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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

魯迅的第一任妻子

朱安,魯迅的原配夫人,1878年6月生於浙江紹興。祖上曾做過知縣一類的官。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朱安,雖然識字不多,但是懂得禮儀,性格溫和,待人厚道。因為魯迅是長子,自從魯迅父親去世以後,魯迅的母親就開始為魯迅的婚事操心。老太太喜歡朱安聽話順從的品性,決定娶來給自己的大兒子魯迅做媳婦。1901年4月3日,魯迅母親在沒有徵得兒子同意的情況下,貿然去朱家“請庚”。結果在兩個年輕人根本都不認識的情況下,由雙方父母作主,定下了決定朱安一生命運,並給魯迅和朱安帶來終生痛苦的婚姻大事。

1947年過世,后葬於北京市西直門外保福寺村(即今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

人物關係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878年,紹興城一戶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個女孩,取名為“安”。朱安和舊中國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樣,從小被教養成一個切合傳統要求的典型:脾氣和順,會做針線,擅長烹飪,不識字,小腳。朱安四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大人讓她脫了鞋襪,把腳浸在一盆暖水中。過了一會兒,她的媽媽和兩個女佣人或親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別編製的長棉布條,把她的四隻腳趾向腳底屈折,用濕布條一層一層地裹起來,接著又把她的腳跟拚命往前拉,這樣就裹成了“三寸金蓮”的雛形。朱安痛得尖叫起來,但隨著她的哭聲是母親的訓誨: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纏足。她只要看看媽媽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這是事實,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這樣的女性本來是不會引起公眾注意的,但中年以後的朱安卻曾是記者爭相採訪的對象,她1947年去世時報上也有報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很簡單:舊式女性在死後留名,十居其九是因為與她們有關聯的男人,而在朱安來說,這個男人是她的丈夫——魯迅。

遲遲訂婚

1899年,通過親戚的斡旋,朱安議婚的對象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這位周老爺當過京官,後來因為科場賄賂而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他的長孫十八歲,在南京一間新派學堂念書。紹興傳統以妻子比丈夫大兩三歲為佳,所以兩人算是相當匹配,唯一的缺憾是,周家經濟頗為拮据。但是畢竟他們在紹興還算是體面人家,對“老姑娘”朱安來說,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901年似乎是他們成親的好時間,因為紹興慣例婚禮多半在冬季舉行,而朱安的未婚夫魯迅又將在同年年底畢業,算得上雙喜臨門。不料就在這個時候,魯迅拿到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兒成家的希望又落空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當然也願意未來女婿出洋留學,因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對她也是一份光榮。
魯迅在1902年3月離開中國,除了兩次短暫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魯迅通過他母親,向朱家提出一項要求,更教他們增添了憂慮:周樹人要朱安放腳,然後進學堂讀書。對思想保守的朱家來說,這實在嚇了他們一跳。但這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層陰影。雖然周老太太對未來媳婦很滿意,但誰也不能預料留學在外的激進青年會採取什麼行動。
1903年魯迅回家探親,身穿西服,辮子已剪了,這似乎都不是好徵兆。不過他始終沒有提出要退婚,雖然周家也沒有安排把朱安迎娶過門。

倉促完婚

1906年7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農曆丙午六月初六)魯迅在日本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
婚禮完全是按舊的繁瑣儀式進行的。魯迅裝了一條假辮子,從頭到腳一身新禮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魯迅是新派人物,估計要發生一場爭鬥,或者還會釀成一種出人意料的奇觀,於是便排開陣勢,互相策應,七嘴八舌地勸誡他。然而讓他們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儀讓魯迅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就連魯迅的母親也覺得很異常。
轎子來了,從轎簾的下方先是伸出一隻中等大小的腳,這隻腳試探著踩向地面,然而由於轎子高,一時沒有踩在地面上,繡花鞋掉了。這時,一隻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腳露了出來。原來,這位姑娘聽說她的新郎喜歡大腳,因此穿了雙大鞋,裡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討新郎的歡心,沒想到剛上場就敗露了。這似乎預示著她以後一生的不幸。
一陣忙亂之後,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終於從轎子里走了出來。她身材不高,人顯得瘦小,一套新裝穿在身上,顯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擁和司儀的叫喊聲中,頭蓋被揭去了。
魯迅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黃白,尖下頦,薄薄的嘴唇使嘴顯得略大,寬寬的前額顯得微禿。新人朱安是魯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魯迅的母親談得挺投機,親戚們都稱她為“安姑”,大魯迅3歲。
完婚的第二天,魯迅沒有按老規矩去祠堂,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第三天,他就從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

