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

道光十八年（1838年）4月12日，薛福成出生在無錫賓雁里一個書香門第。父親薛湘，本以舉人身份充任官學教諭十二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因得中進士，便到鎮江當府學教授。薛湘特別擅長八股文的寫作，其文章風格獨特，時人稱“薛調”，頗受八股文士們的推重，曾國藩、李鴻章自稱他們能在科場上告捷，頗得益於薛湘的文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薛湘又考中進士，名列二甲七十一名。任鎮江府學教授，后升任湖南安福縣令。薛福成的母親顧氏，因丈夫長年在外，便擔當起家庭的重任，她操持家政，孝敬公婆，愛護子女，善待鄰里，是位典型的賢妻良母。薛福成六歲就進私塾讀書，啟蒙教師是八十多歲的顧洪生。放學回家，母親總要督促功課，不論風雨寒暑，總要學習到半夜。道光三十年（1850年），薛福成全家都到了鎮江，與父親團聚，12歲的薛福成便在鎮江府學署苦讀八股文章。年幼的他對鴉片戰爭后的世易時移毫無知悉，心中的夢想就是中秀才、成舉人、中進士、點翰林，在科舉道路上不斷拼搏。第二年，父親離開鎮江到湖南安福縣任縣令，薛福成和母親、姐姐、哥哥、弟弟又回到無錫家鄉。

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爆發，勢力旋即伸向長江流域，咸豐三年（1853年）佔領南京，清廷滿朝震驚，也震驚了埋頭八股的薛福成，薛福成驚悟到自己沒有生長在歌舞昇平的盛世，而是遇上了天崩地拆的亂世。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開始在廣州和沿海各地逞凶肆虐，清軍對此束手無策，內憂兼外患，更使薛福成驚心動魄。這時，面對著內憂外患的局勢，在社會上掀起一股講救經世實學的新風，薛福成的心扉在這清新的風吹拂下，慨然立志，決定為斤斤計較未來科舉道路上的成敗得失，致力於研究經世實學，以備國家有朝一日用人之需。於是，他一方面準備考試，另一方面研究中國兩千年來成敗興廢的原因，研究兵法、戰陣、天文、陰陽、地理形勢。咸豐八年（1858年）春，他與弟弟薛福保雙雙考中秀才，不久，在北京任工部員外郎的大哥薛福辰回無錫探親，薛福成便與薛福辰一起到湖南看望父親，不料他們到湖南不久，父親因病去世，兄弟倆忙著處理父親的後事。由於父親在縣令任上經手的賬目不很清楚，薛福成弟兄為了清理父親在任上拖欠的公款不得不在湖南盤桓了很長一段時間。

咸豐十年（1860年）春，薛福成兄弟還沒把事情辦完，就得到了江南大營崩潰及太平軍揮戈直下蘇、常地區的消息。兄弟倆擔心無錫家中出事，只得匆忙趕回家鄉。一路上戰火遍地，危機重重，這時無錫已為太平叛軍佔領，母親帶著家人已離鄉逃難，伯母一家則死於變亂。長兄薛福辰又被太平軍抓住，由於太平軍不清楚他的身份，才被釋放出來。後來兄弟倆渡過長江，趕到蘇北寶應的東鄉才找 到了離散的家人。父親病死，家庭遭難，接二連三的變故使薛福成真正感受了社會動蕩亂離之苦。同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攻入北京城，咸豐帝倉皇逃出皇宮，奔往熱河，奕訢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深重的困難，使薛福成憂心如焚。薛福成更覺得必須讀書礪志，具備真才實學，以便挽回那令人震眩的時變。從此，他更加註意古今理亂得失的關鍵，並通過上京趕考和遠遊開封等地的機會，了解民間疾苦，考察社會積弊。然而，薛福成把精力放在經世實學上，科舉考試中就經常失利。

同治四年（1865年），機遇終於降臨到薛福成的頭上。同年夏天，清廷鑒於在鎮壓農民起義隊伍捻軍的過程中連連失利，主持剿捻的名將僧格林沁亦被捻軍擊斃，便命剛剛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指揮湘軍北上剿捻。曾國藩是向西方學習船堅炮利的洋務派的代表人物，被朝野視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一。

