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

侯仁之，男，1911年12月生，山東恩縣人。1940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49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博士學位。1952年任教於北大地質地理系，曾兼任地質地理系系主任和北大副教務長等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院士。現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侯仁之教授長期致力於歷史地理學的教學與科學研究，1950年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第一次在我國從理論上闡明沿革地理與歷史地理的區別及歷史地理學的性質和任務。

其在對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中，解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轉移、城市發展的特點及其客觀規律等關鍵性問題，為北京舊城的改造、城市的總體規劃及建設作出重要貢獻。其還在西北乾旱及半乾旱地區的考察中，揭示了歷史時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導致沙漠化的重要原因，為沙區的治理，在決策上提出了重要的科學依據。1984年被英國利物浦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稱號。侯仁之還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發展戰略顧問組顧問等職。

1995年10月至1997年5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籌資對朗潤園進行了全面的修繕和增建。工程告竣以後，北京大學特意立碑以紀其事。由學界泰斗侯仁之先生與考古系張辛教授合撰《重修朗潤園記》，追憶往昔歷史，敘述修復原委，實為敘寫朗潤園歷史的簡潔文字。碑文由張辛教授手書於石碑之上。這塊新立石碑現在立於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致福軒前。

1911年 12月6日，生於河北省棗強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在德州博文中學（現德州二中）度過中學最後一年。

1932年 —1936年，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並獲得獎學金入學，本科四年學習期間，先後在學貫中西的洪業（煨蓮）教授極為嚴格的治學方法訓練下，以及在積極開拓中國沿革地理廣闊領域的顧頡剛教授的啟發下，開始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獲得了文學士學位。

1937年 應新兼任歷史系主任顧頡剛之命，留校為研究生兼助教；因“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相繼淪陷，顧頡剛被迫離校南下，就轉為煨蓮的研究生。這時的學術思想已向歷史時期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發展。

1941年 12月，日美太平洋大戰爆發，燕京大學遭到日寇查封，這時在燕大任教併兼任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因此遭日寇憲兵逮捕，因“以心傳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日寇軍事法庭判處徒刑一年，緩刑三年，取保開釋，直到抗日戰爭勝利。

1946年夏，前往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並獲得博士學位。有幸的是新任地理系主任H.C.Darby(達比或德貝)教授，正是當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理論和方法指導下，才得以進入北京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因為人類生活的地理環境處在經常不斷的變化之中，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為歷史地理。中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疆域變遷和行政沿革史的研究，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將具有廣闊的前途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1949年正值新中國開國大典，回到國內，在燕京大學任教，開設“中國歷史地理”，並撰寫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發表在《新建設》雜誌上。這期間，又應梁思成教授之約，到清華大學營建系兼課，講授“市鎮地理基礎”，兼任北京都市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論文是“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 1952年 中國高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合併，合併后的北京大學遷到燕園，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教學行政工作和社會兼職與日俱增，從《地理學報》編委會主任、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一直到北京市人民代表、中國政協委員等等。

1957年 夏，由中央教育部派遣，出席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主持召開的“今日的大學”國際討論會。

1960年 —1964年，連年帶領北大歷史地理研究組，深入沙區考察中國歷史時期沙漠地區自然環境的變化，探索歷史地理的新方向。

1980年 —1996年，文革以後，十次出國，主要是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和文化交流。擔任過客座教授、住校訪問學者、國際地理學會學術思想史專業委員會成員。主要在美國、加拿大、西班牙、荷蘭等國，介紹中國地理學史的專題研究和中國古代地理學家的卓越成就；做過關於北京城市歷史地理和城市規劃以及中國西北沙區歷史地理考察的學術講演等等。

1984年 4月，以中國政協委員的名義提案，首次建議將北京周口店中國猿人遺址、八達嶺萬里長城和故宮博物院，作為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列入保護公約，三位委員聯合簽名，終於得到了政府的批准。1987年，列入該項保護公約的遺產已經大大地增加了。

