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蘭坡

1908年11月25日（清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出生在河北省玉田縣郭家屯鄉邢家塢村。原祖籍河南省孟縣朱家莊，在明代初期才遷移到邢家塢。

1929年畢業於北京匯文中學。

1931年入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參加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發掘工作。先後任練習生、練習員、技佐。

1937年任調查員，1945年改稱技士。

1950年加入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35年他接替裴文中先生主持周口店的發掘工作，工作優異，繼裴文中1929年發現第一個頭蓋骨之後，他在1936年11月連續發現三具“北京人”頭蓋骨，震驚了國際學術界，登上了最高學術殿堂。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學術委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並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他兼任過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標本室主任和周口店工作站站長等職，同時，還是中國地質學會第四紀地質及冰川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

1979年，賈蘭坡與衛奇等研究了許家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認為許家窯文化在細石器技術傳統上是“北京人”文化與峙峪文化的過渡橋樑，並對世界範圍內細石器的兩大傳統以及細石器起源和分佈等理論性問題作了探討。

1978年賈蘭坡對細石器研究作了系統總結，發表了“中國細石器的特徵和它的起源與分佈”，把中國的細石器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受到美國考古學者的支持。美國學者認為它對北美考古是指導性的。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94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

1996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2001年7月8日賈蘭坡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2003年11月25日賈蘭坡生平事迹展在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博物館隆重開展。開幕式上，賈蘭坡的兒子賈彧彰致辭緬懷了自己深愛的父親。賈蘭坡的半身銅像在揭去紅色帷幕後，和“北京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者裴文中先生、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奠基人楊鍾鍵的塑像並排展示在北京人遺址博物館的大廳。

賈蘭坡對第四紀地質、古脊椎動物、古人類和考古等方面都有很多研究，在舊石器的考古方面，成績 最為顯著。作為一位世界公認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賈蘭坡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參加了周口店的發掘工作。賈蘭坡1935年主持周口店的發掘工作，除發現大量石器和脊椎動物化石外，1936年11月又連續發現了三個比較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震動了國際學術界。1949年後，他又多次主持周口店的發掘。1984年賈蘭坡與他的學生、考古學家黃慰文合寫的《周口店發掘記》一書，對周口店的發掘歷史進行了詳細的敘述和評價，對周口店發掘與研究工作進行了系統總結。這本書已譯成日文和英文。他對華北舊石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所提出的華北地區古文化年代表奠定了華北舊石器文化發展序列的理論基礎。賈蘭坡十分熱愛中國舊石器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就在《考古通訊》上發表“對中國猿人石器的新看法”。1957年又發表“試述中國舊石器時代初期石器文化的相互關係”。由此可以看出，他已經把注意力放在有關理論研究上，而不是單純對石器本身的描述。中國學術界20世紀50年代末展開“北京人”是否使用過骨器的爭論，賈蘭坡支持法國舊石器考古學家（Breuil）的意見，認為“北京人”使用過骨器。他於1960年發表的“關於中國猿人的骨器問題”一文以及1964年出版的《中國猿人及其文化》都探討了這個問題。賈蘭坡把周口店“北京人”製造的骨器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角工具，第二類是盛水工具，第三類是肢骨做成的尖狀器和刀狀器。關於骨器的觀點受到國內外不少學者的重視。

20世紀50—70年代，賈蘭坡對中國舊石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北部，特別是山西、陝西、內蒙古、寧夏等地，尤以對山西舊石器的研究最為出色。1958年，他與裴文中一起研究了山西丁村發現的舊石器，指出丁村文化是舊石器時代中期之初文化的新發現。他在1962年與人合作的《河》中，指出河遺址的時代，屬於中更新世早期，並指出丁村文化是由河文化逐漸發展而來的。1972年賈蘭坡與蓋培、尤玉柱發表“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從地貌、地層、脊椎動物化石和舊石器等方面作了全面研究，指出華北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至少有兩個系統，即“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提出中國原始文化的繼承關係后，又提出中國、東北亞和北美的細石器可能起源於華北的論點。國內外同行對這些觀點給予了極大關注。