獨守空房

原來,25歲的魯迅其時正在日本東京開始他的文學活動,忽然家裡接二連三地催促他歸國,有時一天來兩封信,說是他母親病了。待魯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鄉,才知道這是一場騙局。原來他家裡聽到一種謠言,說魯迅跟日本女人結了婚,還領著孩子在東京散步,因此急著逼他回國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獨自做著各種各樣的猜測,眼淚不停地流著,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錯了什麼。作為一個舊時代的女人,沒有文化的女人,在這場婚姻中,她一開始就處於最被動的地位。從這一天起,她的命運就和周家聯繫到了一起,然而她名義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與她無關。魯迅僅僅跟她維持著一種形式上的夫妻關係。她在紹興陪伴婆婆孤寂地度過了13個年頭。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個漫長的歲月。

荒漠婚姻

1919年11月,紹興老屋由新台門六房聯合出賣給紹興大地主朱閬仙,母親、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時周作人一家也來到北京,於是魯迅買了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11號這一處院子,全家搬了進去,建立了一個大家庭。這所宅院是那種老式的三進院,外院是魯迅自己住以及門房和堆放書籍雜物的倉房,中院是母親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兩家分住。

隨夫搬家

1923年夏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這種情況下,魯迅決定搬家。魯迅徵求朱安的意見:是想回娘家還是跟著搬家?朱安堅定地表示,願意跟著魯迅。
幾個月後魯迅買了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21號的住宅,搬了進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灣同大兒子同住。
家庭經濟開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務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魯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樣的對話,此外,他們就很少有能夠一起敘談的可能了。她愛丈夫,忠誠於丈夫,一切寄託於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業。他們甚至將一隻箱子和箱蓋分兩處擺放,一處放洗好的衣服,一處放要洗的臟衣服,為的是將接觸減到最少。
雖然她的內心十分痛苦,但她對魯迅,對許廣平毫無怨恨之意,她對別人提起大先生,總是反覆說,大先生對她不錯。
魯迅每次買回點心來,總是先送到母親那裡,請她老人家挑選,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選,然後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獨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大先生領著一個孩子來了,她說夢時有些生氣,但周老太太對朱安的生氣不以為意。因為周老太太對自己的大兒子和許廣平的事還是很高興的,並且早就盼望有一個小孩在跟前“走來走去”。朱安不無悲涼地說,大先生一天連句話都不和她說,她又怎麼會有自己的孩子呢?
後來聽說許廣平有了身孕,朱安絕望了,她認為即使大先生不喜歡她,她像蝸牛一樣慢慢地爬,總會爬上去。可是連這個機會也沒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給娘娘養老送終了。但她畢竟是個善良單純的女性,不久,她就釋然,對人說,大先生的兒子也是她的兒子,等她百年後,她的兒子自然會給她齋水,不會讓她做孤魂野鬼的。

丈夫去世

1936年魯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許廣平負擔,周作人也按月給一些錢。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絕了周作人的錢,因為她知道大先生與二先生合不來。由於社會動蕩,物價飛漲,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麵窩頭、菜湯和幾樣自製的腌菜,即使這樣,也常常難以保證。朱安生活困難的消息傳到社會上后,各界進步人士紛紛捐資,但朱安始終一分錢也沒有拿。她寧願受苦,也不肯輕易接受別人的饋贈。一次,有個報館的人願贈她一筆錢,條件是只要交給他魯迅的遺作。她當場表示“遜謝不收”。同時也拒絕提供魯迅先生的任何遺作。

