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

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在早期革命活動中取名阮愛國，后改名胡志明。

1890年5月19日生於乂安省南壇縣知識分子家庭。

1905年在順化國立學校讀書時，已經參加了秘密的反法活動，為一些愛國志士做聯絡工作。

1911年初輟學到潘切，在育青私立學校當教員，不久到了西貢。年底取名阿三，到法國聯合運輸公司的商輪“拉都舍·特萊維勒都督”號上當廚師助手，從此離開祖國，到過歐洲、非洲、美洲的許多國家。靠做伙食管理員、幫工雜役、燒鍋爐、旅館待役、園盯洗印照片等維持生活。他學習外語，廣泛接觸民眾，訪查各國民情，觀察世界，了解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和對殖民地人民的殘酷掠奪。

1919年初，凡爾賽和平會議召開時，胡志明取名阮愛國，代表在法國的越南愛國者，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了著名的各民族權利的八項要求。要求法國政府承認越南民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決權。但是，巴黎和會並不理睬殖民地人民的獨立要求，胡志明認識到要贏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被壓迫民族首先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越南人必須自我解放。他用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一點錢把八項要求印成傳單，廣泛分發，並郵回越南。從此，阮愛國的名字在越南就成為愛國的旗幟了。

1920年在法國加入共產黨，成為越南的第一個共產黨人。

1923年前往蘇聯，參加國際農民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1924年12月中旬，化名李瑞從蘇聯來到中國廣州。在廣州同越南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家潘佩珠多次討論越南革命問題，建議修改越南國民黨黨章，使之更革命化。潘佩珠認為他的意見符合新形勢，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見。胡志明在廣州舉辦越南青年訓練班，是主要講課人。

1925年在中國廣州創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中國共產黨的劉少奇、彭湃、陳延年等同志也為他們講過課。他創立了越南青年同志會，其領導核心是共產團，出版《青年周刊》作為機關報。還參加成立東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包括越南分會。在廣州各個訓練班的講稿，集成《革命之路》一書由東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宣傳部出版。

1930年在香港領導建立越南共產黨（后改名印度支那共產黨）；日本侵佔印度支那期間。

1941年組織越南獨立同盟會，領導反法國和反日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化名胡光到中國南方桂林等地區，同越黨中央取得聯繫，準備條件回國活動，法國於9月佔領印度支那北部，越南局勢發生急劇變化。

1940年12月底回到越中邊境，舉辦幹部訓練班，以《解放之路》作為教材。

1941年2月8日回到高平省北坡，取名秋翁，召集黨中央會議，培養幹部和直接指導在高平省成立救國會的試點工作。

1942年8月13日化名胡志明，到中國去同越南抗日革命力量聯繫，剛到廣西省靖西縣就被蔣介石地方政府逮捕，從此在廣西各地13個縣的18個監獄里被監禁了13個月，在獄中寫了一百多首詩，以後以《獄中日記》發表。

1943年9月10日從柳州監獄獲釋，隨即同當地的越南各民族主義救國組織取得聯繫。同時，他了與黨的聯繫，準備回國繼續領導革命。

1945年5月德國敗降以後，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奄奄一息，越盟已控制全國大部分地區。胡志明及時指出，總起義條件已經成熟。根據胡志明建議，8月13—15日黨的全國會議在宣光省新潮舉行，決定立即發動全國總起義。8月16日胡志明主持召開了國民大會。出席會議的有越南各政治黨派、人民團體，民族、宗教的代表和歸國越僑代表。大會同意共產黨和越盟總部關於總起義的主張，決心在盟軍進入印度支那以前奪取獨立。大會選出以胡志明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臨時政府。胡志明發表《總起義號召書》，號召越南同胞立即行動起來，“以我們的力量解放我們自己。”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領導下勝利地發動了八月革命，解放了越南全國。8月26日來到河內。9月2日在河內巴亭廣場五十萬人的群眾集會上，代表臨時政府宣讀《獨立宣言》，莊嚴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

經過全國普選，1946年3月舉行的越南第一屆國會一致推選胡志明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兼政府總理。

