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桂芬

馮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又字景亭(又作景庭)，自號鄧尉山人。江蘇蘇州府吳縣（今蘇州）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李承霖榜進士第二人。精歷算、鉤股之學。嘗避兵至上海，總司江南機器製造局添建廣言館事。書宗歐、虞，工行草，疏秀簡逸，別具畦町。著《校邠廬抗議》。卒年六十六。

馮桂芬出生在蘇州西南隅盤門附近的新橋巷，時屬吳縣，因出生時，正值桂花開放，故得名桂芬。馮桂芬祖輩累世名門望族。馮桂芬八世祖馮惠，始居常熟，后遷長州。馮惠頗善經營，先做轉貿生意，后開典當鋪，家漸富裕，族譜稱他“樂善好施，鄉里稱之”。到他父親這一代，家中失火，從此一蹶不振。他自幼博覽群書，通經史，精歷算、鉤股之學，以才學聞名鄉里。自幼聰慧特異，讀書能一目數行。20歲弱冠，補為縣學的生員。馮桂芬在貧困交加中發憤圖強。年輕時，曾為該邑縣令記室，兼治錢穀。縣令由於拖欠納糧，要被奪職罷官。他儘力為縣令爭辯不得，拂衣而去。馮桂芬景仰顧炎武（字亭林）的道德學問，其字型大小“林一”、“景亭”均與此有關。馮桂芬遇事能深思熟慮，雖然沉默寡言，但是面臨大事、決斷大疑，他就會慷慨激昂，直任不辭。馮桂芬嚴於律己，不輕易與人交往，尚未出仕，已經名重大江南北。

道光七年（1827年）應院試，中秀才，頗得江蘇學症辛從益的賞識，即被錄為學官弟子。道光十二年(1832)參加鄉試，考取舉人。道光十二年（1833），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識拔了素昧平生的馮桂芬，稱他為“百年以來僅見”的人才，並招入撫署讀書，收為學生，將自己輯的《西北水利說》交馮編校，還讓他起草《太上感應篇圖說序》。然而之後赴京會試，三次不中。道光二十年（1840）參加庚子科禮部試、殿試，欽賜一甲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在道光二十三年，他任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馮桂芬為廣西鄉試正考官，旋丁母憂，服闋，曾任金陵“惜陰書院”山長。道光二十四年，典廣西鄉試，得士多名宿。道光二十八年（1848），馮桂芬重返京城。

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於南京建都，他則被指派於南京附近的蘇州，協助組織軍隊與太平軍對抗。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下蘇州，兵敗的他前往上海，並繼續參與李鴻章的湘軍以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後並協助李鴻章，以英美兵器經驗自創淮軍。幕僚期間，他完成了政論代表作《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的主張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被資產階級維新派奉為先導。俞樾曾經讚揚他“於學無所不通，而其意則在務為當世有用之學”（《顯志堂集序》）。

清軍奪取蘇、常后，他於同治元年（1862）力請李鴻章奏減蘇南田賦，最後朝廷同意蘇州、松江、太倉三州府減稅三分之一，常州、鎮江府減稅十分之一。章太炎在《訄書·定版藉》中曾予以抨擊。晚年移居木瀆后，在家開修志局，纂修成《蘇州府志》153卷。曾先後主講南京惜陰、上海敬業、蘇州紫陽、正誼諸書院，輿地、算學、小學、水利、農田，皆有講求對當時的河漕、兵刑、鹽鐵等問題尤有研究。論學不為門戶之爭，能接受資本主義影響，主張“采西學”，“制洋器”。工書法，書宗歐、虞，工行草，疏秀簡逸，別具畦町。馮桂芬后卒於木瀆寓所，葬在天池山北竹塢雞窠嶺，木瀆現辟有“榜眼府第”。蘇州紳民為他立祠奉祀。在他去世后，光緒九年（1883）《蘇州府志》付梓出版。

