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

192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是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

1930年轉入清華大學中文系。

1930年曾參與創辦《文學月刊》。

1933年畢業后留校，同時擔任《文學季刊》編委。出版了第一本自由體詩集《夜》。

1934年起辭職去上海，想靠寫詩生活。當年秋返北平，先後任教於北平國民學院、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北平師大。在北京大學等校兼課，講授中國文學史。作為一名自由詩體的新詩人嘗試新的格律體，先後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著有《春野與窗》《問路集》《空間的馳想》等六部詩集及《中國文學史》《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問論箋》《詩人李白》《唐詩綜論》《新詩格律與語言的詩化》等十一部文集。

1954年《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創刊至1963年終刊，任編委。曾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及第四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

“七七”事變後到廈門大學任教。

1947年返京任燕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1952年院系大調整，改任北京大學教授。

1956年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

1986年退休，仍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

2004年任北京大學詩歌中心主任。

1954年《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創刊至1963年終刊，任編委。曾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及第四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

父親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林宰平。

2006年10月4日病逝於北京，享年97歲。

沈從文稱其在文學、法政、哲學、佛學、詩文、書畫諸方面都極具造詣。金岳霖、張中行、吳小如均為其弟子。

當年讀清華大學中文系時的畢業論文就是他的第一本新詩集《夜》由聞一多先生設計封面、俞平伯先生寫序。此後，他創作出《春野的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詩集，被譽為給詩壇帶來“一份晚唐的美麗”。現代詩人廢名曾說，“在新詩當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都要重些……”他筆耕不輟，90歲高齡時還新出了一本詩集。2004年，他還牽頭組建了北大詩歌中心，並擔任主任。

由詩人而學者，林庚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獨樹一幟，其中楚辭和唐詩研究是他的“雙璧”。他對唐詩作出了“盛唐氣象”、“少年精神”等經典概括，被學界廣為接受。賀知章的名詩《詠柳》，是因為他的挖掘，才入選小學課本，最終家喻戶曉。“當唐詩上升到它的高潮，一切就都表現為開朗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實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為它的骨幹。”林庚說，“少年沒有苦悶嗎？春天沒有悲傷嗎？然而那到底是少年的，春天的。”

20世紀40年代以來，他曾三度撰寫中國文學史，其中《中國文學簡史》作為高校教材流傳至今。在研究中，他非常注重創造性，著力尋找那些能說明創造的資料。他說，“文學要是沒有創造性，嚴格地說，就不是文學，就沒有價值了。”“在有創造性的地方多講，沒創造性的地方少講，只有這樣，才可以看出中國文學史起伏的地方，看出它發展的脈絡。”

他說自己是“教書為業，心在創作”，先是詩人，后是教授。從上世紀50年代初院系調整至今，他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對於學生來說，他是出色的詩歌啟蒙者和文學引路人，常常在講壇上忘情地長吟詩詞，寫下一黑板一黑板的漂亮書法。任繼愈、吳小如、傅璇琮、袁行霈、謝冕等學者無不受益於他的言傳身教。

在唐詩研究方面其成果彙集在《唐詩綜論》里。《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是他多年研究楚辭的一部論文集，其中大多數是關於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文字、地理等問題方面的考釋，也有一些論述屈原的人格、藝術成就和作品特色的文章。林庚教授對明清小說也很關注，並提出了頗多精闢的創見。林庚先生歷任廈門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出版過《春野與窗》、《問路集》等六部新詩集及古典文學專著《詩人李白》、《中國文學簡史》等。所著文學史為公認名作。

附文：林庚與現代漢語詩歌 ——王光明

現代漢語詩歌自胡適“嘗試”白話詩開始，一直在尋找用新的語言和形式，接納與整合複雜變動的現代經驗。這是一種至今尚未完成的、在諸多矛盾中展開的艱難求索，始終具有實踐性、試驗性品格。它體現在許多詩人身上，關心的重點卻各不相同。面對經驗與語言、內容與形式的矛盾，主流詩歌注重內容的創新，努力在主題和題材上追隨時代，或在詩意和情趣上更換中國詩歌的血液。他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就有目共睹：無論是現實主義詩歌對中國現實的執著關懷，還是現代主義詩人對現代詩質的反覆探尋，都在20世紀中詩歌史上寫下了動人的篇章。

但是光強調內容而忽視形式，只看重“詩意”而輕慢凝聚，只考慮求新求異而不思規律，也會給詩歌的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上世紀30年代以後，詩歌形式秩序探索的不斷被邊緣化，現在看來，不是加強了詩歌的自由與解放，而是增加了詩人的磨難；不是讓詩親近了讀者，而是疏遠了讀者；不是變得更加自覺，而是顯得有點盲目。

