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受田

清山東濱州舊城裡人(今濱城區南街杜家)。1787年生，官宦詩書人家出身，其父杜堮為清嘉慶時期翰林院編修，禮部左侍郎。其家世顯赫，久有“書香官宦門第，進士多人之家”，因杜家“一門七進士”、“父子五翰林”，並有加授“太師太保”的高官。

清道光三年（1823）杜受田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時稱傳臚），選庶吉士，授編修，後為山西學政。

道光十五年（1835）特召進京，直上書房，教授皇子讀書。

道光十八年（1838）升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充上書房總師傅、實錄館總裁。

咸豐即位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調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咸豐二年(1852)，黃河決口，奉使赴山東等地賑災，修治黃河。在途中染病卒，謚文正。

杜受田幼年生活在濱州南街杜家大院，受的是正統的儒家思想教育，以忠孝節義為立身之本。杜受田的孝突出表現在他對父母、對家族長輩的孝敬上。作為獨生兒子，杜受田無微不至地照顧著父母的飲食起居。嘉慶十九年，年過半百的杜堮患病，十幾天昏迷不醒，幾個月卧床不起，杜受田為父親延醫請葯，端水喂飯，幾個月從沒上床休息。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杜受田的母親李氏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絕，幾天的時間變得骨瘦如柴，又怕過度失態引起父親傷心，只好把憂傷埋在心裡。為母親送葬后，杜受田晝夜待奉在父親身邊。雖然杜受田17歲中秀才，24歲中舉人，但他為照顧父母的身體，一直跟隨在父母身邊，直到37歲時才參加會試，40歲時才正式到翰林院任編修。

進入仕途后，杜受田無論在翰林院內任職，還是到全國各地擔任考官、學政，總是兢兢業業，殫精竭慮。道光六年，杜受田到翰林院任職，先授職編修，次年改任國史館協修，后又補任國史館纂修、國史館總纂、國史館提調等職。據史料記載：“每館期辰往酉還，風雨寒暑無間。”道光十三年，杜受田被派往山西任職。臨行前，杜受田安排自已的妻兒留在京城侍奉老父親。道光十五年七月，他被授職為洗馬，從山西調回京城。等接替他的新學政一到，他立即進行了交接，晝夜兼程，匆匆回到了父親的身邊。

道光十六年，杜受田被選為四阿哥奕詝的師傅。為能及時進宮授課，杜受田搬到離皇宮較近的西安門內靜默寺中居住，三五天才回一次家。道光皇帝十分滿意，連連給他加官晉爵，后提升他為工部左侍郎。

杜受田在教書的同時，還肩負著其他重任。道光二十年四月，擔任朝考閱卷官，次年受命名為會試副總裁，不久兼任戶部左侍郎，管理國庫，成為清王朝的總管家。因為管理銀庫看守監守自盜的事情被揭露，杜受田進行了大力整頓，裁減了兩員管庫大臣，自己以戶部左侍郎的身份直接管理銀庫，取消了管庫大臣每月五十兩的飯銀。道光二十九年二月，杜受田被任命為上書房總師傅，皇帝把培養皇子的重任全權託付於他。

道光皇帝晚年最鍾愛聰明能幹的六阿哥，但是四阿哥立儲在先並且素有賢名，所以對傳位的事猶豫不決。杜受田為避免廢長立幼引發皇室內亂，決定幫助四阿哥登基。一年春日，道光皇帝領諸皇子往南苑圍獵，考察諸子身手。奕訢表現最為突出，幾乎箭無虛發，面露得色。奕詝無法競爭，便依照老師杜受田的授計，未放一箭。道光皇帝問其故，答道：“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爭高低。”道光高興地說：“此真帝者之言。”但此次小勝並沒有打消道光皇帝的顧慮。道光皇帝臨死前，又一次將眾皇子叫來，最後考察以立皇儲。杜受田深知奕詝辯才不佳，便教其如此如此。是時，諸皇子對道光的垂詢對答如流，奕詝卻只是跪在地上抽泣流淚，道：“兒臣日夜對上蒼祈禱，惟願皇阿瑪早日康復，此乃國家萬民之幸，兒臣之幸也。”最終以親情堅定了道光傳位決心。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四阿哥奕詝登基，是為咸豐皇帝。即位不久，就擬旨說：“朕自八歲入學讀書，仰蒙皇考特諭杜受田為朕講習討論。十餘年來，啟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碩學。杜受田著賞加太子太傅銜。”二月，杜受田任職實錄館總裁；三月，兼任史部尚書，並負責複查會試試卷；四月，任殿試讀卷官；五月，任教習庶吉士，再調刑部尚書；六月，授協辦大學士。從此，杜受田連連升級，一步步進入清王朝統治集團的核心。

