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琦

錢穆先生第三任妻子

胡美琦女士(1929年—2012年3月26日),江西南昌人。錢穆先生的第三任妻子,比錢穆小34歲。胡美琦女士積極推動兩岸四地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其著作甚豐,代表作《中國教育史》《樓廊閑話》《陽明教育思想》。

人物關係


人物生平


胡美琦女士於2012年3月26日在台北去世,享年83歲。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

其父胡家鳳曾在民國時期曾擔任過江西省主席。

情感生活

胡美琦
胡美琦
是著名國學大師、歷史學家錢穆的第三任妻子。錢穆一生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位夫人無錫鄒氏因為難產1928年便早逝了,第二任夫人名叫張一貫,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他跟隨錢穆告別了江南古城北上燕京,在北平他們夫妻共同生活了好幾年,等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后,錢穆獨自一人南下跟隨西南聯大流落到了大後方,而張一貫則拖兒帶女回到了蘇州生活。1949年,錢穆應王淑陶的邀請南下廣州華僑大學任教,后因國內戰爭形勢的變化,錢穆再也未能回到大陸與妻子團聚,而是流落到了香港,與唐君毅等共同創建了新亞書院,即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1951年冬,錢穆應朱家驊的邀請在淡江學院新建的禮堂開展演講,在演講的過程中禮堂頂的水泥塌落,砸中錢穆頭部,導致錢穆受傷昏迷。在養病期間,錢穆先住在友人徐復觀的家中,後來搬往台中,在那時他認識了台中師範學校圖書館工作的胡美琦,並得到了她的悉心照顧。在養病的這段過程中,年輕的胡美琦為錢穆的博學所傾倒,心中由崇拜轉向愛慕,不禁燃起了愛的火花。而錢穆的妻兒都留在大陸,一人獨居孤苦。最終兩人突破了世俗的偏見走到了一起,時年胡美琦27歲,錢穆已然61歲。對此錢穆曾作對聯一幅:勁草不為風偃去,枯桐欣有鳳來儀。以表達新婚以來妻子對自己無微不至的照顧。
為夫執筆
晚年的錢穆一直在素書樓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的弟子們上課。但是由於年邁歲高,晚年的錢穆常常是寫完一篇得意的文章便會有一場病。親戚朋友勸胡美琦限制錢穆的用功時間。胡美琦雖然心中很感激朋友們對自己丈夫的愛護,但從來沒有限制過錢穆的讀書寫作。
錢穆夫婦三十多年相濡以沫,患難與共,攜手致力於教育,靜心專註於學術研究。錢穆的應酬外交跟文稿征訂都依賴夫人胡美琦,尤其錢穆晚上雖然目盲力衰仍能佳作不斷,這主要得益於胡美琦的功勞。這可以從錢穆給幼女錢輝(錢穆跟張一貫的小女兒)的家書當中看出來。原文寫道:你們繼母姓胡名美琦,52歲,我們結婚已經25歲了,但未育有子女,她亦以教讀為生,和我在同一大學任教,亦有幾本書出版,最具學術性的是《中國教育史》。……我此數年,雙目失明,但還能寫稿,都由你繼母前謄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兩年亦不能寫此許多稿。“並囑咐愛女,”黃棣拿出瓜子,勿忘帶一小包給你後母一嘗。“
整理錢穆最後一篇文章
錢穆最後一篇文章是1990年他臨終前的三個月由自己口授,胡美琦整理出來的。表達了錢老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對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理論”大徹大悟“的一種快慰。
原文如下: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它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儘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了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於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俏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關天命,則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為二。離開天命,專論孔子個人的私生活,則孔子一生的意義與價值就減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雙方意義價值無窮。換言之,亦說說,人生離去了天命,便全無意義價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這樣講,別人不能。這一觀念,在中國乃由孔子以後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所闡揚。
讀《莊子齊物論》,便知天之所生謂之物。人生亦為萬物之一。人生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即在其能獨近於天命,能與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說"天人合一"。此義宏深,又豈是人生於天命相離遠者所能知。果使人生離於天命遠,亦同於萬物與萬物無大相異,亦無足貴矣。故就人生論之,人生最大相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它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於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後代人亦與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於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嚮往之宗主。所以可說乃是人類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歸往?這是今天我們人類最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此事涵意廣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暫不深論。
今僅舉”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