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

李唐帝國”歷經近300年，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的巔峰。堪稱800多年的“姬氏周朝”不及“唐風”對後世的影響。即使是能和其媲美的“劉漢帝國”也稍遜於唐漢文化。然而與西漢歷經“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政治”后的由盛轉衰，至西漢覆滅的“王莽篡漢”前皇帝頻繁更迭一樣：李唐在開啟“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並飽受了“安史之亂”的重創，在易帝的表象背後，卻是王朝逐漸衰弱致滅亡的事實，最終出現了“甘露之變”的悲劇。

代宗長子李適於公元780年即位稱“唐德宗”后，決心痛改父皇時地方藩鎮縱容的綏靖政策。但因中唐國庫虧空，只得先從財經改革：推行《兩稅法》取代名存實亡的《租庸調法》。

傳統“租庸調法”的弊端在於以絹布等每戶定量的農產品作為上稅指標；而“兩稅法”卻打破了原有的國有化“土地封授”政策，從而繁榮了除農業外的工商業市場的發展。兩稅法以按收入而非戶口的納稅形式也穩定了窮人階級的民心。其以錢幣上稅而非實物捐稅的先見之明：不僅打破了只能從事農業這種固定職業的“封建自然經濟”生產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開創了以貨幣這種“快通貨”收稅形式的“封建市場經濟”后，中央財政在短時間內就能募集到了用於平叛地方藩鎮勢力的戰爭軍費。同時，朝廷還派特使進駐各州監察稅制制在地方的推行情況，並加大了中央對地方的聯繫及管控。並將徵稅分為上繳國庫的“上供”、交送節度使自行支配的“送使”、各州地方財政的“留州”三部分，從而保證了國庫的充盈。

面對中唐時期的戰亂破壞、兵役賦稅的勞民傷財，表面上算“國家統一”的元和中興也已是昨日黃花。就在當年7月，幽州兵變；月底，承德叛亂。曾歸順中央朝廷的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與其家人和屬將等300多人被叛軍殺害，次年其子田布也被逼自殺…此時飽受戰火摧殘的李唐王朝再也沒有餘力去平定藩鎮了！

憲宗三子李恆原名“李宥”，於元和15年即公元821年即位，稱“唐穆宗”。其宰相智囊團認為藩鎮平息，遂建議裁軍以削減軍隊支出；而此時已經在河北等地實行《兩稅法》中的“官鹽專賣”制度使當時的財政經濟收歸中央，因觸及到了地方勢力的利益而導致不滿。再加上中央裁軍，河朔三鎮遂再次反叛。然而之前在憲宗時由“元和三年制策案”引發的“牛李黨爭”，則又是一個加劇大唐王朝滅亡的巨大隱患。此朋黨之爭影響了李唐王朝40餘年。

宦官集團的內部鬥爭是牛李黨爭鬥的總後台。宦官專政是唐朝後期歷史上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唐宦官勢力的膨脹，侵害了官僚集團的利益，於是官僚集團便與宦官集團展開了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史學界把這場鬥爭稱為“南衙北司”之爭。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爭用於安史亂後到憲宗諸朝，還有其準確真實的意義；如果再用於以後的諸侯朝，就不太符合歷史實際了。因為透過順宗時的“二王八司馬”事件，文宗時的“甘露之變”，“南衙”（官僚）已經完全為“北司”擊敗。牛李黨爭的兩派官僚集團，已經完全依附於宮廷中宦官勢力之下。

牛李黨爭起源於元和三年的一次“制策”面試。因當時應試的牛僧孺和李宗閔兩考生等人在對策中剖析時政的觀點獨特而均被選拔錄用，史稱這些人為“牛黨”；而當時的李德裕和鄭覃等人則認為牛黨在指桑罵槐地抨擊他們，史稱“李黨”。此時大權在握的李黨領袖李德裕便對牛黨這兩考生不予任用，雙方因此結怨。而牛、李兩黨也在暗中發展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靠山、勾結宦官、搜刮民財、擴張既得利益。此牛李黨爭搞得整個中央政府不得安寧

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主持進士科考試，右補闕楊汝士為考官。中書舍人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稱禮部貢舉不公，錄取都是通過“關節”。穆宗詢問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李紳，他們也都說段文昌所揭發的是實情。穆宗派人複試﹐結果原榜十四人中﹐僅三人勉強及第，錢徽、李宗閔、楊汝士都因此被貶官。於是，李、楊等大為懷恨﹐從此“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雙方各從派系私利出發，互相排斥。

唐穆宗長慶三年（823年），牛僧孺入相。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

唐敬宗寶曆元年（825年），牛僧孺多次辭相，出為武昌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李德裕改任兵部侍郎。宰相裴度推薦李德裕擔任宰相，未成功。李宗閔通過宦官的關係當上宰相，將剛剛入朝的李德裕調出，任義成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入相。曾經推薦過李德裕的裴度辭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派兵入據其城。牛僧孺令縛還悉怛謀及從者，被吐蕃官吏盡殺於維州城下。