只有少數詩人對詩歌的內容與形式、詩意與詩形的共同要求保持著高度自覺，而林庚是其中最值得重視的詩人之一。

像20世紀許多詩人一樣，林庚也是從寫自由詩開始走上詩歌創作道路的。他曾在30年代前期出版過《春野與窗》的自由詩集，其中《破曉》等詩篇，可以認為是20世紀中國詩歌的優秀文本。這些詩，因為給詩壇帶來“一份晚唐的美麗”而得到好評，廢名(馮文炳)甚至在《談新詩》中認為：“在新詩當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但林庚與諸多新詩人不同之處在於：雖然他也珍惜自由詩“追求到了從前所不易親切抓到的一些感覺與情調”，卻也認為它是尖銳的、偏激的方式，“若一直走下去必有陷於‘狹’的趨勢”（《詩的韻律》）。因此，他提出了新詩的“再解放”問題：“新詩的語言既已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獲得了自由，是否還需要再解放呢？詩不同於散文，它總要有個與散文不同的形式，自由詩必須分行，這也就是起碼區別於散文的形式；但是僅止於此還是不夠的。為了使詩歌語言利於擺脫散文中與生俱來的邏輯習性，還有待於進一步找到自己更完美的形式。”

林庚是一個知行合一的學者詩人，認識到自由詩的問題之後，從1934年開始，就一直致力於詩歌的節奏與形式的試驗。他1936年出版的《北平情歌》，曾得到很高的評價，有人認為：“這是萬水千程后的歸真返樸。在這裡，新詩的音律第一次脫離平仄的拘律，而且降伏了字組法，使它成為音律的侍婢；后一點，我私意認為，不但是新詩音律的勝利，而且也是詩的勝利。”（周煦良：《新詩音律的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他從節奏、形式的觀察與試驗中發現了詩歌建構詩行的兩條規律：一是“五字組”（“凡是念得上口的詩行，其中多含有五個字為基礎的節奏單位。”）；二是“半逗律”（“每個詩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個近於‘逗’的作用，我們姑且稱這個為‘半逗律’，這樣自然就把每一個詩行分為近於均勻的兩半；不論詩行長短如何，這上下兩半相差總不出一字，或者完全相等。”無論從創作還是從理論上看，林庚都是20世紀中國最自覺的詩人，他為中國詩歌提供的獨特借鑒意義表現在：一、始終堅持詩之為詩的基本前提（他認為“‘詩’原只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詩如果沒有形式，就是散文、哲學、論說，或其他什麼，反正不是詩”。），並對詩與詩意的界限作了清明的劃分（“詩意”代表了一切“藝術的意境”，並不等於詩）。二、他的新詩理論來源於他對表現媒介深刻認識，提出了形式不是由“內容”來決定，而是由語言來決定的著名觀點，從而啟示人們：一方面，漢語詩歌必須根據漢語的特點建構自己的詩歌形式；另一方面，語言在發展變化，必須面對這種變化探尋新的形式建構的規律。

我們有理由相信，時間將彰顯林庚對現代漢語詩歌的特殊貢獻。

載自北京大學校園網：秋日送別春天的心（緬懷詩人林庚）燕園，少了一位良師；天堂，多了一位詩人。

謝冕：我承認在我的所有習作中，寫得最好的，還是我學習林庚先生的那些詩。林先生也許並不知道，在我心中，他始終是我的詩歌啟蒙者和引路人。

吳組緗：皎如白雪，煦若陽春。六十年來，實欽此心。

吳小如：手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履中。——

袁行霈；靜希師首先是一位詩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詩人，超越平庸以達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極致。他有博大的胸懷和兼容的氣度……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對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總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

葛曉音：凡是見過林庚先生的人，都說他仙風道骨，從裡到外透出一股清氣。他的確是遠離塵囂。他的超然似乎是因為無須介入世俗的紛爭……儘管本世紀不乏兼備詩才和學力的通人，但像林先生這樣詩性和理性交互滲透在創作和學問之中，並形成鮮明特色的大家卻很罕見。

詩集

學術著作

做人

常言說“做人”，而高境界的人不是“做”出來的。

曾經有這樣一件事：中文系辦一份學生刊物時，學生主編去找林老題字，林老爽快應允，還對當時這位才上大二的學生說：“看您什麼時候方便。下午行嗎?”當他按約定時間趕到林庚寓所，林老已立在初春的寒風中等候，拿出寫好題詞的精美卡片，還抱歉地問學生：“年紀大了，不能寫毛筆大字了，只能寫幾個鋼筆小字。不知道適不適合刊物用?”