1996年 5月，出席美國克萊門特，麥基納學院的國際討論會，演講題目“燕京大學的經驗與中國高等教育”，這是他走上學術研究道路之門。同時還兼任過燕京研究院院長，還經常不斷地獻身科普讀物的寫作。

1997年 獲得何梁何利科學與進步獎。他在理論和方法上發展了現代科學的歷史地理學，開創了“城市歷史地理”和“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系統揭示了幾個類型的城市發展的規律特點及其地理條件，為有關的城市規劃作出了貢獻，最重要的成果已反映在《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經過實地考察，揭示了大西北部分地區近兩千年來的沙漠化過程及其主要成因規律，為沙漠化的防治提供了論據。

2013年10月22日下午2時50分，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科院院士侯仁之於北京友誼醫院去世，享年102歲。

1940年，侯仁之在北平燕京大學為了教學實習的需要，編寫並出版了《故都勝跡輯略》一書，他在前言里寫道：“嘗讀英國史家吉本自傳，方其壯年，隻身作羅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獨步踟躕於壇廟廢墟間，見虔慶跣足之修道士，歌頌晚禱於羅馬神堂前。一念所中，不禁有華屋丘山之感。自是乃淬礪心志，卒成《羅馬帝國衰亡史》。文筆絢爛，史法謹嚴，為近代西方史學一大巨著，150年來無能過之者。史跡感人之深，有如斯者。”

侯仁之借著吉本的經歷，間接表達了自己悉心研究北京城的同感。在他高中的最後一年，遵從父親的意願，從山東轉學到北平東郊的通州潞河中學。列車停在了北京前門東車站。時近傍晚，隨著人群一出車站，忽然迎面而來的正陽門把他一下子震懾住了：渾厚高大的城牆、巍峨壯觀的城樓，傲然屹立在眼前。從此，他和北京城結下了不解之緣。以後若干年內，他開始對北京城起源和演變所進行的探索和研究。

1932年夏，因仰慕顧頡剛教授的學識，侯仁之考取了燕京大學獎學金，投師於顧教授門下。“在燕京大學我等於是上了兩個大學：一個是正規的六日制大學——就是燕京大學；還有一個一日制的大學——我叫他‘圓明園大學’”，侯仁之接著講了他所謂的“圓明園大學”給他帶來的意外收穫。

燕京大學被稱做“貴族學校”，每縫周末或假期，學生多有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侯仁之既沒有錢，也沒有閑情逸趣去追逐時髦，他有自己的樂趣——到學校鄰近的圓明園踏荒。那時圓明園一片荒涼，狐兔出沒。去的次數多了，引起了他的一些疑問：為什麼會在這裡建造圓明園？這裡有什麼特殊的條件？聽說燕京大學校園原來也是附屬於圓明園的一部分，那麼校園以西的西苑又是怎麼個來歷呢？整個校園所在的海淀鎮附近一帶的江南風光又是怎樣開發起來的呢？於是他開始注意圓明園流水的來龍去脈。“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圓明園不僅把侯仁之的注意力引向西山，而且還把他的視野引向一個更高的學術探討的境界。

侯仁之多次利用周末沿著圓明園的流水溯源而上，踏勘了頤和園的昆明湖，又一直追溯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的上游。在那裡他看到有一道長牆從玉泉山麓一直伸向西山腳下，爬上牆去一看，原來是引水石槽砌在上面。由此，他追溯水源直到卧佛寺附近的櫻桃溝和香山碧雲寺。以此為起點，侯仁之在實地考察中終於弄清楚了海淀一帶園林水道的開發過程。此後他又把考察範圍擴展到北京城的西南郊，踏勘了金朝中都城殘存的城牆。從大量的實地考察中，侯仁之終於認識到北京城址的轉移與河流水道變遷的關係。