曾國藩善於結納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於他的門下，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一批在當時頗有聲望的賢士。曾國藩率軍北上剿捻，沿途遍貼了招納賢才的榜文。薛福成十分欽慕曾國藩，認為這是一個投奔他的極好的機會，於是將自己多年來社會問題的思考與解決社會危機的辦法細細道來，寫下了一萬多字的《上曾侯書》，集中寫成了“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的八條對策。6月28日，當曾國藩的座船沿運河途經寶應時，他由大哥薛福辰陪同，冒著風雨謁見曾國藩，將萬言書恭恭敬敬地遞上去。曾國藩讀了他的上書，讚賞不已，覺得薛福成文章長於論事，日後有望成一家之言，便對周圍人大講薛福成他日當有造就，並立即延攬薛福成為自己的幕僚。從此薛福成跟著曾國藩走南闖北，與一群才華橫溢胸懷大志的幕僚朝夕晤談。曾國藩酷愛圍棋，每日清晨，都要請有相同嗜好的薛福成與之對弈，不但切磋棋藝，更注意交流對諸如“兵事、餉事、吏事、文事”等軍國大計的種種設想。

七年下來，因為薛福成有“勞績”、“軍功”，他又得到曾國藩的保薦，成為頭戴玻璃頂子、身穿八蟒五蟒袍的五品候補同知（候補知州，不是實職）。薛福成覺得，當今世務不外“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他們這些幕僚，雖然專司文事，其實要總攬全局，無所不曉。就像導水，幕府是眾流彙集的所在，又像耕田，幕府是播種育秧的地區，在幕府中確實能夠造就出經世治國的人才。經過這些年曾國藩的點撥和同僚間的切磋，加上自己的砥礪，薛福成相信早就精通“文事”的自己已能望負“兵事、餉事、吏事”，他希望自己能像多年來一批一批膺獲朝廷大用的同僚那樣，跨出幕府，謀求實職，擔任重任，去干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然而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南京病死，幕僚們各奔東西，薛福成因資歷尚淺，也沒有顯示過人的才學，又沒有靠山，所以未被朝廷錄用。這樣，薛福成只能將一腔抱負暫且收起，在幫助曾國藩的長子料理完喪事後，便雇了兩輛馬車，載著自己珍愛的書籍和文稿，徑向蘇州駛去。

薛福成途經故鄉無錫，也過門不入，匆匆抵達蘇州書局任職，操持筆耕生涯。應詔陳言運籌北洋李幕薛福成不得意到了蘇州，但仍然關注社會。他發現昔稱“人間天堂”的蘇州周圍地區如今已十室九空，百物昂貴，生計維艱。他了解到全國各地瘡痍滿目，人民生活較之蘇州更是困苦不堪。他憂心忡忡地看到中國海陸邊疆已是強敵逼境。他不禁驚呼：“嗚呼，中國不圖自強，何以善其後！”薛福成覺得，在這劇變時代，必須講求變革，興辦洋務，向西方學習自強之術，薛福成認為直到如今，朝廷仍舊一味因循守舊，強調什麼“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人才非資格不能進”，士大夫們還是在八股、試帖、小楷上耗費時日，用非所用，一味到有人講求洋務，便大驚小怪，以為是狂人狂言，群起而攻之。長此下去，外國日強，中國日弱，後果不堪設想了。薛福成希望朝廷不遺餘力興辦洋務，自強求富。然而，像他這樣沒有實職的五品微員，是沒有向朝廷上書言事的資格的。薛福成在耐心等待合適的時機。

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同治帝病故，四歲的光緒帝載湉登基。按照官場的規定，薛福成在次年春天從蘇州前往北京晉謁新皇帝，路過山東濟南，便去看望在山東巡撫丁寶楨處當幕僚的弟弟薛福保。在這，薛福成從邸鈔上讀到了一份“懿旨” ，引起他的注意。這是在同治皇帝死後，垂簾聽政的東西兩宮皇太後為了在帝王更替時期穩往政局，以兩宮名義頒布的區別於皇帝名義頒布的諭旨的“懿旨”，懿旨決定廣開言路，諭令朝廷內外大小官員向朝廷建言，以便供朝廷採摘實施。

