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

《人民文學》設有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詩歌、非虛構、報告文學、新浪潮、“特別推薦”、“短篇小說”、“中篇小說”、“當代紀實”、“詩與詩論”、“青春詩旅”、“詩人近作”、“交點”、“散文選萃”等12個欄目，刊登了文壇上最精彩的作品。

《人民文學》主要刊登小說、散文、詩歌和報告文學等純文學作品。

《人民文學》在1998年設立“本期小說新人”欄目，推出部分20世紀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2002年設立“新浪潮”欄目，專門推出首次在該刊露面的新人；2010年第2期開設“非虛構”欄目，和20世紀50年代的“特寫”遙相呼應；2017年開設“90后”欄目。

2014年10月，《人民文學》雜誌社自主開發、獨立運營的文學作品數字化閱讀平台“醒客”移動客戶端正式上線，旨在打造以嚴肅文學為核心內容，以線上籤約、自主發表、多元整理、聚合互動、科學計費為功能特色的數字化出版、閱讀平台，內容涵蓋“五四”新文學直至當代創作的中短篇小說及評論。

1977年12月，《人民文學》在北京召開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主要焦點是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

2014年11月，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藝術局、解放軍軍事文學研究中心、《人民文學》雜誌社與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聯合召開《人民文學》2014年第8期（軍事文學專號）作品研討會。

2015年7月，《人民文學》雜誌社與魯迅文學院在北京共同主辦“中國當代文學與英語世界的互動”研討會。

2019年12月，《人民文學》雜誌社與湖北利川市政府在北京聯合舉辦“生態文學·水杉樹”研討會，與會作家、評論家聚焦利川市生態資源優勢，探討以生態文學創作的形式，促進生態文明建設。

70年來，《人民文學》與新中國一路同行，始終堅持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發時代之先聲、引文藝之潮流，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辦報辦刊之路，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評）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這是《人民文學》自創辦之始就被寄託的期待和使命。70年來，《人民文學》以其不衰的實力證明它無愧於這份期待。 （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評）

《人民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關鍵的文藝陣地，是文學發展的風向標。《人民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的領潮者，在文學潮流的形成與更迭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人民文學》的編輯確實以吐絲的形式苦心經營，經過幾代人薪火相傳的努力，編織出中國當代文學絢麗而壯觀的歷史長卷。 （文藝報評）

在中國當代文學（新中國文學）的歷史上，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創刊迄今的《人民文學》無疑都堪稱最為重要、最為突出也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的這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學地位，是由中國當代具體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條件所決定的，這從它的創刊和復刊過程就能得到鮮明的驗證。

《人民文學》是中國作家的搖籃，眾多名家是從《人民文學》起步的。新改版《人民文學》富有現代氣息，與世界文學接軌，極富有文學味與生命關懷意識，是廣大讀者的心靈家園。

《人民文學》雜誌，2012年開始推出英文版，受到海內外文學界的關注。

《人民文學》2013年第一期始，增加內涵並在價格上適當提高。

1962年5月，毛澤東在《人民文學》的邀請下第一次在該刊上刊登了他的《詞六首》。

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發表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把以描寫十年動亂的文學作品“傷痕文學”帶到了主流文學的平台。

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學》發表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在公眾中確立了知識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科學的聲望。

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學》發表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開創了改革文學的先河。

1980年第10期《人民文學》刊登北島的詩歌《宣告》，為那個時代代言。

自創刊至2004年10月的55年間，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間停刊外，《人民文學》總計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創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號），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復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號），出刊344期。

截至2009年10月，《人民文學》總計發行602期。

《人民文學》創刊以來曾發表過趙樹理的《三里灣》、老舍的《正紅旗下》、鄧一光的《天堂》等長篇小說節選，陸續首發了麥家的長篇小說《風聲》、畢飛宇的長篇小說《推拿》、賈平凹的作品《極花》、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小姨多鶴》、劉震雲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和張翎的長篇小說《金山》。

據2019年12月26日中國知網顯示，《人民文學》出版文獻量為13910篇。

據2019年12月26日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顯示，《人民文學》文獻量為4112篇。