1951年2月舉行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越南勞動黨，當選為中央委

1969年9月2日在河內病逝。

胡志明不僅是越南人民衷心愛戴的偉大領袖，而且是中國人民十分敬重的老朋友。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到過中國，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我國老一輩革命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在同越南領導人會談時，周總理高度讚揚了胡志明光輝的一生。

周總理：“胡主席不幸逝世，中國黨、政府、軍隊和全體中國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奮鬥，不僅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而且為國際無產階級也做出了很大貢獻……胡主席同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尤為密切，胡主席的共產主義品質、對勞動人民的關心、革命意志、同敵人鬥爭到底的精神、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幾十年如一日，值得每一個共產黨員學習。”

對於越南的抗美救國鬥爭，周總理重申了中國黨和政府的一貫立場，表示只要越南堅持打下去，中國就一定堅決支援到底。

監獄期間胡志明寫下了133首漢文詩，包括七絕、七律、五絕和雜體詩。胡志明將它們抄在土紙上，合訂成一個小冊子，在封面上寫下了“獄中日記”四個字。這些詩用樸實無華的語言揭露了國民黨統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達了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堅強意志、必勝信念和寬闊胸懷。其中第一首這樣寫道：身體在獄中，精神在獄外，欲成大事業，精神更要大。

在特殊的年代，越南革命領袖胡志明在中國留下了唏噓一生的革命情緣。

1930年中國正處在白色恐怖之中，胡志明來到廣州。為了掩護胡志明在廣東、香港開展工作，廣東省委安排中共女黨員林依蘭假扮胡志明的妻子。林依蘭無微不至地照料胡志明的生活起居，令其感激不盡，但他始終不敢表達愛意。不久，胡志明由於叛徒出賣而被捕。臨別時，他取出珍藏的日記本交給林依蘭說：“我把心留下來陪你，收下吧!”3天後，胡志明被營救出來。他給林依蘭送去蘭花，兩人的戀愛終於開始。

新中國成立后，胡志明回國繼續他未竟的革命事業。離開林依蘭之後，胡志明的思念與日俱增。他應邀訪問中國時，請求毛澤東安排他和廣東老友敘舊。毛澤東立即致電廣東省委及陶鑄、林依蘭等人，到北京與胡志明會面。就在胡志明即將登機回國時，他看見了林依蘭向他走來。兩個人久久凝視對方，都流下了眼淚。

1958年胡志明鄭重地對陶鑄表達了想把林依蘭接到河內秘密舉行婚禮的夙願。陶鑄回北京后，向黨中央、毛主席轉達了胡志明的意思。毛主席沉吟片刻，說：“我個人支持胡志明主席的請求，不過，事關中越兩黨兩國的關係，不能掉以輕心。”周恩來也說：“應該跟越南共產黨的同志們協商一下，假如他們贊同，我們決不做絆腳石。”

然而，北越中央政治局會議室里，一位越共領導人（黎筍）心平氣和地對胡志明說：“你曾說過越南不解放就終身不娶，這句話影響很大，一旦你違背諾言，就意味著我們放棄了解放南方的神聖事業，這不僅有損你的國父形象，連越南共產黨也將從此名聲掃地。所以，我寧可被你指責、憎恨，也不能讓越南老百姓唾罵我們是千古罪人!”

胡志明聞聽心灰意冷，他苦苦一笑，離座而去。身處廣州市立醫院的林依蘭望眼欲穿，盼到的卻是胡志明的一封簡訊：“親愛的依蘭，咱們無緣再會。你聽說過柏拉圖的精神戀愛嗎？就讓我們彼此的心靈永遠融為一體吧！”林依蘭把信箋放在窗台上，讓清風將它帶走。她望著風中飄舞的信箋，低聲飲泣。胡志明與林依蘭的戀情，對林依蘭的精神打擊太大了，她的病情開始惡化，1968年她告別了人世，臨終時，她還沒有忘記把胡志明贈給她的那本“愛情日記”託人交還給他，並囑咐他節哀順變。胡志明驚聞戀人去世，痛不欲生，淚如雨下……時隔一年，也就是1969年9月2日胡志明也溘然去世。彌留之際，他還念叨著林依蘭的名字。