賈蘭坡在研究人類起源和進化方面有著比較突出的貢獻。他在《科學通報》上發表“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一文，並提出在中國屬於早更新世初期的泥河灣地層，才是人類最早的生存地。指出“北京人”在體質特徵和石器製作上有了許多進步性質，又具有使用和管理火的能力，因而不代表最古老的人類和最原始的文化，人們對中國遠古文化的認識還是很晚的。在20世紀以前沒有發現過確切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直到20世紀初，一些外國學者還不相信中國有舊石器時代文化。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在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相繼發現舊石器之後，特別是裴文中於1929年發現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接著又發現“北京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遺跡之後，才使這種局面改觀。但由於受舊觀念的束縛，有的學者又提出中國沒有比“北京人”再早的文化了。賈蘭坡與王健的論文無疑是對這種觀點的挑戰，因此在學術界引起一場持續一年多的爭論。他們這一科學論斷為後來西侯度文化元謀人牙齒化石和藍田人頭蓋骨的發現所證實。1978年所出版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文化遺址》一書，是他們對中國更新世早期人類及其文化存在問題的多年研究成果。早在30年代，賈蘭坡就對北京人的地質分層文化性質和生活環境諸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賈蘭坡還根據“北京人”遺址各層出土的動物化石的不同性質，提出“北京人”在周口店生活的幾十萬年中，華北氣候出現過冷暖交替的變化。解放后，賈蘭坡發表過不少論文和專著。

他撰寫的《人體骨骼學綱要》（1954）以及《從猿腦發展到現代人腦》（1954)曾是醫學院很好的參考書。賈蘭坡還著有《舊石器時代文化》（1957)、《周口店——北京人之家》（1975)、《中國大陸上的遠古居民》（1978)等，后兩種已被譯成英、日、德和西班牙等文種出版。1982年出版了由賈蘭坡主編的《人類的黎明》，這本書是一本圖文並茂，系統地闡述人類起源演化，並包括最新科研成果的人類學著述。

賈蘭坡也關注著脊椎動物學及第四紀地質學。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就到四川萬縣鹽井溝採集化石，並和 卞美年一起在雲南富民等地尋到哺乳動物化石，一批有代表性的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1951年他與地質學家王曰倫共同研究了周口店的冰川遺跡，為研究“北京人”的生活環境提供了新的線索。1982年，賈蘭坡與衛奇在《地質學報》上發表“建議用古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成果建立中國第四系的標準剖面”一文，這是把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古人類學、古脊推動物學與第四紀地質學結合起來的範例。

賈蘭坡從20世紀30年代起孜孜不倦地從事研究和著述，發表論著已超過400餘篇（種）。為中國的地質、古生物、古人類和考古工作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由於他在科學上的成就，他曾多次被日本、美國、瑞士、阿爾及利亞、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邀請去講學，受到同行們的熱烈歡迎。

賈蘭坡小時候，父母教他識字，後來又在外祖母家讀過幾年私塾。12歲時，母親為了讓他能受到正規教育，帶他來北京找他在北京謀生的父親。他先在匯文小學讀書，又進匯文中學。1929年中學畢業，因家境困難再也沒能力供他上大學了。他只好在家邊自學邊尋找合適的工作。 1931年春，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中國地質調查所招考練習生。他去報考，並以優異的成績被錄取，分配到地質調查所領導下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上班后，賈蘭坡就被派往周口店協助裴文中先生搞發掘“北京人”工作。裴文中先生於1929年12月2日下午4時發現了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賈蘭坡能在他手下工作十分高興。他下決心也要像裴先生一樣，做出一番成績。