1936年夏，侯仁之大學畢業后留在燕京大學作研究生，兼任顧頡剛教授的助教。恰巧顧教授新開了一門“古迹古物調查實習”課，每隔兩三個星期就要帶學生去城裡或郊外實地考察，事先他都要侯仁之結合實習地點參考有關圖書，寫一份材料，印發給每個學生。侯仁之回憶說：“這些簡單的來自書本的材料，雖然對學生了解考察對象也有一些幫助，但是最受益的還是我自己。這不僅使我有個練習寫作的機會，而且更有益於我進行現場印證”。當時顧頡剛教授還曾利用春假期間帶領學生去外地考察，侯仁之負責組織工作。因此他進一步擴大了視野，並且還注意收集第一手資料，寫成研究心得和論文。例如，他第一次發表在學術刊物《燕京學報》上的“明代宣大山西三鎮馬市考”，就是此上宣化等地考察的成果之一。假如說侯仁之最初對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考察和研究，還停留在專題探索的階段，那麼一次偶然的機會卻促使他不得不把這些專題探索系統化。侯仁之滿懷深情地說：“給我提供這個機會的是我當時另一位老師洪業(煨蓮)教授，在科學的寫作方法上我得益於他的教導是很多的。”1940年，侯仁之在洪業教授的指導下獲得了碩士學位。

1938年，洪業教授把侯仁之叫到自己的書房裡，開口一句話就說：“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洪教授接著又說：原來英國利物浦大學有一位著名的地理學教授，對中國十分友好，名叫羅士培，洪教授準備送侯仁之前去。後來因歐戰爆發，直到大戰結束后才得成行。當侯仁之到達英國時，羅士培教授已年老退休，接替他的是當時英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達貝教授。達貝教授所講授的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侯仁之出國以前所了解的大不相同。在國內，傳統的沿革地理，以研究疆域和政區的變遷為主，也叫做歷史地理。而達貝教授所講的歷史地理，卻是以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演變為主。嚴格地說，疆域政區變遷的研究，仍屬於歷史學的範疇，而歷史時期地理環境變化的研究，才屬於歷史地理學的範疇。

侯仁之說：“達貝教授所倡導的關於歷史地理學的理論，以及他對英國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是我在英國留學的最大收穫。”1949年7月，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當時北平已經解放，侯仁之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作為留英同學回國，投身於祖國的建設事業。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他十分榮幸地趕上了參加在天安門前舉行的開國大典。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學任教后，又被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梁思成教授聘請為該委員會的委員，並請他到清華大學建築系兼課，主講中國歷代都城的規劃建設。從此，侯仁之開始把城市歷史地理的研究與首都的建設任務結合了起來，在學術思想上有了新的飛躍，從而把歷史地理學的理論研究，提升到一個新高度，為開拓具有特色的歷史地理學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30多年來，侯仁之教授對北京城的研究開創了城市歷史地理為城市規劃服務的新方向，特別是為首都的城市建設提供了必要的科學論據，從而得到了有關單位和專家學者們的高度評價。

向沙漠進軍

1958年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教授根據中央的決策，號召地理工作者向沙漠進軍。個人要不要投身到這項工作中去呢？侯仁之是經過了一番思想鬥爭的。科學家不是萬能的，從事一項科學研究，往往要專心致志地窮盡畢生精力，才能有所建樹。侯仁之經過了多年的努力研究歷史地理，已經有了堅實的基礎，而沙漠歷史地理的研究對他來說卻是陌生的。因此這個新課題不僅對侯仁之的專業知識是一次考驗，對他的世界觀也是一次挑戰。侯仁之教授之所以更加堅定地深入沙區，還和周恩來總理的一次指示分不開的。他在《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這部論文集的自序中寫道：“當時，中央有關部門決定從黃河河套的西北隅，開渠引水深入烏蘭布和沙漠，進行灌溉。當開挖渠道時，發現了一些古代的墓群。對於這樣一件看來與整個水利工程並無直接關係的偶然發現，周恩來同志也沒有輕易放過，而是親筆作了批示說，一定要查明這些墓群究竟是什麼時代的，為什麼要埋到沙漠里來。正是周恩來同志的這個批示，才為我打開了深入沙漠進行歷史地理考察的大門。”