1923年10月共產國際派鮑羅廷來到廣州擔任孫中山的顧問，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一年後從莫斯科來到廣州的胡志明，其公開身份便是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

鮑羅廷當時居住在廣州東較場（今廣東省人民體育場）附近的一幢二層樓的花園洋房，被稱為“鮑公館”。樓上是鮑一家的卧室，樓下就是翻譯室，胡志明和其他十多名翻譯人員便在那裡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翻譯當天報紙上的新聞，整理後送鮑羅廷參考。為了工作方便，這期間胡志明還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李瑞。某些場合，也用過王山而(“瑞”字的拆寫)、王達人、王先生等化名。

當時，胡志明30多歲，不高的癯瘦身子外常套著一身白夏布西裝。儘管身患肺病，氣色不佳，但總是雙目炯炯有神，工作起來不知疲倦。由於他精通英、法、俄等語，廣東話講得也好，加上對人坦率、真誠、謙和，深得周圍同志的好評。在鮑公館里，胡志明的工作非常緊張，他除了完成翻譯任務外，還常常埋頭寫作，把自己對中國及世界形勢、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了解和感受寫成文章，以阮愛國的名字寄到莫斯科，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通訊》上發表。發表於1925年初出版的《國際通訊》第19期上的《亞洲的一些問題》，就是他透過1924年9月中國北方爆發的第二次直奉戰爭，抨擊了帝國主義妄圖侵略中國的野心，並讚揚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力量在維護國家主權上的正義立場。

胡志明來廣州的時候，正是以廣州為中心的中國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胡志明義不容辭地匯入到了這股革命洪流中。

1925年7月9日在中共的推動下，以“聯絡各民族共同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為宗旨的“被壓迫民族聯合會”在廣州成立，胡志明積極參與了該組織的各項工作，並具體分管財務。由於精通多國文字，還常常為該組織翻譯各種文件和函電。與此同時，他還聯合在廣州的越南革命者，成立了被壓迫民族聯合會越南支部。

此刻，正好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被壓迫民族聯合會成立的第二天，省港罷工委員會發出了徵集演講隊隊員，為罷工鬥爭進行宣傳鼓動的通告。1925年7月13日下午，胡志明趕到省港罷工委員會，請求“以被壓，迫民族聯合會會員的名義”參加演講隊。他的請求得到了罷工委員會的批准。胡志明以“李瑞”的名字報名參加省港罷工委員會組織的演講隊，在廣州東較場（今廣東省人民體育場）發表了題為《中國工人與被壓迫民族之關係以及聯合打倒帝國主義之必要》的演講。他的演講深受罷工工人的歡迎。當時的《工人之路特號》還以《安南人加入演講隊》的題目，專門報道了此事。在這場鬥爭中，胡志明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支持了中國的工人階級，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一直期待著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共同進行反帝鬥爭的胡志明，以“李瑞”的名義給大會主席團送去一封信，請求在大會上發言，陳述越南受法國帝國主義壓迫的事實，以供大會在研究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方針時參考。他的要求再次得到准允。這樣，當大會進行到第九天時，胡志明化名王達人，以越南革命者的身份和另外兩名朝鮮及印度代表一起走進了國民黨“二大”的會場，並在李富春的翻譯下，用法語向大會作了演講。在演講中，他以大量事實，控訴了法國帝國主義60年來剝削和壓迫越南人民的罪行，揭露了法國殖民當局壓迫越南華僑、反對中國革命、攻擊廣東革命政府的陰謀，呼籲被壓迫國家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他的演講，贏得了與會代表的熱烈歡迎，為大會最後通過有關援助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文件，提供了有力的參考。

在廣州的三年多時間裡，胡志明在積極參加中國革命的同時，還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聯絡在廣州的越南革命者，為建立越南共產黨而積極奔走著。

當時，許多東亞被壓迫國家的革命者都在廣州活動。1923年一些越南愛國者在廣州市德政路德仁里22號成立了進步團體“心心社”，但沒有制定明確的綱領主張，部分成員還以暗殺等恐怖手段作為救國的主要形式。一年後，另一些越南愛國者受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的影響，將原越南光復會(亦受中國辛亥革命影響於1912年在廣州成立)改為越南國民黨，並效法中國國民黨制訂了自己的章程。