咸豐皇帝也把杜受田看做自己的重要輔相，凡國家大事或重要安排必徵詢他的意見。林則徐、周天爵等人都是在杜受田的保薦下重新起用。

咸豐元年，杜受田調管禮部。二年六月，山東一帶連降大雨，濱州等30餘州縣受災嚴重，大水淹沒莊稼，民宅倒塌，舟行陸道，魚蝦遍野，沿河居民漂溺殆盡，一片蕭瑟凄慘景象。杜受田每想到家鄉水災饑民，痛裂肝腸，便向皇上奏道：山東及江南一帶，災廣民眾，賑恤不可緩。杜受田又說：“山東是我故鄉，自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老臣願隨行籌辦賑務。”杜受田接此任后，日夜兼程，馳赴災區。

某日天色已晚，杜受田行至現濱州西一村落住下，此地離其家鄉老濱縣城僅有10餘里的路程，隨行勸其回家探望，杜受田說：“賊氛未清，河患未平，怎能念及鄉情？”第二天，鄉親們聽說杜受田賑災至此，一早湧來探望，卻早已不見蹤影。眾人感佩之至，為了紀念他，將其曾經住過的這家店取名曰杜店，據說這就是今濱州市濱城區杜店鎮的來歷。

杜受田來到山東賑災地點后，置暑濕於不顧，宵衣旰食，察民情，問疾苦，與山東布政使劉源灝、江寧布政使祁宿藻核定施賑章程，安撫災民。杜受田辦理完山東賑災事務后，又馳赴江南，冒暑遄征。不料由於晝夜勞頓，感受暑濕，觸舊患肝症。然靠精神支撐，致力公務不輟。七月八日，杜受田將江南賑務情形奏報朝廷，而言不稱病。不料病勢陡轉，醫藥無效，於七月九日卒於江蘇清江浦驛台，終年66歲。

杜受田死後，咸豐皇帝萬分悲痛。靈柩抵京，咸豐皇帝親往杜宅祭奠，撫棺痛哭，並賜陀羅經被一襲，賞銀五千兩治喪。追贈杜為太師大學士，謚號“文正”。按清朝定例，凡大臣應否予謚，應由禮部先行奏請，唯杜受田不同，欽定謚號“文正”。咸豐三年十月初四起柩歸里，恭親王祖奠目送，咸豐賜祭酒一壇，派散秩大臣承志前往祭奠，還欽賜金鎬、玉鍬，意使靈柩歸故時，逢山開山，遇水搭橋，凡礙靈柩前進之物均可剷除。“太師大學士”和“文正”是人臣中最高級的一種冊封，清嘉慶以來漢族大臣被追封太師大學士者，僅杜受田一人而已。

杜受田陵園在原濱縣城北約五里處，殯葬之日，彩棚遮天，白氈鋪地。是時王公大臣雲集，武定、濱州兩地方官為逃避奉迎之苦，各討一項差事，知府大人守大門，知州老爺提藥罐。其生勞死耀，氣勢之大，非同一般。然據傳，後來，杜受田之墓曾被人挖開，發現裡面貴重的隨葬品只有一兩件小玉飾而已。