科研考察

從1960年到1964年，侯仁之主要利用暑假帶領幾位青年同志深入西北炎熱、乾燥、絕大部分都是荒無人煙的寧夏河東山區、鄂爾多斯的毛烏素沙帶，以及內蒙古西部的烏蘭布和沙漠。他們在茫茫沙海中，發現了大量古代人類活動的遺跡遺物，包括不同時代的大小古城廢墟和古墓群。有的古城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雖然早已廢棄，至今卻依然屹立在那裡，只是已被流沙包圍。例如，公元5世紀初，興起於鄂爾多斯高原上的“夏國”的統治者赫連勃勃創建的國都統萬城，就是很突出的一個。

侯仁之教授曾描繪了考察時目睹的情景：“史書記載說，統萬城的建造，曾使赫連勃勃統治下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付出了十萬人口的勞役，並有數千工役匠人慘遭殺戮。現在這座凝結了十萬勞動人民的鮮血和生命的巨大建築的殘餘部分，經歷了1500多年的風霜，依然屹立在一望無際的茫茫沙海中，迎著強烈的日照，發射出耀眼的光芒。特別是它西北隅的一座高24米的敵樓，在10公裡外，越過波浪般的沙丘，就可以遠遠望見它那雄偉的造型。”

環境變遷

統萬城的發現不始於侯仁之，從清朝後期直到解放前後，都有人去那裡考察過，並確認它就是歷史記載上的統萬城。但是，人們卻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恰恰就是侯仁之教授提出來的：“統萬城初建的時候，這一帶的自然環境究竟是什麼樣子？如果也像現在一樣到處都是滾滾流沙，赫連勃勃為什麼要把他的都城建造在這樣一個地方？反之，如果建城之初這裡並不是沙漠，那麼它又是在什麼時候才開始變成沙漠的？這些流沙又是從哪裡來的？”他把現場的考察和收集到的文獻資料相互印證，指出這個已杳無人煙的地方，在統萬城建立時，附近一帶非但沒有流沙的蹤影，而且還是一片“水草豐美、景物宜人的好地方”，這充分說明了地理環境前後的變遷。除去統萬城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大小古城已被流沙包圍或湮沒，過去也曾有人面對其中的幾個遺址廢墟發過感慨，但從來沒有人抓住過“環境變遷”這個本質問題。

侯仁之教授正是從這個問題出發，對西北一些沙漠地區在歷史時期的演變過程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並著重指出，主要是人類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導致了這裡的沙漠化。這項研究的成果不僅具有學術上價值，也為改造大西北部分乾旱地區提供了基本的參考資料。60年代初，在國家科委的領導下，曾擬訂了沙漠歷史地理考察的十年規劃，可惜由於“文革”的十年動亂而被中斷。直到1978年，侯仁之教授才得又一次深入西北沙漠，這時他已是接近古稀之年了。其後隨著祖國實行開放政策，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也活躍起來了。1980年以來，侯仁之教授四次出國講學，一次出席外國的會議。1984年7月，他的母校利物浦大學為了他在學術上的卓越成就，授予他以榮譽科學博士學位。

侯仁之教授在對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中，解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轉移、城市發展的特點及其客觀規律等關鍵性問題，為北京舊城的改造、城市的總體規劃及建設作出重要貢獻。其還在西北乾旱及半乾旱地區的考察中，揭示了歷史時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導致沙漠化的重要原因，為沙區的治理，在決策上提出了重要的科學依據。1984年被英國利物浦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稱號。

