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

李翺幼時在儒學上就很下功夫，博雅好古，創作的文章崇尚清峻慷慨的風格。貞元十四年（798年），考中進士科，授任校書郎。三次升遷做到京兆府司錄參軍。元和初年，擔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十四年（819年），太常丞王涇上疏請求取消朔日望日在太廟獻食的禮儀，皇帝下詔叫百官商議。議論的人依據《開元禮》，認為太廟每年只有礿、祠、蒸、嘗、臘禮，共五次祭祀。天寶末年，唐玄宗命令掌管膳食的尚食局在每月朔日望日儲好平常食物，又命令宮闈令到太廟去進獻食物，以後這便成為常制。從此朔日望日皇帝便不臨朝聽政，和大型祭祠一樣。

李翺性情剛烈，議論事情無所迴避。宰相雖推重他的學識，但厭惡他的偏激直言，因而他也長時間得不到升遷。李翺認為史官記載史事不真實，上奏狀說：“臣雖無才卻在史館執筆，其職責是記錄皇帝的言行。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錄本朝的功德，敘述忠賢之人的事業，記載奸臣的醜行，使其流傳萬世，這是史官的責任。一個人的事迹，若不是大善大惡，人們就不可能知道，都是向旁人詢訪，根據謚法成例作傳。如今撰寫行狀的人，大多是死者的門生故吏，所以沒有不虛加仁義禮智，表早忠肅惠和的。這不只是居心不實，而且還有對自己的恩人亂加讚美的成分。而那些撰寫行狀的人，又不能和子游、子夏、司馬遷、揚雄相比，他們華而不實，為文而棄其理。所以作的文章已失去《六經》的古風，而紀事業不像司馬遷的如實記錄。臣現在希望作行狀的人，只記錄事實，並如實記錄功業。比如說《魏徵傳》，只把他的諫諍言辭，這就足夠說明他的正直；《段秀實傳》只記錄他盜用司農的印鑒來追回叛兵，用象牙制的手板擊打打朱泚，這就足夠說明他的忠烈。如果掌管考核官吏的考功郎在查看行狀時，對未按要求撰寫的就不要接受，對合乎要求的由考功郎發送給太常寺，再通報史館，然後議定謚號。請求把臣這個奏章發給主管考核官吏的部門備案。”皇帝聽從他的建議。李翺不久暫時掌管職方員外郎事。十五年（820年）六月，被授任為考功員外郎，並且兼任史館修撰。

李翺和李景儉關係友好。當初，李景儉被拜授為諫議大夫，李翺也被召入朝廷任禮部郎中。李翺自認為有文學才華，覺得應該擔任知制詔一職，因長期不能如願，所以悶悶不樂，於是在入中書省褐見宰相李逢吉時，當面列舉了李逢吉的過失，雖然李逢吉沒和他計較，但李翺自己心中感到不安，於是請求休假。休假時間已滿一百天，有關部門按照先例停了他的官職，而李逢吉又上奏舉薦他為廬州刺史。大和初年，被召入任諫議大夫，不久以本官知制誥。三年（829年）二月，又拜授中書舍人。

當初，諫議大夫柏耆在即將出使滄州併到軍前宣諭時，李翺對此行也表示贊成。不久柏耆因擅自進入滄州而獲罪，而李翺也因錯誤舉薦而受到牽連，降任少府少鑒。不久又被外任為鄭州刺史。五年（831年），出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桂管都防禦使。七年（833年），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征入任刑部侍郎。九年（835年），轉任戶部侍郎。七月，又被授任為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年間，逝於方鎮任上。李翺曾跟從韓愈創作文章，辭致渾厚，收到時人推崇，於是有司議論謚號應為“文”。

李翺曾闡釋韓愈關於“道”的觀念，強調文以明道，主張反佛、“復性”，發揮《中庸》“天命之謂性”的思想，主張性善情惡說，認為孔子是“聖人之大者也”（《李文公集·帝王所尚問》），而成為聖人的根本途徑是復性，即恢復善性。

復性的方法是“視聽言行，循禮而動”，做到“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使自己的心身在“弗思弗慮”中達到“清明”、“至誠”的境界。李翺作《復性書》三篇，論述“性命之源”等問題，主張人們的言行都應以儒家的“中道”為標準，其思想為後來道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他的《復性書》依據《中庸》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雖本來純善，但由於接觸惡而產生情。能夠止情的妄動，使性回歸本來之善者是道德。誠能立足於不動之心，便可正心，修身，齊家，治天下國家。李翱受禪宗的影響很大，他參葯山惟儼問道的故事很有名。他所說的“性”相當於佛教所講的真心、本覺，“情”相當於佛教的無明、煩惱。

祖先：李暠

十世祖：李沖

父親：李楚金

十三祖：李暠，涼武昭王；

十二祖：李翻，驍騎將軍、酒泉太守；

十一祖：李寶，北魏鎮北將軍、敦煌宣公。

十世祖：李沖，北魏司空、清淵文穆公；

九世祖：李延寔，北魏使持節、侍中、濮陽孝懿公，贈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

李翺著有《佛齋論》、《來南錄》等，作有《贈葯山高僧惟儼二首》、《感知己賦（並序）》、《幽懷賦（並序）》、《釋懷賦（並序）》、《進士策問二道》、《百官行狀奏》等詩文。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列傳第一百一十》、《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七·列傳第·一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