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書。京兆尹杜悰向李宗閔提出建議，通過推薦李德裕任御史大夫的方法，與李德裕修好。得到李宗閔的同意后，杜悰造訪李德裕，提出這一方案。李德裕非常高興。但李宗閔在與楊虞卿商議后，終止了上述方案，錯過了這個很可能是雙方和解得最好的機會。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升任宰相，將楊虞卿、張仲方、張元夫、蕭浣等牛黨人物降職，出為地方官。不久，李宗閔出為山南西節度使。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當權的李訓、鄭注為了排擠李德裕，再次引薦李宗閔入相，之後，李德裕出為鎮海節度使。

此後在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除去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變前前夕，牛李兩黨都被當時掌權的反宦官的李訓﹑鄭注排斥朝外﹐大體上是兩黨交替進退，一黨在朝，便排斥對方為外任。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死，牛黨和他們依靠的宦官所支持的繼承人未能繼位，另一派宦官擁立唐武宗即位﹐牛黨失勢。李德裕自淮南節度使入為宰相，開始了李黨獨掌朝政的時期。牛黨被排斥出朝廷之外，其領袖牛僧孺、李宗閔雖然早已身在外地，也被貶職流放。李德裕雖在會昌年間討平澤潞叛亂﹑破回鶻﹑廢佛教等幾個方面作出成績，但他獨斷專行、排斥異己的作風不但為反對派所憎恨，也為宦官所不滿。

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武宗召李德裕入朝為相，信任有加。之後數年間，李德裕對李宗閔、牛僧孺等一再貶黜。

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為了奪回朝政大權，故出李德裕為荊南節度使。此後，宰相白敏中等人一再貶黜李德裕。李宗閔病故。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僧孺病故。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病故。

文宗逝世后，穆宗五子李炎、原名“李瀍”於公元840年即位，稱“唐武宗”。此時李黨的李德裕丞相將牛黨的官員盡逐遠貶南方。而當憲宗的13子李忱、原名“李怡”，於公元846年接替武宗即位，稱“唐宣宗”后，牛黨得勢，並清除李黨的勢力。被貶到海南瓊山崖州的李黨領袖李德裕在大中三年的公元850年病亡，至此牛黨可謂大獲全勝，卻也元氣大傷。

牛李黨爭對於唐代的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影響，這場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直接導致了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並且開始趨向於白熱化，加深了對唐朝後期的政治統治危機，是原本就腐朽衰落的王朝走向了滅亡。這也是牛李黨爭間接所造成的結果。

和牛、李兩黨相勾結的“宦官集團”勢力在唐代飛揚跋扈。因涇原兵變時，德宗出逃無人響應，最後只有竇文場和霍仙鳴等宦官護佑在身旁。因此德宗就認為身為家奴的宦官值得依靠，之後就將10萬神策軍權交給了宦官。自此，唐代便開啟了宦官掌軍權的先河。憲宗時期，宦官權力已不僅是“監軍”。獨攬兩“樞密使”和兩“中尉”的宦官號稱“四貴”，干涉朝政。宦官貪污和“官本位”的傳統使那些花錢賄賂宦官的人如魚得水。他們可先向豪強借高利貸買官而擁有官權，之後再靠官權去還債，史稱“債帥”。晚唐著名詩人白居易的《賣炭翁》就是宦官集團巧取豪奪民財的真實寫照！宦官專權釀成了“甘露之變”的慘劇。

兩黨政治爭奪戰，開始於唐憲宗，互有更迭，大致來說，唐穆宗、唐敬宗二朝為牛黨得勢之時；及至唐文宗時，黨爭最烈，有時兩黨之人同朝為相。唐武宗時，為李黨全盛時期；宣宗時，則為牛黨全盛時期，宣宗以後牛李黨爭不復載於史冊。

兩黨人士雖然在政治上互相傾軋，然其不似今日政黨，有黨綱、黨員名冊，為政治理想而爭，牛李黨爭的性質為權力之爭，兩黨的差異性除出身背景不同外，最重要為對邊患和藩鎮問題的爭議，主戰、主和的不同。

牛李黨爭雖和內廷宦官黨派之爭互為表裡，然自甘露之變后，宦官們自成一氣，同類相聚，不再讓外朝大臣有所依附，雖使得牛李黨爭自宣宗以後不再出現，然卻使得外朝大臣轉而依附擁有地方兵權的藩鎮，釀成崔胤結合朱全忠殺盡宦官之舉，朝政大權落入藩鎮手中，加速唐朝走上滅亡之路。

牛李黨爭是唐朝後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宗派鬥爭，是政治腐敗的一種表現。從表面看，牛李黨爭似乎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實際上兩黨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兩黨分歧的焦點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什麼途徑來選拔官僚；二是如何對待藩鎮。

基於出身、政見的差別以及個人恩怨的關係 ，兩黨的官僚圍繞著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進行了激烈的門戶之爭 其中 涉及的比較重要的問題有兩個

①是如何對待科舉取士。李黨主張廢進士科，按門第取土，牛黨則贊成科舉制度，反對按門第取士。在這個問題上，牛黨勝於李黨，因為科舉是通過考試選拔人才，雖然也有弊病，但總比按門第取士要合理進步。

②是如何對待藩鎮割據。李黨重視統二主張以武力討伐藩鎮的叛亂。而牛常多主張對藩鎮妥協姑息，只求平安無事,不求統二。在這個問題上李黨勝於牛黨。因為藩鎮割據對國家統一,社會安定，人民的生產、生活等,都有極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