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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
詞語釋義
士大夫，古時指當官有職位的人，也指沒有做官但有聲望的讀書人。
【引證釋義】
1.中國古代對於官吏和士人的統稱
《晉書·夏侯湛傳》：“仆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
明 陳繼儒《大司馬節寰袁公家廟記》：“里中士大夫往來祠下者皆伏軾下輿，禮公（袁可立）一瓣香而退。”
清 王士禛 《香祖筆記》卷十一：“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為恥。”
2.將佐；將士。
《吳子·勵士》：“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萬數。”
漢 司馬相如 《喻巴蜀檄》：“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明 柯維騏 《考要》卷八：“《周禮》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而皆統於軍將，故曰士大夫。”
3.士族；士族中的人。
《南史·江斅傳》：“﹝紀僧真﹞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 、
北齊顏之推 《顏氏家訓·勉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
范文瀾 《唐代佛教·引言》：“南朝士大夫有談玄（玄學也是一種麻醉劑）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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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嚴於律己、忠君愛國的人就能稱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疊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
如刺殺秦王嬴政失敗的荊軻，在出發前就立下豪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這種為了君王託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的豪邁氣概和高潔品質被作為一種精神典範。也有隱居深山，關心朝政但並不插手，“坐山觀虎鬥”的“隱士”，隱士在老百姓眼裡是值得尊敬但又是神秘的。
漢代的官員選拔制度還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貴族推薦一些品德高尚的人進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選拔為官員就很常見。考試不是必須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藝術造詣，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羈，放浪形骸。他們中的許多人情願醉酒而死，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這種精神氣質對“士”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麼因為不願同流合污而遠離政治，醉心於文學藝術，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畫”，由於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這進一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
宋代以後，一般歷代的大詩人、大畫家、大書法家，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如蘇軾、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樣，沒有太多政治經歷，全憑詩文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幾乎絕跡。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末。
科舉消亡
清末以來，社會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士大夫”也漸漸變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清末（19世紀末，20世紀初）政治在內憂外患中已經面臨全面崩潰。科舉在西學東漸的風潮中也越發顯得落後，成了束縛人才的瓶頸。而開放，卻讓中國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知識和新的獲得知識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這不僅標誌著科舉制度的千年絕唱，更對中國的教育、文化產生了重大改變。“士大夫”從此也成了一個歷史名詞了。“士大夫”對知識、文化、藝術的壟斷也不復存在。
從內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兩方面的內容：
指居官的人。
《周禮·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用現代話說，士大夫是職能官。
《墨子·三辯》批評“士大夫倦於聽治”。這裡泛指一切官吏。
《戰國策·秦策二》載：“諸士大夫皆賀。”這裡的士大夫指楚朝廷之臣與王之左右。
《荀子·王霸》云：“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這裡的士大夫指一切居官在職之人。
《君道》又講：“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士大夫指諸侯以下的官吏。文官稱士大夫，武官也稱士大夫，《荀子·議兵》載：“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吳子·勵士》：“於是(魏)武侯設座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
《荀子·君子》講：“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奸怪之俗。”這裡把士大夫置於百吏官人之上。
《君道》把士大夫列於“官師”之前。官師，百吏之長。
《強國》篇講：“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
《正論》講：“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以上材料都說明士大夫在官僚層次中是比較高的。因士大夫是比較高級的官吏，所以享有不同的田邑。