1936年11月，他在11天之內連續發現了三個“北京人”頭蓋骨。這次的發現，再一次轟動國內外。金燦的光環照耀在賈蘭坡的頭頂，迎來了他28歲的生日。

1945年，賈蘭坡晉陞為技士（副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生代研究室劃歸中國科學院，建立了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他任副研究員、標本室主任、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和周口店工作站站長。在周口店辦過好幾期考古訓練班，他都親自撰寫講義和授課，並進行田野實習輔導，培養了一大批全國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後來這些人都成了考古工作的骨幹和專家。 1956年，賈蘭坡升為研究員。他從小小的練習生，攀登到了高層的研究領域。相繼發現了比北京人時代為早的“匼河文化”、距今180萬年前的“西侯度文化”、距今160—170萬年前的“元謀人”牙齒及石器、距今110—115萬年前的“藍田人”頭蓋骨，充分證明了賈蘭坡推斷的正確。

賈蘭坡的工作更多地轉向周口店以外的地區，足跡遍及全國。特別是華北地區，投入的精力最多，收穫也最大，首先提出了中國原始文化的繼承關係。他還親自在河北、內蒙古、東北等地考察和研究后，提出中國、東北亞和北美的細石器可能起源於中國華北的論點。他的學術見解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重視，美國學者也認為這些論點“對北美考古是指導性的意義”。

1989年，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太平洋史前學術會議”上他曾建議把地質年代表中的最後階段“新生代”一分為二，把上新世至現代劃為“人生代”；把古新世至中新世劃為新生代。

高齡的賈蘭坡老人不顧眼疾，戴著老花鏡，拿著放大鏡，為孩子們寫科普讀物《爺爺的爺爺哪裡來》；80歲以後他出了很多像《爺爺的爺爺從哪裡來》這樣的科普讀物。1990年，他在《大自然探索》上發表了《人類的歷史越來越延長》一文，提出了“根據目前的發現，必將在上新世距今400多萬年前地層中找到最早人類遺骸和最早的工具，（人）能製造工具的歷史已有400多萬年了”的新論斷。已經90歲高齡的賈蘭坡，仍每天都在伏案工作，為他熱愛的這門科學默默地奉獻著。1994年年底和1995年秋，在他患有嚴重眼疾困難的情況下又出版了兩部著作：《中國古人類大發現》（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史前的人類和文化》（與杜耀西、李作智合作，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1997年10月，在他九秩之年又寫完了一本“大科學家寫給小讀者”看的11萬字的“小書”《悠長的歲月》，以總結自己的一生。書中他迫切地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成長起來，熱愛這門科學，能夠接替他們老一輩的事業，運用先進的技術、設備和新的學術思想，把人類起源的時間、地點等問題搞個水落石出。1995年4月他去美國參加院士會議，在舊金山為他舉行的來自海灣地區的著名科學家、教授、作家、記者、華人代表等一百多人參加的歡迎會上，他致答辭時說：“我雖然老了，但還希望在有生之年為這門科學作出自己的貢獻。”

1931年，當時的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招收練習生，23歲的賈蘭坡被錄取了。這一年的5月，他來到周口店的龍骨山，在中外著名學者的指導下進行工作。龍骨山有保存完好的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堆積，地層出露狀況很好。這裡東南面是華北大平原，西、北面是山巒重疊的西山，山腳下有河水潺潺流過。數百年來，龍骨山一向以出產龍骨聞名，許多洞穴是原始人類理想的住所。因此，這裡十分吸引中外地質和古人類學家的注意。

起初，賈蘭坡主要幹些雜事，比如洗刷標本、整理化石、管理賬目、貼製圖版，事無巨細，他都做得十分認真。他同時也懂得，自己在地質學、古生物學、古人類學和考古學方面，知識幾乎等於零。所以，在每天完成本職工作之外，他就如饑似渴地找書來讀。有一次，龍骨山出土了一批狼的化石，可是他卻不認得。為了補課，他相約幾個年輕人打了一隻野狗，把吃剩的骨頭製成了一具挺漂亮的標本。然後，他翻閱書籍並對照標本，將每個部位的骨骼名稱一一記熟。狼和狗是同一個屬的動物，他認識了狗，也就認識了狼。