通過這件事看來，林庚是一位真正的長者：“一流的學問，背後是一流的人品；沒有一流的人品，做不出一流的學問來。”

《西遊記漫話》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庚無以排遣心中的困惑，就經常夜讀《西遊記》。就這樣，白天被批判的林庚，晚上在書齋里攤開書卷，從文學中得到寬慰和愉悅。最終他將《西遊記》爛熟於心。難得的是，他將自己人生感悟融進了對小說的理解，在80歲高齡出版了《<西遊記>漫話》這樣一部“極具個性的充滿詩人氣質和瀟灑筆意的快意之作”。古代文學研究大家程千帆教授在給先生寫的信中說，他是在病中收到了林庚先生的著作，看了書竟愛不釋手，自己看不完，就讓自己的學生給他念，“一口氣花了三天，高興得不得了，說這書是‘蓋自有《西遊記》以來之第一篇文章也’”。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杜曉勤說：林庚先生到晚年都童心未泯，“成為大教授了，都還看小人書。”在上世紀80年代，他以詩人的眼光，在著述《〈西遊記〉漫話》里提出：“《西遊記》是神話和童話的結合。”

最後一課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為他安排了一堂“告別課”。儘管從1933年在清華大學給朱自清當助教開始，林庚已經執教半個世紀，但他的講課題目還是幾經更換才定下，講課內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準備了一個多月。這一課，講的是“什麼是詩”。

講課那天，他穿一身經過精心設計的黃色衣服，配黃皮鞋，頭髮一絲不亂。照錢理群的說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後，他款款講來，滔滔不絕。但是，課後當錢理群送他回家，他一進門便倒下，大病一場。

據聽過課的人們回憶，林庚平素講課，有時身著白襯衣，弔帶西褲，有時身著絲綢長衫。他腰板挺直，始終昂著頭，大多時間垂著雙手，平緩地講著，講到會心關鍵處，會舉起右手，輔以一個有力的手勢。他從不用講稿，偶爾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徵博引，堂下鴉雀無聲，彷彿連“停頓的片刻也顯得意味深長”。

“清華四劍客”

1930年，在清華大學物理系讀完二年級的林庚自願轉到了中文系。至於轉系，竟是豐子愷的漫畫惹的“禍”：

“到清華后，我常在圖書館亂翻亂看，看到了《子愷漫畫》，像‘無言獨上高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幾人相憶在江樓’等等。看了他的畫，我就找詩詞看去了，結果一看就入了迷。”

加上讀了鄭振鐸為《子愷漫畫》寫的序，他感覺到了文學的巨大力量，對中國古典詩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林庚覺得藝術“能於一瞬見終古，於微小顯大千”，從而“希望通過詩歌實現人生的解放”。就這樣，他走上了漫長的文學創作和研究之路。

轉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后，林庚成了清華園“四劍客”之一。他與另外的“劍客”——吳組緗、李長之、季羨林三位先生常在一起談論文學創作。用季羨林先生的話說，四個人“方言高論、無話不談，‘語不驚人死不休’。個個都吹自己的文章寫得好，不是夢筆生花，就是神來之筆。”他們一起聽過當時名噪一時的女作家冰心的課和燕京大學教授鄭振鐸先生的課，結果被冰心板著面孔趕了出來，卻和鄭振鐸先生成了朋友。林庚的作品，得到了教詞選課和詩選課的俞平伯與朱自清的賞識。1933年，林庚畢業留校，擔任時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並為聞一多的國文課批改學生作業。

晚年的林庚先生又與吳組緗、王瑤、季鎮淮並稱“北大中文四老”。

林庚與季羨林互贈“相期以茶”

長壽秘訣

在北大中文系老一輩的學者中，林先生是享壽最高的一位。在為先生九十華誕祝壽的時候，有人曾向先生請教過他的長壽之道，先生回答說：“有兩條，一條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再一條就是多吃胡蘿蔔。”先生所說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這當然首先是指的淡泊名利，先生的淡泊名利是人所共知的，可以說是保有陶淵明之風，承繼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高潔品格。但據我的體會，其含義又還不止於此，其間還包含了在《西遊記》研究中所表現出來的童真童趣和樂觀精神。先生被稱為“喧鬧時代的隱退者”。

當然，另一條養生之道就是喜歡體育活動。林庚先生很喜歡打乒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