薛福成大為振奮，遂應詔陳言，揮筆疾書，將自己為補救時弊、變通舊法的對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議十條”，然後將這樣洋洒洒的萬言書請丁寶楨轉呈。標題是：應詔陳言疏。薛福成提出的“治平六策”為養賢才、肅吏治、恤民隱、籌海運、練軍實、裕財用，即培養人才，整肅吏治、減輕百姓負擔、修浚運河、訓練精壯步兵和拔擢輪船將才、倡廉崇儉理財節流。這六策是整頓內政。“海防密議十條”為擇交宜審、儲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講、商情宜恤、茶政宜理、開礦宜籌、水師宜練、鐵甲船宜購和條約諸書宜頒發州縣。這十條密議講的是洋務，是效法西方的“自強之道”，歸納起來，主要有五方面的內容，即改善外交工作、培養新式人才、重視科學技術、加強海軍力量、發展商業、礦業。薛福成的陳言疏，字字意新而確，筆達而圓，事事從淺處、顯處著筆，洋洋洒洒、浩浩落落、易曉易行。它在朝廷影響極大，兩宮太后面諭軍機大臣將陳言疏發給各衙門商議。它也在全國各地力求變革的進步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爭相傳抄，成為一時議論的熱點。

而薛福成也一夜知名，洋務派領袖、直隸總督李鴻章立即延請他加入幕府，薛福成從此成為李鴻章的智囊人物，給李鴻章出謀劃策。在這段長達10年的北洋李幕中，薛福成十分活躍，幫助李鴻章處理了不少棘手的事情，最值得一提的是處理總海防司一職之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英國為了保證獲得中方賠款，強迫中國答應由英國人擔任總稅務司來管理海關，控制關稅。光緒五年（1879年），擔任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裝出熱心為中國辦事的模樣，一再給清廷上有關籌建海軍的條陳，其目的是要控制中國的海軍。清政府認為如能用英國人掌管海軍，或許會杜絕日本等國的欺負，而且利用英國的力量，也能將海軍迅速籌建起來。因此決定讓赫德兼任總海防司，負責添購艦艇、選用洋將，總管中國的海防。

薛福成認為，赫德這個人陰鷙專橫，倘若兵權財權由他一人包攬，這真同如虎添翼，難以控制，後患無窮。但是朝廷已有正式任命，薛福成考慮后，便對李鴻章分析不能任命赫德擔任總海防司的理由，並提出了一個計謀。薛福成認為，只要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正式行文通知赫德，表明總海防司這一軍事要職十分重要，要赫德親赴海濱專司練兵。因此，赫德的總稅務司的這一肥缺就不能不讓給別 人擔任。薛福成料定，貪財成性的赫德在這種選擇中決計不肯捨棄總稅務司這 一職務而去就任實地操練海軍的總海防司的苦差使。這樣，朝廷使命赫德為總海防司一事就成了一紙空文。李鴻章聽了連連點頭，便叫薛福成起草給清廷的奏摺，陳述由赫德兼任總海防司的危險，提出補救之策。朝廷依計行事。果然，赫德在接到要他親赴海濱訓練海軍公文後，為了不丟掉海關大權，而忍痛表示放棄總海防司的要職。中國的海軍大權終於沒有為外國人所控制。由於薛福成的才華卓著，薛福成終於被朝廷實授為四品寧紹台道，從此，他徹底告別了盤桓近二十年的幕府生涯，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一顯身手。

光緒十年（1884年）初夏，薛福成在進京陛見之後，立即南下赴任。他先到省城杭州參見了浙江巡撫劉秉璋，然後就來到治所寧波。道台是中級地方官員，薛福成出任的寧紹台道，不僅要監察寧波、紹興、台州三府的官吏，要“備兵防海”，保衛地方安全，而且因為寧波是國內的重要商埠和最早開放的國際通商口岸，所以還要監督鎮江、寧波兩個收入巨大的海關。薛福成深感責任重大。

