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

1884年2月27日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6-8-10號呂氏故居的東宅。

1889年隨同邑薛念辛受業，讀《通鑒輯覽》《水道提綱》《讀史方輿紀要》等。

1891年讀書頗早，自言此時與史學發生關係。是年，母親、姐姐講解《綱鑒正史約編》，父親令其讀《日知錄》《廿二史札記》《經世文編》等。

1892年選授江浦縣學教諭，合家同往，至1897年歸，居江浦4年。晚年曾撰《青年時代的回憶》，記早年江浦之生活。

1893年家境開始轉壞，不再延師教讀，改由其父親自教，其父親無暇，則由母親、姐姐幫助講解。母親始授《說文解字》。

1894年始讀新書報刊，所讀之書有徐繼畲《瀛環志略》、魏源《海國圖志》、鄒沅帆《五洲列國圖》、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蔡爾康譯《泰西新史攬要》、王韜《普法戰記》、黃公度《日本國志》等，由此略知世界歷史。

1896年在父母師友的指導下讀經史子集，了解中國歷史。始讀梁啟超所編《時務報》，凡是梁啟超的著作必讀。其時最信康梁之說，深受影響。

1897年已能作文。從父命以所作就正於石小泉、薛以庄諸先生；又從族兄點讀《通鑒輯覽》，約半年畢。

1899年赴江陰應小試，考入陽湖縣學。父親叮囑多讀書，不該兢兢於文字之末；是年始讀正史，及《資治通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通典》《通志》和《昭明文選》等，並寫有史札和史論數本；

1900年始記日記，取名為《測晷錄》，每歲一易名，冠有小序，沿為成例。然所記日記大都毀於抗戰年間。是年始學填詞作詩，自學古史典籍。

1901年自言“此時之所嚮往者，實為舊日所謂經濟之學（按：舊時經濟即“經世濟民”、“經世濟邦”之意）。於政務各門，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細”。是年著述《筆記·呂黻庭》（刊於《呂思勉編年事輯》）。

1902年早年起即重視國計民生，大至水利、賦稅、吏治，小至百姓衣食住行、物價變化，有所見聞，均一一載錄，所集之資料大都毀於抗戰年間。

1903年赴金陵應鄉試，在場中代人作文多篇。因從小就愛好下棋，出場后不即返寓所，而去夫子廟茶肆觀人弈棋，必至晚而歸。不僅棋藝精湛，對棋局、棋譜乃至弈史也深有研究，一生收集棋譜，自言“只缺三種”，后均散失。

執教生涯

1906年1月至次年12月在常州私立溪山兩級小學堂教書，講授國文、歷史。

1908年1月至6月，在蘇州東吳大學教書，“因氣味不相投，至暑假辭去”；

1909年10月至12月應屠孝寬（屠寄之子）之延聘，任常州府中中學堂教員，教歷史、地理。

1910年應屠寄館長之聘，在南通國文專修館任教，教授公文寫作；同年與陳雨農、王冠時、劉脊生、錢叔陵等第一次結詩社，作詩並互相點評。其時，先生作詩填詞的興緻極高，且常有佳作，晚年自選詩作，後由家人整理彙編成《誠之詩稿》，油印成冊，分贈各大圖書館及親友。

1911年與朝鮮志士金於霖交往。其時，先生頗留意民間歌謠的搜集與研究，輯錄不少常州、南通等地民謠、諺語，一一圈點、評析，寫成短文，刊於報端，以供同好者賞析。

民國元年（1912年，壬子）是年1月至1914年6月在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任教，教授應用文字、商業地理、商業經濟等，其時，能教授此類課程者“幾如鳳毛麟角”，乃參考日文課本講授之。

1915年春夏間，與詩友管達如、汪千頃、趙敬謀、丁捷臣等在上海再結詩社，名為“心社”，每半月一集，后又有庄通百、陳雨農、李滌雲、周啟賢、張芷亭等加人，“凡二十七集而輟”。是年七月至民國七年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

1919年8月至12月由吳研因介紹在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

1921年1月至1922年12月在國立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任教。

1923年2月至1925年7月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專修科任教，由校長王應岳（飲鶴）延聘，教授國文、歷史課程。

1925年8月至1926年7月由朱經農介紹在上海私立滬江大學任教，開設中國文字學、宋明理學等課程。

進入光華

1926年8月由童斐（伯章）介紹在上海私立光華大學國文系任教，光華大學後設歷史系，即擔任系主任兼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光華併入華東師範大學為止。