1999年10月，獲得1999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1999年12月被美國地理學會授予喬治·戴維森勳章，他是第一個獲得這一榮譽的中國人。

2006年12月6日是北京大學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侯仁之先生95歲壽辰，三聯書店出版社與北京大學為此聯合在北大圖書館舉行了紀念活動。

為了給侯老一個驚喜，北大圖書館張紅揚副館長特地將侯老1936年從燕京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畢業時寫作的論文手稿《靳輔治河始末》，親手交到侯老手中，這篇手稿是前不久在北大圖書館發現的。看到自己失而復得的畢業論文，侯老喜出望外，雙手連連摩挲著。

作為送給侯老的生日禮物，由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傳記《侯仁之》也在當天首發。該書對侯仁之先生求學、留學、遭遇厄運、重新執教的人生軌跡進行了客觀的回顧。

侯仁之老先生還是中國“申遺”第一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68年來對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保護是世界公認的重要成就，而侯仁之先生為中國的申遺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1984年，侯先生應邀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時，從美國同行處了解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和頒布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侯先生曾專門撰文詳述這一經歷：在美國的建築學界，很多位教授都十分關心我國古建築和古遺跡的維修和保護工作，認為我們如能做好這一類的文物保護，那就是對人類文化發展的一大貢獻。加州伯克利大學地理系斯坦伯格（Hilgard O.R.Sternberg）教授更直截了當地說：“中國的萬里長城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不僅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也是屬於世界人民的。”他們都非常希望中國能儘快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侯先生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致力於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的理念和實踐所感動，歸國后立即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起草了《建議我政府儘早參加提案》，並徵得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三位政協委員同意且聯合簽名，在1985年4月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並獲通過。

1985年12月12日，我國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並自1987年開始進行世界遺產申報工作。截至2013年6月，我國共有45個項目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位居世界第二，越來越多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受到我國各級各地政府的重視和保護。20餘年來，隨著“世界遺產”這一國際性概念廣泛普及，越來越多的國人認識到文化和生態的價值，意識到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重要性；而其他國家的人民也通過這條渠道，對中國的文化傳承和風景名勝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今天，我們欣喜於中國世界遺產申報和保護工作蓬勃發展的同時，不能忘記侯仁之先生的“首倡之功”。

談起20年前的那段經歷，侯老記憶猶新。1984年，他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訪問，在與幾位專門研究華盛頓城市建設的專家聊天時，第一次獲知國際上有一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交談中，幾位教授都說，中國歷史悠久，有無數極其珍貴的文化遺址和著名的風景勝地，為什麼不加入這個公約，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呢？認識到事情的重要性后，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他，回國后急忙起草了一份提案。提案寫好后，他徵得了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3位政協委員的聯合簽名，在1985年4月召開的第六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並被採納。

他還是鮮為人知的中國“申遺”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與美國同行的交流中，他獲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情況。回國后，他立即為我國加入這個公約而多方奔走。1987年，故宮、長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一批成功入選的世界遺產。侯仁之也因此成為中國“申遺”第一人。

從1932年秋進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到今天，北京已成了侯仁之真正的故鄉。對於北京的感情，侯仁之自稱“知之愈深，愛之彌堅”。

被譽為“活北京”的侯仁之，從現代地理學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轉移、城市發展的特點及其客觀規律等關鍵性問題，其學術價值超越了地理科學的範圍，成為北京舊城改造、城市總體規劃及建設的重要參考。除了將自己淵博的學識應用到北京城市的實際建設中，對於介紹北京的歷史，宣傳保護北京舊城風貌的意義，激發人們熱愛北京的情感，侯仁之從來都是樂而為之的。而一旦發現影響、破壞文物古迹的現象，他就會感到痛心疾首，並且要不遺餘力地大聲疾呼，設法制止。正是在他的積極努力下，長期保護不善的盧溝橋才有了今天的模樣。

