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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學

新儒學

“新儒學”,即新儒家的學說,它是與馬克思主義派、自由主義西化派並稱的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思想代表。

新儒家號稱是接著宋明理學來講的,他們所重視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學,把它看作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和開發現代科學與民主事業的根據。新儒家的學說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文化哲學,他們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本性和優越性,認為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徠、孔、孟到程、朱、陸、王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道統”;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義,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統一;儒家的心性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對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對西方文化吸納和會通。

名稱緣起


經相關專家考證,早在戰國末期,伴隨“儒分為八”局面的出現,”新儒學“這一名稱或概念就開始湧現,例如荀子的儒學思想,就被人稱之為”新儒學“。而後凡是對於儒家學術加以比較系統的闡述的,多被冠之於“新儒學”。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時期的道學或理學,最初是馮友蘭為方便西方漢學界認知中國哲學而使用的名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與旅居美國的華人學者用新儒家(學)指稱新文化運動后旨在復興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學的思潮、流派與學者。為區別於宋明理學,後來人們一般以當代新儒學(家)指代後者。

歷史沿革


1、“董學”系指董仲舒的學說,是董仲舒是為適應漢代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從揉合“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入手,而精心炮製的一種專門為政治統一作理論解釋的學說。
新儒學
新儒學
它適應加強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的需要,編造了“天人感應”的政治理論;適應加強君 權的需要,敷衍了“君權神授”的神學目的論;適應維護大一統綱常的需要,將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關思想改造成以“三綱五常”為基礎的“忠孝”理論(人們往往認為“三綱五常”只是對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發揮,欠妥!因為至少“儒家”以外的法家韓非也提倡“忠孝”);適應維護和延續一統國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并,主張限田、薄斂、省役主張等等。
總之,“董學”是在對先秦“六藝之科”與“孔子之術”進行揉合,對包括陰陽、五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和方技等家在內的諸家學說,加以雜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礎上,而炮製的一套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循環等學說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為其核心內容的,駁雜而又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體系。
2、理學 系指北宋出現的以闡發儒家經典義理為特徵的哲學思潮,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為其主要代表人物。
其特點主要是以孔、孟學說為宗,以《周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典籍為主要依據,批判隋唐以來以空無為本體,否定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佛、道學說,同時又批判地吸收了佛道思想。他們關心社會現實,提倡所謂“道德性命”之學,並從本體論的高度,探討宇宙與人生問題。
馮友蘭徠先生(1895-1990年)早在其《中國哲學簡史》英文版中,就明確把宋明理學或道學稱作“新儒學”,認為新儒學的奠基人是唐代的韓愈李翱,“宋明道學之基礎及輪廓,在唐代已由韓愈、李翱確定矣。而李之所貢獻,尤較韓為大”。但“新儒學”的真正確立卻是二程,“濂溪、康節、橫渠,雖俱為道學家中之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學之確定成立,則當斷自程氏兄弟”
馮友蘭認為“新儒學”之“新”,就其理論來源或思想內容上說,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援佛入儒,吸收佛學抽象化、形式化的特長,發揮禪宗的一些思想,“可以說新儒家是禪宗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二是援道教入儒,“道教有一個重要成分是陰陽家的宇宙發生論。新儒家的宇宙發生論主要是與這條思想路線聯繫著”,比如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邵雍(1011-1077年)的象數學等。
馮友蘭認為“新儒學”是儒家、佛家、道家(通過禪宗)、道教諸家學說的綜合。馮友蘭的“新儒學”說經外轉內銷后,得到國內近乎一致的認同。

現當代新儒學


階段劃分

現當代新儒學思潮形成於五四運動前後東西方文化問題論戰和“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期間,這也可以視為這一思潮發展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思潮發生在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大陸。第三階段思潮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第四階段思潮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開放后又由一些華人學者引入中國大陸。第一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五四”前後的新儒學,第二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抗戰時期的新儒學,第三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港台新儒學,第四階段思潮可以簡稱為海外新儒學。其代表人物,第一階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等,第二階段有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等,第三階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第四階段有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等。
《現代新儒學之省察論集》則將現代新儒家十五位學者整理成一個“三代四群”的架構: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
第二群: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
20世紀50年代,當中國大陸全面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的時候,留在大陸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已不能展開正常的自我理論的創造。而張君勱、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來到台灣、香港,以新亞書院和人文友會為陣地,從事著中國儒學的現代轉化工作。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四人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標誌著海外新儒學的真正崛起,同時意味著中國儒學的現代轉化進入新的階段。

理論要點

新儒學的理論可以簡單概括為如下六個要點:一、繼承了宋明理學的本體論,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是“天人合德”的宇宙本體論,它把天地生生之德與人性內在地統一起來,形成了內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誠明能合的人生修養、知行合體的社會實踐哲學。這種哲學避免了西方哲學中那種本體與現象、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對立,達到了所謂“體用不二”的高度。新儒家也吸取了西方哲學中的一部分內容以充實自己的理論,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新實在論的邏輯原則、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等等。二、強調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統一。他們的所謂方法首先是體驗本體的方法,其次才是認識現象的方法,而其基本原則就是以直覺為體,以理智為用,力圖既把握本體,又不忽視現象。這種方法論不僅有傳統儒學的因素,而且也包含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三、在其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指導下,新儒家把世界區分為“本體世界”與“物理世界”,或“價值世界”與“事實世界”。前者是真善美和道德形上學的根據及人生價值之所在,哲學的任務就是用實踐理性的直覺體驗去把握“本體世界”或“價值世界”,而科學只能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去認識物理世界的事實;哲學追求人生價值、運用價值理性,科學追求物理變化、運用工具理性;中國哲學主要是價值哲學、人生哲學,但忽略對物理的認識,沒有形成精密的邏輯;西方哲學主要是認識哲學、邏輯哲學,所以自然科學發達,但沒有真正達到對人生價值的認識。四、中國哲學“內聖強,外王弱”,在現代條件下,“外王”就是科學與民主,因此必須由“內聖”之學開出科學與民主的“新外王”。具體方法就是通過所謂的“良知自我坎陷”,由“德性主體”轉出“知性主體”和“政治主體”,從道德開出科學與民主。五、從儒家文化背景出發也可以進入資本主義。所謂的“儒家資本主義”就是以儒家思想指導來實現資本主義的模式,它既不同於西歐、北美的現代化道路,也不同於東歐、前蘇聯的現代化道路。“儒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在近幾十年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已經初步取得成效,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就是例證。六、中國傳統文化不僅要現代化,而且可以世界化。西方已經進入“後現代化”階段,出現科技成果與人文價值嚴重不平衡的危機,人們在享受發達科技的同時,明顯地感到人的價值意義的失落。中國儒家思想的世界化有助於解決“后工業文明”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儒家思想在繼先秦至隋唐的第一期發展和宋明的第二期發展后,完全有可能進入“第三期發展”,“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將可能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

理論貢獻

當代新儒學思潮反思現代性,反思唯科學主義,重視人類與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價值理性,其論域、問題意識與思想貢獻主要有:跳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二元對立,重新思考東亞、中華精神文明與現代化、現代性的關係問題,批評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的看法;提出開展文明對話與建設文化中國;揭示儒學價值與現代全球倫理、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的內在關聯;強調儒學與現代民主具有一致性;發掘儒學的“內在超越”意涵,論證安身立命的“為己之學”具有超越意義;等等。當代新儒學致力於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之源,闡述道德理想主義,肯定道德主體性,這對於糾正當代社會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論以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