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
北宋歐陽修創作政論文
《朋黨論》是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的作品。這是歐陽修在慶曆四年（1044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目的是駁斥保守派的攻擊，辨朋黨之誣。文章實踐了歐陽修“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全文通篇對比，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很有特色。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呼！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1.惟：只。幸：希望。
2.大凡：大體上。道：一定的政治主張或思想體系。
3.黨引：勾結。
4.賊害：殘害。
5.守：信奉；名節：名譽氣節。
6.之：指代上文的“道義”、“忠信”、“名節”。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規範進行自我修養。濟：取得成功。
7.退：排除，排斥。
8.共（gōng）工驩兜（huándōu）等四人：指共工、兜、鯀（gǔn）、三苗，即後文被舜放逐的“四凶”。
9.八元：傳說中上古高辛氏的八個才子。八愷：傳說中上古高陽氏的八個才子。
10.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傳說他們都是舜時的賢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樂，稷掌管農業，契掌管教育。《史記·五帝本紀》載：“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
11.更（gēng）相：互相。
12.書：《尚書》，也稱《書經》。
13.惟：語氣詞，這裡表判斷語氣。
14.周：指周武王，周朝開國君主。
15.用：因此。
16.後漢獻帝：東漢最後一個皇帝劉協。逮捕，囚禁“黨人”應是桓帝、靈帝時的宦官所為。
18.目：作動詞用，看作。
19.黃巾賊：此指張角領導的黃巾軍。“賊”是對農民起義的誣稱。
20.解：解除，赦免。
22.昭宗：唐朝將要滅亡時的一個皇帝。殺名士投之黃河本發生於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後一個皇帝。
23.“此輩清流”兩句：這是權臣朱溫的謀士李振向朱溫提出的建議。朱溫在白馬驛（今河南洛陽附近）殺大臣裴樞等七人，並將他們的屍體投入黃河。清流：指品行高潔的人。濁流：指品格卑污的人。
24.誚（qiào）：責備。
25.厭：通“饜”，滿足。
26.跡：事迹。
27.鑒：動詞，照，引申為借鑒。
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麼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麼“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
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借鑒了。
慶曆三年（1043年），韓琦、范仲淹、富弼等執政，歐陽修、余靖等也出任諫官。這時開始實行一些政治改革。從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相繼貶官開始，他們已經被保守派官僚指為朋黨。此後黨議不斷發生，宋仁宗在寶元元年（1038年）還特意下過“戒朋黨”的詔書。到了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雖然被免職，但他在朝廷內還有很大的勢力。為了反對改革，以夏竦為首的一夥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擊范仲淹、歐陽修是“黨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貶，歐陽修在朝廷上爭論力救。只有當時的諫官高若訥認為范仲淹當貶。歐陽修寫給高若訥一封信，指責高若訥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之心。高若訥將此信轉交當局，結果歐陽修連坐范仲淹被貶。還有一些大臣也因為力救范仲淹而被貶，當時便有一些大臣將范仲淹及歐陽修等人視為朋黨。後來仁宗時范仲淹與歐陽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歐陽修當時擔任諫官，為了辯論這種言論也為了為自己辯護，就在慶曆四年（1044年）上了一篇奏章，叫《朋黨論》，給夏竦等人以堅決的回擊。
歐陽修幼年喪父，家境貧寒，苦讀而中進士，后歷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朝廷要職，因彈劾政敵夏竦、呂夷簡等人，曾遭遇政敵的朋友圈子的惡意攻擊，被政敵指責為在朝廷拉幫結派搞朋黨，因而也曾屢次被罷職貶官，可謂仕途多舛。歐陽修故而憤筆寫就這篇雄文，算是對政敵的一種理論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塊壘。
這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於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為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說”，作者不迴避，不辯解，而是明確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個方面內容：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於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後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闢，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直接提出觀點，認為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只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
第二段：先說有兩種“朋黨”，即因志同道合而結為朋黨，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為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我以為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麼呢？”說明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後，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複說：“故臣謂小人無朋，偽也。”再說君子，他們的行為完全兩樣：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憑藉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鍊自身，那麼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相助而得益，憑藉這些為國效力，那麼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著，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為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說：所以做國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真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這段運用了對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區別時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力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對比鮮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同時帶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
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為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麼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
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這是說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跡，做國君的可以借鑒。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偽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
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並引證歷史來說明君子之朋有利於國，小人之朋有害於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偽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借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為朋黨，說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於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