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指中國古代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

當時的言論以及日後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並認為黨錮之禍傷漢朝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歷史背景


東漢桓帝、靈帝時,當權者分為宦官、外戚兩派,交替專權。宦官黨有侯覽、曹節、王甫等,他們任用私人,敗壞朝政,為禍鄉里,如侯覽曾奪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謀財構陷無辜,聚斂上億的財富。相對而言,外戚一黨的竇武等人卻比較清正,因此貴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與外戚一黨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通常被稱作士人,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士大夫。他們品德高尚,時稱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外號:
• 三君指竇武、劉淑、陳蕃三人,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學習的榜樣;
•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八人,為“人之英”,即人中英傑;
• 八顧指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八人,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為他人榜樣的。
• 八及指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為“能導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導其他人學習三君等榜樣的。
• 八廚指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為“能以財救人者”,即不惜家財,救助有難者的。
當時人以這些人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懼被他們指責貶損,皆登門拜訪他們。

事件過程


第一次黨錮

• 起因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趙津、侯覽等黨羽與張泛、徐宣等人為非作歹,並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 發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並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
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處死了蓄意在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為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並審理黨人。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乾脆跳過司法程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李膺、陳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辭。
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
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勛周景為太尉。並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勛宣酆為司空。
• 結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槐里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於次年(即公元167年)上書求情。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於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等獲得釋放,但放歸田裡,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

• 起因
公元168年(建寧元年)漢靈帝即位,竇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竇武因身為皇太後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陳蕃再度被任命為太尉,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勛、劉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間大多認為,賢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來了。
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人則在竇太後面前諂媚侍奉,竇太后多次在他們慫恿下亂下命令。
陳蕃、竇武等人認為宦官這樣干涉朝政,不是了局,於是私下商議,趁日食的天象上書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參政,但竇太后認為從漢元帝時就有宦官參政,是正常現象。雖在竇武等人建議下處死了宦官管霸、蘇康等,卻保護曹節等人,不願士人處罰他們。
• 九月辛亥政變
不久,又出現太白金星經房宿,由上將星入太微垣的天象,當時的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象徵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將軍有災難。竇武等人準備動手除去宦官曹節、王甫一黨。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竇武輪到休假日,出宮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摺,得知了士人的計劃,因而連夜歃血共盟,發動政變。宦官們與皇帝的乳母趙嬈一起,矇騙年幼的靈帝,格殺親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搶奪印、璽、符、節,脅迫尚書假傳詔令,劫持竇太后,追捕竇武、陳蕃等。
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沖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日遇害。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等人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千餘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人皆被族滅;虎賁中郎將劉淑、尚書魏朗等也被誣陷而被迫自殺;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再次被罷官,並禁錮終生。
議郎巴肅參與了竇武的計劃,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將他禁錮而已。巴肅認為“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縣官官衙就案,縣官要解印與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陳蕃的友人朱震棄官痛哭,收葬了陳蕃的屍體,並將他的兒子陳逸藏到甘陵,被人告發。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說出陳逸的行蹤,陳逸得以倖免。
竇武的府掾胡騰收葬了他的屍體,為他發喪,也被禁錮終生。竇武的孫子竇輔,才二歲,被胡騰收留並冒認為自己的兒子。胡騰與令史張敞一起將他藏匿在零陵,竇輔也得以倖免。
• 張、謝上書
張奐因“平叛”的功勞被宦官們提拔為大司農,封侯。張奐因深恨自己被曹節等欺騙,害死國家忠良,鑄成大錯,堅決拒絕不肯受印。並在不久后趁天象變化而上書靈帝,要求為竇武、陳蕃等人平反,迎回竇太后,並推薦李膺等出任三公。靈帝認為他說得有理,但宦官們紛紛進讒言,改變了靈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張奐的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留數日,罰俸三月。最終也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
郎官謝弼上書也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要求迎回竇太后,卻被宦官貶職殺害。
• 大獄再起
宦官等見竇武、陳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罷休,於是向靈帝進讒言,誣陷黨人“欲圖社稷”,意圖謀反。年僅十四歲的漢靈帝被他們欺騙,因而大興大獄,追查士人一黨。
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在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汝南督郵吳導奉詔前往逮捕范滂,到了范滂的家鄉,竟趴在驛舍的床上大哭,范滂聽說后說:“一定是因為我(才會這樣)。”便要自前往監獄。汝南縣令郭揖聽說后解掉印綬,跟范滂一起逃跑。范滂說:我死了禍事就結束了,怎麼敢連累您呢?“范滂與母親訣別,范母對范滂說:“兒今日能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遂與李膺、杜密等百餘人被執,庾死。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張儉四處流亡,在路途上,看見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門投止”),每戶人家即便知道會引來殺身之禍也願意收留他,張儉在眾人的幫助下,得以逃亡塞外。因為收留他而被追究滅門的,前後有數十家之多宗族親戚都被殺害,郡縣因此殘破不堪。
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黨錮再起

八年之後的公元176年(熹平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靈帝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捕並處死曹鸞。接著,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黨錮的範圍擴大,波及更多的無辜者。

黨錮結束

公元184年(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之亂興起,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一同作亂,遂於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
公元189(中平六年),漢靈帝病死,少帝劉辨繼位,外戚何進擔任大將軍,執掌朝政大權。何進圖謀誅除擅權的宦官張讓,趙忠等人,反被宦官誘入後宮殺害。為替何進報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紹領兵沖入皇宮,把宦官殺戮殆盡,結束了外戚宦官長期專權的局面,史稱十常侍之亂。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三月靈帝死,九月董卓掌權,廢少帝立獻帝,派使者弔祭陳蕃、竇武等人。董卓掌權后,大肆淫亂後宮,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騰,百姓怨聲載道,各地諸侯紛紛討伐,直到王允利用貂蟬和呂布以美人計和反間計才將其殺死。事隔整整22年,東漢朝廷才算正式為陳竇等人平反。
雖然”黨錮之禍“本質上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鬥爭激化的一種形式,但是,面對宦官專權造成的官場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見識的士大夫敢於挺身而出,揚清激濁,不僅是對本階級根本利益的一種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呼聲,因而帶有一定的正義性,應給予肯定。

影響


東漢桓、靈二帝之前,宦官、外戚雖然專權,但有名臣陳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強等心向朝廷,局勢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後漢書》中所說的“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但兩次黨錮之禍后,清正的官員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錮,宦官更加為所欲為,殘害百姓,因而激起民變,釀成黃巾之亂。士大夫、豪強離心,於是黃巾之亂以後群雄並起,東漢最終走向了滅亡。

歷史評價


范曄《後漢書》:“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蘭蕕無並,銷長相傾。徒恨芳膏,煎灼燈明。 ”
司馬光《資治通鑒》:“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屬,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
呂思勉版《中國通史》:“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者出於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於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製,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裡的大學,遊學者眾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為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麼便利,多麼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為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后因後父竇武進言,方才把他們赦免。167年,桓帝崩,無子,竇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后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為所害。太后亦被遷抑鬱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製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