據2019年12月26日維普網顯示，《人民文學》發文量為8917篇。

據2019年12月26日中國知網顯示，《人民文學》總下載量為472371次，總被引量為6808次。

據2019年12月26日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顯示，《人民文學》被引量為783次。

據2019年12月26日維普網顯示，《人民文學》被引量為1078次，H指數為12，影響因子為0.0476。

《人民文學》已選入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1992年版、1996年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年版、2014年版、2017年版）。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收錄、ASPT來源刊、中國期刊網來源刊、2004年度核心期刊、《人民文學》被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維普網等收錄。

《人民文學》擔負著緊密聯繫和廣泛團結全國作家、發現和重點扶持文學新人的使命，承擔著切實推舉和及時展示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最新成果、以高質量並有特色的作品滿足人民群眾諸多方面精神需求的任務。它以發表短篇小說為主，也為中篇小說和長篇選段提供適當篇幅；同時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兼顧文學性強的戲劇、電影、曲藝等作品，並以一定篇幅獲辟《創作談》等欄目，發表文學評論。在它的總體面貌和發展過程中，顯現了中國文學創作各個時期的最高水平，同時也反映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徵。

2004年10月25日是《人民文學》創刊55周年紀念日。55年中，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間停刊外，總計出版542期。其中，1949年10月25日（創刊）至1966年5月12日（5月號），出刊198期；1976年1月20日（復刊）至2004年10月3日（10月號），出刊344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此前的7月2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召開。

一般來說，這次大會後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開端標誌。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文聯）。作為全國文聯的下屬協會之一，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文協）於稍後的7月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國文協主席。

1953年9月，全國文協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協（作協）所主辦或創辦的最重 要的兩大機關刊物即為《文藝報》和《人民文學》。《文藝報》創刊於1949年9月，最初由全國文聯直接主持，后委託中國作協代管直至正式成為作協直屬刊物。《人民文學》則自創刊伊始（1949年10月25日），即為全國文協（作協）的直屬機關刊物。與專重文藝政策、文藝思想和理論批評的《文藝報》的主要區別在於，《人民文學》的辦刊定位是發表各類文藝作品為主的國家最高文學刊物。

新中國成立初期，活躍於民族、民主革命歷史時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生活。他們描繪“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藝界領導人的重要文章，大多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茅盾、葉聖陶、胡喬木、周揚等人的文學評論，推動著新文學的健康發展。沙汀、艾蕪、舒群、周立波、劉白羽、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說，夏衍、老舍的話劇，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詩歌，或展現革命鬥爭歷史和保衛勝利果實的壯麗畫卷，或歌贊勞動群眾開始主宰自己命運的時代變革。其中，丁玲的《“糧秣主任”》、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康濯的《春種秋收》等短篇小說，張天翼的兒童文學《羅文應的故事》,老舍的《從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散文，曹禺的話劇《明朗的天》，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里灣》，阮章競的詩等，深受好評。這一時期，文壇湧現一批和新中國一起成長的新作者。他們中許多人的處女作或成名作，大多發表於《人民文學》。劉紹棠、白樺、王願堅、李准、林斤瀾、劉真、蕭平、王蒙、瑪拉沁夫、陳登科、聞捷、邵燕祥、李瑛、公劉、柯岩等人的作品，或煥發新生活蓬勃的朝氣，或蘊涵對歷史與未來的思索，顯示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代青年作家與詩人茁壯的生機和雄厚的潛力。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文壇一度呈現繁榮景象。《人民文學》及時發表一些尖銳地觸及時弊、大膽進行探索的創新之作，促進了文藝思想的活躍和解放，推動了文藝創作的進一步發展。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會矛盾，奮力衝擊陳舊觀念，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與此同時，王汶石的《風雪之夜》，蕭平的《三月雪》，駱賓基的《父女倆》，張弦的《上海姑娘》，孫犁的《鐵木前傳》，艾蕪的《雨》，李國文的《改選》，宗璞的《紅豆》等一批題材與風格新穎別緻的小說，都曾令人耳目一新。

