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組緗

1923年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短篇小說《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婦女》雜誌上刊出的短篇小說《鳶飛魚躍》，都具有鮮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結婚，回茂林當小學教員。

1929年秋進入清華大學經濟系，一年後轉入中文系，他曾與林庚、李長之、季羨林並稱“清華四劍客”；在清華大學時期，是吳組緗文學創作的高峰階段，1932年創作小說《官官的補品》，獲得成功。1934年創作《一千八百擔》。作品結集為《西柳集》、《飯余集》。他創作的小說《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樊家鋪》等，以鮮明的寫實主義風格享譽文壇。尤其是小說《一千八百擔》，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會，形象地再現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制度的衰落。吳組緗的創作樸素細緻，結構嚴謹，擅長描摹人物的語言和心態，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堪稱寫皖南農村風俗場景第一人。1935年中斷學習，應聘擔任了馮玉祥的家庭教師及秘書。1936年與歐陽山，張天翼等左翼作家創辦《小說家》雜誌。1938年作為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人之一，與老舍共同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任協會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長篇小說《鴨嘴澇》(又名《山洪》)，描寫抗日戰爭中農民民族意識覺醒的曲折歷程，塑造出章三官這個質樸善良，堅韌勇敢的農民形象，是抗戰文藝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間隨馮玉祥訪美，此後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潛心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並歷任中國文聯與中國作協理事，《紅樓夢》研究會會長。文革期間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

吳組緗從小就讀於私塾和他父親創辦的育英小學。1921年離開家鄉，先後回茂林同沈菽園女士結婚，在養正、福群小學任教員。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1933年升入清華研究院，專攻中國文學，畢業後去南京工作。1935年應聘擔任馮玉祥的國文教員，兼做秘書工作達13年之久。他自己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充滿深情地讚揚馮玉祥尊師重教：“馮玉祥愛國、主張抗日，擁護共產黨，很了不起。他是《三國演義》的信徒，學劉備三顧茅廬，尊重知識分子。他看過我的作品，請我去當國文教員。我二十多歲，他五十多歲，我每次去上課，他都到大門口迎接。坐下來講課，他雙手捧茶給我。他做好作文，雙手捧給我：‘吳先生，請你給我改一改’。……”抗日戰爭期間，吳組緗參與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併當選為“文協”常務理事。武漢撤退後隨馮玉祥到重慶，在西南聯大執教。1946—1947年，曾隨馮玉祥去美國考察。回國後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文系教授，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49年10月後，吳組緗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並擔任全國文學作者協會委員、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理事、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編委、北京市文聯委員、北京市作協副主席、《紅樓夢》研究會會長。解放初期參加過土地改革、赴朝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等社會活動。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委員。1981年赴美講學，出現“吳組緗熱”。

吳組緗是我國著名的作家，他寫的小說、散文大多取材於家鄉。他的 《官官的補品》、《籙竹山房》、《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和《樊家鋪》等短篇小說，在文壇上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作品反映涇縣茂林一帶農村經濟破產、民不聊生的現實，對黑暗勢力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對底層人民寄予無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僅在語言、對話中採用了許多當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寫的對象也能在茂林一帶找到原型。他熟知當地人的喜怒哀樂，因而寫的十分傳神，可以說是典型的“鄉土文學”。他對茂林一帶的方言有種“偏愛”，這是一種文化層次較高、含義深刻、比喻生動而又大眾化和通俗型的語言。他寫的長篇小說《山洪》，是反映新四軍在皖南抗戰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話”來通篇閱讀。其中描寫的人物、掌故、生活場景和兒歌，都是當地人所熟知的，讀起來倍感親切。

他對家鄉充滿深情，用自己的筆耕之資一萬元人民幣，捐給茂林小學作為獎學金，意在培養人才。他說：“我在北大教書，每年高考之後我去翻新生名冊，希望有茂林的學生上北大念書。”他告誡家鄉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奮發進取精神，集中力量搞四化，關心教育，抓教育，培養人才，為四化做貢獻。

吳組緗上中學時就結了婚，在清華大學上學時把家眷也帶了來。他家住在西柳村，季羨林、李長之常去那裡看他們。季羨林後來還說，現在聽說中國留學生可以帶夫人出國，名曰伴讀，吳組緗的所為不正是“伴讀”嗎？真可謂“超前”了。那時，吳組緗有一個女孩，小名叫小鳩子。李長之《孩子的禮讚——贈組緗女孩小鳩子》的文章提到“現在在一起的孩子們中，我得益頂多的，又彼此知道姓名的，是小鳩子。也許是我銳感或過敏，這孩子和我頗有交情。孩子們的爸爸組緗，真是如我們幾個朋友所加的‘徽號’，是一位感傷主義者，他看一件什麼事物，無往而沒有感傷的色彩。連他的聲調也是感傷主義的，雖然在銳利的幽默中，甚而哪怕是譏笑的態度，也有憐憫的傷感的同情在。他的夫人和孩子剛來北平不久，他曾向我介紹過他的孩子，據說是非常想家，常模仿在家裡的祖母想她的光景，而且還感到孤寂，因為那時還沒有在一塊玩的小孩子，孩子才多大呢，不過6歲。我心裡想，組緗的話是不能不承認的，因為有他這樣傷感的爸爸，孩子難以不傷感，而且縱然不傷感，由感傷主義者的爸爸看去，也會傷感了的”。

