於牛馬雜交,六畜反常,這就叫做“人祆”.禮義不好好修治,內外沒有分別,男女淫亂,父子互相猜疑,上下乖違背離,外寇內難同時產生,這就叫做“人祆”.人祆是由於混亂而產生出來的,以上三種人祆交錯出現的話,國家就不得安寧了。這個說法非常淺近,它的災害卻非常慘重,可以覺得奇怪,也應該感到畏懼。古書上說:“萬物的怪異現象,經典裡頭是不詳細說明的.”沒有用處的論辯,不急需的考察,都該拋棄掉而不加治理。至於君臣間的大義,父子間的親情,夫婦間的分別,那就應該天天鑽研探討而不放棄.
祭禱祈雨而下了雨,為什麼呢 我說:“這沒什麼啊!就好像不祭禱祈雨而下了雨一樣。日蝕,月蝕而去救日月,天乾旱而祭禱祈雨,卜筮一番然後決定大事情,並不是真的認為祈求就可能得到,而(只是)做為政治的文飾(安慰安慰百姓罷了).”所以在上位者認為是政治的文飾,而百姓卻認為是天上神靈的表現。認為是政治上的文飾就會吉祥,認為是天上神靈的表現就會兇險.”
在天裡頭,沒有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裡頭,沒有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萬物裡頭,沒有比珠,玉更明亮的了;在人裡頭,沒有比禮,義更明亮的了。所以日,月不高懸的話,那麼光輝就不夠強烈;水火不累積起來的話,那麼火光,潤澤就不夠廣泛;珠玉不在外面閃爍的話,那麼王公大人就不認為是寶貝了;禮義不施行在國內的話,那麼功名就不能顯耀。所以人的生命來自於天,國家的生命來自於禮義。在上位者崇尚禮義,尊敬賢人就能稱王天下,重視法令,愛護百姓就可以稱霸天下;在上者貪好私利,充滿詐偽而國家危險,只會權謀傾軋,幽狠兇險而國家將會滅亡.
與其(一味地)推崇天而思慕他,怎麼比得上將天當作物質而加以控制呢 與其(一味地)順從天而歌頌它,怎麼比得上掌握它的規律而利用它呢 與其(一味地)盼望天時的調順而靜待豐收,怎麼比得上配合時令的變化而使用它呢 與其(一味地)聽任物類的自然生長而望其增多,怎麼比得上發揮人類的智能,來助它繁殖呢 與其(一味地)空想著天然的物資成為有用之物,怎麼比得上開發物資而不讓它埋沒呢 與其(一味地)希望了解萬物是怎樣產生,怎麼比得上幫助萬物,使它茁長呢 所以放棄人為的努力,而寄望於天,那就違反了萬物的原理.

題解


第一段:本篇論述天人之間的關係。在這段文字中荀子指出,自然的運行是有規律的,它無所偏袒。順應這個規律就吉祥,違背它就有災凶。所以智者、聖人只考慮世間之事,只考慮如何順應自然,而不去考慮怎樣改變自然規律。
第二段:國家的治亂與自然界沒有關係,天地自有其規律。君子也象自然界一樣,有一定的行為準則,並時刻遵循;小人只計功利,變化無常。事實證明,可怕的不是天,而是世人的種種違背禮義道德的舉動(人襖)。因此,荀子反對那些祈求天神的迷信儀式。
第三段:作為國君應該重禮尊賢,這樣才可以做天下之王。放棄人的作用而時刻關注天的變故,是不符合萬物的實際情況的。治理國家要遵循經過歷代檢驗過的、今天仍然存在的治政原則。在這段文字中,荀子提出了“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觀點。

作者


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名況,字卿,漢族,因避西漢宣帝劉詢諱,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周朝戰國末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荀子》主要為荀子所著,共三十二篇,是儒家學說的代表作。
荀子曾三次出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後為楚蘭陵(今山東蘭陵)令。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常被與孟子的性善論比較。對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當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