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紅旗

三面紅旗，是中國共產黨於1958年提出的一個施政口號，意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它是時代的歷史產物。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以前曾被稱作“三個法寶”，五月以後改稱為“三面紅旗”。“三面紅旗”的出現，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共產黨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一次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

1958年前後，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極不尋常的一個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胸懷“落後就要挨打”的憂患意識、“開除球籍”的危機感和“儘早改變我國落後面貌”的強烈願望，用“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豪邁氣概，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接連幹了幾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制定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以及在它引領下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和在全國範圍內大搞“人民公社”化運動。那時，遼闊的祖國大地到處是“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大幹快變，超英趕美”的壯觀場面。

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當時人們習慣地把它們稱為“三面紅旗”。

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試圖通過“三面紅旗”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快馬加鞭地推動國家的經濟建設，儘早擠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這個願望和決心是好的，毋庸置疑的。但由於決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實際施行中的巨大偏差，加之3年嚴重的自然災害，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全國範圍內經濟生活出現嚴重困難，各項建設難以為繼，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三面紅旗”已過去半個世紀了。回過頭來看，都是一個盲目冒進的問題。總路線是在經濟建設總的指導思想上的盲目冒進；大躍進是表現在生產力發展方面的盲目冒進；人民公社則是反映在生產關係和社會制度變革方面的盲目冒進。50年，彈指一揮間。但對經歷過那如火如荼歲月的人來說，是刻骨銘心的。每每回憶起來，總有不少感慨和沉思。

總路線的形成是從批判反冒進開始的。

1955年夏，中央高層領導人就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問題產生了分歧。這年10月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說：“要拿個好辦法，可以使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隨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再後來，毛澤東採納李富春的建議，在多、快、好的後面加了一個“省”字。隨著“多快好省”的提出，黨內於1955年底開展了批判右傾思想的鬥爭，結果使1956年各項工作出現了不切實際的冒進傾向。黨內出現的這種急躁情緒，立即引起了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警覺，他們試圖加以糾正，這就是1956年開始的反冒進。對於反冒進的意見，毛澤東當時雖未明確反對，但內心是不同意的。通過幾次會議統一思想，毛澤東醞釀的“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也就呼之欲出了。

1958年《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指出：“不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進行各項建設工作，而且必須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充分發揮革命的積極性創造性”。社論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1月上旬，毛澤東在同歷史學家周谷城談起這篇社論時，周谷城說社論的中心就是八個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毛澤東聽了十分高興，讚揚周谷城歸納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時發了不少感慨，並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為“總路線”。1958年5月5日至23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劉少奇在會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12月6日，毛澤東在關於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中說，中國農民比英美工人還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稍後，毛澤東採納李富春的建議，在多、快、好三個字後邊加上了一個“省”字。12月14日，全國農具工作會議首次傳達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設方針。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在《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的元旦社論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自己的事業”，從而把“多快好省”的口號向全國公開發表了。

到了1958年，《人民日報》在《乘風破浪》的新"國慶十周年，天安門廣場遊行隊伍中擁護“三面紅旗”的標語。

社論里說，不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進行各項建設工作”，而且“必須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充分發揮革命的積極性創造性”。社論發表后，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1月上旬，毛澤東在同歷史學家周谷城談起《人民日報》新年祝辭時，周谷城對毛澤東說，這篇社論的中心就是8個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

毛澤東聽后十分高興，贊成周谷城歸納得好。後來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多次提這8個字。1958年3月中央召開了成都會議。會上，毛澤東再一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時發出不少感慨，並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至此，一個完整概念的“總路線”形成了。在毛澤東看來，通過新中國成立后七八年的實踐，終於摸索出了一條加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路子。