17歲時始識同邑丁桂徵（母親從妹之夫），“以文字請益”，遂從學《段注說文》，於小學之書，稍有瀏覽。

1927年至1928年及抗戰勝利后，三次呈《致光華大學行政會書》，表達其對抗戰的預見和決心及建議興辦學校應與社會改革相結合，史學家錢賓四“嘆為西京賈晁之論”。

1929年至1930年間曾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兼課，編寫《中國文化史》講義。

1930年自謂此時進入思想第三期，“年四十七，偶與在蘇州時之舊同學馬精武君會晤，馬君勸予讀馬列主義之書，余乃讀之稍多。於此主義，深為服膺”。

1932年四月往安慶省立安徽大學作短期講學；8月假期滿仍回光華任教。

1933年30年代前期在光華大學開設課程有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史學研究法、史學名著研究、文字學等。

1936年前後，光華學生數大增，學生就餐發生困難。向校方提議，再建公廚與飲食習慣的改革同步進行，為此撰成《吃飯的革命》一文，提倡注意飲食衛生，多吃寒食和雜糧，認為這類改革可使婦女獲得解放，也使生活更符合現代社會之狀況和節奏。

一片冰心

1937年日軍侵入上海，於8月回常州與家人商量今後行止，10月偕家眷返回上海，幾度搬遷，是為家之全部傢具。是年將歷年撰寫的部分札記整理成篇，名之曰《燕石札記》，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從小就學習寫讀史札記，50年如一日從未間斷，札記總數達100多萬字。論文、著作，都是在有計劃地閱讀和撰寫札記的基礎上，再加以綜合研究、融會貫通而成的。

范泉稱為“孤島上的鬥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租界淪陷，光華大學對外改稱誠正學社（原文學院）和格致理商學院（原理商學院），除仍在光華上課外，還在滬江大學、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兼課。中年以後，計劃獨自完成六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明清史）的撰寫，是年，此計劃的第一部著作《先秦史》由開明書店出版。自評《先秦史》：此書論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國民族起源及西遷，古代疆域，宦學制度，自謂甚佳。

1942年八月回常州故里，舊宅已被敵火炸毀，其時，詩作頗多憂國憂民之句；是年至民國三十二年，在城外游擊區湖塘橋青雲中學和坂上鎮大劉寺輔華中學兩處同時兼課，開設的課程有中國文化史、中國近百年史、國學概論、國文等。

1943年至1943年間在蘇州中學常州分校兼任國文課，講授《古文觀止》，文史專家黃永年曾從業問學，講課議論紛發，精彩迭出，多有真知灼見。

1945年10月光華大學復校，偕女兒翼仁至上海。

應復旦大學政治系主任耿淡如邀請，在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制度史，又應邀在誠明文學院兼課。

蠟炬成灰

1950年4月被選舉為校教育工會主席。

1951年9月光華大學召開最後校董事會議，為校董並任代校長，為學生畢業文憑簽字蓋印，處理學校結尾工作；10月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並遷入華師大一村教工宿舍。

1952年參加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

1953年最後一本斷代史《隋唐五代史》寫成完稿，但出版無望。計劃中的《宋遼金元史》《明清史》已做了史料上準備，但都未能最終完成，遂成學術史上永久之遺憾。

1956年被聘為江蘇省第一屆政協委員，因病甚請長假，未嘗赴南京出席會議。

1956年年初上海市高教局為照顧知識分子生活，將復興西路271號二樓的一套寓所配給一家居住，先生於農曆春節前遷入了新居。5月6日抱病回常州，“在家檢書至廿九日畢”，將重要札記、書稿託運至滬，計劃作進一步的整理。7月8日返回上海，即開始研究工作。

1957年《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10月4日編輯送來清樣囑校。自10月4日到8日，一直抱病校閱。

1920年由謝觀（利恆）介紹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謝氏為武進名醫，邀入館協助《中國醫學詞典》之編撰，舅家世業儒醫，從小耳濡目染，熟悉傳統醫書典籍，是年暑假寫成《中國醫籍源流考》一篇，實為一部以醫籍史為綱的中國醫學史。

