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會議

1954年2月28日，由蘇聯倡議，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 會議上達成協議，定於同年4月舉行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除蘇聯、美國、法國、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會議的全過程外，同這兩個問題有關的其他國家也派代表分別參加各有關問題的討論。4月19日，中國政府任命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一次重要會議。

本著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真誠願望，周恩來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和朝鮮的南日外相提出所有外國軍隊都撤出朝鮮，然後舉行朝鮮國民議會的全朝鮮自由選舉的合理主張。但美國代錶帶頭拒絕一切建議。

日內瓦會議的另一個議題就是關於恢複印度支那（后在於右任的倡議下，改用“中南半島”）的和平問題。1954年5月8日，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談判開始。與會國家中、蘇、美、英、法五大國外，還有越南民主共和國以及被法國佔領的南越、寮國和柬埔寨。經過周恩來奔波斡旋，交戰雙方分別達成了在越南、寮國、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

1954年4月26日，日內瓦會議開幕，首先討論朝鮮問題。會議一開始，朝鮮外務相南日就提出了關於恢復朝鮮統一和組織全朝鮮自由選舉的方案。周恩來外長表示完全支持南日外務相提出的方案。

南朝鮮代表卻先後提出：由聯合國監督，按大韓民國的憲法在全朝鮮舉行選舉；在選舉前一個月，中國軍隊全部撤出朝鮮，但聯合國軍隊要在選舉和完成統一后再撤退等建議。很顯然，南朝鮮的方案實質上就是要把大韓民國的法統強加給全朝鮮人民，由南朝鮮并吞北朝鮮。美國代表馬上支持這些建議。

周恩來外長在會上指出：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是朝鮮人民在全國選舉中能自由表示意志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決條件；聯合國是朝鮮戰爭中的交戰一方，不能由交戰一方來監督朝鮮的選舉，但中國同意對選舉進行國際監督。並建議：為了協助全朝鮮委員會根據全朝鮮選舉法在排除外國干涉的自由條件下舉行全朝鮮選舉，成立中立國監督委員會，對全朝鮮選舉進行監督。

由於與會各方對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存在著原則分歧，直到1954年6月15日仍難達成協議，朝鮮、中國、蘇聯再次提出一些有利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以打破僵局，但美國帶頭反對。參加“聯合國軍”的那些國家的代表提出了使會議面臨決裂的《十六國宣言》。

在此情況下，周恩來外長仍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指出美國要阻撓日內瓦會議就解決朝鮮和平問題達成任何協議。情況雖然如此，與會國仍有義務對和平解決朝鮮問題達成某種協議。周恩來外長對協議案文提出如下建議：“日內瓦與會國家達成協議，它們將繼續努力，以期在建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家的基礎上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關於恢復適當的談判時間和地點問題，將由有關國家另行商定。”

儘管這個聲明為絕大多數與會者所接受，但由於美國代表不表示同意，而未能獲得通過。這樣，日內瓦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討論以未通過任何協議而結束。但正如周恩來外長所指出：它使大家了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瓦會議，並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

日內瓦會議的後期，即從5月8日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參加者有中、蘇、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共和國（即原南越）、寮國王國和柬埔寨王國。會議主要討論了停戰後一段時期內為越南交戰雙方的武裝力量劃分集結區，寮國和柬埔寨問題如何同越南問題區別對待，停戰的監督和保證，印度支那三國的政治前途等問題。美國企圖延長乃至擴大印度支那戰爭，雖然被迫同意參加會議，但始終沒有放棄其直接插手印度支那戰爭的打算。面對上述情況，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過程中，採取了儘可能爭取法國等多數國家、著重反對美國破壞、大力把會議推向前進的做法。

6月中旬，會議因各方分歧停滯不前。中國及時地折衷了有關國家的意見，提出了解決寮國和柬埔寨問題的方案，得到了廣泛的贊同。與會國就如何解決寮國和柬埔寨的停戰問題達成了一些協議，使會議大大前進了一步。

中國代表團在解決如何劃分越南交戰雙方的集結問題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周恩來總理會晤法國新總理孟戴斯·弗朗斯，在廣西柳州與胡志明主席交換意見，在莫斯科與蘇聯領導人會談，進一步協調了越、中、蘇的看法，打破了在劃分集結問題上的僵局，掃除了會議達成協議的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障礙。

7 月21日，會議通過《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結束了法國在這個地區進行多年的殖民戰爭，確認了印支三國的民族權利，是印支三國人民爭取獨立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時，通過日內瓦會議，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國人民為祖國安全、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的事業，為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發揮了積極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美國代表沒有在會議最後宣言上簽字，預示它另有圖謀，這為美國加緊干涉印度支那埋下了伏筆。

日內瓦會議是一次成功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新中國來說是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的。通過這次會議，印度支那的戰火熄滅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這就再一次打亂了美國從朝鮮、台灣、印度支那三條戰線威脅新中國的戰略部署，鞏固了中國南方邊陲的安全。通過這次會議，世界看到了同美國所掌控的安理會形容的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國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國外交風格，看到了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處理國際問題當中新中國的分量。