在北京城市發展中，他大聲疾呼：首要問題是水源的開發。他珍愛老北京風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剎海、匯通祠、鐘樓、鼓樓、後門橋一帶，對這一地區的改造深切關注。正是在他的倡議下，乾枯的蓮花池得以碧波蕩漾，廢舊的後門橋今日清水環繞。

侯仁之先生曾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少年飄零，青年動蕩，中年跌宕，老而彌堅。他說：“昔日讀書的時候，對人生有白駒過隙的感嘆，而今想一想自己90多年的來路，反而感覺漫長而清晰，生活是這樣的起伏跌宕，路轉峰迴……在我85歲的時候，我曾用‘老牛自知黃昏晚，不待揚鞭自奮蹄’的話來自勵。常常是想‘奮蹄’的時候卻奮不了‘蹄’。我應該感謝我的親朋好友，特別是我的夫人張瑋瑛，數十年來相濡以沫，扶我走過風風雨雨，以至於我雖不能‘奮蹄’，但還可以慢慢地走路。總之我還要平淡充實地繼續工作下去。”

主要著作有《天津聚落之起源》《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歷史上的北京城》《步芳集》。主編有《北京歷史地圖集》。並且和黃秉維、吳傳鈞擔任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地理》第三冊與第四冊的顧問。與人合著的《北京史話》獲中國歷史學會、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授予的“愛國主義通俗歷史讀物優秀獎狀”，論文《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及其應用》被國家教委評為“優秀科研成果”，《試論北京城市規劃建設的兩個基本原則》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

《中國古代地理學簡史》（主編），科學出版社，1962年。 《歷史上的北京城》，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80年第2版。

《步芳集》，北京出版社，1962年第1版，1981年新版。

《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1982年再版。

《北京歷史地圖集》（主編），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一集，1995年第二集。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建設》，文物出版社，1987年。

“歷史地理學概述”，《百科知識》，1988年第3期。

《侯仁之燕園問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歷史地理學四論》，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侯仁之院士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資深顧問，多次在北京大學燕南園家中接見《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執行主編羅亞蒙，親自指導《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編撰工作，1999年還以88歲高齡親自到人民日報社出席《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首發式暨出版座談會，並與李孝聰教授在《光明日報》聯名發表書評，對《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予以肯定。

侯仁之院士在文章中說：

從1982年國務院命名24座歷史文化名城以來，全國被正式認定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已經達到99座。10多年來，介紹這些歷史文化名城的書籍出版了許多部，但由於體例不一，內容側重不同，致使廣大讀者難以對這近百座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總體特徵、每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的特點和名城保護與發展規劃的關係等有清晰的認識。如今，由西北大學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羅亞蒙先生主持，全國10所著名大學和有關部門共1000多位專家、領導參與編纂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的出版，是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事業的一件大事。

中國的城市有上千座，每一座城市都各具特點，但是夠得上歷史文化名城稱號的城市，必須符合標準，即：（1）有一定的歷史和文化傳統；（2）文物古迹主要分佈在市區和近郊，對城市發展有重大影響；（3）有保存較好的歷史街區。為了從整體上來把握，《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設置了城市概況、歷史大事、傑出人物、名勝古迹、傳統文化、當代建設等6個大類，每類之下再分立條目。綱目的設置緊緊扣住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綜合特徵，克服了過去這類書典體例鬆散不一的缺點。例如：第一大類“城市概況”設置“城市特點”條目，展示了每座城市在國務院批件中確定其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依據，並提綱挈領地闡明了其獨具的歷史文化特色，以及當前的經濟產業特點。這個條目向讀者揭示了每座名城“金榜題名”的依據。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評定的依據是當時城市職能部門會同各方面的專家，根據當時城市所具有的特徵申報評審的結果，無論當今還是將來，人們都可以繼續用這些依據去衡量那座名城的保護與發展是否真的按照國務院的要求去做了？作為評定標準的名城獨具的歷史文化特色是否還存在？名城有哪些方面的發展？時過境遷，人們或許對之已經淡忘，而《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大辭典》則能適時地提供有價值的依據。