1921年1月至1922年12月第一次發表學術論文《致廖仲愷、朱執信論學公開信》，參與學術討論。

1922年著述《整理舊籍之方法》（原刊《瀋陽高師周刊》第4041期，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中國古代哲學與道德的關係》（原刊《瀋陽高師周刊》第31、32期，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答程鷺於書》（原刊《瀋陽高師周刊》《呂思勉編年事輯》（有節錄），又刊於《呂思勉遺文集》上）；《勿吉考（日文漢譯）》（刊於《呂思勉編年事輯》，刊有譯者識語）；《駑牛雜談：（一）個性、（二）資本制度》《中國醫學的變遷》（以上諸篇均刊《瀋陽高師周刊》）。

1923年2月至1925年7月，是年，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話本國史》出版，該書在內容、體例、方法和寫法上均有創新，成為二三十年代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顧頡剛稱該書“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

1925年著述《更新初中本國史（四冊）》（商務印書館初版）；《新學制高中本國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初版，1932年11月印行國難后第一版）。

1925年至1926年間於講課之餘，將歷年之研究成果寫成4部專著：《中國文字變遷考》《字例略說》《章句論》和《說文解宇文考》。

抗戰勝利之年精神極為振奮，先後撰寫了《抗戰的總檢討和今後的方針》《戰後中國經濟的出路》《戰後中國之民食問題》《怎樣將平均地權和改良農事同時解決》等一系列文章，檢討歷史，籌劃未來，對戰後國家之重建充滿了期望。

民國三十六年《秦漢史》出版。

1948年《兩晉南北朝史》出版。

1952年學習結束時寫有《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結》。

1904年與虞菱（又名采蘭）女士結婚。

1955年身體逐漸衰弱，回常州故居養病。

1957年9日病逝於醫院，享年74歲。

史學觀點

進化史觀

呂思勉一生思想經過了三次較大的變化，少年時期最信康有為、梁啟超的學說；17歲時服膺法家中的術家之說；47歲時開始信仰馬列主義。所以，當梁啟超發起“史界革命”時，當時年僅十四五歲的呂思勉在思想上的震動是巨大的，他拋棄了舊的史學觀念，在思想上開始追隨梁啟超，在實踐中開始運用新的研究方法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以後呂思勉“在治史的規模上深受梁啟超“新史學”的影響。

進化史觀最先由嚴復通過翻譯《天演論》介紹到了國內，與此同時梁啟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後發表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系統地向國人論述了進化論歷史觀，發出了“史界革命”的號召，要求推翻舊史學，建立新史學，從而使中國史學的傳統受到了猛烈的衝擊，進化史觀一時成為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呂思勉熱情地接受了進化史觀，並以進化史觀作為指導思想撰寫了《白話本國史》，以此來聲援新文化運動。呂思勉研究歷史注重排比史料，分類札記，長於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堅持不懈地涉獵古文獻，又廣泛閱讀新出報刊和從西方引進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

《白話本國史》初版於1923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是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雖是一部學術性的專著，但預設的讀者對象卻是青年學生，史識豐富，筆調流暢，數年內不斷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國通史。該書除了敘述歷代的政治制度、經濟組織、宗教文化、社會情形之外，尤其關注與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東南洋、中西亞各國、各民族的歷史，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諸族”、“近代的後印度半島”、“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屬的喪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內容，都有專門的章節加以敘述。這些與現代中國休戚相關的問題，多為後來通史著作所缺失。書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識原點，許多涉及歷史、地理、語法、訓詁、辨偽等方面的知識，都是工具書里不易查到的。

在《白話本國史》里，呂思勉宣揚了進化史觀，將整個世界看成是一個不斷運動和變化的實體。他運用進化史觀對中國遠古的歷史進行探討，認為中國可考的歷史起於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漁獵時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時代，神農氏代表農耕時代，人類社會是由野蠻逐步走向文明的。這種用進化觀點詮釋傳說中的歷史的做法雖然有不確切之處，但運用進化論的觀點把上古時代作階段性的劃分，這在前代是沒有出現過的，讀來使人耳目一新，用呂思勉自己的話說就是“頗有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精神”。此外，呂思勉還依據進化觀點對婚姻、官制、賦稅、兵制等進行了論述。《白話本國史》全書就是以進化史觀作為指導思想敘述的中國歷史，證明了人類社會是在不斷的進化之中走向發展的，從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環之見和崇古卑今的觀念。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反映了“新史學”的發展方向。也正是基於此，《白話本國史》成為了中國史學界第一部有系統的新式通史。