促成印度支那實現和平

1．促使會議就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的基本原則達成協議 日內瓦會議初期，中、蘇、越三國領導人曾就實現印度支那和平達成了一致意見。但奠邊府戰役勝利后，越方代表對南北劃界產生了動搖，並希望將寮國、柬埔寨和越南問題一起解決。但中、蘇兩國最終說服越南代表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關於在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的建議。同時中國代表團在會外與英法代表頻繁接觸，最終中英就印度支那問題達成溝通和諒解。同時在英國的幫助下，中印關係也得到緩和。5月29日，在中國代表團建議的基礎上，會議通過了英國代表團提出的建議，決定法越雙方共同研究停止敵對行動后的軍事部署問題，並儘快向會議提出報告和建議。

2．推動會議在柬埔寨和寮國問題達成協議 在印度支那的抗法鬥爭中，他們曾經與越南人民軍隊共同作戰，但從日內瓦會議開始后，越南代表就否認寮國和柬埔寨的政府，並希望在“普選”基礎上，建立印度支那聯邦。但這一建議被英、法、美所否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對越南和英法兩邊開展了一系列積極的外交活動，最終促成越南做出讓步，同時與英法代表達成初步意向。6月18日會議上，各國代表(美國除外)以周恩來提出的《關於解決寮國和柬埔寨問題的建議》為基礎，集體通過了《關於在寮國和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 3．力促法越雙方達成協定 對於軍事集結區的劃界問題，法越雙方都不願意讓步。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一方面抓住機遇，主動與新上台的主和派法國領導人孟戴斯—弗朗斯進行會晤；另一方面積極與蘇、越領導人進行溝通，最終促成7月20日法越雙方就越南軍事分界線和寮國、柬埔寨的停火和政治解決達成協議。次日，舉行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除美國和南越代表外，其他國家均支持法越雙方公布的停戰協定，印度支那和平終於實現。

抓住機遇，發展對外關係

1．推動中英關係發展 英國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大國，但由於英國對中國恢復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投棄權票，以及隨後在朝鮮戰爭中出兵參戰並跟隨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中英停止建交談判。朝鮮戰爭后，許多西方國家對美國繼續堅持對中國的貿易封鎖和禁運政策產生不滿，尤其是英國。日內瓦會議召開以前，中國政府就決定在會議之外與英國代表進行接觸。會議期間，英方對中方釋放出較為友好的態度，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抓住機遇，與英方進行了頻繁接觸，這種做法對6月17日中英兩國發表聯合公報起了促進作用，聯合公報宣布中國政府派遣代辦駐在倫敦，其地位和任務與英國駐北京代辦的地位和任務相同。隨後在英方盛情邀請下，中國還組織代表團對英國進行了貿易訪問。

2．搭建中美溝通的橋樑 日內瓦會議召開前，中美呈對立關係，美國甚至打算聯合英法對印度支那採取直接軍事干涉，但英國拒絕參與，美國的軍事干涉行動才沒有正式展開。雖然從日內瓦會議開始一直到第一階段結束，中美兩國代表團一直處在冷漠和緊張的情緒中，但隨後情況出現了轉機。通過英國代表的牽線和雙方富有誠意的接觸，促成了中美雙方代表就美國在華被押人員和中國僑民和留學生滯留美國等問題進行了4次正式會談，並達成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日內瓦會議是中國通過多邊外交場合推動中美雙邊關係發展的重要嘗試。雖然這次嘗試在改進中美關係的作用上並不明顯，但在中美之間架起了一座相互溝通的橋樑，並為1955年正式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鋪平了道路。

對中國外交的作用和影響

1954年日內瓦會議是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重大國際問題的會議，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國際力量，為會議達成協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次會議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確保了中國南部邊境地區的相對穩定，明顯改善了中英關係，架起中美溝通的橋樑。日內瓦會議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中國與印度支那的關係、中國的對外政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4月1日，周恩來到莫斯科，就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等有關問題，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和越南領導人胡志明、范文同舉行會議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國政府正式任命周恩來為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副外長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晚上，周恩來同毛澤東、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商談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有關問題。這期間，周恩來囑咐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中加進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態度的話：“我們不侵略別人，也堅決反對任何人的侵略行為，我們不威脅別人，也反對任何人的威脅行為；我們不干涉別人內政，也反對別人干涉任何人的內政；我們主張和平，反 對戰爭，但我們對任何武裝侵略，決不會置之不理。” 1954年4月20日，他率領代表團乘專機從北京經莫斯科，於24日抵達日內瓦。臨出發前，周恩來召集代表團成員全體會議。他指出，任何人不論職務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團的制度和紀律，不得違反。周恩來為開好這次會議而殫精竭慮。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屋內的燈光常常從天黑亮到天明。睡覺起來，不是伏案疾書，就是閱讀思考，同代表團成員商議問題。日內瓦是世界有名的風景區，號稱“世界公園”。出席會議的各國代表團都找機會遊覽觀光。中國代表團里，有人見周恩來工作太緊張，勸他出去散散步，他總是親切地說，多做點工作吧。瑞士的報紙上曾讚揚說，中國的總理與眾不同，休息日也不見他出來遊覽，真正是一心一意為會議。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關於解決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