1957年秋後，“左”傾思潮逐漸發展，創作之路日漸狹窄，《人民文學》也深受影響。但久經磨鍊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執著現實主義的藝術追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王願堅的《普通勞動者》、茹志鵑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馬烽的《我的第一個上級》、冰心的《回國以前》、李準的《李雙雙小傳》、巴金的《軍長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趙樹理的傳記《實幹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詩《望星空》，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陳白塵等人的電影劇本《魯迅傳》，曹禺等人的歷史劇《膽劍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陰陽五行》等，都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美學價值。

1961年以後，文藝政策得到了一定調整，文學園地又呈現新的繁榮。《人民文學》突出顯示了這一時期的創作特色，所發作品題材風格大見寬廣；小說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輓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賴大嫂》、劉真的《長長的流水》，報告文學如徐遲的《祁連山下》、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創作如秦牧的《土地》、楊朔的《茶花賦》、劉白羽的《長江三日》、吳伯簫的《記一輛紡車》、冰心的《櫻花贊》、方紀的《揮手之間》、沈從文的《過節與觀燈》以及何為、袁鷹、曹靖華、朱光潛等人的篇章，也都別有情味。1962年5月，毛澤東應《人民文學》之請，首次發表他的舊作《詞六首》。

1963年秋後,“左”傾思潮重新加劇，《人民文學》再次受到很大局限。雖通過開闢“新花朵”、“故事會”等欄目，在發現與培養文學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後的版面上卻難於列出引人注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文學》被迫停刊。1976年1月復刊時，雖發表了蔣子龍的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那樣得人心的作品，卻終遭壓制。 1965年的人民文學

江青反革命集團滅亡之後，《人民文學》獲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後由張光年（光未然）、李季出任主編，副主編為葛洛、李清泉、劉劍青，擔任編委的有王蒙、孫犁、沙汀、嚴文井、張天翼、草明、賀敬之、唐弢、袁鷹、曹靖華、謝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學》，為新時期文學的勃興與壯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學》及時發表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率先舉起恢復和發揚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12月，文藝界以《人民文學》名義召開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開始了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鬥爭。1978年1月，《人民文學》刊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繼發表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希望大家能夠感同身受。

為促進短篇小說創作進一步提高與發展，從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學》接受中國作家協會委託，連續主辦了五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占獲獎數量第一位。歷屆獲獎反響巨大的作品，如劉心武的《班主任》、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徐懷中的《西線軼事》，都出自《人民文學》。獲獎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馬烽的《結婚現場會》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願堅的《足跡》、宗璞的《弦上的夢》、陸文夫的《獻身》、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張弦的《記憶》、李國文的《月食》、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王蒙的《春之聲》、劉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筆，如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何士光的《鄉場上》、柯雲路的《三千萬》、張抗抗的《夏》、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這些作品切中現實社會課題，傳達人民心底呼聲，凝聚著對歷史的沉思和對未來的熱望；濃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遠幽雅，蘊藉深沉，無不飽含求實地向上的革新精神。

在 1977～1980和 1981～1982兩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賓雁的《人妖之間》、柯岩的《船長》等，都是頗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學》還彙集選發了各種體裁的優秀篇章。巴金的《望著總理的遺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辭美，真誠感人。艾青的《光的讚歌》等詩篇，打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編歷史劇《王昭君》、老舍的遺作長篇片段《正紅旗下》、魏巍的長篇《東方》選段、姚雪垠的長篇《李自成》選段等作品，都能給人以高度的藝術享受。人民文學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學》主編，劉劍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為副主編，嚴文井為顧問，組成了年輕化的新編委會。新編委會的其他成員有張志民、茹志鵑、袁鷹、徐遲、徐懷中、諶容、黃宗英、謝永旺、蔣子龍、葛洛。新編委會在告讀者的《不僅僅是為了文學》中表示：“我們希望奉獻給讀者一期期夠水平的、賞心悅目的文學刊物，我們更希望奉獻給讀者的是億萬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壯麗而又斑駁的畫卷”。《人民文學》正為實現這一願望而努力。 《人民文學》創刊於1949年10月25日，毛澤東為創刊號題了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屆主編茅盾在《發刊詞》中指出:《人民文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各種文學樣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讚揚人民大眾在革命鬥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以發揮其教育人民的偉大效能。”同時,《人民文學》還要在“培養群眾中新的文學力量”、“建設科學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等項工作中起到與其所處地位相應的積極作用。它的歷屆主編、副主編和編輯委員會，都是由卓有貢獻與威望的作家、詩人、評論家與編輯擔任和組成的。從1949至1966年，先後擔任過主編、副主編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嚴文井、秦兆陽、葛洛、張天翼、陳白塵、韋君宜、李季等；先後擔任過編委的有何其芳、趙樹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風、吳組緗、艾蕪、魏巍、謝冰心等。

