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

1923年8月15日出生於江蘇無錫。即“五四”運動后的第四年。他的父親參加過辛亥革命，曾任《申報》、《新聞報》駐無錫記者。慎之生於小康之家，幼時受過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運動之賜，得以親炙西學。在念中學時，便接觸到西方的憲政民主思想。慎之回憶，有一位中學老師，是無錫的革命元老，給他們開“公民課”，闡明政府的權力與責任、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對他影響很大。這時他已讀完了《史記》《資治通鑒》等中國史書，但看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宣傳馬列的書籍后，覺得以五階段來劃分歷史、用兩階級來區分人群，是中國古書所無。時代風潮所至，使他逐漸對馬列主義、對西學發生興趣。

1941年至1945年，先後就讀於北京燕京大學經濟系、聖約翰大學經濟系（1950年8月併入上海財經學院，即現在的上海財經大學）和成都燕京大學，期間參加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畢業后擔任過中學教師和雜誌社編輯。

1941年，李慎之18歲，考入燕京大學讀經濟學。只念了3個月，就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加上肺病而失學。

美國的參戰，使抗日戰爭出現勝利的曙光；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開始出現裂痕。為了爭取群眾，兩黨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鬥爭十分激烈。是民主？還是獨裁？這將直接決定人心的向背。此時黨的新聞宣傳機構，如《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發表了大量如《一切光榮歸於民主》《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等文章，矛頭直指蔣介石的一黨獨裁和新聞封鎖，贏得了包括眾多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民心。

失學的慎之先是跑到自貢蜀光中學教“公民課”，一邊教書，一邊宣傳馬列，半年後，遭特務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產黨，后調入重慶《新華日報》報社工作，成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學習過，也宣傳過。他回憶，他在學生時代領導學生運動，這些文章就是他們的口號與綱領。

1946年至1949年，在重慶新華日報國際版任資料員，後到延安新華通訊社任編輯。

194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

1949年，在天安門廣場陪同蘇聯外賓參加開國大典觀禮的李慎之，心潮澎湃。

這時的他，已經是中共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了。他在新華社編輯專供領導人看的《參考資料》，他的才華使他成為周恩來的外交秘書，陪周恩來出席過日內瓦會議、亞非會議，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在赫魯曉夫有關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傳出后，1956年10月發生了“波匈事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為之震驚。毛澤東想到，他所得到的有關消息都是從《參考資料》里來的，就派秘書林克向新華社國際部的正副主任王飛、李慎之了解看法。兩人大談蘇東問題，主張“革命之後應當搞一點改良主義”，李慎之更提出“應當成立憲法法院”，“小學中學都要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與義務”等主張。

1954年至1957年上半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的外交秘書，隨同周恩來總理參加過多次外交活動，包括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在新華社期間，寫過大量國際新聞評論，參與許多外交和政治文件的起草。

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關言論被毛澤東點名，定為極右分子，被錯劃為“右派”，受到開除黨籍、下放勞動等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間下放，於1973年回京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校對。

1979年鄧小平訪美，決定起用當年周總理用過的隨行人員，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來，成為鄧小平的外交助理。途中，慎之向小平請教為何要開放？開放為什麼主要向美歐開放？小平回答說，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

從美國回來后，組織上給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復了黨籍。

作為筆杆子，李慎之主持了黨的十二大報告國際部分的起草。有論者指出，這個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出發點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並明確提出不與任何大國結盟，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當時這一報告被海外認為是中國拉開與美國距離、放棄建立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進行等距離、全方位外交的宣言。

1978年底至1980年初，參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國際問題寫作小組工作。其間，陪同鄧小平同志出訪美國，擔任代表團顧問。

1980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

毛澤東逝世后，務實的鄧小平與全黨一起，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革”，深入反“左”，逐漸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推行四個現代化。鑒於歷史教訓，1980年8月，鄧小平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專門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鄧小平指出：過去所發生的種種錯誤，固然與黨的領導的思想、作風的錯誤有關，但更嚴重、更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我們在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方面存在的嚴重缺陷。要防止“文革”悲劇的重演，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就必須從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上著手進行改革，從制度上確保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這才是當務之急。

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成為第一任所長。

1985年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

198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

1990年免去社科院副院長和黨組成員職務。

1995年離職休養。晚年，主要研究自由主義，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和政治進行了深刻反思，在海內外有較大影響，被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譽為中國世紀之交思想領域的領軍人物。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協和醫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

李慎之同志遺體告別儀式於5月9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陳奎元院長、王洛林副院長等院領導、老同志和有關單位送了花圈。副院長李慎明、高全立，秘書長朱錦昌前往八寶山向李慎之同志遺體告別。

李慎之同志早年投身革命，憂國憂民，關心世界大勢，離休后仍筆耕不輟。他長期從事國際新聞報導和國際問題的研究工作，知識廣博。參加過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有較深學術造詣和較豐富的對外交流活動經驗，在國內外具有一定的影響。李慎之同志病重期間，高全立前往醫院探望。李慎之同志逝世后，李慎明、高全立、朱錦昌到家中弔唁慰問。

