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祖禹

從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參考二十一史、100多種地方志和其他大量文獻，並盡一切可能“覽城廓，按山川，稽道里，問關律”，實地考核異同，歷時30餘年，編著成130卷、280萬字的《讀史方輿紀要》。前 123卷敘述歷代州域形勢（圖1 ），以明末清初的行政區劃，分述各省、府、州、縣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勢、城市集鎮、關塞險隘、津梁道路等。后6卷敘述川瀆異同，“昭九州之脈絡”。末1卷敘述分野，明“俯察仰視”之義。附“輿圖要覽” 4卷，有當時全國總圖、各省分圖、邊疆分圖以及黃河、海運、漕運分圖。《讀史方輿紀要》著重考訂古今郡、縣的變遷，和推論山川關隘戰守的利害，是中國沿革地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和軍事地理的重要參考文獻（圖2 ）。晚年，曾參與編纂《大清一統志》。

宋以後，專講地理沿革的著作間有所出，特別是明末以降，學者有感於“空談心性”的誤國殃民，提倡實學之風大盛。顧炎武曾作《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主旨在於“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讀史方輿紀要》更是詳論“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跡”。前者重在講地理條件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後者重在講地理條件和軍事的關係。顧祖禹在一首詩曾說：“重瞳帳下已知名，隆準軍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錯，如何壇上會談兵。”此詩的淺意是說，在項羽的軍隊終都很出名（史記上說項羽重瞳子，重瞳指項羽），在劉邦軍中也可以隨便走（劉邦外號叫隆準公，就是大鼻子）。可惜半輩子所做的都是錯的，怎麼能夠紙上談兵。這首詩正可為他一生的追求作註腳。

附：《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八 顧祖禹傳如下：

顧祖禹，字復初。柔謙精於史學，嘗謂：“明一統志於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山川，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祖禹承其志，撰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凡職方、廣輿諸書，承譌襲謬，皆為駁正。詳於山川險易，及古今戰守成敗之跡，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創稿時年二十九，及成書，年五十矣。寧都魏禧見之，嘆曰：“此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也！”以其書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鈔稱三大奇書。祖禹與禧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經紀其喪。徐乾學奉敕修一統志，延致祖禹，將薦起之，力亂罷。后終於家。

顧祖禹編寫《讀史方輿紀要》前後歷時三十餘年，可以說是以畢生精力盡於此書。他身遭亡國之痛，但卻始終堅持志節，不求名於時，不求祿於世，長期生活在“貧賤憂戚”的環境里，寄心事於著述，實在難能可貴。他的目的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保存故國文獻，以便在將來反清復明的大業中作出貢獻。他的摯友江西寧都魏禧很了解他，認為他“深思遠識，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他在開始編寫《紀要》時，曾有“含飢草傳秋窗永，隱隱空山有哭聲”，“江底可憐沉鐵鎖，掌中猶喜撫金甌”的詩句，可見他是以無限沉痛的心情來編寫此書的。《紀要》是一部記敘地理沿革、戰爭形勢的歷史地理專著，它不僅是歷史地理研究者必讀之書，也是歷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因其編寫體例便於翻檢，也可以作為一部歷史地理方面的工具書使用。全書一百三十卷，附錄《輿圖要覽》四卷，共二百八十餘萬字。它按照明末行政區劃分區敘述歷史地理沿革，詳記史實，大體可以分作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歷代州域形勢》九卷，按歷史順序編排，記唐虞三代、春秋戰國、秦、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朝之方國、州、郡、府、縣等政治區劃和沿革，使“學者一展玩而州域之分合，形勢之重輕，瞭然於中，然後可以條分縷析，隨處貫通”。

第二部分，南北直隸十三省，分省紀要一百一十四卷，記直隸、江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內的州、縣、山、川、關、衛的位置和原委。每省卷首都冠以概論形勢的總序一篇，論其在歷史上最重要之點，務使全省形勢瞭然。各卷論述，均自撰綱目，自作註釋。每府亦仿此例，而所論更分析詳密。每縣則記轄境內主要山川、關隘、橋、驛及城鎮等。例如所記直隸密雲縣（今屬北京市），不僅列有主要山川如密雲山、白檀山、霧靈山、九尾嶺、白河、潮河、要水等，還記有歷史上存在過的白檀、要陽、厗奚、安市、燕樂、行唐等廢縣，漁陽城以及要地古北口、石塘嶺關、白馬關、曹家寨、牆子嶺關、峨嵋山寨、石匠營、李家莊、保安鎮、金溝館等十餘處。又在每一地名下自作小注，如“行唐廢縣”之小注云：“在縣東，本定州屬縣。遼志，太祖阿保機掠定州、破行唐，盡驅其民，北至檀州，擇曠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為行唐縣。金廢。”又如“漁陽城”注云：“孔穎達雲，在縣南十八里，秦郡治此。二世發閭左戍漁陽，即此城也。”（卷十一，中華書局本，一冊511——517頁）

第三部分，《川瀆》六卷，採錄歷代地理書中對於山川、江河的記載，“以川瀆異同，昭九州之脈絡也”。

第四部分，天文《分野》一卷，列歷代史志有關各地星宿分野之說。

附錄《輿圖要覽》四卷，則自京師各省、邊疆漕運以至海洋等，都有圖表，“以顯書之脈絡”。

《紀要》對歷代都邑形勢、山川險要、戰守事迹、河渠水利等等，皆能上下古今，詳加論述，既便考證，又便使用。其編著體裁，也頗為新穎，如歷代州域篇，則以朝代為經，而以地理為緯；京省形勢篇，則以地理為經，而以朝代為緯，經緯互持，縱橫交用。