因此，胡志明到廣州后，經過對這兩個進步團體的考察分析，決定予以改組。他經常與這些愛國者進行熱情、誠懇的交談，向他們宣傳馬列主義關於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於1925年6月成立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該組織總部設在今文明路248號和250號，為一兩間相連的三層樓房，對面是廣東大學，附近有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和農民運動講習所。在胡志明的具體指導下，同志會還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刊物《青年》周刊，用越文油印，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7年春出版了88期，其中大部分通過中共領導下的海員工會，秘密送回越南，推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越南廣泛傳播，鼓舞了越南人民爭取抗法鬥爭勝利的決心。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在本國人民心中亦獲得了相當高的聲望，實際上已成為越南共產黨的前身。

為了進一步培養革命骨幹，這期間胡志明還先後主持舉辦了三期特別政治訓練班。他除了自己備課、撰寫講稿並親自給學員講課外，還邀請周恩來、張太雷、李富春、彭湃等中國同志講課。同時，胡志明還挑選一批優秀青年進黃埔軍校學習軍事、政治。

胡志明在廣州創辦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和特別政治訓練班，在中國共產黨廣東組織的支持和幫助下，吸引了大批越南愛國青年參加。他們衝破法國殖民當局的重重障礙，從海路或陸路來到廣州，他們中有陳富、阮良朋、黃文歡、范文同等。這些骨幹後來秘密回到越南，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動和組織群眾，壯大革命組織，開展抗法鬥爭，為越南共產黨的成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正當胡志明在廣州與中國同志為了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而並肩戰鬥的時候，中國大革命由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於1927年4月12日發動反革命政變而跌入低潮。15日反動軍警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等革命團體，數千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胡志明在中共的安排下，不得不離開廣州到武漢，與早先隨國民政府轉到武漢的鮑羅廷會合。7月胡志明隨鮑羅廷離開武漢，然後經上海、海參威去了莫斯科。

1945—1954年作為越南黨政領袖，領導越南人民為保衛革命政權而鬥爭，取得了抗法戰爭的偉大勝利。

1954—1965年領導越南北方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實現統一祖國的鬥爭。六十年代，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的抗美救國戰爭。

胡志明晚年身體狀況欠佳，我國領導人對他的健康極為關注，於1968年派出國內最高水平的醫療專家趕赴越南。他們一直守護在胡志明身旁，照顧胡志明的身體。

1969年9月2日在河內不幸病逝，終年79歲。在越南勞動黨中央發布的胡志明逝世訃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在胡志明主席患病期間，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同志們日夜守護著他，並委託一個有資格的和經驗豐富的教授和醫生組成的小組想盡一切辦法為他治療。每人都盡了自己的最大力量，決心不惜任何代價把主席的病醫治好。但是由於他年事很高，病情嚴重，胡志明主席與我們永別了。”

文中提到的“委託一個有資格的和經驗豐富的教授和醫生組成的小組”這句話，其實，隱含著中國人民全力救治胡志明主席的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1969年8月下旬，79歲高齡的胡志明病情惡化。儘管中國醫療組全力搶救，但周總理仍不放心，又於8月24日和26日接連派出了第2個和第3個醫療組。8月31日周總理又派出當時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著名專家吳階平教授乘專機到河內送急救藥品，並進一步了解胡志明的病情。

1969年9月1日周總理親自聽取了吳階平的彙報，同時召集有關專家研究討論，前後用了5個小時，最後決定再派吳階平教授率第4個醫療組，攜帶部分專家和器械、藥品，於1969年9月2日乘專機趕往河內搶救。遺憾的是，第4個醫療組的專機剛飛到廣西上空，就得知胡志明已於當天停止了呼吸。結果，飛機不得不掉頭返回北京。每年9月2日是越南的國慶日。鑒於當時越南的抗美救國鬥爭正處於關鍵時刻，越南政府為防國內局勢動蕩，舉行國葬。