就在薛福成赴任之際，由於法軍挑釁，中法軍隊在越南的諒山發生了武裝衝突。法國政府乘機訛詐，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要中國立即從越南撤兵，賠償兵費兩億五千萬法郎，並派海軍中將孤拔率領遠東艦隊，闖入中國沿海，準備攻佔一兩個港口，作為賠償的抵押。在這種形勢下，清政府被迫頒布了沿海戒嚴的命令，由於浙江的門戶就在寧波城東約50里的鎮海海口，清朝陸海軍就在寧、鎮地區布防。這些部隊由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統率，而遙受浙江巡撫劉秉璋的指揮。劉秉璋駐在省地杭州，要直接指揮寧、鎮前線的軍隊不無困難。他了解薛福成的才幹，便在寧波設立由薛福成負責的海防營務處，凡是巡撫的號令、方略，前線的戰守機宜，全部由營務處傳遞或處理。薛福成受命后，便立即趕赴鎮海，視察前線的防務，會商防務計劃。正當薛福成等千方百計地加強防務，不讓法國軍艦闖入鎮海口時，在福州的封疆大吏們卻不作充分的戰鬥準備，坐視法艦一艘接一艘地闖入閩江海口。光緒十年（1884年）8月23日，法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在半小時內擊沉了福建水師的七艘兵艦。至此，清廷被迫向法國宣戰，中法戰爭正式開始，緊鄰福建的浙江上空戰雲密布，薛福成進一步加快設防的步驟。

薛福成採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通過釘樁、沉船，安放水雷來堵塞鎮海海口，以防敵艦侵入，對前沿的炮台、工事作進一步的加固和偽裝，鞏固防務，並迅速完成電報線從寧波架到鎮海的工程，使前線與杭州、寧波可以瞬息呼應，指揮便捷。第二，針對定海這個南北交通要衝孤懸海外、四面受敵、一時難有防備之良策的情況，利用1846年時中英簽訂的一個保護舟山的舊約來“以夷制夷”，遏製法國對定海的進犯，使法國不能以定海為侵略基地。

薛福成知道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軍退出舟山後，英國為了獲得在舟山的特殊權益，強迫中國簽訂了一個侵害中國主權的保護舟山的條約，其中第三款是中國不把舟山讓與別國，第四款是如有別國攻打舟山，英國必為保護。於是，他急請朝廷通知英國公使要遵守舊約，同時自己也反覆勸諭寧波的英國領事向英國政府進言，並且由幕僚起草，自己反覆修改，寫成《英宜遵約保護舟山說》，文章對英國朝野曉之以理，即像英國這樣的頭號強國必須按照國際公法遵守舊約，同時又動之以利，強調假如法國佔據定海，香港的貿易必定會衰落，英國利益大受損害，然後將文章譯成英文後，寄往倫敦各個報館刊登。經過這番活動，英國朝野果然輿論嘩然，紛紛要求履行舊約。英國駐上海總領事也奉政府之命，與法國駐華公使達成了英國不宣布保護舟山以妨礙法國行動，但法國也決不進攻舟山的秘密協議。由於定海始終在中國手裡，沒有成為法國的侵略基地，對浙東沿海的防衛成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以一定的酬報預先雇定上海熟悉甬江水道的四位外國領水員，使他們保證不給法艦領航。他又號召軍民顧全大局，團結一心，同仇敵愾，一致對法。同時將法國在寧波的傳教士集中到寧波城北或者遷往上海，派兵保護，暗中監視，清除隱患。薛福成通過實施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浙江的防務水平。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底，法國遠東艦隊頭目孤拔親率軍艦四艘，駛向鎮海。薛福成趕緊命令撤去口外沙灘、暗礁的燈塔和浮標，沉船堵塞鎮海口，他又從戰爭的全局出發，要求台灣、福建的中國軍隊在法軍主力集中到鎮海的當口，乘機反攻，收復台北的失陷地區，奪回法國艦隊賴以補給燃料的基隆煤礦，從而朽合浙東的抗法鬥爭。3月1日下午，鎮海海口各炮台的勇士對駛向鎮海口的法國軍艦奮力炮擊，浙東戰股就此拉開，由於防務嚴密，以密集凌厲的炮火擊退了法國軍隊的數次進攻。法國要攻直鎮海，不僅受阻於堅實的防線，而且無論在當地或上海，懸賞六萬兩銀子也召募不到領港的好手，它派出的探測航道的小船又經受不起凌厲的炮擊而往往被擊沉或擊退。它又因英法秘密協議而不能去攻近在咫尺的定海，只能在海面遊盪。而薛福成則積極設法對敵軍發動騷擾和進攻。