1993年下半年，季羨林到吳家去看吳組緗，小鳩子正好從四川回北京陪伴父親。她當時也已60多歲，季羨林叫了聲“小鳩子”！吳組緗笑著說：“現在已經是老鳩子了。”時間的流逝竟是如此迅速，季羨林也不禁“驚呼熱衷腸”了。

西柳集（小說集） 1934年7月，上海，生活書店飯余集（小說散文集）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書店

鴨嘴澇（長篇小說） 1943年3月，重慶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出版部出版，1946年改名《山洪》，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再版

吳組緗小說散文集 1954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說稗集（古典小說論評集） 1987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宿草集（小說集） 1988年4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拾荒集（散文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苑外集（文藝評論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宋元文學史稿（與沈天佑合著） 1989年5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吳組緗創作受茅盾的影響

吳組緗是茅盾之外左翼社會分析派小說的又一重要代表。雖然他並未參加左聯，但他的創作深受茅盾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他自覺地以茅盾《子夜》所揭示的社會分析觀點指導自己的創作。他認為，茅盾的《子夜》不僅“用一個新興社會科學者的嚴密正確 的態度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如何沒落著的”，更“用那種積極振起的精神宣示下層階級的暴興”。這即深化為吳組緗這一時期的創作理念。

第二，吳組緗認為，茅盾《子夜》的缺失在農村“經濟情形”的表現，《子夜》中農村人物的描寫，如土豪曾滄海的形象等很不成功。從其創作實踐看，吳組緗主要選擇了農村題材作為自己的創作內容，小說多以皖南山村為背景，農民、鄉紳地主的貪婪與迂腐、貧苦農民的絕望與反抗······這些正是他吸取了茅盾創作中的這一失敗的教訓，取己之長，補己之短。

另外，他指出，茅盾的《子夜》“有意模仿舊小說的文字，務使它能為大眾所接受”，但做得不成功。所以，在表現方式或文字層面，吳組緗的創作又是茅盾這一藝術探索道路的成功延伸。

《一千八百擔》是吳組緗短篇小說的上品。小說採用了類似《子夜》的截取生活橫斷面的結構方式，通過描寫某鄉鎮宋氏祠堂的一個開會場面，以對家族義莊一千八百擔積穀的處理為核心，暴露了封建大家族內部明爭暗鬥的一幕，展現了農村經濟的破敗，階級對立日趨激化的政治鬥爭形勢。小說以“義谷”的處置因多方爭持終無著落，飢餓的農民衝進祠堂，搶走積穀作結。這一主題邏輯之外，小說的鮮明特點在於作者精心編織的祠堂機會的戲劇性場景和結構。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兩萬餘字的篇幅中細緻、生動地展現了祠堂議事的紛繁、鬆弛、無聊而又無奈的場面。魚龍混雜的大家族原本是衰敗、空虛的一群，更經不起時代階級鬥爭的風雨，一種封建宗法社會的末世景象躍然紙上。作者顯示出了極為高超的描寫與結構的技巧，對宗法社會的認識與剖析能力、人物刻畫與對話的精巧等，在現代短篇小說藝術中都不可多得的。

《鴨嘴澇》描寫了貧苦農民章三官不堪壓迫走上了反抗之路，在抗日烽火中不斷覺醒、成長，參加了新四軍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和侵略者英勇戰鬥的故事。小說前半部生活氣息濃郁，後半部則較多說教性、概念化的內容，影響了作品的整體水平。

《天下太平》恰似茅盾的《林家鋪子》的續篇，更深入地展現了農村經濟破產後下層人民的悲苦生活和被逼無奈而鋌而走險的命運。但在故事的編排上，由於作者的有意鋪排和渲染，就像魯迅所說的，顯得“過於巧合，在一剎那中，在一個人身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

《樊家鋪》中通過線子嫂和其母親矛盾的悲劇，展現了商業經濟和農業經濟的對立，以及經濟困頓導致人性扭曲的農村悲慘現實。

《菉竹山房》是吳組緗小說中最富有詩意的作品。透過對菉竹山房的描寫和窺房的奇遇，小說用清雋的筆調寫出了被壓抑的人性，也寫出了封建舊文化的灰暗和陰森。其中，細緻的細節描繪代替了抽象的心理剖析，顯示了作者將傳統文學技法運用於現代小說藝術的獨到匠心。

吳組緗被稱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劉勇強眼裡：“吳先生非常敏銳，很有智慧，聊起天來，滔滔不絕、神采飛揚、妙語連珠。”

