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國傳教士在繁華的三岔河口地區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動場所崇禧觀和望海樓及附近一帶的民房店鋪，使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望海樓教堂建成以後，法國傳教士網羅了一批地痞惡霸、流氓無賴為教徒，為非作歹，欺壓百姓。

1870年6月，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國兒童，因發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將之葬於河東鹽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屍骸暴露，慘不忍睹，引起群眾憤恨。適天津不斷發生迷拐兒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稱系受教堂指使，一時民情激憤，輿論大嘩。6月21日天津知縣劉傑同拐犯到望海樓教堂對質，教堂門前聚集的民眾與教徒發生衝突，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到場向劉傑開槍，打傷其隨從，激起了天津民眾極大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發了"火燒望海樓"教案這場大規模的中國民眾自發地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

謝福音神父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但當時已經有數千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與知縣劉傑相理論，怒而開槍，打傷了知縣的遠房侄子劉七，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1870年6月24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以法國為首。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仇外最凶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注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接手此案，而曾國藩則被派駐為南京總督。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最後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去法國道歉，將天津知府和知縣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曾國藩深感個人不稱職，同時不斷受到保守派的譴責，內心灰心喪氣，他在致友人書中說道：“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即去世。

教案了結之後，大臣崇厚作為專使，去歐洲向法國道歉，以示 與法國“實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啟程，抵達馬賽時，普法戰爭正酣，法國政府無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國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接見。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書呈遞，並希望法國對中方懲凶與賠款感到滿意，梯也爾回答： “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

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起來，1900年又在庚子之亂中第二次被燒毀。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

“天津教案”的原發地“天津望海樓教堂”，位於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大街西端北側，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天津教案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衝突事件，被後世民眾牢記，被中國近代史學者們持續研究。天津望海樓教堂牆外，立有“天津教案遺址”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