對於胡志明的逝世，中國人民與越南人民一樣，感到無比悲痛。

中國派出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為首的黨政代表團參加越南的國葬。

此外，周總理還打破常規，親自率領中共代表團，韋國清。此前，中國領導人對任何外國領導人的逝世都未做過這樣的表示，因此越南領導人見到周總理時激動得失聲痛哭，周總理也沉痛萬分，不止一次地說：“我來晚了，我來晚了。”9月4日下午3時，周恩來率領代表團前往主席府弔唁。因靈堂沒有布置完畢，中越雙方領導首先舉行了會談。5時弔唁儀式開始。臨時靈堂設在主席府正廳，這是胡志明主席生前接受使節國書、進行重大國務活動的場所。這個靈堂是專為中國代表團設置的，後來的正式弔唁靈堂設在巴亭會堂。周恩來進入靈堂時，以黎筍為首的越南勞動黨政治局成員依次和周恩來擁抱。隨即，周恩來轉送了中共中央致越南勞動黨中央的唁電。中國代表團在胡志明主席遺像前獻了花圈。默哀后，周恩來總理在弔唁簿上留言，代表團成員依次簽字。

1969年9月4日晚7時，越方秘密邀請周恩來和葉劍英到醫院瞻仰胡志明主席的遺容，他們站在胡志明的遺像前肅立默哀，深切懷念這位異國朋友。這也是唯一看到胡志明遺體的外國代表團。當晚8時，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離開河內回國。

1969年9月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率領第二個中國黨政代表團去河內參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禮。副團長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德生，團員是中國駐越南大使王幼平。

當晚，越南領導人黎筍、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維楨到賓館會見中國黨政代表團。次日中國代表團與其他31個外國代表團一起，參加了在河內巴亭廣場舉行的胡志明主席國葬儀式。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挽留胡志明主席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胡志明生命的最後時刻，中國政府先後派出4個醫療組到越南全力救治。在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中國又連續派出兩個代表團前往河內弔唁。這在中國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國際上也屬罕見。當時外國輿論普遍認為中國的外交行動是“異乎尋常的”，“是對處於最困難時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

越南專家赴蘇聯學習保存遺體技術，為了躲避美軍轟炸水晶棺，幾經輾轉，胡志明逝世兩個多月後，越南黨中央於1969年11月29日公布了保存其遺體的決定。其實，早在幾年前，鑒於胡志明的健康每況愈下，越南領導人就已在考慮將來如何保存他的遺體問題。但是，越南當時經濟不發達，科技條件落後，又處在抗美戰爭的環境中，無力解決這樣的高科技問題。為此，越南於1967年9月14日悄悄地向蘇聯派出了一個特殊技術專家小組。在蘇聯列寧陵墓研究院專家的熱情幫助下，越南專家經過7個月的學習、培訓，掌握了在一個人呼吸停止后最初15至20小時內的遺體保管問題，至於下一步如何進行，蘇聯專家答應屆時到河內幫助解決。

這個越南專家小組回國后，立即根據越南的氣候特點，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具體環境中去。1968年6月越南正式秘密成立了一個特別技術小組，其任務就是深入研究如何在熱帶環境中保存人的遺體問題。當時，越南領導人指示說，如果胡志明主席逝世時，其陵墓尚未建成，這個特別技術小組的工作間就將成為保存胡志明遺體的地方。這就對該工作間提出了非常高的技術標準要求：必須保持攝氏16度的恆溫，上下誤差不得超過0.2度；必須保持絕對無菌；必須將濕度穩定保持在75%。當時，蘇聯領導人表示願意長期負責保存胡志明的遺體，但越南專家相信，他們比蘇聯專家更了解越南的環境特點，一定能把蘇聯專家傳授的知識和技能全部學到手，出色地保存好自己領袖的遺體。

胡志明病危期間，蘇共中央派出由捷勃夫率領的專家小組及時趕到河內。胡志明逝世后，越方立即把他的遺體移交給了蘇聯專家。鑒於越南正處於戰爭環境，蘇聯專家建議將胡志明的遺體運到莫斯科進行防腐處理，但是越南領導人不同意這一方案。於是，蘇聯便將有關儀器、設備空運到越南。

