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琦

胡美琦女士於2012年3月26日在台北去世，享年83歲。

其父胡家鳳曾在民國時期曾擔任過江西省主席。

是著名國學大師、歷史學家錢穆的第三任妻子。錢穆一生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位夫人無錫鄒氏因為難產1928年便早逝了，第二任夫人名叫張一貫，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學校。他跟隨錢穆告別了江南古城北上燕京，在北平他們夫妻共同生活了好幾年，等抗戰爆發，北平淪陷后，錢穆獨自一人南下跟隨西南聯大流落到了大後方，而張一貫則拖兒帶女回到了蘇州生活。1949年，錢穆應王淑陶的邀請南下廣州華僑大學任教，后因國內戰爭形勢的變化，錢穆再也未能回到大陸與妻子團聚，而是流落到了香港，與唐君毅等共同創建了新亞書院，即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1951年冬，錢穆應朱家驊的邀請在淡江學院新建的禮堂開展演講，在演講的過程中禮堂頂的水泥塌落，砸中錢穆頭部，導致錢穆受傷昏迷。在養病期間，錢穆先住在友人徐復觀的家中，後來搬往台中，在那時他認識了台中師範學校圖書館工作的胡美琦，並得到了她的悉心照顧。在養病的這段過程中，年輕的胡美琦為錢穆的博學所傾倒，心中由崇拜轉向愛慕，不禁燃起了愛的火花。而錢穆的妻兒都留在大陸，一人獨居孤苦。最終兩人突破了世俗的偏見走到了一起，時年胡美琦27歲，錢穆已然61歲。對此錢穆曾作對聯一幅：勁草不為風偃去，枯桐欣有鳳來儀。以表達新婚以來妻子對自己無微不至的照顧。

為夫執筆

晚年的錢穆一直在素書樓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的弟子們上課。但是由於年邁歲高，晚年的錢穆常常是寫完一篇得意的文章便會有一場病。親戚朋友勸胡美琦限制錢穆的用功時間。胡美琦雖然心中很感激朋友們對自己丈夫的愛護，但從來沒有限制過錢穆的讀書寫作。

錢穆夫婦三十多年相濡以沫，患難與共，攜手致力於教育，靜心專註於學術研究。錢穆的應酬外交跟文稿征訂都依賴夫人胡美琦，尤其錢穆晚上雖然目盲力衰仍能佳作不斷，這主要得益於胡美琦的功勞。這可以從錢穆給幼女錢輝（錢穆跟張一貫的小女兒）的家書當中看出來。原文寫道：你們繼母姓胡名美琦，52歲，我們結婚已經25歲了，但未育有子女，她亦以教讀為生，和我在同一大學任教，亦有幾本書出版，最具學術性的是《中國教育史》。……我此數年，雙目失明，但還能寫稿，都由你繼母前謄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兩年亦不能寫此許多稿。“並囑咐愛女，”黃棣拿出瓜子，勿忘帶一小包給你後母一嘗。“

整理錢穆最後一篇文章

錢穆最後一篇文章是1990年他臨終前的三個月由自己口授，胡美琦整理出來的。表達了錢老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最終信念。對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理論”大徹大悟“的一種快慰。

原文如下：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它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儘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了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於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俏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關天命，則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為二。離開天命，專論孔子個人的私生活，則孔子一生的意義與價值就減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雙方意義價值無窮。換言之，亦說說，人生離去了天命，便全無意義價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這樣講，別人不能。這一觀念，在中國乃由孔子以後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所闡揚。

讀《莊子齊物論》，便知天之所生謂之物。人生亦為萬物之一。人生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即在其能獨近於天命，能與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說"天人合一"。此義宏深，又豈是人生於天命相離遠者所能知。果使人生離於天命遠，亦同於萬物與萬物無大相異，亦無足貴矣。故就人生論之，人生最大相標、最高宗旨，即在能發明天命。孔子為儒家所奉稱最知天命者，其它自顏淵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離於天命遠近為分別。這是中國古代論人生之最高宗旨，後代人亦與此不遠，這可說是我中華民族論學分別之大體所在。近百年來，世界人類文化所宗，可說全在歐洲。近五十年，歐洲文化近於衰落，此下不能再為世界人類文化嚮往之宗主。所以可說乃是人類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歸往？這是今天我們人類最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以過去世界文化之興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則不易再興，而中國文化則屢仆屢起，故能綿延數千年不斷，這可說，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此事涵意廣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暫不深論。

今僅舉”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