《荀子·榮辱》說：“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禮論》中記載士大夫佔有的田邑多寡不同，“有五乘之地者”，“有三乘之地者”。有些士大夫似乎還有私兵。
《戰國策·齊策五》：“甲兵之具，官之所私也，士大夫之所匿……”
指社會上的文人。齊孟嘗君失勢之後，門客紛紛離去，這些門客在《史記·孟嘗君列傳》中稱為“士”，在《戰國策·齊策四》記述同一事件時則稱之為“士大夫”。
《韓非子·詭使》載：“今士大夫不羞污泥醜辱而宦。”意思是士大夫無德行而任官。在這裡，士大夫與官宦是兩個含義，士大夫指文化人。可見，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可以指不在位的文人，也可兼指。士大夫從此時起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一個特殊的集團。他們是知識分子與官僚相結合的產物，是兩者的膠著體。
士大夫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產物。在專制社會的中國，他們以作官為唯一職業，所以更精確地說，士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文人，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將來有可能性擔任官員的士人。
有學識。學問與知識是力量，是軟實力。毛澤東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列寧也說過：“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古代，人們同樣懂得知識是服務於社會的重要工具。古人定義“士”，不僅僅要有知識，而且要有很強的學習能力，“聞一知十為士”，要能夠舉一反三，標準很高。古代中國是士、農、工、商四民社會，士不種地、不做工、不經商，是靠學問立足於社會的，所以《漢書》說：“學以居位曰士。”士是靠學問居於官位的。《禮記》說士“夙夜強學以待問”，夙夜強學，是指刻苦學習的態度；待，是等待明君的顧問，而不是用知識換取官爵。真正的士，淡泊名利，清高以待問。
有德行。士大夫不僅有學問，而且立志追求“道”。“志於道者之謂士。”“朝聞道，夕死可矣。”德行高尚，是他們的重要特徵，所以古人說：“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士，有道德之稱。”就像今天的社會，不缺有學問的人，而是缺道德、文章都好的人。《禮記》說士“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士所懷抱的不僅是知識，還懷有忠信這樣的美德，並且始終在生活中身體力行，他們努力做好自己，等待社會和國家的舉薦與任用。
有操守。操，是操持；守，是固守。操守，是指有正確的理念與德目，終身執持，牢牢固守之。士大夫有正確的人生追求與價值判斷，無論面對何種艱難困苦，都能保持本真。孔子的弟子顏回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他卻能“不改其樂”。士能做到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絕不會為了物質利益而變節。
歷史上清廉自守的人很多，如王球是東晉宰相王導的曾孫，司徒左長史、丹陽尹王劭之孫，司徒王謐之子，太常王惠的堂兄弟，出身名門望族，家世顯赫，但王球沒有官宦之家的壞習氣，日常生活，“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當時的尚書僕射殷景仁和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王球與他們是通家姻戚，但極少與之來往，絕不借用私親關係牟利。王球負責銓選官員，而接客甚希，凡是為求官者說情的書信一律不看，勤於職守，清廉公正，做到“銓衡有序”，所以“朝野稱之”。
不營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廣泛團結大眾，不朋比為奸。《荀子·強國》讚美古代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士大夫在公言公，在朝言朝，出了家門入公門，出了公門回家門，絕不到處串門，拉關係。小人結黨營私，搞人身依附關係。
有抱負。士大夫以身許國，或發誓“不破樓蘭終不還”，或豪言“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立志為天下萬民奉獻終身，誠如曾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有擔當。士大夫有抱負，更有擔當、敢於犧牲，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捨生取義，決不當叛徒。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說，“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都是擲地有金石聲的豪言壯語。
首先是樹立了中華民族的人格標桿。士大夫修身進德，淡泊名利，清廉自守，一心為公，品行高潔，為中國社會大眾樹立了高尚的人格標桿，引領社會進步。
“學統”成為國家的穩定器。中華文化是獨立形成的文明體系，經過歷代知識精英不懈奮鬥，不斷完善提升，逐步形成了舉國認同的“學統”。其後，無論是蒙元、還是滿清入主中原，政統易於上，而學統存於下，中國依然是中國，成為維繫中華大家庭的穩定器。
天下情懷。士大夫精神最突出的亮點，是將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位置，每當國難臨頭之際，他們都前赴後繼地流血犧牲，激勵萬民起而救亡圖存。中華民族歷盡劫難而始終沒有被滅亡，這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歷史上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都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但是由於外敵入侵等原因，他們的固有文化出現了斷裂，他們今天的文化是在外來文化基礎上重新開始的。只有中國文化始終沒有斷，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迹。
文化的傳承，具有強大的慣性，時至今日，“士”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依然有其特殊地位：大學本科畢業獲得的學位叫學士，高一層級的學位叫碩士，最高級別的學位叫博士，最高學銜叫院士，都是“士”。但是不少拿了這些學位的年輕人，很少靜心細想：我除了學習專業，還要追求“道”，內心還要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范仲淹、司馬光、文天祥、顧炎武等傳統士大夫，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今天的我們，如何繼承他們的偉大胸懷與格局，做無愧於時代的典範，恐怕是每個人都應該捫心自問，認真作答的人生大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