一天，他的導師楊鍾健手拿一盒動物化石，對賈蘭坡說：“你拿去鑒定一下吧，分分類。”他接過來一看，是些獸牙。他對照圖版，認出了牛、羊、豬、鹿和馬的牙齒。不料，當他把這些結論講給楊教授聽時，楊教授卻搖搖頭，要他把這些化石鑒定到“屬”以下的一個單位——“種”，並要一個一個地寫上標籤。賈蘭坡按導師的要求一一做完后，第二次送到楊教授那裡，誰知又被退了回來。楊教授說：“你還得把這些動物的上、下牙齒分開，標出是第幾顆牙齒。”經過賈蘭坡的又一番努力工作，楊教授才滿意了。俗話說：“嚴師出高徒。”一盒化石，三次鑒定，使賈蘭坡終生難忘。他的許多考古學知識，就是這樣“逼”著學到手的，從而也培養了他一絲不苟的作風。

盧溝橋頭的炮聲打斷了周口店遺址上正在進行的發掘工作。為了保險起見，周口店遺址上發掘出來的所有化石，都保存在協和醫院B樓解剖科的保險櫃里。當時美國處於中立狀態，協和醫院還算安全。

1941年，隨著日美關係的緊張，協和醫院的保險櫃也不再“保險”。為了保護這些珍貴的文物，翁文灝和胡恆德商量了好幾次，有三條路可以走：“北京人”繼續留在北京，妥善予以保藏；運往陪都重慶；運到美國，待戰爭結束后再運回北京。經過多方權衡，最終選定了第三種方案。於是，工作人員先用白棉紙包好化石，再用衛生棉和紗布裹上，包上白紙後放入小木盒內，盒內還墊上了瓦楞紙，最後分裝在兩個白茬木箱里。為了怕引起注意，特地不寫名稱，只在箱子上標了A、B字樣。化石裝箱后，美國海軍陸戰隊用火車將其運往秦皇島，準備搭乘“哈里森總統號”輪船運往美國。但是就在化石裝車后第三天，太平洋戰爭爆發了，裝載化石的火車被日軍截獲，“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就此神秘地失蹤，60年過去了，至今仍然杳無音訊。

賈蘭坡聽到頭蓋骨丟了的消息后，目瞪口呆，怎麼會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嗎？從此，“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下落成為賈蘭坡永遠的牽掛。

他生前曾經說過，此生此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北京人”化石。賈蘭坡生前，書房裡有一個大夾子，專門存放著60年來他追尋“北京人”的全部資料：當年佔領協和醫院的日軍軍官的照片、日本來華尋找化石特派員的資料、中外提供線索者的來信、從四面八方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種線索，即便是那些最荒誕不經的傳聞，賈蘭坡也收集了起來。賈老曾經說過：這些“北京人”標本化石，就像我的孩子，我對它們的感情是常人難以理解的。這些年來，我一直被失蹤的“北京人”頭蓋骨所折磨，我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它們找回來。在此後的歲月里，賈蘭坡所做的各種努力都失敗了。1999年，他和中科院14位院士聯名呼籲，由於大部分知情人和當事人的辭世或年事已高，破解“北京人”頭蓋骨之謎愈發迫切。如果時間再拖延下去，這很可能變成一個千古之謎。賈蘭坡等人在倡議書中寫道：“即使它們已經毀於戰火，我們也應該努力找到一個確切的下落，否則，我們將如何面對後人。”

但是，天不遂人願，賈蘭坡帶著永遠的遺憾走了。“北京人”頭蓋骨的下落成為他生前未了的一個心愿。

周口店發掘是賈蘭坡人生最輝煌的時刻，也是他科學之路的起點——“沒有周口店就沒有賈蘭坡”。從 周口店開始，他的眼光放在人類的起源研究上。新中國成立之後，賈蘭坡繼續負責周口店地區的發掘工作。這位沒有正式大學文憑的學者在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外籍），1996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幾十年來，賈蘭坡的足跡遍布全國，他的身影頻頻出現於丁村遺址、西侯度文化遺址、峙峪文化遺址、許家窯人遺址、藍田人遺址等地，一生著述等身。他的研究對於中國史前文化的建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貢獻，同時也奠定了他在古人類學、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界大師級的地位。他把探求古人類學的研究，通俗地概括為：“回答人是從哪裡來？到底是神創造了人，還是勞動創造了人。這不僅是自然科學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哲學問題。”

