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方輿紀要

《讀史方輿紀要》綜記“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具有濃厚的歷史軍事地理學特色，其核心在於闡明地理形勢在軍事上的戰略價值。它首先指出，戰守攻取應以分析地理形勢為基礎，無論“起事”之地，或“立本”之地，都須“審天下之大勢”而後定，否則，不免於敗亡。如“立本”之要在於擇都，拱衛首都乃是軍事建設的重心。以明代北京為例，主張多層設防：近畿三輔；內三關；薊州（今天津薊縣）、宣府（今河北宣化）、保定三點相互為援；九邊（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與三衛（今河北東北部、長城外及遼寧西部一帶），以及三齊(今山東淄博、平度、泰安一帶)、秦晉之地，皆需駐兵，構成多層藩籬。

該書有關歷代州域形勢部分，綜述明以前各代州郡位置、形勢，及其與用兵進退之策和成敗的關係。各省方輿部分，按明末清初的政區分述十五省的府、州、縣形勢與沿革、區劃，以及各處歷代所發生的重要戰爭。這兩部分形成歷代地理形勢、沿革、區劃與戰史渾然一體的獨特風格，構成全書的主體。輿圖要覽部分，實為明代最完備的兵要圖籍，由概況說明、圖、表組成。概況說明，總論天下大勢，分論各省形勢、山川險易、物產戶口、邊腹要地設防、兵員糧餉等情況；地圖，除一省一圖外，另有總圖、京師圖、九邊圖說、河海漕運圖等；表，列有府州縣、山川險要，衛、所、關城的沿革、方位、區劃、財賦、丁差、民情。書中在論及地理形勢的戰略價值時，注意到“設險以得人為本”，不能只憑地利決定勝敗。要求明白“險易無常處”之理，靈活運用地利。

該書為兵家所重，被譽為“千古絕作”、“古今之龜鑒、治平之藥石”，是研究中國軍事史、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

顧祖禹：字瑞五，號景范，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今江蘇無錫人），生於明崇禎四年(1631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於久居無錫城東宛溪，被學者稱為宛溪先生。他自幼聰穎過人，好學不倦，背誦經史如流水，且博覽群書，尤好地理之學。

崇禎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關，顧祖禹隨父避居常熟虞山，長期躬耕授業，過著“子號於前，婦嘆於室”的清貧生活。雖如此，亦恥於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選擇了以著書立說為手段，以圖匡複亡明的道路。秉承父親遺命，立志著述《讀史方輿紀要》，“蓋將以為民族光復之用”。

自1659年始，他邊教私塾，邊開始《讀史方輿紀要》的著述。

1674年，三藩起兵，顧祖禹隻身入閩，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達到反清復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繼續撰寫《讀史方輿紀要》。康熙年間，雖曾應徐乾學再三之聘，參與《大清一統志》的編修，但堅持民族氣節，不受清廷一官一職，書成后甚至拒絕署名。在此期間，顧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傳是樓藏書，為《讀史方輿紀要》的修撰，積累了大量資料。

經過30餘年的筆耕奮鬥，約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顧祖禹60歲左右時，終於完成了這部舉世聞名的歷史地理巨著。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別攻寺，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面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溯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遊，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聵聵焉。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余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群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土婁）之邱、泛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是故九折之坂、羊腸之徑，不在邛崍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豁、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祟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並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並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為無定之准。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為最高。彼豈嘗求之于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

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為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為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狹，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陽平；武侯之明，尚遲回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夫雲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

“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為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畊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

“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

曰：“非也。孫子之言，國以地利者行軍之木，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采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有客人對我說：“您所寫的《讀史方輿紀要》這部書，彙集了歷代已成定論的論述，考究了諸家發而未盡的言論。您年復一年、月復一月，孜孜不倦地寫。每到坐船乘車經過的地方，也總是觀覽那裡的城邑，考察那裡的山川，鄉里、道路，查問那裡的關卡渡口，以至於那裡往來販賣的商人，戍守邊防的軍士，有時也同他們從容不迫地交談討論，考查審核諸家之說的異同之處。您對這部書，可以說是下了苦功夫，考慮得很深入！後代有立志起事的人，想要考察尋求險要之地，判別適於攻守之處，從遠處說要周密地了解天下各地的事情，從近處說想詳盡地了解都城之間的情況，不是您這本書，將到哪裡去了解呢？”