禮對姐妹

不久,又有個藝術團體的理事長要送她一筆錢,她“亦婉謝”。她說自己的生活“雖感竭蹶,為顧念汝父名譽”,“故寧自苦,不願苟取”。這反映出,她是個有原則的人,是一個有骨氣的女人。正是由於朱安的悉心照料,魯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遺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將許廣平看做姐妹,視周海嬰如己出。周海嬰在書中不無深情地回憶道,魯迅先生逝世的當月,朱安就託人轉告他們母子,歡迎他們搬去北平與其同住。她說:“許妹及海嬰為堂上所鍾愛,倘肯朝夕隨侍,可上慰慈懷,亦即下安逝者。”她“當掃住相迓,決不能使稍有委曲(屈)”,還願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她不但將他們母子兩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還說“倘許妹尚有躊躇,盡請提示條件”,她“無不接受”。她的為人坦蕩和對許廣平母子二人的體貼,周海嬰多年之後提起仍感懷不已。

慈對子女

對於周海嬰,朱安表現出慈母般的關愛。
當海嬰十五六歲時,她開始直接給他寫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親有沒有最近的相片,給我寄一張來,我是很想你們的。”直至病危臨終前,她還念念不忘他們母子倆。從心裡她是把海嬰當做了自己的香火繼承人。她愛她的大先生,她忠於她的大先生,她將大先生的親人當做了自己的親人!

孤獨終老

臨終前
她淚流滿面地說,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許廣平和海嬰。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
朱安的墓地設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年的漫漫歲月。

