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經農

1904年赴日本留學，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活動，1912年轉入國民黨。

1905年冬自日本返滬，參與創辦中國公學。1910年受聘任教於湖南高等實業學堂，教授英文兼任農業學通譯。

1916年赴美，先入華盛頓大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獲碩士學位。

1921年回國后，任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

1923年任商務印書館編輯。

1925年“五卅慘案”后，聖約翰大學全體華籍師生在校下半旗誌哀、集會，美籍校長卜舫濟下令解散集會，驅散師生。500多名該校大學和附中學生及19名中國籍教師憤然離校，宣誓永遠和聖約翰脫離關係。張壽鏞校長在一些著名愛國人士支持下，遂創辦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以支持這些脫離聖約翰大學的愛國師生。朱經農此時成為張壽鏞校長創辦光華大學的得力助手，並任光華大學副校長、教務長，主持教務。以後，一直連任歷屆的光華大學校董會校董。

1930年春，蔡元培先生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時，他兼代常務次長。

1931年任齊魯大學校長。

1932年任湖南省教育廳長。

1943年任中央大學教育長（校長由蔣介石兼任）。

1944年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

1945年任光華大學校長，1946年兼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1948年11月任中國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首席代表，后留在美國。

1951年初，因中風客死異國他邦。終年64歲。

8歲喪父后，隨叔父移居湖南。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考入常德府中學堂。次年八日本弘文學院、成城學院學習。光緒三十一年加入同盟會。旋因反對日本政府的《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而回國，與留日同學創辦中國公學於上海，后遷來吳淞。朱經農為中國公學三幹事之一。辛亥革命后，應宋教仁和覃振的邀請，赴北京先後任《民主報》、《亞東新聞》報社編輯。“二次革命”中遭袁世凱通緝。民國5年（1916年）赴美國進華盛頓大學學習，民國7年獲碩士學位，民國9年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範研究院，參與文學革命活動。

民國10年，朱經農任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發表了有關教育的文章，享譽一時。民國12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主編中小學教科書，並與陶行知一起主編我國第一套平民千字課本，首先為本縣平民教育促進會所採用，在農村掃盲中取得良好效果。期間先後擔任光華大學教務長、上海市教育局長。民國17年後任國民政府大學院普教處長、教育部普教司長、教育部代理常務次長、專任常務次長。

民國21年至32年，任湖南省教育廳長達10年之久，在推行小學義務教育，增設中、小學、創辦大專院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使民國時期的湖南教育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民國32年起，歷任中央大學教育長、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光華大學校長等職。民國35年出席國民代表大會，民國37年11月任中國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首席代表，會後在美國從事譯著。朱經農於1951年病逝。主要譯著有《明日之學校》（杜威著）、《教育大辭書》、《現代教育思想》、《教育思想》、《愛山廬詩鈔》等。

1923年,與朱其慧、晏陽初、陶行知、黃炎培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與陶行知合編《平民千字課本》。

1923年12月，亞東圖書館集結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文章，出版《科學與人生觀》一書，文章作者除張君勱、丁文江外，還有胡適、陳獨秀、梁啟超、張東蓀、吳稚暉、范壽康、林宰平、孫伏園、朱經農、任叔永、唐鉞等，學者名流幾雲集於其間。論戰一直持續到1924年底。

一、特別注意建立一支強大的第一流的師資隊伍。從1925年到1937年抗戰開始前後，校中文、理、商三個學院，一時群賢畢至，名師雲集，異彩紛呈，蔚為壯觀。胡適、孟憲承、錢基博、吳梅、廖世承、呂思勉、徐志摩、潘光旦、羅隆基、章乃器、王造時、彭文應、張東蓀、李石岑、全增嘏、朱公瑾、蔣維喬、張歆海、錢鍾書、余上沅、謝霖、容啟兆、郭紹虞、金松岑、孫大雨……等各位在中國高等教育界及學術界各領域中的重量級人物，都出現在光華大學。

二、提倡和鼓勵學術自由。尊重學術自由，是一所有成就的大學的靈魂，光華大學從創辦時對此就高度重視。上面列舉的名師，各種學術思想傾向的都有。他們在課堂上，都充分展示自己學術觀點。1927年起，校方每周還邀請各方面的名家來校演講。據不完全記載，前後有：楊杏佛（楊銓）、魯迅、邵力子、曾孟朴、林語堂、黃炎培、江問漁、馬寅初、王雲五、陳佈雷、陳立夫、徐悲鴻、陶行知、陳誠、茅盾、陳鶴琴、孫寒水、何炳松、張靜江、林重遠、王正廷、郭泰祺、翁照垣……等，這些人中，有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法學家、作家、藝術家，教育家、史學家、出版家……等等。思想傾向也各異。從而活躍了學術空氣，促進了光華大學的思想開放和學術繁榮。

三、注重發揮人才的作用。這是看到老作家施蟄存的一篇散文《知已之感》后想到的。

文章先引《新文學史科》載葉聖陶日記《在上海的三年》中的話。“朱經農來，言擬好好辦光華大學，邀余與予同（周予同）任教，並托余拉施蟄存為國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學教師，拉施君則可以效力，因致書蟄存。”又一天的日記：“施蟄存來，渠已允就暨南教職……光華方面只得辭卻。”

施蟄存看了這兩段日記，大為感慨。因為他與朱只是十六年前，朱擔任中國公學副校長，施在中國公學兼課時見過面，不料朱就注意了他，後來有人又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看到朱給胡適的一封信里，彙報中國公學的情況，提到鄭振鐸、孫俍工、李石岑、施蟄存四位“教書”尚可，因之十六年後，還能想起他，擬邀他去光華充實系級的領導力量。有人把《書信選》中的話告訴了施先生。施深受感動，因而生“知己之感”。

由此可見，朱經農注重人才，且不任用私人，不結黨營私，完全以辦好大學出發來想事作事，這就更難能可貴了。

1905年廢科舉意味著在制度層面傳統教育壽終正寢；五四運動則在精神、價值層面引進了新的思想文化資源，並在此後的教育實踐中極大地更新了學校教育的面貌。一大批從西方回國的知識分子身體力行地投身於新教育的建設。當時正是世界範圍內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方興未艾之時，杜威的學說對中國的新教育產生較大影響。當時活躍的教育家如陶行知、陳鶴琴等均出於哥倫比亞大學杜威門下。杜威及其弟子幾度來中國訪問、演講，胡適、蔣夢麟、朱經農、郭秉文等都曾在進步主義思想中心的哥大學習。

朱經農是一位知識淵博、學貫中西的學者，雖在政界漂浮一些時間，卻不是縱橫捭闔的政客。他是一位正直無私、忠誠勇敢的愛國主義者，又是一位真誠勤勞、立己立人的教育家。

《明日之學校》（杜威著）《教育大辭書》《現代教育思想》《教育思想》《愛山廬詩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