《紀要》最大特點，是具有極為濃厚的軍事地理特色，經世致用思想貫穿始終。他象父親柔謙一樣，痛心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的險要，不會汲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所以此書對於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之跡，敘述最詳，而於景物遊覽之勝，則多從略，以便為未來的反清復明的大業作出貢獻。正因為這樣，所以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將它列入兵家；梁啟超也認為此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學”，“其著述本意，蓋將以為民族光復之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43年重慶重排初版318頁）。

《紀要》的另一特點，是它不僅包括歷代疆域、政區的演變，也還包括自然地理（如河渠的變化）和經濟地理（如食貨、屯田、馬政的變化）。他對歷代經濟進行過研究，也寫過論文，但可惜皆散失了，好在“其大略僅錯見於篇中”（《紀要．凡例》）。他雖然沒有專列經濟地理變化一項，但他仍為我們研究經濟地理，如交通的變遷，城市的興衰，漕運的增減以及經濟中心的轉移等提供了許多資料。書中對於各省區農業生產特點的扼要概述，使我們可以了解這些地區歷史上農業發展的概況，例如他談到四川省時說：“志稱蜀川土沃民殷，貨貝充溢，自秦漢以來，迄於南宋，賦稅皆為天下最。”（卷六十六，四川一，中華本，三冊2853頁）至於河流的改道，湖泊的變遷，都直接影響著當地經濟的各個方面，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書中對此不僅在各省區都有分論，還特別專列篇章，對幾條重要的江河，窮源竟委地加以敘述。例如他在書中用了兩卷篇幅（《川讀》卷一二五、一二六），對黃河的。發源、流經、變遷、河患等詳加敘述。他對明代統治者一貫消極治河、積極保運，只求南糧北運，而不顧黃河下游兩岸人民死活的錯誤作法，給予無情的斥責。

《紀要》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由於作者治學謹嚴，考證精詳，糾正了前人的一些重大錯誤。例如，漢代長安西南的昆明池本是模擬昆明國的洱海（在今雲南大理）的形狀開鑿的，但自從晉代臣瓚在《漢書音義》中誤把今昆明市的滇池當作洱海以來，迷惑學者達一千三百年之久，直到顧祖禹在《紀要》里才把這一錯誤糾正過來，把漢代長安的昆明池和昆明國的關係弄清楚（卷一百十三，西洱河，中華本，六冊4590頁）。

可見《紀要》確是一部取材豐富、考訂精詳、結構嚴整的歷史地理著作，它不論在那一方面都超過了諸如《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等前人的歷史地理著作。而後來用官府之力，集眾手而成的《大清一統志》修成后，《紀要》不但不廢，而且仍為學者所重視，也是證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歷史地理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參考書。

《紀要》在史實和地理位置方面也有一些錯誤，前人和近人時有發現，書中之筆誤以及傳寫和刻印過程中出現的錯別字亦復不少。但瑕不掩瑜，跟它的貢獻比起來又微不足道了。

《紀要》的《歷代州域形勢》部分，在康熙五年（1666年）顧祖禹三十六歲時，由無錫華家刻印，僅五卷。全書在祖禹死後一百一十九年嘉慶十六年（1811年），才由四川龍萬育之敷文閣刻印出版。此後有道光三年，（1823年）之活字本、光緒九年（1883年）之石印本、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上海鉛印本，以及同年新化鄒代過之三味書室刻本等版本。1937年商務印書館之“萬有文庫”本，系據龍本排印。1955年，中華書局又據商務之原紙型重印，分訂六巨冊，頗便翻閱。中華書局於重印前曾取鄒本與之對勘，發現“兩本頗有異同，末四捲圖說，出入尤大，而考諸有關載籍及文義，大抵以鄒本為精審”。中華書局重印本，“除於萬有文庫本排校上之顯然錯誤酌予改正外，其餘仍照原本。所有原本與鄒本異同出入”，又“擇要列舉”了長達十六頁的二本異同表，附於全書之末，以供參考（《讀史方輿紀要校記》，中華本，六冊5709頁）。

《紀要》地名，按省、府、州、縣之順序排列，讀者查找明代縣級以上地名，雖也便於翻檢；但由於它收錄地名在三萬條以上，而又卷帙浩繁，讀者如欲查找古代地名，則又頗感困難。日人青山定男有鑒於此，於1930年至1932年間編輯《讀史方輿紀要索引·支那歷代地名要覽》一書（1933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方研究所出版），於每一地名下，註明原書卷數及所隸省縣，並參考當時出版之五種史地雜誌，註明當時之方位所在。名為索引，實兼地名辭典性質，頗為有用。但此索引之缺點是：只收州域形勢及各直省之地名，未收《川瀆》、《輿圖》中地名；往往有誤一地為二地者（如福建崇安縣與江西鉛山縣接界，中間有一分水關，而索引卻誤為二地）；《紀要》原本有錯誤者，索引亦未能予以改正（如福建南平市，於元代為南劍路，《紀要》誤作南建路，索引亦誤作南建路），則頗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