我說：“不，不，不是這樣的！古人說過：‘量某些東西尺還嫌短，量某些東西寸還有餘。’很高明的木工或許不擅長雕鏤的技藝。我不曾探尋過長江黃河的水源，登攀過天下所有的名山，往南未走遍五嶺、南海一帶，往北未到過燕冀故地。間或有親自遊歷過的地方，但有時受到往返行程的限制，有時被困在旅途之中，不能夠心情曠達、悠閑自得，廣泛地觀覽詢問。間或也曾在地圖上查考某地的地形，在典籍中尋找前人的論述，也不過是舉出一點而遺漏了大部分罷了。有時候，心裡似乎明白，但親身到了那個地方，倒象是又糊塗了。古人說過‘見到的事有不同的說法，聽到的事有不同的說法，通過別人轉述而得知的事又有不同的說法’，這種情況多得數不完。我的書，難道就能夠作為依據嗎？況且孫子說過：‘不熟悉山林險關沼澤等地形情況的，不能行軍。不利用嚮導的，就不能找到有利的地勢。’談論兵法談得高妙，沒有誰比得上孫子。談論地利談得高妙，也沒有誰比得上孫子。假如只相信我的書而不從嚮導那裡得到當地的真實情況，這種做法就好象是捂上耳朵卻想聽到聲音，閉上眼睛卻想看見東西，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啦！

“再說，地理的優勢又有什麼經久不變的呢？函谷關、劍閣，是天下的險要之地。當初秦國利用函谷關的險勢打退東方六國的進攻還綽綽有餘，可是等到秦的末世，抵禦四方群盜還嫌它不夠險要。諸葛武侯出兵劍閣，威震秦隴，謀取三輔之地；而劉禪雖然據有劍閣之險卻連成都也保不住。所以，縱然是鐵打的城牆、滾燙的護城河，要是沒有適當的人來把守它，連低矮的小山、地面的淺水都比不上。有了適當的人，縱使是枯木朽株，都可以用來給敵人造成困難。因此，彎彎曲曲的坡道、狹窄曲折的羊腸山路，不一定就在邛崍道中、太行山上；日光照不到的深谷，千丈深的山溝，不一定就在岷江峽谷、洞庭湖濱。才夠得著肩的矮牆，有時連百丈高的城牆也不能超過它的作用。只能浸濕戰車車輪的小水溝，有時連深廣險惡的江河也不一定比得上它的作用。只知道在高山深谷、名城都市之間尋求地利，而不懂得地利就在熟悉地形並善於利用地形之中，這樣的人，哪裡值得與他談論什麼地利呢？孫子說得真好啊，他說：‘我不想打的時候，即使是在地上畫出一道界線來防守，敵人也無法與我交戰。我想打的時候，敵人即使築高營壘，挖深濠溝來防守，也不得不同我交戰。’既然如此，那麼變化無窮的就是地利了。地利的精深微妙，地圖不能一一記載，典籍的論述不能詳盡完備，只是在神妙莫測的心中千變萬化。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況吧？聽以說，方圓奇偶之數，千秋萬代不會改變，但伏羲氏用它畫出了八卦，大禹用亡推演出了九種大法。伍、兩、卒、旅這些軍隊的編製，千秋萬代不會改變，但諸葛武侯用它排出了八陣法，李靖用它創造出了六花陣。城邑山川，千秋萬代不會改變，從西北方興起的人可以利用它來兼并東南之地，而從東南方興起的人又未嘗不能利用它來兼并西北之域。所以說：不變的本體，卻有千變萬化的作用；固定的形狀，卻可作為不同形狀的準則。陰和陽沒有恆久的位置，冷熱寒暑沒有固定的時間，險要和平易沒有不變的地方，懂得了這個道理，然後才可以同他談論地理。如果一銖一銖地稱東西，一寸一寸地量東西，到頭來造成的差誤一定很多。我曾經考究過蒙古人的用兵，真是變幻奇特、不可捉摸，他們出兵的途徑和方法，都是靈活運用，所向無敵。所以他們的軍事謀略比起前人來是最高明的。他們難道曾在標有山川關塞的地圖和記載鄉里道路的志書上尋求過地利嗎？既然如此，那麼只知從我的書中尋求地利，恐怕還是刻舟求劍一般的見解吧。我擔心象這樣一舉足一動步可能將會有阻礙的。您還是多多增長、擴大見聞吧，不要過於依賴我的書了。”

有人說：“果真象您說的那樣，嚮導對地利來說就太重要了。倘若如此，那麼您的書就可以廢棄了嗎？”

