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

1915年，在上海出生。

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從北平調往延安。

1942年，從事經濟學的研究。

1954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1964年，國家科委副主任。

1975年，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負責人。

1977年，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研究所所長。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

2000年，擔任黔南民族師範學院名譽院長等職。

2013年9月26日，在北京去世

于光遠學識淵博，學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許多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都是由他率先或較早提出的，並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決策。

他是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

他不僅重視將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已闡明的原理運用於現代經濟生活，而且還十分重視如何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改革實踐的經濟理論發展。

在中國的學術界中，于光遠是以思想敏銳、學識淵博、勤奮多產而著稱的。

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龔育之曾對於光遠有過這樣的評價：學識淵博，學貫“兩科”，即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機地融為一體；在整個學術生涯中，他開拓了許多新的學科領域，尤其在促進中國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盟方面、在自然辯證法哲學學派的創立與發展方面、在反偽科學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開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可以說，這一評價基本概括了于光遠為中國學術、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貢獻。

研究領域

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20世紀50年代末，他參與組織有關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效果、經濟發展速度與比例等重要經濟理論的討論。1959年提出必須重視經濟效益。70年代後期，他駁斥了所謂的“批判唯生產力論”的論調，認為唯生產力論是承認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就是承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歸根到底為生產力所決定，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在如何評價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的優越性時，他指出，衡量一種生產關係優越與否或何種生產關係更為優越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進當時當地的生產力的發展，同樣，何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先進，何種形式落後，一定要放到與生產力的關係的歷史發展中去考察。而且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存在與發展，也要運用這一標準。關於按勞分配理論，他指出按勞分配不但不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而且是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必由之路，他認為在我國不存在按勞分配貫徹過分的問題，而是貫徹不夠。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本質特徵。

1979年他提議開展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問題和最終產品聯繫起來，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目標，應該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增產人民需要的最終產品，要以最終產品增產的狀況作為衡量整個經濟工作成績的尺度。同時，他將全社會的使用價值生產和個別企業的價值生產統一起來，個別企業的價值生產是從屬於全社會的使用價值生產的。20世紀70年代末，他對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發展提出：計劃地發展應當包含有計劃地適應外界變化，在存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條件下，計劃應當和市場的變化相適應，不僅指導性計劃是如此，指令性計劃也是如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就堅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繼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后的又一次生產關係上的偉大變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曾支持一些新的經濟學科如生產力經濟學、國土經濟學、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學、技術經濟學的創立，並對經濟效益學、教育經濟學、消費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著作

代表性著作有：《哲學論文演講和筆記》《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卷》《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於氏簡明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辭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雜記》《我的市場經濟觀》《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文明的亞洲和亞洲的文明》和《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等。

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卷。

不僅重視將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已闡明的原理運用於現代經濟生活，而且十分重視如何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改革實踐的經濟理論發展。

1983年在首都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提出了要“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要求，在理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78年訪問南斯拉夫以後，開始比較系統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他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應與被看作是繼社會主義改造后的又一次生產關係方面的偉大變革，中國當前所進行的這場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跨世紀的任務。

並強調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關於改革的基本原則，認為應當把商品生產問題放在首位。這是因為，發展商品生產在各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證明，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階段中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徵。

在改革的實踐中，不僅注意實踐中出現的新事物，注意總結改革的成功經驗，而且十分注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問題。

關於改革和經營的關係，就是他提出來並反覆強調以其引起人們高度重視的問題之一。他指出，改革應當為經營排除障礙、創造條件，因為經濟效益只能通過經營來取得。搞好經營不僅對於鞏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而且積極從事經營能使人們有更強的改革要求。他的這一思想，為後來實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經營機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論上作了準備。

還比較早地研究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的理論，著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1988)一書。此書被經濟學家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的十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1995年又提出了著名的“三個30年”觀點。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可分為“三個30年”。第一個30年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夕，這是從思想發動經過三次革命戰爭取得全國勝利的30年；第二個30年是從1949年全國解放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我們取得政權后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曲折前進的30年，在這30年後期，我們覺悟到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並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開始了又一新的偉大革命；從1979年起，中國進入第三個30年，在這個30年末，即2008年，中國經濟改革可以基本完成，並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于光遠出生於上海一個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響和近代科學技術教育的知識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1934年轉到清華大學物理系三年級。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蹂躪，于光遠放棄了成為一個大物理學家的夢想，參加了1935年底爆發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繼而在共產黨的影響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業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社會實踐中，開始了社會科學研究。

如今，作為一位資深學者，于光遠在社會科學領域已經探索半個多世紀了。從早年感應時代的召喚，投身於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中，到新時期的改革開放，除了文革幾年下放幹校勞動外，他一直活躍在思想理論戰線上。

于光遠不僅僅是一個勤于思考的學者，許多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都是由他率先或較早提出的；他還是一個長於行動的學者，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決策。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掀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于光遠作為列席代表參加了這次著名的會議及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那篇後來被認為是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著名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的手寫提綱就一直保存在於光遠那兒。