1956年來，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學》總計出版551期。這551期刊物，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的見證，幾乎薈萃了中國所有文學精英所創造的各式各樣的文學成果。許多產生過重大影響、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學》首發；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是通過《人民文學》走向文壇，並引起國內外矚目的。

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學》創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創辦的第一份國家級文學雜誌。應《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茅盾先生之請，毛澤東主席為《人民文學》創刊號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郭沫若先生題寫《人民文學》刊名。

《人民文學》創刊至第三卷第二期，《人民文學》出版、發行均由新華書店承擔；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為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又改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者依舊。

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上半年的文藝界整風學習運動期間，《人民文學》首次遭遇重大“挫折”，不僅創刊以來的一系列“嚴重錯誤”被逐一“清算”，而且副主編艾青被公開點名嚴厲批評，導致刊物領導層的首次重大“改組”。整風運動和領導改組，還影響到了刊物的正常出刊時間，1952年3月脫刊一期，次月補足出版了三、四月號合刊。

1958年1月，《人民文學》不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經營，改由《人民文學》編輯部發行。

《人民文學》在創刊后的17年間刊發了數百萬字反映部隊生活、革命戰爭和生活的文藝作品。

1963年秋後，“左”傾思潮重新加劇，《人民文學》再次受到很大限制。雖通過開闢“新花朵”“故事會”等欄目，在發現與培養文學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後的版面上卻難於列出引人注目之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風暴掀起，《人民文學》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壓，被迫停刊。

復刊后的《人民文學》第一期封面

1972年夏，根據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指示，遵照毛澤東主席批示同意、周恩來總理親自製定的《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報告》中籌辦文藝刊物的精神，《人民文學》原副主編李季著手準備《人民文學》雜誌的復刊工作。但“四人幫”拖延不批，一年後班子解散。

1975年7月25日，毛澤東主席提出“調整黨的文藝政策”，“四人幫”感到壓力，即向文化部部長於會詠提出創辦《人民文學》，但不準叫“復刊”，由袁水拍任主編。

1976年1月，《人民文學》復刊。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文學》開啟了中國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大門。

1978年-1982年，《人民文學》連年舉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了文學的評價標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次進行的文學評獎活動。

1980年初，中國作家協會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學》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學》開啟並推動了先鋒文學的發展。

2007年起，《人民文學》每年推出三四部長篇小說。

2011年，《人民文學》英語版《PATHLIGHT》（《路燈》）創刊，寓意為“中西文化交流路上的燈”。

2015年以來，《人民文學》先後推出法文版、義大利文版、德文版、俄文版、日文版等多個語種的外文版。

《人民文學》刊名經毛澤東提議由郭沫若題寫，1976年復刊后的刊名題字在徵求毛澤東的同意后，從其1962年給《人民文學》主編的信件中集字而成。

《人民文學》第一任主編茅盾先生在《發刊詞》中立下信念——“通過各種文學形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

作為與新中國同時共生的國家最高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的創辦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國家最高權力和領導人的支持，其本身並無多少可供探究的歷史曲折。它是被賦予了應當代表新中國新文藝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這種使命在《人民文學》創刊第一期上就獲得了最為充分和明確的強調與體現。

在封面和目錄頁后的首張內頁上，刊登了毛澤東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又是毛澤東專為《人民文學》創刊所寫的題詞手跡“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題字則是經毛澤東提議由郭沫若（全國文聯主席）手書。全國文協主席、《人民文學》主編茅盾的《發刊詞》置於內頁的文字頁首。《發刊詞》中，對於《人民文學》的性質宗旨、基本任務和目標、具體要求、組織和編輯工作等項，都作了簡要的闡述。