我說：“怎麼可以廢棄呢！孫子說不用嚮導的就不能得到地利。但是沒有我的書，也就不可能利用嚮導。要向南行車的不可以向北駕轅，要向東泛舟的不可以向西划船，這是容易明白的。西北地區有很多山，但未嘗沒有泥潭沼澤之地，東南地區有很多河湖，但未嘗沒有險要不平之地。這就是既容易明白又不容易明白的。再說，一根手指擋在眼前，就連泰山也會看不見；沒走幾步而改變車道，就連方向也會分不清。假如在行軍、作戰的時候惘惘然拿不定主意，向左走會陷入大沼澤卻不知道，向前闖會跌進深谷卻不能察覺，這才想抓住過路的人求他做嚮導，這樣的嚮導還能依賴嗎？這是為什麼呢？嚮導是臨到事情發生時才用他的，地利卻是平時就應該熟悉它的。平時不曾對天下地形優越的地方、各地地勢的險易，一一辨明它們的基本情況，記住它們的條理，卻想從臨時的嚮導那裡取得真實情況，這樣的人怎能不被敵人愚弄呢？因此，孫臏只有事先了解馬陵地勢的險惡，然後才能根據它決定進攻魏國的謀略；韓信只有事先了解井陘關隘的狹隘，然後才能依據它決定打敗趙國的計策。不這樣的話，連曹操那樣的聰明，還會在陽平關惶恐不安；連孔明那樣的智慧，還會在於午谷徘徊不前。不懂這個道理，卻說可以臨時從嚮導那裡求得地利，而不必在平時尋求地利，這難道是通達的議論嗎？因此，路有必定要經過的，城有必定要攻打的，這是平時就應該知道的。想從這條路出兵卻不徑直從這條路出兵的人，才是善於從這條路出兵的人；想攻打這座城卻不立即攻打這座城的人，才是善於攻打這座城的人。這是平時雖已知道卻不得不臨時藉助於嚮導的。要進攻就攻打敵人無法防守的地方，要防守就戍守敵人無法進攻的地方；辨明要害的地方，細察緩急的關鍵；用兵的特例和正例能在胸中作出決斷，勝敗存亡可在掌上發生變化，根據地利在什麼地方作出衡量比較。這些本來就是大將的職責，而不是可以從嚮導那裡問來的。凡是我該用大部隊或小部隊，該分兵或合兵，該實或該虛的地方，都已清清楚楚地了解了，然後才可以從嚮導那裡廣泛地徵求情況，聽從他們的可信之言，廢棄他們的可疑之詞，以便使我地利的作用更加完善，怎麼可以徒然使自己的視聽受到別人的左右呢？這就是我的書必定不可廢棄的原因。

“況且不僅僅是用兵作戰這一方面的事。天子對內要安撫各諸侯國，對外要視察四方少數民族政權，地方和中央強弱的分別、邊疆和內地位置輕重的形勢，是不能不知道的。宰相輔佐天子治理國家，舉凡邊防上的利害之處，軍隊怎樣安排適當，都是不能不知道的。管理各種事務的官府替天子全面治理人民掌握萬物，那麼財貨賦稅出自什麼地方，軍務國政用什麼來資助，都是不能不知道的。府守縣令等地方官受天子和百姓的寄託，那麼各行政區域之間疆界的錯綜複雜，山林川澤中何處物產豐富何處生長惡物，以及種田、養蠶、水源的功用，民情、風俗如何，都是不能不知道的。至於士農工商之人旅行往來，舉凡水路陸路經過的地方、地形的險惡與平坦、何處可以疾行何處需要迴避的實際情況，也都是不能不知道的。社會混亂就根據這些來幫助天子制敵取勝，剷除強暴；時代清平就根據這些來治理國家，管理人民：凡此種種，都將從我的書中得到啟發。”

有人說：“既然這樣，那麼孫子的說法本來就不允當嗎？”

我說：“不是的。孫子的話，本來就認為地利是用兵作戰的根本，而嚮導是求得地利的輔助條件。只有先了解地利，然後才能用兵作戰。根據地利條件用兵作戰，並且又從嚮導那裡取得幫助，這樣才能做到行動起來沒有不取勝的。大凡我寫這部書的目的，也正是特別希望世人能預先了解地利。不是預先了解地利，而是在情況危急的時候用惘然無所適從的人擔任天下大事，無異於把國家的重要東西端出來，總有一天會束手無策，把它給與別人。這正是先父悲憤痛心至極，以至於死去的原因。我奉了先父的遺囑，採訪了過去的傳聞，搜集了其他的記載，用正史對它們加以證實，逐漸形成一家之言。此書合為十八部，分成一百三十卷。我把它藏在家墊之中，等待今後能了解自己的人。”