他同時又被稱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吳先生的“尺度”也始終一以貫之。“他從不會因人而變、因事而變、因時而變。”北大中文系教授孫玉石評價道，“他要一個導師應有的尊嚴。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吳組緗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系，次年轉入中文系，畢業后，在清華研究院繼續學習，但沒讀完研究生就離開了。他的傳記記述到此往往語焉不詳。就此，吳先生的弟子張健曾特意向他探究過其中原委。

據吳先生說，讀研究生期間，他曾選了國學大師劉文典的六朝文學課，在學期作業中，他罵六朝文學是娼妓文學，劉教授非常生氣，就給了他一個不及格。但劉教授同時也託人帶口信給他，只要他改變觀點，就可以過關。當時，吳組緗已經結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獎學金生活。一門課不及格，就意味著拿不到獎學金，而拿不到獎學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沒有著落，也就意味著他不能再繼續學業。但吳組緗硬是沒有收回自己的觀點，結果不得不中斷學業，經人介紹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職。

吳組緗有過長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錫德講過一件小事：上世紀40年代，吳組緗曾應聘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授，當時是在學期中間，校方希望他開半學期的課，但要支付給他整學期的薪水。吳組緗當即表示：“這樣怎麼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學期的課，怎麼能拿你們一學期的薪水？”

“文革”期間，吳組緗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軍宣隊召集的一次徵求意見的座談會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這場革命，我就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當時許多人很為他著急，怕他挨批，因此勸他承認這個說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吳組緗執意說這就是他的原始感覺，最終也沒有改口。

1985年，劉勇強考取吳組緗的博士生，第一次見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個外地學者來拜訪吳組緗，拜訪者編了一本清代學者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的選注本，想請吳組緗題籤。但吳組緗看后，直率地對那位學者說，自己認為他對紀昀的看法並不妥當，所選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題寫這個書名。

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曾經說過一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稱為“詭辯派”的鼻祖。有些時候，吳組緗倒確實像是一個“詭辯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時候固然需要原則和勇氣，但另一些時候，則需要機敏和智慧。

吳先生煙癮很大，茶几上隨時一字兒排開十數只形形色色的煙斗，以備輪番取用。子女多次勸他戒煙，但他總是不接受勸告，而且還發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論。張健就曾當場領教過“這個固執、可愛的老頭”，振振有辭地對子女們闡述他的“以毒攻毒論”。

吳先生的兒子吳葆剛一直認為，“父親對事物有自己獨到的分析和見解，從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訴父親雜誌上講竹筍雖然好吃，但主要是纖維，並沒什麼營養。他父親立刻反駁道：“熊貓只吃竹子，可是長得胖乎乎的，怎麼能說這東西沒有營養呢？”

“他時常會流露出一種純真之心。”劉勇強回憶說。有次，他陪吳先生經過未名湖邊，看見有個女孩兒用小石子向湖面上打水漂。於是吳先生很認真地說；“這怎麼能行呢？如果人人都這樣，豈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羨林曾經這樣描述他這位老友：“池塘邊上，一個戴兒童遮陽帽的老人，坐在木頭椅子上，欣賞湖光樹影。”現在，池塘邊的木頭椅還在，只是“戴兒童遮陽帽”、“欣賞湖光樹影”的老人不見了。

在北京西山蓊鬱的叢莽中，一座普通墳塋的墓碑上鐫刻著兩句銘語：“竟解中華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這是墓主——著名作家、學者、教授吳組緗先生對自己一生情事真誠的高度概括。吳老逝世已十年，“古來聖賢皆寂寞”，光陰流水，世事滄桑，對這位風骨卓然的世紀老人，舊人會記得，新一代可知道？

吳老生於1908年，1994年去世，他的經歷前一半在舊中國，后一半在新中國。年輕時負笈清華大學，后以早熟的才氣創作農村題材的小說，解剖社會人生刻骨見血，態度嚴謹，被茅盾大師贊為文學“生力軍”，並預言他“是一位前途無限的大作家”。記得當年求學讀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一千八百擔》，因為對作品深刻揭露的南方農村宗族統治複雜關係不很了解，加上小說完全用人物對話刻畫性格，推進情節的高超手法，使缺乏鑒賞力的我沒有讀懂。後來讀《天下太平》，我的心被震顫了，作家筆下底層農民慘苦境遇與絕望掙扎，儘管事過境遷，也叫人堅信西哲亞里士多德的名言“貧窮是革命和罪孽之母”，從而相信舊中國農民造反是天經地義。

農民果然造了反，中國革命從農村星火燎原，並且經過浴血奮戰取得了成功，新中國建立。吳組緗先生剛過“不惑”之年，趕上改天換地，興奮歡躍自不待言。可是，歷來以寫農村寫農民著稱文壇的吳先生，此後卻專心於教學與研究，沒有再搞文學創作。據說他這個決定，也是接受周恩來總理的建議。回顧前塵，蓋棺論定，不能不讚歎這個決定的世事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