後來，在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中央將總路線提交大會討論，得到與會者的一致擁護和大會的正式通過，並寫進大會形成的決議中。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興緻勃勃，侃侃而談，縱論總路線。為什麼要提“鼓足幹勁”?毛澤東說，一個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們一個黨也好，全國人民也好，沒有一點勁，或者勁不足，那不好辦事。所以要鼓足幹勁。又說，什麼叫“力爭上遊”?比如，《農業發展綱要》提出的任務，原定12年完成，現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項目，個別的省說3年可以，有些項目今年就可以完成。還說，“鼓足幹勁，力爭上遊”這兩句是非要不可的。這個勁有個量的問題，現在用“鼓足”這兩個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來了，你還要起？問題是足不足？毛澤東繼續說，“多快好省”是從哪裡來的？就是因為群眾裡頭出現了多快好省，工廠、農村、商店、機關、學校、軍隊里都出現了多快好省。人民要求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需要提及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雖然提出來了，但此時毛澤東對它究竟對不對，仍然將信將疑，並說過重大的路線、方針，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形成，逐步完善，用實踐進行檢驗。可惜的是，毛澤東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未能把他這個正確的思想貫徹好。此後不久，緊接著就發動了脫離實際、違背客觀規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伴隨著總路線的實施，“大躍進”運動也隨即興起。而且，這一搞就是連續5年的躍進期。

早在1957年9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就揭開了發動農業“大躍進”的序幕。這次全會通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號召農業和農村工作“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是黨中央第一次向全國人民發出“大躍進”的信號。而這年冬至1958年春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又是農業大躍進的前奏。當時，全國投入水利建設的勞動力，10月份兩三千萬人，12月份8000萬人，到1958年1月，投入勞力達到1億人。躍進的氣氛甚為高漲。

在水利建設的高潮中，中央召開了南寧會議。毛澤東親自提出以躍進的速度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確定的目標。領袖一聲令下，各地迅速行動，12年太久，只爭朝夕。南寧會議后，浙江、廣東、江蘇、山東等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點時間糧食生產達到綱要規定的指標。河南省委更是躍進得驚人，要求當年實現12年內規定的目標。就連因工業集中、歷年靠吃外調糧的遼寧省也坐不住了，提出當年實現糧食、豬肉、蔬菜三自給。

為了農業的大躍進，《人民日報》大造氣氛，發表了《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的社論，使躍進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

在農業大躍進里，一個致命的東西就是“放衛星”，搞浮誇。有的一夜之間就放出一個大衛星。放的衛星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離譜。水稻衛星最高的達到畝產130434斤，小麥衛星最高畝產8585斤。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多麼的無知可笑，何等的自欺欺人！除了水稻、小麥外，玉米、高粱、蠶豆、紅薯和蔬菜、水果也是一個接一個地“放衛星”。當時農業是“以糧為綱，全面發展”。

"安徽省樅陽縣一塊號稱畝產1.6萬斤的“衛星田”，地里的稻子實際上是從各處移栽過來的。

那年代，中華大地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豪言壯語比比皆是。

農業小兄弟躍進了，工業老大哥豈能落後(當時人們把工業說成老大哥)?農業逼工業，於是工業大躍進也迅速開展起來了。當時的工業大躍進是以全黨全民大辦鋼鐵為標誌。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慶典，隨後參加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澤東在64個黨的會議上說，15年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鋼2000萬噸，再過15年，可能爬到3000萬噸。中國呢？再過15年，可能是4000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12月2日，劉少奇在一次會議上向全國公布了這一目標。

後來，冶金部在和各省、市、自治區研究鋼產量發展速度時，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1962年3000萬噸，1967年7000萬噸，1972年1.2億噸。於是得出結論，5年或3年就可以趕超英國了，根本用不著15年這麼長的時間。

冶金部部長王鶴壽很興奮地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聽后稱讚這是“一首抒情詩”。這樣，毛澤東認定，“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設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這個鋼產量指標確定后，連當時的在華蘇聯專家總顧問阿爾希波夫都說，“你們的計劃太高了，恐怕實現不了。”中央一位領導人回答說，“我們有群眾路線，把土法鍊鋼煉鐵加上去，計劃一定能夠實現。”當然這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意見，因為那時的氣氛就這樣。阿爾希波夫聽后苦笑了一下，說:“土法鍊鋼煉鐵再多也沒用。”後來的事實不幸被他所言中。

