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派的指導思想，張之洞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全面論述了這一思想。張之洞為了調和統治階級頑固派和改良派之間的矛盾，系統地總結了自己的洋務實踐，把前輩的思想歸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一個口號，成為洋務派的思想武器。張之洞的《勸學篇》全面闡發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中體”是指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儒家學說；“西學”是指近代西方的先進科技。“西學”為“中體”服務。

它是封建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結合的產物，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產生過較大影響。早期對於衝破封建頑固派的阻撓。

1861年（咸豐十一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說：“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最早揭示了這種思想。以後，談洋務者以各種方式表達過。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南溪贅叟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救時策》一文，首次明確表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念。次年，禮部尚書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再次提出，“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70-80年代，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提出學習西方議會，90年代以後進一步抨擊洋務派學習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國能像西方那樣實行君主立憲。張之洞於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勸學篇》，對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重申“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反對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國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從殖民主義者的立場出發，也鼓吹過這種論調。20世紀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這一主張。

張之洞在《勸學篇·設學》中提出，“中學為體”，是強調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社會命運的根本；“西學為用”，是主張採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效仿西方國家在教育、賦稅、武備、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體措施，舉辦洋務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頹勢。

19 世紀 70～80 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口號，主要目的是鼓勵人們向西方學習，反對頑固守舊。到了 19 世紀末，發生了尖銳激烈的舊學與新學、中學與西學之爭。守舊的封建頑固派堅決反對西學，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事物都採取仇視和排斥態度。而資產階級維新派則積極提倡西學，認為中國不但應當學習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更要效仿它們的議院制，改革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張之洞強調“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表面上是要“新舊兼學”，實際上是站在舊學、中學一邊，反對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學說。

洋務運動時期，封建傳統教育仍然處在中國教育的主體地位。洋務派提出的"中體西用"，在不危及"中體"的前提下側重強調採納西學，這既是洋務派的文化教育觀，也是洋務派應對守舊派的策略。在"中體西用"的形勢下，"西學"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層次不斷深入。同時，"中體西用"理論為"西學"教育的合理性進行了有效地論證，促進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此原理下實施的留學教育和舉辦新式學堂，給僵化的封建教育體制打開了缺口，改變了單一的傳統教育結構。

中體西用思想早期對於衝破封建頑固派的阻撓，引進西方自然科學，促進中國工業、軍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產生髮揮過積極作用。後期成為清統治者對抗資產階級維新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中體西用作為中西文化接觸后的最初結合方式，有其歷史合理性。但中體西用作為一種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沒有克服中、西之間固有的內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會要被新的形勢所替代。

第一，中體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體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學的一統天下，使中國落後封閉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觀。隨著西學範圍的不斷擴大，西學為用的主張不再視為離經叛道，"用夷變夏"不再是中國思想界爭論的主要問題之後，是否應該對中國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這個"體"進行某些改變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發展，就成為人們關注各思考的主要問題。因此，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在學習西方器物的同時，也間或滲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內容，這就使向西方學習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中體西用"的集大成者張之洞將"中體西用論"發展成"整頓中法，仿行西法",並提出"以仿西法為主";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將"中體西用"發展為變法維新，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制度;而以孫中山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受到"中體西用論"的影響，開始向西方學習，尋求救國救民的方略。不過他們突破了中體西用論的框框，思想認識發生了質的變化，主張仿效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第二，中體西用思想起了強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義侵略狂潮的衝擊下，一個民族倘若不想淪為殖民地，就必須加強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確立一個藉以發展與更新的根基。在當時，中體西用原則所包含的中國意識是團結愛國者的旗幟，它號召著人們加強民族團結，抵抗侵略,保衛中華。縱觀當時先進人們的有關言論，不難發現:雖然少數人曾對中體西用這一文化原則整體上的正確性有過疑慮，但是從未有人對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過懷疑。相反，每當涉及中國的命運和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時，人們總不免提起中體西用。如康有為等人有關"保種保國保教"的口號就很難說與中體西用沒有一點歷史聯繫。沒有中體作為紐帶，中國文化是難為繼的。

第三，中體西用給人們思想以新的啟示，即學習外國的東西，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中體西用的本意沒有這個內容，但它的思維邏輯，卻在客觀上使人們得到了啟示。洋務運動后，拒絕學習外國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沒有市場了，而全盤西化的主張，也被多數人所否定。結合本國實際學習外國的東西，已經逐漸成人們遵循的法則。維新派在主張君主立憲的同時，也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論，另一方面又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提出了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儘管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但是維新派人士和孫中山對怎樣學習外國的思路是正確的。總之，中體西用是中國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為尋求中國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關於如何向西方學習的戰略思想"在封建專制統治和頑固守舊思想佔據主導地位的歷史條件下，中體西用是當時可行的過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僅開了社會風氣之先，為引進西學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促成了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第四，"中體西用"，為西學的傳播大開了方便之門。雖然中學是體、但西學既然已經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傳統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從而有利於打破國民拒斥外來新生事物的傳統文化心理障礙。於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學大量湧入。江南製造總局僅1896一年就譯介西書120多種，平均每三天即譯介一種，真是達到了驚人的地步。伴著西學傳播，中國的生產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甲午中日戰爭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業和交韌》)。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論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引入中國，並與中國文化交融，從而產生出中國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國新的社會，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孕育生成的。

第一，"中體西用"是那個時代那樣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任何一種文化實體都是植根於自己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的。洋務運動前夕的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尚不存在而自然經濟普遍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要建立起"西體"是不行的，因為還不具備西方式的制度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傳統的"中學體用"還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運作著，但是，面對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的嚴峻挑戰，不引進西學，則國將不國，在這種情勢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於是產生了。

第二，它是洋務經濟深層的需要。洋務經濟乃是一種以政府為依託，以集權為特徵的官僚經濟。無論從資金、技術、市場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離開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納稅人手中的錢財，解決興辦的經費。它是靠政府之力引進技術，其原料和產品的相當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調撥的。於是，政府的支撐就成了洋務經濟存在的前提。這樣，維護政府所代表的傳統制度，就成了洋務運動的天職。正是這種既要舉辦洋務，又要依賴政府的經濟現實，決定了"中體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這是洋務派自存的一種需要。興辦洋務，這是前所未有的開創性事業，不是一帆風順的，既有資金之難措，又有技術的難備，還有習慣勢力障礙，更有頑固派之攻擊與責難……真是舉步維艱。唐山--胥各庄鐵路通車，頑固派提出機車轟鳴會震動皇陵，洋務派不得不一度用馬匹來牽引車廂。辦天文算學館，頑固派又說這是以夷變夏，是廢棄中國的封建統治秩序。這些在今天看來無須駁斥的奇談怪論，在當年卻是極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連洋務派也不得不稱這些謬說"陳義甚高，持論甚正"。這樣，洋務運動為能夠順利進行下去，在引進傳播西學的時候，維護中體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務派就無以自存。我們從"中體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務派的良苦用心。該理論的最早提出者馮桂芬說:"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顯，作者強調的，不是中學如何善，而是學西"善之善"。在這樣的口號下，學西就名正言順了。當然，這個口號的實際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發生變化。當革命興起之際，再大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重心就不在學西，而在不準革命、不準破壞中體這一層意思了。這個口號提出之初的進步用意，我們是不能抹煞的。通運輸業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了"(吳柏均：《中國工業化的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