有一次清道光帝命各位皇子到南苑打獵，實際是試一試皇子們的武藝怎樣。按清朝慣例，皇子讀書時外出須向老師請假。杜受田沉思良久，向四阿哥耳語:“阿哥到獵場中，只坐觀他人騎射，自己千萬不要發一槍一矢，並約束隨從不得捕殺任何生靈。回來時，皇帝一定會問何故，你可以回答:‘時方春和，鳥獸孕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馬一技之長與諸兄弟爭高低。’”

當天狩獵結束，六阿哥奕訢所獲獵物最多，正在顧盼自喜之際，見四哥默坐，隨從也垂手侍立，感到奇怪，就上前問道:“諸兄弟皆滿載而歸，為何四阿哥一無所獲？”四阿哥平靜地回答:“今天身體欠安，不能與諸兄弟馳逐獵場。”天色將晚，諸皇子攜所獲獵物復命。果然皇上詢問緣故，四阿哥就把杜受田教的話說了一遍。清道光帝龍顏大悅，對身邊的大臣說:“這才是君主之度。”

平心而論，四阿哥無論文韜武略，還是健康狀況，都比不上六阿哥。道光帝直到死前仍對傳位之事下不了決心。有一天清道光帝重病在床，自知無回天之術，臨終前最後考察兩位皇子的能力和氣度，決定繼承人。六阿哥的老師授計說:“晉見時，皇上若在病榻上詢問治國安邦大計，你應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杜受田則對四阿哥說:“你若陳條時政，論智力、口才根本比不上六爺，只有一策：皇上若自言病老，將不久於人世，你只管俯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誠而已。”晉見時，清道光帝果然詢問身後治國大事，六阿哥無視皇上痛苦之狀，口若懸河，大談自己治國安邦的見解和抱負；四阿哥則一如師言，面對父皇的垂問，悲傷得涕流滿面，以至於不能作答。清道光帝在病榻上，仔細觀察兩人的言談舉止，最終被四阿哥的舉動所感染，對身邊的大臣說:“皇四子仁孝，可當大任。”第二天清道光帝駕崩，領班大臣宣讀密諭:“著皇四子奕詝繼位。”四阿哥終於擊敗六阿哥，自己登基做了皇帝，年號“咸豐”。

清咸豐帝即位后，感激老師的擁戴之恩，任命杜受田為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遇事言聽計從，奉若生父。清朝協辦大學士相當於明朝的宰相，在朝廷中最有權勢。杜受田也想憑藉咸豐的信任以展自己的治國宏圖。清咸豐帝即位不久，他首先建議起用林則徐、周天爵等在鴉片戰爭中因主戰而被撤職的大臣，以鎮壓剛剛爆發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清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山東、江淮地區受災甚重。杜受田上疏請截留江、廣漕米六十萬石救濟災民，並薦山東、江寧布政使督辦賑務。是年7月9日杜受田在實施賑務途中觸染暑疫，逝世於淮安清江浦，終年66歲。杜受田逝世后，清咸豐帝伏案痛哭流涕，如喪考妣，硃筆寫下了一段極富個人感情的話：

憶昔在書齋，日承清誨，銘切五中。自前歲春，懍承大寶，方冀贊襄帷幄，讜論常聞。詎料永無晤對之期，十七年情懷付與逝水。嗚呼！卿之不幸，實朕之不幸也！（《清史列傳》第11冊，第3202頁。）

他親自帶領兩班大臣前往祭奠，並追贈杜受田為太師大學士，謚號“文正”。“太師大學士”和“文正”是清朝人臣中最高級的一種冊封，清嘉慶帝以來漢族大臣被追封太師大學士者，僅杜受田一人而已。

杜受田故居是杜受田幼年到青少年時代生活、學習的地方。故居本是明朝萬曆年間進士，江西、湖廣左布政使，杜受田的第八世祖“方伯公”杜詩的住宅。因此，這處宅院有“方伯第”之稱。

杜受田故居又叫“相國第”。杜受田協辦大學士，俗稱宰相、相國，大門內懸掛“方伯第”“相國第”兩塊牌匾。另外，我們還可以稱這群建築“宰相府”“翰林居”“軍機大臣第”等等，總之，關於臣子的一切最輝煌的辭彙都適用於這座舊宅。