工業“以鋼為綱，帶動一切”。於是，大江南北，緊急行動起來，為完成躍進計劃而努力奮鬥。一場全黨全民大鍊鋼鐵的運動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開展起來了。為了找礦，許多地方由黨委書記帶領群眾上山，就連中小學生、七八十歲的老人都參加進來了。

成千上萬的農民置農業生產於不顧，置正在收割的莊稼於不顧，背著钁頭，帶上鍋灶，浩浩蕩蕩地去挖煤鍊鋼煉鐵。當時的情景，猶如廣為流傳的民謠所言:“谷撒地，禾葉枯，青壯鍊鋼去，收禾童與姑。”這場土法鍊鋼煉鐵的大躍進運動，給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造成了巨大浪費。不少地方礦產資源遭到嚴重破壞，森林被砍光，群眾做飯的鍋、門上鐵吊等被砸爛，可謂大傷元氣。

在“大躍進”的腳步步步進逼的情況下，毛澤東和黨中央又萌發了改變農村基層組織結構，實行“人民公社”的念頭，使“烏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國變成了現實。

這裡，先說說“公社”名稱的由來。公社這個名稱，原出於歐洲中世紀，是當時西歐實行自治的城鎮。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發生后，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學生們於1824年至1828年在美洲購置土地，進行未來理想社會的試驗，並把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歐文公社是由2000到3000人組成的工、農、商、學相結合的生產和消費單位。在公社內部，純粹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變為公有財產，產品按需分配。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里，也常把自己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稱為公社。

我國的公社體制走過了一段不平常的發展軌跡。特別是初期的農村人民公社，也明顯地、普遍地帶有歐文公社的濃重烙印。

陸定一在八大二次會議《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的發言中提到，毛澤東和劉少奇談到幾十年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構，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託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並將超過。這期間，陸定一受命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收入書的第一條語錄中有兩個地方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這本書的編出，對毛澤東最後決定把生產合作社合併起來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促進作用。毛澤東還一再向全黨推薦這本書。

於是，1958年初，毛澤東正式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要實行小社並大社的主張。全國農村立即開始了籌建人民公社的工作。

在合併起來的大社裡，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如浙江省諸暨縣城南鄉的“紅旗共產主義公社”，遼寧省安東縣有一個地方叫“前陽公社”等。

1958年二三月間，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談過一次話，說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雛形，什麼都管，工農商學兵。此後，陳伯達受毛澤東啟發，作了更深的思考，撰寫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在同年7月1日《紅旗》第3期予以發表。第一次在黨中央的刊物上出現了“人民公社”4個醒目的字。陳伯達的文章，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普遍實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毛澤東對新鮮事物從來就投以極大的關注和熱情。因此，人民公社的出現，自然是一百個高興，一百個支持。8月4日，他走出京門，來到河北徐水縣視察，稱讚人民公社成立后達到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6日，毛澤東又南下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在辦公室門口，久久地疑視公社的牌子，連連點頭說“人民公社好”。

並對陪同視察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講，“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據有關資料稱，河南省是最先得到關於人民公社信息的，也是最早成立人民公社的省份。9日，毛澤東又東去山東，當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彙報有人準備大辦農場時，毛澤東制止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由於毛澤東在沿途視察中是一路的興奮，特別是8月29日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以後，人民公社成了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全國各地農村在短時間內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個，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99.1‰。全國範圍內的農村已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農村人民公社的發展勢頭也帶動城鎮搞起了人民公社。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興緻勃勃地預言，將來城市也要搞，學校、工廠、街道都辦成人民公社。不要幾年工夫，就把大家組成大公社，城市鄉村一律叫公社。

如鞍鋼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廠。

“人民公社”這種體制在我國延續了20多年，到上世紀80年代初予以結束，農村被“鄉”(鎮)、城市被“辦事處”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