馮桂芬是中國有傳統向近代轉換時代具有開拓意義的、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他主要以中國文化為資源，以開放、健康、自信的態度對待外來文化，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學習，以唯善是從消解變法中的古今中西矛盾。他較早地提出全面系統變法思想，比較理智地兼顧理想和現實的關係。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國歷史與現實，批評時弊多切中要害，變法主張多切實可行。他也是又諸多事功實績的實幹家，經他多年奔走呼籲，江南重賦問題終於得以舒緩，上海同文館得以創辦。

文學主張

馮桂芬自幼善於寫駢文，未作官時，已經名重江南。他平生好讀書，從未荒廢學業。中年後，他致力於古文辭。學習各種經說，師宗漢代儒家，也以宋代儒家為老師。除經史外，馮桂芬對其他書也無所不窺，凡天文、輿地、兵刑、鹽鐵、河漕等，全都細心研究，窮思極慮，探求本原，大有撥亂反正的志向。

馮桂芬的文學主張，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籬。主張“稱心而言”。他在《復庄衛生書》中聲言“不信義法之說”，並針對桐城派所標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統”，指出文雖載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於文”。又針對桐城派標榜的韓、柳、歐、蘇的文統，指出“長於經濟者，論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議，未必不勝韓、柳；長於考據者，論古之文必佳，貴與《考》序，未必不勝歐、蘇”。明確要求“稱心而言”，擴大散文的思想內容，解放散文的語言形式。他認為桐城義法是束縛散文創作之例，反對“周規折矩，尺步繩趨”。因此，在他的《校邠廬抗議》中對“於經國大計，指陳剴切”，“凡所陳敷，皆所以救當世之急，在百年前不失為有識之言。”他的文章“長於持論，而拙於敘事”。體現了鴉片戰爭前後要求打破桐城枷鎖的進步潮流。

馮桂芬文，長於持論，不為浮詞，以政論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細慮周，指陳剴切，氣理暢達。有《校邠廬抗議》40篇，最為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長統的《昌言》。如《制洋器議》開頭說：“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冠發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但其子所編的《顯志堂集》，則將《采西學議》、《制洋器議》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僅收22篇。

秉承顧炎武思想

馮桂芬受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影響，十分尊重敬仰顧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顧炎武祠致祭。馮桂芬自己相信二種操守：第一，是萬鍾粟千匹馬也不能改變他的節操。年少受貧時他懂得通曉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間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謂：不居人之下，在人們眼裡，他永遠是個文人學士，不以吏事相許，不憑官位對待他人。

其思想史上的貢獻主要有四點：

一。較早地提出了系統的變法主張。涉及經濟、社會、教育、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

二。鮮明提出較為全面的“采西學”主張。從“制洋器”起步，提出“采西學”將學習內容從西方的堅船利炮加以拓展。主張在傳統文化的“法后王”后加上“鑒諸國”，不僅要從歷史眼光，更要從世界意識的維度開展變法。特別是其六不如夷說，在近代中國學習西方的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三。以唯善是從消解近代化過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他認為在法里，古今、中西之別都不重要，善與不善才是惟一標準。

四。比較理智地兼顧理想與現實的關係。雖然他官做的不大，但在京師十多年，且在翰林院，與上層官僚關係密切，有機會了解很多政治具體運作過程的內幕，對他改革思想的深刻性、方案可行性有重要意義。例如在《校邠廬抗議》原稿中，馮桂芬本有設立“奇才異能科”的建議，但考慮到操作難度，最終定稿時刪去。

博採眾長

馮桂芬做學問講求以有用為主，做文章主張沒有空話。他論述改革政治的道理，確實能夠闡明古代先人統治的哲理精神，而針砭末流的過失。他曾經寫過四十篇評議，按他自己的說法：“讀書十年，涉歷艱難情偽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說、而要以不叛三代聖人之法為宗旨。”就是說博採眾長而不離代聖人進言的宗旨。

思想

馮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啟康、梁，其意義不單單隻是“求西學、思變法”的一脈相承，而在於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現代化過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從”。馮桂芬“惟善是從”的思想根基於中國文化中的見賢思齊、剛健有為的傳統，是從中國文化本土生長出來的、可以導致中國文化與時俱進的極其寶貴的思想，也是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生動體現。