從1981年起，他又利用參與討論中央文件的機會，多次主張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徵寫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說，于光遠是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

20世紀50年代，于光遠曾較長時間在中宣部工作，擔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1977年-1982年間，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所所長。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2006年，又榮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還擔任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授、名譽會長或顧問。他也是1955年評出的中國科學院哲學學部委員中僅存的四位院士之一，且年齡最輕。

當然，作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大學問家，他首先是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身份出現的。2005年，在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候選人資料中，推薦人對於光遠的評語是：他是一個兼有著深切的社會關懷和深切的學術關懷的經濟學家，在他的學術活動中，總是試圖尋找二者間的支點，來確定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廣泛的學術興趣和豐富的人生經歷，使得他的學術思想內容十分豐富。

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早在上世紀50年代，于光遠就倡導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並將這一學科定名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有別於蘇聯提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一領域，他至今已進行了40餘年的研究，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卷。

1979年以來，于光遠在經濟學的許多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在理論經濟學方面，他倡議並推動了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等重大問題的討論和研究，廓清了在這些重大問題上的理論認識。同時，他大力提倡並率先進行了一些新學科的研究，比如消費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遊經濟學、發展戰略學、國土經濟學、經濟效益學，等等。他不斷地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推動了各種經濟研究和學術活動組織的建立。

于光遠還是一位敢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經濟學家。他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幾乎所有重大的問題都有所涉及，並在很多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的理論貢獻。

比如，關於經濟效果，他提出要以個人使用價值（或個人需要的滿足）作為社會經濟效果的基礎，這一觀點與當時流行的將政府目標等同於全社會目標的觀念有著根本不同的理論基礎。他正是從這一深層的價值理念上逐步認識到中國改革是必要的。

關於所有制形式結構，他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在1997年發表的《於氏簡明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辭典》中，以條目的形式系統闡述了他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革的觀點。特別是他一直高度重視唯生產力論問題，很早就提出了生產力標準。他指出，衡量一種生產關係優越與否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看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他特彆強調，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標準、最高原則，其他任何原則，都不能和這個原則並列。

一、勤。也就是‘愛勞動’。眼勤、耳勤、手勤、腦勤，五官四肢都勤。勞動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一個人只有勤，才能有所作為；

二、正。也就是直，正道直行。正直是大聰明，也是大道德；

于光遠

三、坦。也就是真，說真話，做真事，就是待人坦誠，‘君子坦蕩蕩’嘛；

四、深。研而究之，探求本質，從現象到本質，從第一本質進到第二本質；

五、創。要有創新的強烈慾望和興趣。要獨立思考，反對陳腐，勇於衝破舊事物的羅網；

六、韌。孜孜不倦，堅韌不拔。要成功，勇是必要的，但須繼之以韌性的戰鬥。目的尚未達到，‘我就跟你沒有完’；

七、情。對人對事要有熱情，心腸要熱，不論看人看問題頭腦要冷靜，同時要有豐富的人情味。在人與人之間，應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愛，不要感情冷漠；

八、喜。也就是樂。我欣賞經常樂乎乎的性格。不論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或者什麼病痛，都要想得開，自找快活，不要自尋煩惱。”

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

1956年，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于光遠是中宣部里最有錢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錢的人。他每個月都請科學處辦公室的一位服務員給他在上海的母親寄錢，他母親每次都在回信中說明收到了多少錢。回信中所說的錢數總是少於他所寄出的錢數，原來是被那位服務員偷偷剋扣了。然而于光遠卻馬馬虎虎，竟從來沒有覺察。

這位服務員是個小偷，而且是個慣偷，偷過很多人的錢。一次作案時，他被抓獲了，並被起訴到法院。他供認說，偷于光遠的錢最多。法院開庭審理此案，通知于光遠作為證人出庭。可是于光遠在回答法官的詢問時，卻一問三不知，說不清楚他的錢是什麼時候怎麼被偷的，更說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錢。他那副狼狽無奈的窘態，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遠的這一軼事，在中宣部里很長時間都被傳為笑談。于光遠之所以有錢，是因為他稿費多。上世紀五十年代，全國各地都學習他編寫的《政治常識讀本》和《經濟建設常識讀本》，印量極大。後來，他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是當時全國唯一的一部政治經濟學讀本，印量也極大。他的稿費當然就特別多。稿費怎麼用？那個時候時興的方式是交黨費。于光遠用稿費交了很多黨費，但也沒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來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資助一些公益事業。中國人民大學的剪報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遠出錢辦起來的。中宣部機關幼兒園、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資助人之一。

20世紀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遠“向錢看”，其實他是贊成兩句話：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錢看”；“向前看”是堅持方向，“向錢看”是重視生產，重視經濟效益。至於他自己，對錢可是從來不在乎的。

1982年，作為國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遠和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主席團執行主席李昌聯合發表《李昌、于光遠在科學院召開的科學報告會上批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和宣傳》的講話，內容被發表在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報》上，受到人體特異功能的支持者張震寰、錢學森等人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