後世紀念


人物傳記

題記
朱安
朱安
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尋味。她凄風苦雨的一生給世人留下許多回味。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鉤沉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等,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並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陌路婚姻
按照周作人的說法:“魯迅是在那一年裡預備回家,就此完姻的。”不過他也聲明自己當時在外讀書,對重修房屋與魯迅結婚的事情並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憶里也說:“……後來把這情況又告訴魯迅,結果魯迅回信很乾脆,一口答應了,說幾時結婚幾時到,於是定局結婚。定了日子,魯迅果然從日本回國,母親很詫異,又是高興又是懷疑,就叫我和鳴山兩人當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聽話。”事情的進程當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說得那麼簡單,但他的說法和通常我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和好友,與魯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的會上他也說到這事:“魯迅先生最初是學醫的。他受的是很嚴格的科學訓練,因而他不相信許多精神生活。他常對人說:‘我不知什麼叫愛。’但是家中屢次要他回國去結婚,他不願放棄學業不肯回去。後來家中打電報來了,說母病危,先生回國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傢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魯迅先生一生對事奮鬥勇猛,待人則非常厚道。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國,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悔婚是很嚴重的事。魯老太太把魯迅騙回國,實為無奈之舉。其實,這一天是遲早的事,逃避終究不是辦法,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這命運。
魯迅和朱安婚後感情不和,形同陌路,這在新婚之夜就已經定局。
朱安是魯迅的原配夫人,她是一個身材矮小、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那時的魯迅在日本潛心學醫,“他是不懂愛的”。因為在日本接到一通發自家裡的電報,稱母親病危,魯迅便決定歸國。到家才知道是母親為他選了媳婦,一切都安排提妥當就等他回來成親了。魯迅既然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那麼就只能犧牲掉個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了。
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的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
當晚,魯迅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進了洞房。周冠五當時20歲,他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結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一座陳舊的樓梯上,一級一級都鋪著袋皮。樓上是二間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開,新房就設在靠東首的一間,房內放置著一張紅漆的木床和新媳婦的嫁妝。當時,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王鶴照從13歲起就在周家當傭工,前後近30年。1906年魯迅結婚時,他已經18歲。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位周家大少爺。
魯迅新婚第二天,表現得很決絕。這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麼?像王鶴照這樣一個傭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細節:魯迅新婚後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臉,讓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頭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鶴照的回憶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細節,只是缺少旁證。有人指出,當時是大夏天,在紹興根本用不著蓋被子。對新婚夜的情景,周光義也曾有追述,似乎沒有這麼戲劇性。據他說,當時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擔心著新夫婦的動靜,一到夜深,她親自到新房隔壁去聽。發現他倆很少談話,兒子總愛看書,遲遲才睡。二三天以後,魯迅住到母親的房間里了,晚上先看書,然後睡在母親的床邊的一張床里。
王鶴照說因為魯迅第二天早晨不高興,“當時照老例新婚夫婦是要去老台門拜祠堂的,但魯迅先生沒有去”。魯迅即便沒有拜老台門,依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還是有許多繁瑣的儀式:
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曉,新娘盥洗完畢,吹手站在門外唱吉詞,老嫚把一對木製的紅衣綠褲的小人兒端進來,擺放在新娘床上,說:“官官來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討賞封。
一起吃飯,自然也只是一個儀式而已。之後要“上廟”,新夫婦坐著轎,老嫂、吹手跟在轎后,先到當坊“土谷祠”參拜,照例還要再到宗祠去參拜祖先。
當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廳里供兩桌十碗頭的羹飯,家中男女老少拜完后,新郎新娘並肩而拜。然後“行相見禮”,依次按輩分拜族中長輩,與平輩彼此行禮,最後接受小輩的拜禮。
新婚夫婦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門”,亦叫“轉郎”,新夫婦往女家回門,在老嫂、吹手的簇擁下,坐轎來到女家,至大廳拜女家祖先,參拜岳父岳母等等。之後,還要請新郎進入內房,坐在岳母身旁聽她致照例的“八句頭”,八句頭說完后新夫婦才辭別上轎。
魯迅“回門”一事,朱家房客陳文煥曾回憶道:“我10歲光景,聽一個名叫劉和尚的泥水作講起,說:‘朱家姑爺來回門,沒有辮子的,大家很好奇,我也趕去看熱鬧。’”劉和尚講的“朱家姑爺”就是魯迅,在當時剪掉辮子簡直是特大號新聞,因此引來不少圍觀者看熱鬧。
雖然魯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這一系列麻煩的儀式,可是新婚燕爾他卻做得很決絕,搬出新房,睡到了母親的房中。我們不知道新婚之夜究竟發生了什麼,魯迅為什麼會這麼失望。對此,周建人的解釋是因為朱安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內侄女,媒人又是謙嬸,她們婆媳倆和我母親都是極要好的,總認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總是靠得住的,既然答應這樣一個極起碼的要求,也一定會去做的,而且也不難做到的,誰知會全盤落空呢?”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憶,朱安拒絕讀書、放足,這都事先告知過遠在日本的魯迅,他不可能對此沒有任何思想準備。
周作人則說“新人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從照片來看,朱安的身材確實偏於矮小,但魯迅不喜歡她,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婚事是母親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結婚後他很少向外人訴說自己的婚姻生活,僅對好友許壽裳說過這麼一句沉痛的話:
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的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許多人引用,以證明他對朱安確實毫無感情,只有供養的義務。
因為“母親”(其實是母親所代表的社會和家族)的要求,魯迅被迫成為“禮物”的接受者。據孫伏園說,魯迅雖然當新郎,穿靴,穿袍,戴紅纓帽子,一切都照辦。但那時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結婚前一切我聽你做主,結婚後一切我自己做主,那時你們可得聽我的。”很明顯,魯迅將朱安僅僅視為一件禮物,作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禮物,那麼就隨便他怎麼安置這件禮物了。從這一點說,他還是個主動者。
可惜的是,作為“禮物”的朱安本人是無法意識到這一點的。婚後第四天,魯迅就攜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離開了母親強加給他的女人。沒有人提到,朱安在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麼熬過來的。不知她是一動不動呆坐在新房裡呢?還是一邊垂淚,一邊聽那些過來人現身說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頭?也許,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隻蝸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總能等到周家少爺回心轉意的那一天。