在第一階段最後一次會上，美國代表糾集“聯合國軍”的國家拋出“十六國宣言”，妄圖在沒有任何協議的情況下結束會議。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當機立斷，作了即席發言，提出至少應該通過一項決議；決定今後將繼續努力達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他說：“中國代表團帶著協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如果我們今天提出的最後一個建議都被拒絕，我們將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遺憾。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將對這一事實作出判斷！”他的發言義正詞嚴，合情合理，誠懇樸實而又充滿義憤，很打動人。在他發言過程中，全場一片寂靜。這一英明步驟顯然出乎對方預料，使之陷於被動。比利時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釋，說什麼“十六國宣言”同周總理的建議精神是一致的。周恩來當即追問：既然一致，為什麼不能十九國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贊成中國代表團的建議。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立即提出無保留地支持比利時代表所附議的中國代表團的建議。這一來，對方陣腳大亂。美國代表聲稱，在請示政府以前不準備發表意見，不參加表決。南朝鮮代表說比利時不能代表十六國，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鮮。周恩來最後指出：美國這樣的態度，“使我們大家都了解到美國代表如何阻撓日內瓦會議，並且阻止達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議”。事後，莫洛托夫祝賀周恩來的精彩發言使會議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鮮同志說：中國同志使外交變成藝術。日內瓦會議第二階段的議題是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本來，印度支那問題遠比朝鮮問題複雜，利害關係十分錯綜。但由於1954年5月7日越南在戰場上取得了奠邊府大捷，形勢大為改變。6月中，法國國內矛盾尖銳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傾向於早日結束印支戰爭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組閣。法國不想再完全聽從美國，美國在會上很孤立，印支問題有了取得協議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蘇、越三國代表團商談寮國、柬埔寨問題，為了使會談取得進展井達成恢複印支和平的協議，周恩來在會上提議作出一些讓步，來取得越南在划區問題上的補償。蘇、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恩來向英國外長艾登作了說明。23日，周恩來同法國新任總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爾尼會晤，坦率地交換了意見。最後，與會各國達成了協議，規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戰爭的具體辦法，規定了解決印度支那政治問題的原則。7月21日，周恩來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言說：“印度支那敵對行動的停止就要實現了。舉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復了。正如朝鮮一樣，和平又一次戰勝了戰爭。讓我們更加堅定信心，繼續為維護和鞏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國宣布不參加會議的最後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會後，越南胡志明主席發表文告 說：“在日內瓦會議上，由於我國代表團的鬥爭，由於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代表團的幫助，我們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法國政府承認了我國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並且同意了從我們的土地上撤退法國武裝部隊，以及其他。”越南勞動黨中央致電中共中央，對中國方面在“抗戰中以及日內瓦的外交鬥爭中”給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幫助”，表示“誠摯的感謝”。

參加日內瓦會議是周恩來首次登上國際舞台。他本著學習的精神，以無產階級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氣魄和膽略，積極主動地創造性地開展了大量的國際統一戰線的工作，團結和爭取了一切可以團結和爭取的力量，揭露和擊退了杜勒斯之流對會議的破壞，使會議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報紙說，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消除了國外人們頭腦中一個“好戰的”中國的形象。周恩來的發言代表了亞洲人的聲音。美國本想在日內瓦會議上孤立中國，但經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的出色工作和鬥爭，美國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於孤立。日內瓦會議開始時，中美雙方的關係是十分緊張、尖銳對立的。經過日內瓦會議，架設了中、美官員雙方接觸的橋樑。會議期間，中美雙方舉行了四次會談。這些會談成為此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前奏。

中美大使級會談先是在日內瓦，后是在華沙舉行，延續15年。這是周恩來主 持下的新中國外交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獨創，它使中美兩個大國在互不承認的對立情況下，有一個溝通意見的渠道。所謂“兩國互不承認，卻有會談關係，沒有外交關係，卻又互相派出大使進行長期會談；雙方還可以達成某種協議，即協議聲明，創造了協議上你講你的，我講我的新寫法。這在國際關係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這種創造性在當時起到了表明中國的立場、態度，並與美國進行直接鬥爭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蔣介石趁大陸遭受自然災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陸的惡浪，福建前線戰雲密布。當時的關鍵，是看美國的態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級會談中聽到美國代表卡伯特說，他們將盡一切力量來防止這種事情，甚至說，如果蔣介石要行動，我們兩家聯合起來制止他。這個情報對當時國內的決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國宣布12海里領海，美國不承認。但美方表示他們的軍艦決不會進入12海里，這也是在大使會談中透露給中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實際上反映中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兩國關係。兩國雖然隔絕，卻是互相了解底細的。正是周恩來的智慧和才能，有這十幾年的會談，最終形成美國承認台灣是我國領土，並接受中國提出的“廢約、撤軍和斷交”的建交三原則的條件下同中國建交。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同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舉行多次談判，達成中英兩國在北京和倫敦互派代辦的建立半外交關係的協議。這也是外交上的一種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