清軍統領錢玉興於3月20日率領敢死隊，秘密地把八門後膛小炮運到前沿，在夜半突然向敵艦開炮，結果擊中五炮，殺傷了很多敵軍，據說孤拔就是在這次夜襲中負傷的，不久便傷重而死。法國艦隊在鎮海口外一直停泊了45天，直到中法和談告成后才退往外洋。在這場中法戰爭中，法國陸軍在越南、台灣等地屢次被中國軍隊殺得大敗，而法國海軍起初全殲福建水師、擊敗南洋水師，氣焰甚為囂張，然而法國艦隊卻在鎮海口屢戰不利，損失慘重，遭到了意外的失敗，這是薛福成和廣大愛國軍民盡忠報國、精心籌防、抗擊法軍創造的佳績。中法戰爭結束后，薛福成對鎮海海戰的勝利，並不感到滿足，他繼續籌集資金，建台添炮，在鎮海口大修國防工事，努力使“全浙門戶，永臻穩大。”

薛福成嫻熟洋務，關注國際大事，他經常就外交問題上書言事，這一點早已引起許多洋務官僚的注意，早在光緒元年（1875年），朝廷在遴選出洋的使節時，洋務派大員丁寶楨、郭嵩燾就先後上疏，保薦薛福成，說他博學多通，識略閎深，精習西洋地勢制度，可勝任公使，只是由於李鴻章將他攬入幕府而作罷。經過這些年政治經驗的積輕和官階的上升，朝廷對薛福成也更看重了。

光緒十五年（1889年）5月，因出使英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四國公使的劉瑞芬三年任滿，朝廷對薛福 成賞二品頂戴，以三品京堂候補的身份擔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當時，出使國外並沒有什麼美好的結局。1876年代表朝廷出使西方的郭嵩燾，就遭到了國內頑固勢力的攻擊和誹謗，說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離開父母之邦，郭嵩燾最後落得一個罷官回鄉、抑鬱而終。出使法國的曾紀澤主持與俄國的修約談判，收回了伊犁，但最後同樣免職回國，以致曾紀澤一腔熱血，寢食難安。然而薛福成深知外交工作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因此，明知危途，卻絕不畏葸不前。他在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后，帶著一行隨從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31日晚上8時登上“伊拉瓦底”號輪船，2月1日早晨8時開船，開始了駐外使節的生活。路上，他與自己精心挑選的隨員黃遵憲、許珏、錢恂等人就旅途見聞進行議論，認識到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中國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否定了中國固有的關於中華為世界中心的偏狹地理觀念，認識到香港、新加坡的發展在於洋人善於經營商務，認識到中國一向把商列為四民之末，視作殘民之業是不對的，在今日地球萬國相通之世，國家要發展，經濟要繁榮，一定要學習西方，以商務為本，不可閉關獨治。

經過一個多月的海上顛簸，薛福成為首的外交使團終於在光緒十六年二月十六日（1890年3月6日）到達法國馬賽港，薛福成舍舟登陸，首次踏上歐洲大陸，實現了盼望已久的睜眼看世界的夙願。薛福成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例行公事，是向所在國的元首遞交國書，拜會外交部和各國公使。薛福成按照程序，先後奔波於法、英、比、意諸國，薛福成不卑不亢，舉止不凡，各國都表示熱烈歡迎，期間，他還到過德國、瑞士等國。薛福成在歐洲各國出席酒宴茶會，聽樂觀舞，參觀訪問，觀光遊歷，同西方各界知名人士密切交往，廣泛接觸，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大開闊了他 的視野。他集中精力考察歐洲的社會得失，通過對議院、工廠的考察，他悟出 一個道理：歐美國家之所以先進，中國之所以落後，其要本在於制度的不同。這比他本人在《籌洋芻議》中抒發的識見，大大提高了一步，這時的薛福成已名副其實地成為早期改良思想家。