從首期的主體內容（作品）來看，《人民文學》創刊早期的基本格局和整體面貌就已經十分清晰了。它們主要包括這樣幾個部分：一是政治（文化）和思想言論，採用的是社論或專論的形式﹔首期除三篇社論外，還有周揚的專論《新的人民的文藝》。二是政治頌詩或抒情詩，後來也包括其它類型的詩歌，如（新）民歌民謠等民間（傳統）體裁詩歌。

三是特輯或專輯，這一般是以人物、題材、類型等為分類標準設輯，設輯的前提當然含有政治導向的動機。首期即為“魯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紀念”特輯，第三期有“慶賀斯大林七十壽辰詩輯”——既作為“詩輯”，又與“政治頌詩”合二為一了。有時雖無輯名或明確的設輯形式，但從編輯意圖或刊物目錄、作品構成和發表位置等方面看，也完全可以視若某種專輯，如第二卷第一期（1950年5月1日）開首的一組作品，文體各異，卻編排合為有機整體，題材內容均“以反映工人生活為中心”，顯見雖無輯名而有專輯之實。特輯或專輯的設置，代表了當期刊物的重心所在。四是小說，綜合性的文藝（文學）刊物一般都以小說為“主打”作品，《人民文學》也向來如此。不過，第一期所刊發的三篇小說，其意義還並不盡在於此﹔《人民文學》早期和新中國早期（即“十七年文學”早期）的小說創作面貌，其實就可以這三篇小說為縮影。《火光在前》（劉白羽）的題材是部隊生活和革命戰爭，《買牛記》（康濯）寫的是農村、農民的生活和生產，同樣是農村背景的《村仇》（馬烽）則直接反映了農村的階級鬥爭。

中國當代文學早期（50年代中期前），作品（小說）數量最多的正是上述兩類題材（即部隊和戰爭、農民及農村階級鬥爭）。對此，刊物本身在當時其實也已經有所認識，創刊周年時，經統計一年間所發作品的數量近兩百萬字，其中內容比重最大的是“部隊”，次為“農村”（第二卷第六期《編后》），可見當時小說創作的普遍狀況。

五是一般理論批評。《人民文學》創刊號上的這一部分文章，對50年代早期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也有同樣顯著的概括性。除當代作家作品論外，重點是對蘇聯文藝（思想、作品）的譯介和評價。首期三篇文論中，後者即占其二（一譯一論）。六是畫頁和插圖。與以後的中國當代文學刊物中的畫、圖有根本區別的是，當時《人民文學》的畫頁、圖頁都只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內容上的政治性十分突出，二是與整個刊物的風格保持著高度一致﹔圖畫頁真正成為刊物整體的有機構成，決非隨意或純裝飾性的點綴之作。（對於《人民文學》的封面設計，也可作如是觀。）創刊號上的圖畫（照片）頁共有九幅，毛澤東（照片、題字）兩幅，魯迅（故居照片、遺墨）三幅，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照片）一幅，全國政協中的文聯代表（照片）一幅，工業生產（木刻）兩幅。

《人民文學》創刊早期的圖畫頁，大致可由此一窺全貌。需要略加說明的是，兩幅工業生產的木刻，表面上似與當期內容無關，實則恰恰相反，它們正是當期內容的“自覺”構成和充實。它們不僅在內容上彌補了文字作品的不足（當期沒有工業生產的作品），而且在形式上也顯示了對中國現代左翼藝術傳統樣式（木刻）的繼承和弘揚，它們所體現的正是對“新的人民的文藝”精神和方向的追求，不可等閑視之。

綜合《人民文學》創刊號及其早期（第一至三卷）的基本內容來看，對反映部隊、農村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作品最為重視，數量也最多。其次，雖然有相當自覺的努力和重視，但成果卻並不如意的是有關工業題材的作品，創刊第一年內僅發了15篇，編輯部對此有過幾次“檢討”（第二卷第二期，第二卷第六期等）。