賈蘭坡70歲以前基本上在野外搞調查發掘。88歲那年，他被選為美國世界探險中心會員，賈老說，我老得連小板凳也上不去了，怎麼能和宇航員同稱探險家呢？美國人說，你一生鑽過三百多個山洞，沒人能和你相比。賈蘭坡在90多歲的高齡還在第一線帶研究生，他常戲稱“收個學生比養個兒子還難”。從學習上認真的指導到野外工作時對學生安全的時時掛心，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細心周到。賈蘭坡的成長離不開裴文中等老前輩的培養，他深知好的老師和前輩能給年輕人帶來什麼。他說，我要為年輕人抬轎子，我要拉他們一把。賈老曾經寫道：幸而世界上世世代代有這麼一批“傻人”，願為追求真理而奮鬥終生。在真理面前，他們每有所得就笑逐顏開，一無所獲又愁容滿面。我們相信，一個人想要為人類作出一些有益的事，就無法擺脫這種苦樂相兼的境界。但是他們從來不氣餒……我們的先輩是如此，我們是如此，一代一代下去也是如此。

賈蘭坡生前曾經說過“周口店是我的家”。他向單位和家人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話，希望能將自己的骨灰安葬在周口店。發現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的裴文中先生和古人類學家楊鍾健先生都已長眠在周口店龍骨山上。賈老早年就表示過身後要與兩位前輩做伴，要棲守著自己奮鬥過的地方。

賈蘭坡百年之後，祖國和人民了卻了他生前的願望。老人雖已駕鶴西去，但他的精神和信念將永遠留守在龍骨山，遙盼著令他魂牽夢縈的“北京人”早日歸來。

1998年秋天，以賈蘭坡為首的中國著名科學家聯名，在《光明日報》發出了這樣一份呼籲：

賈蘭坡等院士的呼籲信：

對於我們中國的科學家來說，有這樣一件事情始終不能忘懷：本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和世界的幾位傑出的科學家，根據一些當時很少有人相信的線索，在中國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龍骨山上日復一日 地苦苦尋找了多年，終於導致了一個偉大發現——“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誕生，而這一發現使人類對自身的認識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人是從猿變化而來的”這個在今天看來十分簡單的事實，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發現之前還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達爾文的進化論、“爪哇猿人”的發現都曾經被斥為奇談怪論。但是，當“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以其空前豐富而完備的原始人生活遺跡展現於世人面前的時候，一切都變得清晰而無可辯駁了。或許可以這麼說，從1929年12月2日第一具北京猿人頭蓋骨出土的那一刻起，人類真正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過去了。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這一偉大發現中最珍貴的部分——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和在中國發現的其他重要靈長類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亂中下落不明了。

數十年來，不知有多少人為此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為尋找化石丟失的線索盡了心力。隨著世紀末的臨近，隨著多數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辭世或年逾古稀，我們尋找丟失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的希望也愈來愈急切。我們在想：這樣一件發現於本世紀初的人類科學珍寶，在世紀中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中遺失，而今天人類將告別這個世紀的時候，它們仍然不能重見天日。即使它們已經損毀於戰火，我們也應該努力找到一個確切的下落。否則，我們又將如何面對後人？

當年北京猿人化石的失蹤涉及到戰亂中多個國家的當事人，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重要的線索可能流失於民間。中國和世界上許多關心此事的人士一直在查訪有關的線索。但是他們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需要我們大家各盡所能，提供自己所知的線索和其他一切有用的支持，一起來幫助尋找。因此，我們想在這裡向全世界所有熱愛科學、進步的人們呼籲：在本世紀結束前，大家攜起手來，做一次全人類共同的尋找。