對國際事務的熟悉和洞見，使李慎之成為中國最早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之一。他多次撰文批評李光耀的東亞價值觀，認為李的儒家價值觀落實到現代政治上就是有強烈的宗法制——家長制色彩的尊尊親親的專制主義。李慎之認為，只有經濟的全球化而沒有人類基本價值的全球化，這個全球化就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是沒有資格稱為全球化的。

1998年，他在一本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在人類認為有價值的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發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引進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認同的自由是指15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會中的自由，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對自由的一種貼切的表述。李慎之認為：只有全社會多數人基本上都具備了這樣的態度，這樣正確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才可以算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這個國家才可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1990年代初，中國有關“姓社姓資”的爭論不息，改革開放的步伐也一度受到影響，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之後，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變，慎之認為鄧小平此舉扳回了一局。但此時在一些知識分子中盛行犬儒主義，在這種情況下，慎之認為，堅持現代化導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必須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先進成果。

工作的性質，使慎之比一般中國人對蘇東國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維爾的看法。自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哈維爾卻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慎之這樣介紹哈氏的觀點：

他惟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

歷史學家劉志琴先生評論道，能不能講真話，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大難題，否則何以有那麼多秉筆直書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建國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一批又一批因為講了真話的人打成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講真話的下了地獄，講假話的就青雲直上。此種假話還形成理論，像林彪所說的，不說假話就辦不成大事。此種教訓之深刻，足以使中華民族刻骨銘心。慎之晚年大呼以民主的生活方式來代替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也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嗎？

1957年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檢討

1957年反右派時，李慎之是新華通訊社總社國際部負責人之一。對他的揭發和批判開始得較晚。從他9月10日、11日兩天在國際部大會上的檢討報告看，他檢討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除對整風、反右等運動的看法外，其他具體問題，只要看看各節的小標題就可以略知大概：

1.兩黨制如何起制約作用；

2.黨管哪些？應該領導哪些？不該領導哪些？如何領導？

3.黨群關係，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問題；

4.歧路興悲；

5.中國（共產）黨有無犯錯誤的危險；

6.（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與蘇聯制度的關係。

再看他一篇《向黨、向人民請罪》的未定稿（刊於新華總社機關內部《前進報》，1957年11月4日第4版），其中涉及划他右派所據的“右派言行”，如：

運動初期在國際部壁報上，提出“只有大膽地放，才能解決問題”；

推薦《人民日報》上卜無忌（後來知是鄧拓）的署名雜文《廢棄“庸人政治”》（按：鄧文是從成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引申立論的），反對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新聞業務》上發表《試揭一個矛盾》，懷疑新聞服從政治的原則，實際上攻擊新聞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絕對的“新聞自由”；

曾經覺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現也不徹底”的證明；

認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此外，歷次運動中不積極，怕過頭，怕傷人；誇大副作用，而要求穩健，云云。

經過50年的風風雨雨，我們對上述這些條條，應該不難知道“是怎麼回事”，從而判斷其是非。

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按照中國特色運作的。儘管世界法治國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罰，但在我們這裡則是“新賬老賬一起算”，所謂有“前科”，當然要翻老賬，何況還有出身、教育背景之類的“原罪”！於是在反右派鬥爭中劃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8年之後的1965年，還要寫《關於服罪問題的檢查》。早從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就已經開始對原已打倒的對象進行新一輪的打擊了。李慎之自不例外。他是個多思又健談的人，難免授人以柄，或用革命陣營中的話說，是讓人抓住小辮子。

其實，李慎之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的認罪，已經達到他這個人所能承認的“罪行”的極致。總不能讓他像侯寶林那樣，“文革”中在幹校認罪說“我企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吧？

李慎之這樣儒雅地表達了他對當年所犯錯誤的認識：“我在1956-1957年間，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惡性發展，已達到對"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全面懷疑、全盤否定的程度。我從設想一個"沒有斯大林的錯誤的社會主義"，"沒有匈牙利事件的社會主義"出發，對黨的領導，對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以至新聞政策、幹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統的、根本性的攻擊。”

就是說，他承認他是就國家政治的根本制度進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僅就幹部作風、幹群關係的一般負面表現，做一些枝枝節節的批評。他的認罪也不是所謂“大帽子底下開小差”，都有具體的內容。他說：“我誣衊黨的權力太大會使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極權國家，由階級專政成為一人專政，黨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主義會退化為國家資本主義。我希望黨"自遠於以黨代政"，"以不領導代替領導"，"以少領導代替多領導"，要求"以社會力量從外部來制約黨"。我要求實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權要歸"全民所有"，希望開發"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和"幹部自由市場"，我希望黨向資產階級民主學習，效法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文官制度、出氣洞等等，還要求以專家路線來補充群眾路線，我把這稱之為"兩條線通天"。”