再次，不受重視或提倡，甚至被有意輕視或忽略的是兩類作品，一是以普通市民和一般所謂“小資”人物為中心的當代城市生活作品，即城市的日常生活（因其缺乏鮮明的現實政治內涵）基本上被排除在文學表現的視野之外了﹔二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作品也遭到有意的排斥。在茅盾的《發刊詞》中，雖也曾提及、包容了這兩類作品，但在刊物（和中國當代文學早期）的實際操作中，它們顯然還是遭到了歧視和壓抑，即便偶爾公開見之，很快也會被視作“異端”，極富政治危險。這並不是單純的《人民文學》的問題，而是屬於中國當代文學早期的普遍現象。

最後，《人民文學》創刊早期在內容上的一個突出特點表現在它的文學批評方面。作為文學刊物，《人民文學》主要刊發作品而非專事文學批評。這與刊物多次提到的需要加強文學批評的言論其實並不矛盾，兩者顯有主次之分﹔文學批評自然也是刊物內容的重要且必需的組成部分，同時，與《文藝報》的文藝（文學）批評有所不同的是，《人民文學》更傾向、側重或提倡正面的、肯定性的、鼓勵的文學批評，重視針對作品的具體分析和理論探討，而對於“極端”、“高壓”和“霸權”言論以及吹毛求疵的批評，《人民文學》顯然是不以為然，甚至有所抵制的。

最能表現《人民文學》的批評性格的是，在一些否定性、批判性的文學批評實例中，刊物的行為（表態）往往是“被動”的，有時，甚至還採取了迴避、沉默的姿態。例如，公開見諸《人民文學》的第一次重要文學批評事例是針對方紀的小說《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第一卷第五期），由於《人民日報》率先發表了對這篇小說的批評文章，《人民文學》不能不對此有所響應。第二卷第一期，它採取的處理方式是，“轉載”《人民日報》的批評文章，同時選擇“較為中肯”的一篇批評來稿“刪改”后同期發表。從這組批評文章的“編者按”中不難看出，《人民文學》編輯部當時收到的批評來稿其實還另有幾篇。

第二卷第一期還刊發了另一篇批評陳學昭《工作著是美麗的》的文章，文前也加有“編者按”。按語一方面對批評文章作了基本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這篇文章的缺點是對於陳學昭同志這樣一個具體作家還並沒有作歷史考察。”從中可以看出刊物“保護”作者的態度。最後則表示，本刊“願意發表”“真有比較切實的對讀者和作者有益的意見”，第二卷第三期又發了陳學昭的響應文章《關於〈工作著是美麗的〉》。“沒有比較有計劃地組織理論批評”，這是《人民文學》創刊早期（第一卷）自我“檢討”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改進我們的工作》，第二卷第二期）。

如今來看，與其說這是刊物的弱點，不如說恰是刊物有意採取的策略和方針。但對於文學批評，《人民文學》顯然有著自己竭力堅持的主張和原則，從第二卷開始，《人民文學》增加了批評文章的數量，但同時也公開發表了刊物對於批評的批評，指出“看問題過分簡單片面或者專門吹毛求疵的批評也是不應該提倡的。這對於創作，對於批評風氣，都會起一種不好的影響”。對此，刊物還舉實例予以了批評，並直言宣告：“像這樣的批評，本刊不打算髮表的。”

除了批評性的文章，刊物還強調的是，“對於較好的作品的推薦和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另一個方面”（第二卷第三期《編后》）。觀點之鮮明，頗可見出《人民文學》創刊時代在文學批評方面的性格特色。

《人民文學》創刊早期的文學批評文章，數量相對有限，而且主要著眼於本刊物所發作品。（如對第一卷第三期所刊秦兆陽小說《改造》的批評，詳見第二卷第二期。）但最費人思量的是，當時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第一卷第三期）的全國性批判風波，居然在《人民文學》上了無聲響，全無反映。這種“沉默”足稱特例了吧。然而，到1952年初的“文藝整風”時，《人民文學》終於不得不為此作出“深刻”檢查，並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參見1952年2月號所刊《文藝整風學習和我們的編輯工作》）。