創新體例

呂思勉在他撰寫的《白話本國史》中，擺脫了舊史以帝王將相為中心、關注政治和軍事的歷史撰述格局，著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歷史研究的目光轉向了常人常事，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呂思勉批評了舊史的“常事不書”，認為“常人、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決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所以，《白話本國史》收集了豐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統地論述了中國歷史上的婚姻家庭、風俗習慣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變。《白話本國史》除了敘述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以外，其中有關社會經濟、宗教、文化和漢族以外諸族歷史的內容也十分豐富，而且對一些重大的歷史現象都作出了分析。呂思勉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基本的政治組織——宗法制度是古代貴族社會的根底，通過它把“血族團體裡頭的人，無論親疏遠近都團結了起來，橫裡頭的範圍也廣，豎裡頭的時間也長久了”。對於中國歷史上幾乎每朝每代都發生的農民起義，他認為最根本原因就在於從秦漢統一以後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生產方法和生產的社會組織始終沒有變更，而中國人的生計就在於農業，所以當農民的土地被霸佔以後勢必就會發生農民起義，這些看法確實很有見地。更為可貴的是，呂思勉在《白話本國史》里敘述各少數民族的歷史時更加強調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事實，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分別敘述了每個王朝國家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稱這些少數民族為“漢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對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稱之為“朝”，“這為當時編寫中國通史開創了新體例”。從而使《白話本國史》明顯區別於其他舊史，從觀點到內容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學思潮在中國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白話通史

呂思勉是史學界公認的書籍讀得最多的學者，二十四史通讀數遍，為學界同人傳為美談。呂思勉國學基礎深厚，治史的意趣卻不保守，五四時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深深地影響了史學著作的語言風格，一些史家也開始嘗試運用白話文來撰寫史著，如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特別是當時的《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等刊物，專辟有“歷史或歷史故事”欄，以通俗的口語向人們介紹中外歷史知識。呂思勉積極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話文來撰寫通史，《白話本國史》成為最早使用白話文撰寫的新式中國通史。由於《白話本國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話文，去掉了晦澀難懂的文言詞語，順應了時代潮流，反映了時代特徵，從而受到了歡迎，成為青年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對於歷史知識的普及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融合社會學

呂思勉研究歷史，主張其第一個條件，就是對於各種科學，先得要有一個常識。治史學的人，往往以為社會科學是緊要的，自然科學則不甚重要，實亦不然。有許多道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相通的。如演變的觀念，若不知道生物學，就不能知道得真確。又如治歷史，要追溯到先史時代，則史家對於地質學，豈能茫無所知？這是舉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所以治史學的人，對於現代的科學，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則用力雖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無以異了，安足稱為現代的學問家？固然，各種社會科學，如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人生哲學等，和史學的關係更為密切。然只能謂治史學者，對於此等學科，更須有超出常識以外的知識，而不能說此外諸學科，可以並常識而不具。

五四運動后，中國出現了科學的新史學。新史學十分強調方法論，要求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歷史。呂思勉對這種新史學的發展趨勢有著他自己的理解，認為“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成為這個樣子。……前人的記載，只是一大堆材料。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對於其事，乃覺有意義，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而尤其是社會學。因為社會是整個的，所以分為各種社會科學，不過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從各方面觀察，並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個綜合的觀察。綜合的觀察就是社會學了。……歷史的可貴，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於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由於呂思勉的史學研究十分強調社會學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將歷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白話本國史》里，呂思勉比較全面地敘述了社會各方面的歷史；以後他又以歷史學的眼光撰寫了關於社會歷史的各種專著，足以證明社會學對他的歷史研究影響深遠。呂思勉的女兒呂翼仁就曾說過：“父親是在廣泛研究社會科學基礎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論，眼光就比較寬。眼界寬，看事情容易融會貫通，以橫的角度來說，就能著眼於事情的變化發展；從縱的角度來說，也有利於比較研究。父親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較大的貢獻，說不定和他治學方法有關。父親早年就認為歷史的基礎是社會科學，在研究歷史之前，對各種社會科學應當多少懂一點。”呂思勉正是因為擁有了廣泛的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才使他的著作眼界開闊，能緊緊地跟上時代的步伐。