也許這次尋找仍然沒有結局，但無論如何，它都會為後人留下珍貴的線索和歷史資料。並且它還會是一次我們人類進行自我教育、自我覺悟的過程，因為我們要尋找的不僅僅是這些化石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尋找人類的良知，尋找我們對科學、進步和全人類和平的信念。

讓我們行動起來，繼續尋找“北京人”，為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科學院院士、資深院士：

賈蘭坡 劉東生 張彌曼秦馨菱葉大年

陳慶宣孫殿卿 李廷棟 宋叔和 吳汝康

郝詒純王鴻禎楊遵儀侯仁之

賈蘭坡的主要學術著作有：《魯南考古隊在人類學上的特別發見》（1933)、《中國猿人》（1950)、《舊 石器時代文化》（1957)、《中國大陸上的遠古居民》（中、日、英等文版，1978）、《北京人之家》（法文版，北京外文出版，1978）

以及《中國的舊石器時代》（1982)等論文或專著共300餘種。

1992——中美合作泥河灣發掘，主持

1935——周口店發掘，主持

1954——丁村遺址發掘，主持

1964——藍田新生界綜合考察，主持

1991——中國遠古人類，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等

1990——周口店發掘記，北京外文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

1984——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賈蘭坡一生著述等身，成果豐碩。從五十年代開始，賈蘭坡院士參加、主持、指導了丁村河、西侯度、藍田、峙峪、許家窯、薩拉烏蘇、水洞溝和泥河灣等一系列重要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工作，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及古人類學的奠基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先後發表了400多篇學術著作和文章，廣泛涉獵人類的起源、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不同文化傳統的源流、更新世環境與氣候的變化以及第四紀地質學等諸多領域。五十年代，他對北京猿人的文化性質提出新的看法，倡導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學術討論，將周口店遺址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面，進而帶動了全國舊石器工作的開展。七十年代，賈蘭坡院士提出中國華北兩大舊石器文化傳統的理論，奠定了華北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的基礎，從理論的高度探討了世界範圍內細石器文化的起源和分佈問題，引起了學術界廣泛反應。近十幾年來，他耄耋猶勤，提議更改地質年表，建立“人生代”，提出人類的歷史應追溯到400萬年前的新學說，並為尋找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奔走呼籲。這些都對中國乃至世界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

賈蘭坡一生誨人不倦，桃李芬芳，為培養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人才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科學院在周口店舉辦了多屆舊石器時代考古培訓班，賈蘭坡院士親自撰寫講義和授課，指導田野實習，為全國各地的舊石器時代考古隊伍培養了基本的骨幹力量。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山西大學等大專院校作兼職教授，為學生講授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課程。中國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者很少有人沒有聆聽過先生的教誨和沒有接受過賈蘭坡先生的指導和幫助。即使在90多歲高齡的晚年，他仍然關心科學隊伍的建設和後繼人才的培養。

賈蘭坡積極參與中國的博物館建設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就參加了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陳列設計工作，還幾十年如一日地關注著北京自然博物館的建設，經常親臨北京自然博物館指導工作，並長期擔任國內許多博物館的兼職研究員，受到國內博物館界同仁的愛戴和崇敬。

賈蘭坡一生刻苦好學，努力進取。中學畢業后，他先後進入地質調查所做練習生、在北京大學和協和醫學院進修和學習地質學、古脊椎動物學和人體解剖學。工作中他刻苦鑽研，勤奮自學，不恥下問，為獲取科學知識和提高業務能力廢寢忘食。晚年中，賈蘭坡院士忍著眼疾及多種疾病的疼痛折磨，仍然每天手不釋卷，伏案工作，用一把放大鏡和一支鋼筆解讀、詮釋著人類早期的歷史。就是靠這樣的苦學、鑽研和勤奮，他由一個中學畢業生成長為建樹卓著的學者，由一個不懂化石和石器為何物的練習生成長為享譽世界的三院院士，創造出一個刻苦進取、勤奮向上、靠個人的不懈努力實現自我價值重大轉變的現代傳奇。賈蘭坡院的這種精神境界為後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將永遠激勵立志成才的青少年在科學探索和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不斷奮進，去勇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