作為全國文協（作協）的機關刊物，《人民文學》的創辦顯然含有引導、組織、管理全國文學創作（作家）的功能。這種功能顯然也是為文藝和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建立而服務的。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作《人民文學》之創辦的最深刻動機。在實現動機和發揮功能方面，《人民文學》是採取過具體而有效的措施的，第一卷第三期發表了一則“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編輯部啟事”，內容是向全國作家徵詢1950年的“創作計劃”，具體問題有七項：什麼作品？主題？形式？字數？完成時間？何處發表和出版？有何困難？最後註明：“以上各項請你詳細告訴我們。”

從第一卷第六期起，《人民文學》分期刊登了“一九五零年文學工作者創作計劃調查”結果，方紀、田間、呂劍、何其芳、周立波、洪深、秦兆陽、袁水拍、孫犁、馬烽、康濯、張庚、賀敬之、楊朔、碧野、趙尋、劉白羽、蕭殷、蕭也牧、關露、卞之琳、老舍、徐遲、（馮）雪峰、勒以、巴金、柯靈、魏金枝、唐弢、徐調孚等大批作家榜上有名。第四卷第一期又發布了“一九五一年文學工作者創作、研究、翻譯計劃調查摘錄”。

不難想見，通過這種方式，全國範圍的文學創作概況及趨向，基本上或主要的都可以獲得掌控了。其它途徑則由自發來稿（大多是業餘作者）和約稿、組稿等方式來實現。總之，《人民文學》以其權威性和代表性高度充分地掌握著文學界的具體主導權。（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等，連續發布了“一九五零年文學工作者創作計劃完成情況調查”，羅列出了丁玲、老舍、方紀、白刃等作家的創作實際完成情況。）

最後，再擇要介紹一些《人民文學》創刊時代的重要細節。《人民文學》的“編輯 者”名義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人民文學編輯委員會”，地點在北京東總布衚衕22號。主編茅盾，副主編艾青。（1952年3、4月號合刊起，副主編改為丁玲。）編輯成員有嚴辰（廠民）、秦兆陽、古立高、呂劍、王燎熒、韋荌共6人，還有一位通信員。其中嚴辰任執行編輯（即編輯部主任）。

編委大多挂名而已，創刊最初的兩年多時間裡，從未開過一次正式的編委會議，較常理事的是何其芳（終審理論稿）和趙樹理。1952年3、4月號合刊起正式列出編委名單，共有四位：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趙樹理。50年代初，新進編輯有郝芬、趙宗珏、唐祈、李古北、何路等，陳涌（楊思什）繼嚴辰之後任編輯部主任。

這裡特別需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學》早期所發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組”（也可說是“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藝整風學習運動期間。艾青被公開點名嚴厲批評，刊物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也被逐一“清算”（詳見1952年2月號《文藝整風學習和我們的編輯工作》等），以致影響到了刊物的正常出刊時間（3月份未能出刊）。

創刊至第三卷第二期，出版、發行均由新華書店承擔﹔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為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又改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者依舊。早期版本分甲種紙本和乙種紙本，兩種分別出版（時間略有先後）。版權頁上註明“本刊文字均保留著作權”。刊物標明為月刊，首期出版是1949年10月25日，但第二期則為當年的12月1日﹔此後正常，均在每月1日出刊。

刊物嚴格遵守、實行稿費制度，對不明地址作者的稿酬，多次在刊物上公示，催其聯絡以便寄款。甚至連轉薦他處發表的稿件及稿酬，也會在刊物上公示告知作者。此外，編輯部公開承諾的審稿時限是“盡量做到一星期內就給回信”（第一卷第六期《編后》）。這在後來根本無法想象，可見當時編輯工作之努力。

多年來，諸多作家與文學新人，以不竭的創造力、膽識與智慧，撐起了這座文學殿堂，推動並引導了文學新的潮流，以蓽路藍縷的勇氣和堅毅的探尋，為中國當代文學開拓出新的疆域與廣闊的精神空間。數以萬計的名篇佳什，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璀璨的風景。