馮桂芬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更加全面地論述了向西方學習問題。他繼承了林則徐、魏源的傳統，肯定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不過，軍事工業只是他學習的一個方面了。馮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皆得格物致理。輿地書備山川厄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明確提出在農、工業生產中採用機器的主張。究竟夷之長技有哪些？馮桂芬的認識較魏源有較大的進步。他總結出中國五不如夷。除了認識到船堅炮利不如夷外，還認識到“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這裡馮桂芬除了在技術方面外，還提出了“君民不隔”問題，這是很可貴的。馮桂芬提出了“自強攘夷”的主張，他把其主張概括為“以中國之名教倫常為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

馮桂芬非常強調中國自己掌握新式技術。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話：“或曰，購船僱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轉漕，而一日可令我飢餓；以之運鹽，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復溺┅┅借兵雇船皆暫也，非常也。目前固無隙，固可暫也。日後豈能必無隙，固不可常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之為無弊也。”這裡包含著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學習中必須自己掌握經濟命脈，才能確保獨立的思想。這個思想，對於今天第三世界諸國在同發達國家打交道有借鑒意義。

馮桂芬對清朝的腐敗統治有所不滿，建議改革時政。他重視西方經世致用之學問，主張採用西學、製造洋器，他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為本，輔以外洋諸國富強新術。他的思想理論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同時也被資產階級改良派奉為先導。

馮桂芬去世以後，他的治國理論，如：裁減冗員、精製規則、停捐輸、變科舉、廣取士、廢武科、採用西學、製造洋器等等評議，全都被朝廷甄別、採納，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緒年間大搞變法，也是要變法而沒能背離他的統治之道。

其它成就

他擅長於書法，以篆書、隸書著稱於世，尤其精於隸書。馮桂芬人品方正，舉止嚴肅，清心寡欲，摒棄安逸。入朝為官初期，林則徐在江蘇做巡撫，就看重馮桂芬，認為他是國家的人才。在林則徐編輯西北水利的書籍時，馮桂芬參與編校工作。

他曾經輔佐陶澍，以及作李鴻章的幕僚；建立會防局，調和中外，處於清王朝內外交困之際，馮桂芬是最富治世之才的學者之一。馮桂芬家居遇事奮發，不避勞怨，服官雖僅十年，凡漕河，建學，積儲諸政，以及條議等等皆出其手。他精研算學，賞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以步田繪圖。馮桂芬著述頗豐，其中《校邠廬抗議》二卷，關於改革腐敗時政的見解，切中要害；顯示了馮桂芬熟諳西洋事務和他的進步思想。因此該書尤為世人所重。?

著有《校邠廬抗議》、《兩淮鹽法志》、《說文解欄位注考證》十六卷、《弧矢算術乞田草圖解》、《西算新法直解》、《顯志堂詩文集》十二卷、《使粵行記》、《兩淮鹽法志》等書，成卷數以百計。?

清思想家、藏書家。字林一，號景庭，晚號懷叟，別號鄧蔚山人，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補縣學生。道光十二年（1832）舉於鄉。二十年（1840）中進士，授編修，補右春坊右中允，入李鴻章幕府。對清朝腐朽統治有所不滿，多次建議改革時政。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先後主講南京惜陰、上海敬業、蘇州紫陽、正誼諸書院，約20年。所學甚博，經史掌故之外，於天文、輿地、算學、小學、水利、農田，皆有講求。任《蘇州府志》總纂官，為東南文史耆宿。家有“一仁堂”、“耕漁軒”藏書樓，牙籤萬軸，並請龔子韋負責管理和整理藏書，同治十二年（1874）葉昌熾偕管禮耕等人曾為之整理書籍20架，分為經史子集四部。藏書印有“檢校邠詩小經濟”、“校邠廬”、“鄧蔚山人”等。著《校邠廬抗議》、《顯志堂集》、《說文解欄位注考證》、《弧失算術細草圖解》、《西算新法直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