《讀史方輿紀要》共130卷(后附《輿地要覽》4卷)，約280萬字，綜觀全書有如下特點：

一、選材得當，體裁新穎。《讀史方輿紀要》選取材料與一般地誌不同。著重記述歷代興亡大事、戰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係，而游觀詩詞則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歷代州域形勢。接著，以114卷之多，以明代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屬府州縣為綱，分敘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鎮、關隘、驛站等內容。與各地理實體有關的重要史實，附繫於各類地名地物之下。並常在敘述中指出該地理實體得名的原由。隨後，以6卷記述“川瀆異同”，作為“昭九州之脈絡”。最後一卷是傳統之說“分野”，作天地對應，有“俯察仰觀之義”。前面歷代州域形勢以朝代為經，以地理為緯；後面分省則以政區為綱，朝代為目，全書經緯交錯，綱目分明，且自作自注，敘述生動，結構嚴謹，讀之趣味無窮。

二、具有濃厚的軍事地理色彩。顧祖禹著述《讀史方輿紀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為反清復明之需，當然十分注重對於軍事的記述。他鑒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險要，未能記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最後遭致亡國的歷史，在書中著重論述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推論成敗得失，“以古今之史，質之以方輿”。詳細記載歷代興亡成敗與地理環境的關係，而對名勝古迹的記載則相對簡單得多。不僅前面9卷專門論述歷代州域形勢，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險要、形勢得失開端。各省形勢及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皆有總序一篇進行論述。《歷代州域形勢》和各省山川險要總論，幾乎每篇都是甚有價值的軍事地理論文。

而且每敘述某一地理實體時，必窮根究源備述其軍事上的地位和價值。顧祖禹認為，地利是行軍之本。地形對於兵家，有如人為了生存需要飲食，遠行者需靠舟車一樣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軍，加上“鄉導”的幫助，“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這正是他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於地理環境與戰爭得失成敗的關係著重記述的初衷。難怪張之洞認為“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梁啟超也認為，“景范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三、注重人地關係的辯證思維。以研究天險地利為主的《讀史方輿紀要》，始終貫穿著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而決定的因素還在於社會和人事的正確思想。因為“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雖是“金城湯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連同“培塿之丘”、“泛濫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當，縱使“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也就是說，決定戰爭勝負的原因，地理形勢固然重要，但帶兵將領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論述歷代都城的變化和原因時，顧祖禹認為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並非地勢險固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於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達，對敵鬥爭是否有利。由於建都的各種因素是在經常變化的，不能單純考慮山川地勢。他的這種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基本上是符合的。

四、注重經世致用，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尤其重視。顧祖禹認為：輿地之書不但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當他開始撰寫時的確對此十分重視，但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擾”，顧不上補綴，但其大略亦能“錯見於篇中”。不過他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盡量做到以地理條件為印證，使歷史成為地理的嚮導，地理成為歷史的圖籍，互相緊密融匯。全書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也是《讀史方輿紀要》有別於其他地理著作之處。由於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大量輯錄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後人借鑒。他十分賞識潘季馴的治河方針。認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讀史方輿紀要》卷126）書中對潘季馴的主張頗多引證。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因為“天下大命，實繫於此”。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沿線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論述漕運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於明代農業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松地區，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衝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記載。同時，《讀史方輿紀要》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不但對於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讀史方輿紀要》有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以軍事地理為主，集自然與人文地理於一身的巨著——《讀史方輿紀要》的撰成，當然與顧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開。

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他先後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誌，旁徵博引，取材十分廣泛。同時，他也比較注重作實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觀覽城廓，而且對於山川、道里、關津無不注意察看。並且深入作調查，無論過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與客人談論時都注意對地理狀況的異同進行考核。但無論實地考察或是調查，囿於條件所限，他都只能“間有涉歷”而已。主要工作還是限於對圖書資料的探索和考校。儘管全書考證嚴謹，描述論證也多確實可靠，但他本人總覺得未能十分滿意，尤其以缺乏只有從實地考察中才能獲得的感性知識為憾事。當然，由於時代與條件的限制，加上全書僅為顧祖禹一人獨撰，難免有疏漏、謬誤之處，但這些並非其主流，毫不影響它閃耀於歷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輝。

《讀史方輿紀要》長期以來由於內容豐富、地名齊全、考訂精詳、結構嚴密，不但勝於唐代成書的《元和郡縣圖志》、宋代成書的《太平寰宇記》，而且超越明代成書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若與清代歷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統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並不遜色。至今仍成為歷史地理學者乃至研究歷史、經濟、軍事的學者們必讀的重要參考書。

清初顧祖禹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頗受後世稱道，被譽為“千古絕作”、“海內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