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歆父子年譜

劉向歆父子年譜

《劉向歆父子年譜》是錢穆的成名作。此書寫於1929年,最初發表在1930年《燕京學報》第七期上。錢穆根據《漢書·儒林傳》的史實,從西漢宣帝石渠閣議奏到東漢章帝白虎觀議奏120年間的五經異同和諸博士的意見紛歧,源源本本地看出當時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及經師論學的焦點所在。錢氏梳理出兩漢經學諸徠史實,逐年列出,進而指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劉歆偽造古文經之不通有二十八處。

該書解決了近代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不但結束了清代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平息了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同時也洗清了劉歆偽造《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的不白之冤。自從此書問世以後,古文經學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經學家如康有為之間的鴻溝已不復存在,學術界已不再固執今古文誰是誰非的觀念。

簡介


劉向歆父子年譜
劉向歆父子年譜
《劉向歆父子年譜》是錢穆的成名作。此書寫於1929年,最初發表在1930年《燕京學報》第七期上。錢穆根據《漢書·儒林傳》的史實,從西漢宣帝石渠閣議奏到東漢章帝白虎觀議奏120年間的五經異同和諸博士的意見紛歧,源源本本地看出當時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及經師論學的焦點所在。錢氏梳理出兩漢經學諸史實,逐年列出,進而指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劉歆偽造古文經之不通有二十八處。
《劉向歆父子年譜》解決了近代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錢穆根據的僅僅只是一部《漢書》。《漢書》人人都可以讀,未必人人都會讀。現代一般治經學的,通常不講史學;治史學的,通常不講經學。錢穆認為,經學上的問題,也即是史學上的問題。《劉向歆父子年譜》依據《漢書》談《周官》、《左傳》,他所持的就是這個觀點。
錢穆以客觀史實來解決今古文之爭,摧陷廓清道咸以降常州學派今文學家散布的某些學術迷霧。《劉向歆父子年譜》不但結束了清代經學上的今古文之爭,平息了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同時也洗清了劉歆偽造《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的不白之冤。自從此書問世以後,古文經學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經學家如康有為之間的鴻溝已不復存在,學術界已不再固執今古文誰是誰非的觀念。

作者介紹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蘇無錫人,吳越國太祖武肅王錢鏐之後。字賓四,筆名公沙、梁隱、與忘、孤雲,晚號素書老人、七房橋人,齋號素書堂、素書樓。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中國學術界尊之為“一代宗師”,更有學者謂其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后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后併入香港中文大學)。 1967年遷居台北,任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之濱。

主要內容


清末康有為撰寫《新學偽經考》,主張一切古文經為西漢劉歆所偽造,只有今文經才算是經書。今文經則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有為是托孔子之教,以求變法圖強。但民國初年,由康有為所開啟的懷疑新學偽經之風,沿襲至新文化運動時,形成疑古辯偽的學術潮流。這種潮流喜歡說中國古史為後人層累假造,致使人們對經史古籍存疑不信,進而懷疑一切固有的學術文化。錢穆發現這種學術潮流已經嚴重地戕害了民族精神。想要扭轉風氣,匡正學風,追根溯源,就必須匡正新學偽經的謬論,平反古文經的冤獄,於是錢先生寫成《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此書寫於1929年,最初發表在1930年《燕京學報》第七期上。錢穆所用的方法很簡單,大體可以說是根據《漢書·儒林傳》的史實,從西漢宣帝石渠閣議奏,到東漢章帝白虎觀議奏,五經異同一百二十年間,諸博士的意見紛歧,源源本本地看出當時各家各派師承家法及經師論學的焦點所在。錢氏疏理出兩漢經學諸史實,逐年列出,進而指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劉歆偽造古文經之不通,有二十八處。這二十八處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從時間上看。劉向死於漢成帝綏和元年,劉歆復領校五經在二年,爭立古文經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離劉向死不到兩年,離劉歆領校五經才數月。劉歆偽造諸經是在劉向未死前還是死後?如果說在劉向死前,劉歆已編偽諸經,那麼劉向為何不知道?如果說是在劉向死後兩年,劉歆領校五經才幾個月,怎麼能這麼快編造偽諸經?這顯然說不通。
第二,從偽造方法看。所謂偽造方式是指劉歆編偽諸經是一人所為還是多人所為?如果是一人所為,古代書籍為竹簡製成,非常繁重,設想若一人所為,是絕對不會造出群經的。如果說是眾人所為,為什麼那麼多造偽經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泄露其偽呢?當時有許多學者與劉歆共同參加編纂五經的工作,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說劉歆偽造諸經?其中還有一些有名的經學家,如尹咸父子、班 等,其中尹氏父子位在劉歆之上,也沒說劉歆造偽。蘇竟與劉歆同時校書,東漢開始在,其人正派,也沒說劉歆造偽。揚雄校書天祿閣,這是當年劉歆校書的地方。如果說劉歆造偽經,揚雄為何看不見偽跡。東漢諸儒,如班固張衡蔡邕共同校書,也未見劉歆造偽之跡。桓譚、杜林與劉歆同時,都是通博洽聞之士,而且在東漢朝廷地位顯赫,為何不言劉歆偽造經書?錢先生列舉了大量實例,指出無論是從個人還是從眾人角度來講,說劉歆偽造經書均不可信。
第三,從偽造經書的目的來看。康有為認為,劉歆偽造經書的目的是為王莽篡權服務。錢穆指出,劉歆爭立古文諸經的時候,王莽剛退職,當時絕對沒有篡權的動向,說劉歆偽造諸經是為王莽篡權服務是毫無根據的。說劉歆偽造諸經獻媚於王莽,主要指《周官》。然而《周官》屬晚出書,在爭立諸經時,《周官》不包括在內。後來是王莽依據《周官》以立政,不是劉歆根據王莽的意圖來偽造《周官》。說獻媚於王莽並幫助他篡位的“符命”。“符命”淵源於災異,喜歡講災異的是今文經學家。劉歆既不言符命,也不言災異,不說《今文尚書》,與王莽篡權無關。《周官》是王莽得志后據以改制,不是憑藉助篡的。至於說劉歆偽造《周官》以前,已先偽造《左傳》、《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經,《周官》所以獻媚於王莽,偽造《左傳》諸經又是幹什麼?說劉歆偽造諸經為王莽篡權服務,那麼王莽篡權后,劉歆應該得意,為國師公,倍加尊信,而王莽當朝六經祭酒、講學大夫多出自於今文諸儒,這又怎麼說呢?而且《左傳》傳授遠在劉歆之前,有其淵源,也非劉歆偽造。至於其它經書在先秦就有,並不是劉歆偽造的。
在錢穆看來,無論是從時間上、從方法上、從目的上,說劉歆編造偽經的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是不可信的。總之,絕對不存在劉歆以五個月時間編造諸經能欺騙其父,並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之理,也沒有造經是為王莽篡權服務之說。這純屬康氏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
錢穆舉證詳實,立意明確,凡是康有為曲解史文,抹煞反證之處,均一一歷指而道其原委。最重要的是,按照劉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依次排列,使康有為的錯誤曲解一目了然。自錢穆發表此文以後,名聲大噪,學術界均佩服錢穆慧眼獨識,碩學通儒群推之為劃時代的傑作。胡適徠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昨今兩日讀錢穆(賓四)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七月)及顧頡剛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清華學報》六 ·一)。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顧說一部分作於曾見錢譜之後,而墨守康有為、崔適之說,殊不可曉。”這是《向歆年譜》初問世時的反響,是有關現代中國學術史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