教育理念

呂思勉在很多著作中都探討了歷史的定義和價值，他把歷史的功能和歷史教育的功能相聯繫，論述了歷史教育的目的。他對歷史教育目的是求知過去，以明白現在。他常常將歷史學的這個目的，分成相互聯繫、而又層層遞進的三個層次來加以說明。

其一、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呂思勉認為，所謂歷史指的是人類的歷史，人不能單獨生活，有人類就有社會，所以人類的進化就是社會的進化。而“歷史的可貴，並不在於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這就指出了歷史教育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了解社會進化的真相。呂思勉把歷史定義既為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同時強調古今歷史互為聯繫的因果由來。

其二、知今日情勢之所由成。學習歷史，了解社會進化的真相的目的是為什麼？呂思勉主張：學習歷史，不在於盡記以往的歷史。歷史本是用來說明現在的，不知過去，必不能知現在，“求知過去，則正其所以求知現在”。所以，除了教授歷史時代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外，最重要的是那些“使社會成為現在的社會"的歷史，尤其是那些對現在社會仍有直接影響的歷史，正是我們需要詳盡敘述和教授的。了解以往的史事，認識歷史中的因果關係，都是為了明白現在社會的由來，了解社會的現狀。這樣，他把學習歷史與現在的需要聯繫起來，不是為歷史而學習歷史，而是為了更好的認識現在，知道現在的所以然，把它視為現代歷史教育的一大目的。

其三、臆測將來。學習歷史，知道今日情勢之所由成的目的又是為什麼?“知今日情勢之所由成，則可以臆測將來，略定步趨之準則”。呂思勉將歷史教育的最終目的定在了臆測將來，即學習歷史以觀察未來，指導行動。就像呂思勉所說的，只有知道歷史，才知道應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所當盡的責任。

呂思勉對歷史教育實質的認識更傾向於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價值。他認為教育的首要任務是讓受教育者“於今日社會，粗能了解，處世做人不至茫無把握”，即學會“處世做人”。呂思勉在《呂著中國通史》中提及他之所以致力於撰寫中國通史，也是“希望讀了的人，對於中國歷史上重要文化現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預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為，可以有所啟示"。所以，學習歷史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知道應走的路、當盡的責任，都是面向生活的；其次才是知識層面的，若受教育者要從事學術研究，則可以有所依據，“使前人所得，有以裨益後人，而後人不必從頭做起"。呂思勉對教育主體性價值的強調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著名史學家嚴耕望：論方面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①中國通史的寫作，到迄今為止，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本來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通史，是最困難的事業，而中國史上須待考證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②編著中國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例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變相的《綱鑒輯覽》或《綱鑒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及呂思勉出，有鑒於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③《白話本國史》四冊，書中雖略有可議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為一部極好的著作。

劉學照《愛國、述變、求真的〈呂著中國近代史〉》：一位文史底蘊深厚、服膺顧炎武治學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觀影響的史學大師。

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委員譚其驤：以史學名家而兼通經、子、集三部。

華東師範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家范：先生於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議論，知道他實得益於對社會學、人類學等新知識的吸收，社會經濟、社會組織、社會生活都進入了他的中國通史，實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先驅。

錢穆（《回憶呂誠之老師》）：錢穆在常州府中學堂讀書時，呂先生教他們歷史地理課，如果在答題中能正確靈活地運用史料，分析透徹，論述嚴謹，並有創見，即使四題中僅答一題先生也會給予高分。一次考試，出四題，每題當各得二十五分為滿分。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耕華（《呂思勉治學的創造精神》）：先生真是一位樸實誠懇，一無機心；真心向學，不為外擾；立身以正，恬淡為樂的純粹學者。

呂思勉故居

呂思勉故居位於常州市十子街東側，始建為硬山式結構的清代建築，故居坐北朝南，共四進二十一間，第一進為門屋，第二進為大廳接翻軒，第三進為廳屋，第四進為二層小樓屋。每進中間設有天井、花台。建築保持青磚粉牆、飛檐瓦當、木格花窗的古樸風格。故居原佔地面積1000多平方米，為呂氏祖輩所建，建有東、西兩宅，抗日戰爭期間，西宅被日機炸毀，現只保留下東宅。呂家世代讀書仕宦，到呂思勉一代已曆數百年。1987年呂思勉故居被市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並投資進行修復，1998年修繕竣工。

呂思勉衣冠冢

呂思勉衣冠冢位於常州市棲鳳山國際人文陵園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