杜受田故居是濱州杜氏家族的舊居，是杜家眾多名臣的故居，建築風格充分體現了明清魯北民間建築特色。杜受田故居大院佔地約20畝，有28個院落，房屋380餘間。這是杜受田的父輩們和眾多的叔兄弟們的房產，杜受田位居一品，人臣楷模，為官一生地未置一畝，房未增一間。濱州杜家世代輝煌，從他們的故居中，便可找到些許答案。

故居的建築簡單、樸實，顯然不符合主人的身份。杜家大院的奠基人杜詩，位居二品，按照明朝的禮制，他家的大門可以開三門，五架大梁，然而，杜家宅僅一門；他居住的房屋可五間正房，九架大梁，然而，這裡僅三間五架梁。濱州杜家雖有眾多位高權重的朝廷重臣，且擁有眾多府州縣主官，但是，他們的住宅都極為普通，房屋裝飾也異常簡潔。人道是“侯門深似海”，而在這裡既沒有高牆大院，也沒有亭台榭閣，更沒有金碧輝煌與雕樑畫棟，不要說王侯將相，就是和一些鄉紳相比也顯得有些寒酸。家產的弱勢與杜家人做人的謙虛低調相映成趣，而他們對功名的低調與為人為官的積極敬業卻又相輔相成。

開放通暢是杜受田故居又一個特點。杜家大院是四合院的形式，也是四合院的內容，但它卻不具備四合院最典型的封閉性。杜家大院是一個基本完整的大四合院，內含28個小四合院，東南西北各個方向不僅有大門，而且有過道，四通八達。大院內，各個小套院之間不僅開後門、開側門，而且有門道相接，有廊廈相連。大院內沒有一處封閉，空間上相對獨立，氛圍上戶戶相通，一種天倫之樂，一種親密無間，一種兄弟妯娌相濡以沫溫馨家庭讓人頓感沉醉。大院的開放和包容鍛造了一大批清官幹吏，從這裡走上政治舞台的人都像這座建築一樣，外圓內方，匠心獨具，進退自如。

走進故居，就會悟出杜受田做人做官做事的真諦：做人要謙虛正直，人貴有自知之明，切不可張揚自大；做官要愛國恤民，廉潔勤政；做事要“端正、明白、和平、謹慎”。

在濱州市區沿205國道向北，濱北辦事處第一個紅綠燈向西大約3里地向北，位於南街南村。或者在濱州市區坐24路公交車直達故居。

杜受田逝世后，清咸豐帝伏案痛哭流涕，如喪考妣；他親自帶領兩班大臣前往祭奠，並追贈杜受田為太師大學士，謚號“文正”。“太師大學士”和“文正”是清朝人臣中最高級的一種冊封，清嘉慶帝以來漢族大臣被追封太師大學士者，僅杜受田一人而已。有清一代，謚“文正”者僅八人：湯斌、劉統勛、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文正”是謚號的最高待遇。又，清代制度，賜謚須由內閣票擬，再由皇帝欽定。

杜受田的喪事，規格高得異乎尋常：賞陀羅經被、賞銀五千兩、贈太師大學士、命沿途地方官親自照料護送靈柩。咸豐帝還打破常規，不待內閣票擬，自行特謚“文正”。11月15日，咸豐帝親自到杜府奠醊，撫棺灑淚，悲悼實深，在場者無不動容。

杜受田死了，咸豐帝將他不盡的思念轉化為對杜氏家人的隆恩。杜受田的父親身前任禮部侍郎，賞禮部尚書銜，賞食全俸；長子杜翰，時以翰林檢討放湖北學政，15個月就由從五品提升至正二品的侍郎，並進為軍機大臣。

1853年春，咸豐帝到國子監臨雍講學，特派其五弟奕誴祭奠恩師。當日攽下的諭旨明晰地流露其心情：“（杜受田）倘能久在左右，於時事艱虞，多有補救。”（《清史列傳》第11冊，第3204頁。）咸豐帝是多麼希望杜受田能幫助他挽救岌岌可危的朝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