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歆父子年譜

《劉向歆父子年譜》是錢穆的成名作。此書寫於1929年，最初發表在1930年《燕京學報》第七期上。錢穆根據《漢書·儒林傳》的史實，從西漢宣帝石渠閣議奏到東漢章帝白虎觀議奏120年間的五經異同和諸博士的意見紛歧，源源本本地看出當時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及經師論學的焦點所在。錢氏梳理出兩漢經學諸史實，逐年列出，進而指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劉歆偽造古文經之不通有二十八處。

《劉向歆父子年譜》解決了近代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錢穆根據的僅僅只是一部《漢書》。《漢書》人人都可以讀，未必人人都會讀。現代一般治經學的，通常不講史學；治史學的，通常不講經學。錢穆認為，經學上的問題，也即是史學上的問題。《劉向歆父子年譜》依據《漢書》談《周官》、《左傳》，他所持的就是這個觀點。

錢穆以客觀史實來解決今古文之爭，摧陷廓清道咸以降常州學派今文學家散布的某些學術迷霧。《劉向歆父子年譜》不但結束了清代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平息了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同時也洗清了劉歆偽造《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的不白之冤。自從此書問世以後，古文經學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經學家如康有為之間的鴻溝已不復存在，學術界已不再固執今古文誰是誰非的觀念。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蘇無錫人，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后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后併入香港中文大學）。 1967年遷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清末康有為撰寫《新學偽經考》，主張一切古文經為西漢劉歆所偽造，只有今文經才算是經書。今文經則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有為是托孔子之教，以求變法圖強。但民國初年，由康有為所開啟的懷疑新學偽經之風，沿襲至新文化運動時，形成疑古辯偽的學術潮流。這種潮流喜歡說中國古史為後人層累假造，致使人們對經史古籍存疑不信，進而懷疑一切固有的學術文化。錢穆發現這種學術潮流已經嚴重地戕害了民族精神。想要扭轉風氣，匡正學風，追根溯源，就必須匡正新學偽經的謬論，平反古文經的冤獄，於是錢先生寫成《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此書寫於1929年，最初發表在1930年《燕京學報》第七期上。錢穆所用的方法很簡單，大體可以說是根據《漢書·儒林傳》的史實，從西漢宣帝石渠閣議奏，到東漢章帝白虎觀議奏，五經異同一百二十年間，諸博士的意見紛歧，源源本本地看出當時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及經師論學的焦點所在。錢氏疏理出兩漢經學諸史實，逐年列出，進而指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劉歆偽造古文經之不通，有二十八處。這二十八處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從時間上看。劉向死於漢成帝綏和元年，劉歆復領校五經在二年，爭立古文經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離劉向死不到兩年，離劉歆領校五經才數月。劉歆偽造諸經是在劉向未死前還是死後？如果說在劉向死前，劉歆已編偽諸經，那麼劉向為何不知道？如果說是在劉向死後兩年，劉歆領校五經才幾個月，怎麼能這麼快編造偽諸經？這顯然說不通。

第二，從偽造方法看。所謂偽造方式是指劉歆編偽諸經是一人所為還是多人所為？如果是一人所為，古代書籍為竹簡製成，非常繁重，設想若一人所為，是絕對不會造出群經的。如果說是眾人所為，為什麼那麼多造偽經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泄露其偽呢？當時有許多學者與劉歆共同參加編纂五經的工作，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說劉歆偽造諸經？其中還有一些有名的經學家，如尹咸父子、班 等，其中尹氏父子位在劉歆之上，也沒說劉歆造偽。蘇竟與劉歆同時校書，東漢開始在，其人正派，也沒說劉歆造偽。揚雄校書天祿閣，這是當年劉歆校書的地方。如果說劉歆造偽經，揚雄為何看不見偽跡。東漢諸儒，如班固、張衡、蔡邕共同校書，也未見劉歆造偽之跡。桓譚、杜林與劉歆同時，都是通博洽聞之士，而且在東漢朝廷地位顯赫，為何不言劉歆偽造經書？錢先生列舉了大量實例，指出無論是從個人還是從眾人角度來講，說劉歆偽造經書均不可信。

第三，從偽造經書的目的來看。康有為認為，劉歆偽造經書的目的是為王莽篡權服務。錢穆指出，劉歆爭立古文諸經的時候，王莽剛退職，當時絕對沒有篡權的動向，說劉歆偽造諸經是為王莽篡權服務是毫無根據的。說劉歆偽造諸經獻媚於王莽，主要指《周官》。然而《周官》屬晚出書，在爭立諸經時，《周官》不包括在內。後來是王莽依據《周官》以立政，不是劉歆根據王莽的意圖來偽造《周官》。說獻媚於王莽並幫助他篡位的“符命”。“符命”淵源於災異，喜歡講災異的是今文經學家。劉歆既不言符命，也不言災異，不說《今文尚書》，與王莽篡權無關。《周官》是王莽得志后據以改制，不是憑藉助篡的。至於說劉歆偽造《周官》以前，已先偽造《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周官》所以獻媚於王莽，偽造《左傳》諸經又是幹什麼？說劉歆偽造諸經為王莽篡權服務，那麼王莽篡權后，劉歆應該得意，為國師公，倍加尊信，而王莽當朝六經祭酒、講學大夫多出自於今文諸儒，這又怎麼說呢？而且《左傳》傳授遠在劉歆之前，有其淵源，也非劉歆偽造。至於其它經書在先秦就有，並不是劉歆偽造的。

在錢穆看來，無論是從時間上、從方法上、從目的上，說劉歆編造偽經的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是不可信的。總之，絕對不存在劉歆以五個月時間編造諸經能欺騙其父，並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之理，也沒有造經是為王莽篡權服務之說。這純屬康氏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

錢穆舉證詳實，立意明確，凡是康有為曲解史文，抹煞反證之處，均一一歷指而道其原委。最重要的是，按照劉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為的錯誤曲解一目了然。自錢穆發表此文以後，名聲大噪，學術界均佩服錢穆慧眼獨識，碩學通儒群推之為劃時代的傑作。胡適徠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昨今兩日讀錢穆（賓四）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七月）及顧頡剛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清華學報》六 ·一）。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顧說一部分作於曾見錢譜之後，而墨守康有為、崔適之說，殊不可曉。”這是《向歆年譜》初問世時的反響，是有關現代中國學術史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