為了躲避美國飛機的狂轟濫炸，越南方面最初在距離河內30公里的一個熱帶叢林中修建了一個臨時陵墓，並把胡志明的水晶棺藏在地下。不久后，越南發現美軍在距陵墓2公里的地方投下傘兵，以尋找被越南空軍擊落的飛行員，於是決定迅速將陵墓轉移到一個山洞裡，並為此專門修了一條山路。為了確保轉移工作的絕對安全，越南方面每修完一段山路，就讓運送水晶棺的裝甲車走過一段，然後立即將這段山路毀掉，再修下一段。就這樣，水晶棺被秘密保存在這個山洞裡，1975年8月29日胡志明陵墓落成，水晶棺才被正式移入陵墓。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前後，由於形勢混亂，蘇聯有相當長的時間不能按計劃派專家到河內指導胡志明遺體的保護。面對這一情況，越南專家克服困難，想方設法同蘇聯專家取得直接聯繫，繼續爭取他們的幫助。至今，越南已培養出一批專業人才，不僅熟練掌握了蘇聯專家傳授的知識和技術，而且達到了更高的水平。可以說，越南專家已經能獨自勝任保存胡志明遺體的任務。

為了使胡志明遺體保存得盡善盡美，越南專家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整容方面，他們對遺體的每根鬍鬚、每根頭髮，都精心保護，精心梳理；在做皮下注射前，對每一針從哪個方向刺入，他們都要進行仔細斟酌，務求達到最佳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在遺體保存方面對中國的幫助——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不幸逝世。毛主席在生前曾表示身後不留遺體，但在他逝世3天後，當時的中央決定保留他的遺體，並臨時派專家組到越南考察，學習保存胡志明遺體的經驗。越南無私地向中國專家傳授了這一技術，為保存毛澤東的遺體提供了寶貴的幫助。

胡志明紀念堂位於河內的巴亭廣場主體位置，巴亭廣場兩側是展開的巨大境內觀禮台，兩側伸展開巨大的觀禮台。胡志明紀念堂由前蘇聯專家設計，其建築風格是列寧陵和越南民族風格的揉合，外牆裝飾使用了越南名貴花崗岩和大理石，內部結構使用越南多種最名貴的木材。

胡志明紀念堂附近已於1991年建成了胡志明博物館，這裡圖片、實物極其豐富，展示了胡志明自出國尋求報國之路到他給越南人民寫下具有歷史意義的遺囑的各個時期的活動。胡志明的遺體安放在水晶棺中，保存完好，夜色中的胡志明更是莊嚴肅穆。

胡志明故居位於巴亭廣場旁的主席府內。主席府的主體建築是一棟由德國人建的法式別墅，頗為豪華，但如果以為這就是你要參觀的胡志明故居可就大錯特錯了，生活極為簡樸的胡志明其實一直住在別墅旁的電工宿舍里，稱為“54號平房”。

“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胡志明的生活正是對《陋室銘》（《陋室銘》，唐代文學家劉禹錫著，文章表現了作者不與世俗同流合污，潔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態度。表達了作者高潔傲岸的節操，流露出作者安貧樂道的隱逸情趣。“銘”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來警戒自己或者稱述功德的文字叫做“銘”。）現代版、越南版的詮釋。故居花園則是幽靜典雅，還種植著有趣而罕見的菩薩樹，它的根部會往上長，形成一尊尊天然雕像。

“胡志明小道”這個名字當年是由西方媒體叫出來的，越南稱之為“中央走廊”，聽起來給人一種神秘感。人們只知道它是越、老邊界和越、柬邊界崇山密林中的一條運輸線。這條小道的起始、長度以及具體路線，外界誰也說不清。當年美國人曾花了很大代價尋找這條小道的具體位置，妄圖卡住北越對南越的人員、物資供應，但直到他們以失敗告終，從越南撤出，始終未能弄清這條小道的真實面貌和奧秘之處。

“胡志明小道”的起點就在橫跨越南、寮國兩國縱貫南北全境的崇山峻岭中。這裡，長山山脈大部為熱帶森林覆蓋。在崇山掩蔽中12號公路從寮國進入越南中部，9號公路通過寮國的班東進入越南中部廣治省的遼保，從遼保向東深入，就是當年美軍海軍陸戰隊的重要基地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