李慎之的這些思想固然是在國際部小範圍的同志間講過，“啟發”他們想“大問題”，有的並寫成短文、牆報，但最全面的一次則是在毛澤東派他的秘書林克前來徵求意見時表述的。其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對包括李慎之在內的幾位中共黨員幹部所說的“大民主”作了批駁。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對批判鬥爭對象“欲加之罪”或欲加重其罪時，總是指責他們是“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反黨，然而大半都沒有什麼事實根據。而在李慎之這裡，他的政治思想帶有綱領性，他所發揮的那些條條，互相貫通，“加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宣言”。

在1965年11月12日《關於服罪問題的檢查》中，他坦白地承認這一點，並且以第三人稱批判了他自己的這些綱領性政見。

他說，第一，這些條條決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內部探討如何“改良”的意見，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義綱領，在當時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的綱領。它的基礎是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有階級鬥爭，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惡、永遠都有善有惡為立論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個人的權利義務，而否定人的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第二，這些條條的作者決不是一個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如果他有理想的話，他的理想也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他提出這些意見的動機決不是要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要“使社會主義千秋萬世”，而是要使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國家千秋萬世。他充其量有使國家“長治久安”的願望，而決沒有不斷革命的理想。

李慎之這樣概括他的罪行說：“提出這樣一系列主張的人，曾經自稱對這些主張苦苦"思索"的人，決不是在鳴放期間偶然失足的，也決不是認為自己的意見還不肯定、只是在"探討""研究"的人，因為他久已完全肯定"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應當否定，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恆的理想"。他的"尚待探討""研究"的只是實行這種民主的具體方法、步驟與時間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在李慎之筆下，凡是在交代他的“右派思想言行”，也就是回溯或闡發他曾有的主張時，都是用的自己的語言，而在對之進行檢討批判時，用的則是流行的政治語言，例如把民主、自由，都加上“資產階級”這一類定語，或用了當時揭批“現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全民黨”、“全民國家”時的習慣用語。

李慎之承認的罪行，就是他認為至少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也必須實行民主政治，使公民在享有各項自由權利的基礎上來履行義務。

“我所要求的是要黨承認我——根本是一個好人”

李慎之服從了共產黨給予的處分，但從黨組織要求他檢查“服罪”問題來看，他之不服罪一定是形諸言表的。他在運動中只是“從階級分析上去領會批判的正確性”，就是說從“階級分析”看，他所戴的帽子都是戴得上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說，“我所要求的是要黨承認我——根本是一個好人。”這並不意味著李慎之持道德史觀，只是說他要求一切要循常情常理。可冷酷的現實，是他被視為“敵我矛盾”之屬，自視為“好人”更進而要求黨視之為“好人”，這就叫作“鬧翻案”。

而到了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打不下去了，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問題。李慎之說他在1962年一度“幻想平反”，是由於他“誣衊黨在反右鬥爭以及以後犯了左的錯誤”，“感到"反右擴大化"與"反右有副作用"，需要"糾偏"，"甄別平反"”，同時也是因為對“改造生活”的長期性和艱苦性沒有精神準備，要求恢復精神尊嚴的情緒與日俱增。

看來，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個歷史事實”。因為，只有按照主流意識形態的語言體系，才能順理成章地入“己”以罪。然而，李慎之又不是沒有自己的頭腦、讓別人牽著自己的思想走的人。所以，在“服罪”與“不服罪”之間，他只能打著思想的鞦韆，蕩來蕩去。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他的矛盾，他的痛苦，他的悖論和他的尷尬。人們要挖他的思想根子，他除了照運動中的老例檢討“個人主義”以外，還從思想上反省了兩點：

一是“階級鬥爭觀念薄弱”。對階級鬥爭的厭倦，甚至使他在1958年一度“衷心地擁護三面紅旗，擁護實現共產主義，在我的靈魂深處也是因為我渴望階級鬥爭快快過去。我以為超英趕美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不要經過階級鬥爭而完成的，而到那時候我的問題也就自動解決了”。

二是所謂“形而上學”。他說，“我當年所以會有那麼多的反動思想，還把它當作好東西，是因為我腦袋裡有許多被我認為是萬古不變的"真善美"的標準，這些標準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後受到了破壞，因此就使我感到許多東西都不對頭，不惜挺身而出，做一個保衛這些東西的"勇士"。一直到反右以後，雖然我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毀滅性的批判，但是我的人道主義、人性論之類的思想，我對文化藝術的標準還沒有從根本上觸動。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逐步深入，已充分告訴了我，所有一切我過去認為"真善美"的東西無一不與3000年的私有制有聯繫，一概都要從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我自己也從社會生活的改變中體會到，這些東西在新社會已無存在的根據。”李慎之在不無悲傷地面對這一切時，他已經感應到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山雨欲來。

在新的更具毀滅性的災難之前，一個右派分子的“服罪”與“不服罪”，似乎已經無關緊要；李慎之在這份《關於服罪問題的檢查》上自註：“未通過。”他也未必還在乎它的通過還是不通過了吧。

這一份我在這裡著重用來舉例的老材料，連同卷宗中的其他材料，是具有文獻性的史料，應該加以研究。

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中國思想的荒原上，曾經遊盪過怎樣的思想者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