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13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侯仁之是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重要開創者之一，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侯仁之對北京、承德、淄博、邯鄲、蕪湖等城市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特別是在北京城市歷史地理的研究中，侯仁之根據細緻的實地調查和文獻考證，從河湖水系和地理環境入手，系統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形成、發展、城址轉移的全過程，以及古代北京城的規劃和變化特點，將城市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與首都規劃建設結合起來，對北京市城市規劃、舊城改造與保護、水利建設等做出了卓越貢獻。

“先生給我們最大的教益是告訴我們怎樣從歷史地理的角度觀察一個城市，他開創了這方面最好的學術眼光和學術方法。”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唐曉峰教授昨夜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讓唐曉峰難受的是，侯仁之未能在生前看到其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全套出齊的模樣。“這是一個長達30年的研究計劃，第一集出版於1987年，第二集出版於1995年，前不久第三集也完成了。我們本想在24日，也就是後天，將全三冊整套帶到醫院給先生看……現在已成為最大的遺憾。”

侯仁之被譽為“活北京”。上世紀50年代以來，他從現代地理學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轉移、城市發展的特點及其客觀規律等關鍵性問題，成為北京舊城改造、城市總體規劃及建設的重要參考資料。在北京城市發展中，他大聲疾呼：首要問題是水源的開發。他珍愛老北京風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剎海、匯通祠、鐘樓、鼓樓、後門橋一帶，對這一地區的改造深切關注。

夫人張瑋瑛眼裡的侯仁之當得起“勤奮堅毅”四字。他無比珍惜“文革”后重新開始的學術生涯，每天清晨三四點便起床工作。70多歲時，他攀上了一生的寫作高峰，10年間發表文章百篇之多；80多歲時，他還在利用暑假帶學生到內蒙古等地進行野外考察。90多歲后，不能像以往一樣投入工作，使他失卻了生活的重心，使他傷感。但一直到100歲，侯仁之還思維清晰、精神不錯，時常坐著輪椅在未名湖畔“散步”；在沙漠治理、環境變化、舊城改造這幾個自己認準的研究方向上，他從未停止過探索。

一次，雷潔瓊、侯仁之專門請託趙寶煦致信李志敏求賜書作，信中說：“雷潔瓊與侯仁之二位教授應邀赴美參加國際會議，拜懇我兄為書寫唐詩小屏條三張。雷老久聞大名，殷切囑我轉求。大筆一揮，感盼之至!”實際上，在北大校內題寫匾額最多的就是李志敏，如“德、才、均、備、體”五齋、南北閣、各院系所和研究生院、第一體育館、逸夫二樓等老匾牌，原寫在大飯廳前的北大學風“勤奮、嚴謹、求實、創新”，鐫刻在原法學院逸夫樓前的“建樓銘”等，均由其題寫，不愧與沈尹默合稱“北大書法史兩巨匠”。 

2006年12月6日是北京大學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侯仁之先生95歲壽辰，三聯書店出版社與北京大學為此聯合在北大圖書館舉行了紀念活動。

為了給侯老一個驚喜，北大圖書館張紅揚副館長特地將侯老1936年從燕京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畢業時寫作的論文手稿《靳輔治河始末》，親手交到侯老手中，這篇手稿是前不久在北大圖書館發現的。看到自己失而復得的畢業論文，侯老喜出望外，雙手連連摩挲著。

徠作為送給侯老的生日禮物，由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傳記《侯仁之》也在當天首發。該書對侯仁之先生求學、留學、遭遇厄運、重新執教的人生軌跡進行了客觀的回顧。

2019年11月8日，國際小行星委員會批准併發布國際公報，將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2007年8月16日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09295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侯仁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