人物評價


社會評價

讀《朱安:魯迅身後被遺忘的女人》由於孤陋寡聞,平生好像只知道許廣平女士,卻不知在魯迅身後還有一個叫朱安的女人。朱安雖然是魯迅的妻子,但卻有名無實,她為魯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也沒給朱安留下有個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個典型封建婚姻包辦的犧牲品。朱安臨終前,淚流滿面地說:“希望死後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許廣平和海嬰。她面對自己的情敵和情敵的孩子毫無怨恨之意。
相關出版物:《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修訂增補版)
上海魯迅研究院喬麗華女士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鉤沉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運用報刊資料、回憶錄、文物、生活等資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探討了她對魯迅的影響,更難得的是,讓我們依稀聽見了這樣一位女性的無聲之聲。
朱安[魯迅的第一任妻子]
朱安[魯迅的第一任妻子]

人物事件


自母親去世后,當時已經附逆的周作人擔負著長嫂的部分費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隨著物價的上升而漲到150元、200元。對於收周作人的這筆錢,朱安內心並不情願,而且這筆錢也很難維持起碼的生活,她的生活貧困至極。因此,她聽從了周作人的建議,決定出售魯迅的藏書。周作人令北京圖書館開列了藏書目錄,準備委託來薰閣出售。
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國報》刊登了這一信息,許廣平聞悉,憂心如焚,立即給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寫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萬不要賣書,好好保存他的東西,給大家留個紀念,也是我們對魯迅先生死後應盡的責任。請你收到此信,快快迴音,詳細告訴我你的意見和生活最低限度所需,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顧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
同時,許廣平委託律師在1944年9月10日的《申報》上發表申明:“按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死後舉國哀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保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共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聽聞朱安打算出售魯迅藏書的消息,住在上海的魯迅生前好友內山完造也感到自己有責任阻止此事,他給在北京的朱安寫了信,但可能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能從朱安請人代筆的回信里體會到內山先生的一片苦心。信中說:“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歸山,我今年也已經六十六歲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飯飽,一點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這種下策呢!”從信中可體會這位毫無謀生能力的老婦人凄涼的晚景。
得知魯迅藏書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很焦急,不僅由許廣平、內山完造出面寫信阻止,該年10月,還推舉唐弢、劉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釋勸阻。這事的經過在唐弢的《〈帝城十日〉解》及《關於周作人》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1944年10月10日他們從上海出發,到北平后,將書信一一投送,一面請趙萬里把舊書出售的路子堵死,一面訪問了宋紫佩,10月15日由宋紫佩陪同一起去西三條見到了朱安:
那天宋紫佩陪著哲民和我到西三條二十一號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朱夫人和原來侍候魯老太太的女工正在用膳,見到我們,兩位老人都把手裡的碗放了下來,裡面是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里有幾塊醬蘿蔔。朱夫人身材矮小,狹長臉,裹著南方中年婦女常用的黑絲絨包頭,看上比較精幹。聽說我們來自上海,她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
宋紫佩說明來意,我將上海家屬和友好對藏書的意見補說幾句。她聽了一言不發。過一會,卻沖著宋紫佩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說著有點激動的樣子。
長期窘迫的生活,又加上對上海方面的誤會,在來客面前,朱安的情緒顯得很激動。在困頓的歲月里,哪怕是作為“魯迅的遺物”,她也被世人長久地遺忘了。萬千辛酸,使她發出了這悲愴的吶喊。其實,從她的內心來說,一定也不願意賣掉魯迅的藏書,她之所以同意這麼做,恐怕也存著這樣的心思——希望藉此提醒人們她這個“遺物”的存在。也正因為如此,當唐弢將日本憲兵逮捕許廣平等的經過告訴她,並將海嬰的情形說了一遍,她的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當她聽到海嬰病已痊癒,竟說: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麼不將海嬰帶到北平,讓她看看。於是氣氛一轉,藏書出售問題便也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