據統計，僅復刊以來，在歷屆全國性文學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表的作品有99篇獲獎。其中，73篇小說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中篇小說獎；25篇報告文學獲全國報告文學獎。在剛剛頒發的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評獎中，《人民文學》有兩部中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一部報告文學獲獎，囊括了所有單篇獎項，並分別占各項全部獲獎作品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一以貫之地成為獨佔鰲頭、獲獎率最高的文學期刊。而魯迅文學獎大部分獲獎詩集，其中的一些代表作，亦原發於歷年的《人民文學》。《人民文學》所發表的作品，在各省、市及不同行業的重要評獎中，大都被評為一等獎。

《人民文學》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學地位，正如《人民文學》史研究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批評家吳俊先生所言：“在中國當代文學（共和國文學）的歷史上，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創刊迄今的《人民文學》無疑都堪稱最為重要、最為突出、也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學刊物”。

《人民文學》曾獲社科雙獎期刊、“致敬創刊70年”、2018年度“中國最美期刊”等榮譽。

1978年-1982年，在連續五次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占獲獎數量的第一位；在1977-1980年和1981-1982年兩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表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間》《船長》等都榜上有名。

1986年魯迅文學獎設立以後，《人民文學》首發的獲獎作品包括第一屆的阿成《趙一曼女士》、陳世旭《鎮長之死》、何申《年前年後》、李國文《涅槃》，第二屆的石舒清《清水裡的刀子》和鬼子《被雨淋濕的河》，第三屆的畢飛宇《玉米》、孫慧芬《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魏微《大老鄭的女人》、王光明和姜良綱《中國有座魯西監獄》，第四屆的田耳《一個人張燈結綵》、葛水平《喊山》、郭文斌《吉祥如意》，第五屆的王十月《國家訂單》，第六屆的滕肖瀾《美麗的日子》，第七屆的肖江虹《儺面》、弋舟《出警的日子》。

《人民文學》首發的長篇小說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有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畢飛宇的《推拿》、李佩甫的《生命冊》、徐懷中的《牽風記》、陳彥《主角》。

1、來稿要求論點明確、數據可靠、邏輯嚴密、文字精鍊，每篇論文必須包括題目、作者姓名、作者單位、單位所在地及郵政編碼、摘要和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和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一般為導師）簡介（包括姓名、性別、職稱、出生年月、所獲學位、主要從事的工作和研究方向），在文稿的首頁地腳處註明論文屬何項目、何基金（編號）資助，沒有的不註明。

2、論文摘要盡量寫成報道性文摘，包括目的、方法、結果、結論4方面內容（100字左右），應具有獨立性與自含性，關鍵詞選擇貼近文義的規範性單詞或組合詞（3～5個）。

3、文稿篇幅（含圖表）一般不超過5000字，一個版面2500字內。文中量和單位的使用請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單位最新標準。外文字元必須分清大、小寫，正、斜體，黑、白體，上下角標應區別明顯。

4、文中的圖、表應有自明性。圖片不超過2幅，圖像要清晰，層次要分明。

5、參考文獻的著錄格式採用順序編碼制，請按文中出現的先後順序編號。所引文獻必須是作者直接閱讀參考過的、最主要的、公開出版文獻。未公開發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請採用腳註方式標明，參考文獻不少於3條。

6、來稿勿一稿多投。收到稿件之後，5個工作日內審稿，電子郵件回復作者。重點稿件將送同行專家審閱。如果10日內沒有收到擬用稿通知（特別需要者可寄送紙質錄用通知），則請與本部聯繫確認。

7、來稿文責自負。所有作者應對稿件內容和署名無異議，稿件內容不得抄襲或重複發表。對來稿有權作技術性和文字性修改，雜誌一個版面2500字，二個版面5000字左右。作者需要安排版面數，出刊日期，是否加急等情況，請在郵件投稿時作特別說明。

8、請作者自留備份稿，本部不退稿。

9、論文一經發表，贈送當期樣刊1-2冊，需快遞的聯繫本部。

10、請在文稿後面註明稿件聯繫人的姓名、工作單位、詳細聯繫地址、電話（包括手機）、郵編等信息，以便聯繫有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