薛福成在出使期間，十分關心保護海外僑胞，力爭在華僑集中的地區設立領事館，就近保護，使僑胞在海外少受欺凌和奴役。他起草了給英國外交部的照會，援引國際公法和各國慣例，聲明中國有權派遣領事分駐英國屬地。薛福成指出：中國恪守國際公法，已允許英國在中國設立了20多處領事館。根據1869年10月23日中英之間的新定條約，有英國允許中國可派官員駐紮英國及英國屬地各口的條款。因此，中國應有權同歐美各國一樣派領事公駐英國各地屬地。後來，英國不得不在原則上同意薛福成的合理要求。

在同英國交涉此事的同時，薛福成又向朝廷上了一道《通籌南洋各島設立領事保護僑民疏》，他在奏疏中向朝廷彙報了海外僑胞在世界各地的分佈，以及倍受欺凌剝削的狀況，申訴了在各地設立領事館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在薛福成的努力下，光緒十七年（1891年）秋天，由薛福成推薦，黃遵憲擔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同時清政府也頒布了幾條保護歸僑的規定，對於海外華僑，不管出洋已經多久，只要願意回國謀生置業，一律與內地人民同等看待，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刁難或歧視。後來，薛福成又爭取到在南洋之檳榔嶼設立副領 事，以及在緬甸的仰光設立領事館的權利。領事館和領事的設置，終於改變了海外僑胞孤苦飄零、控訴無門的悲慘狀況，終於實現了僑胞們“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宿願。

薛福成在出使期間辦的另一件大事是進行滇緬邊境界務和商務的談判。光緒十六年（1890年）6月，薛福成在駐倫敦使館打開以疊五年之前的卷宗，立即被其中的內容深深吸引了。1885年，英國軍隊侵佔緬甸全境，將緬甸成為其殖民地。有雲南省與緬甸接鄰的中國當然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當時駐英、法大臣曾紀澤便奉命與英國外交部交涉。在交涉中：一是不會侵佔靠近中國國境的緬甸地區；二是讓滇緬邊境上的大金沙江作為兩國均可行船的公用之江；三是讓中國在大金沙江西的八募附近立商埠、設稅關。曾紀澤考慮到自己並不確切了解滇緬邊境的情勢，因此表示須待了解情況后再定。然而到了1886年，英國駐華公使在北京與總理衙門正式簽訂的中英緬甸條約中沒有將英方對曾紀澤的三點表示列入條約。薛福成對這卷宗分析后認為，英國這樣做，是想否認過去的三條協議，以便為它以後進一步侵入中國內地劃分滇緬邊界埋下伏筆，如果這樣，後果嚴重。薛福成為此照會英國外交部，重申五年之前中英雙方的三條協議，並要求英國真正履行它在中英緬甸條約中每隔十年英國駐緬甸最大的官員要派人向中國朝貢的條款，如期向中國朝貢。到光緒十七年（1891年）3月，薛福成正式向朝廷上疏，建議由中國主動提出滇緬界務、商務的談判，以免等到英國採取進一步行動后強行談判時受到嚴重的侵害，並自薦擔任中方代表。然而清廷在一開始未予重視，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初，在薛福成一再陳說利害后才答覆同意。薛福成掌握了英國在緬甸的工商業家急於同中國通商的心理，便在同英國外交大臣的兩次會商中指出，若不劃定邊界，滇緬之間的商務斷難開辦。這樣，英國外交部為了商業利益，只能改變拖延劃界的策略，同意進行劃界談判。

光緒十八年（1892年）2月下旬，英國將一份劃界的備忘錄送到了中國使館，這個備忘錄完全否認三條協議，甚至要將整個中緬界線划中國境內，薛福成在談判中，從援引國際公法入手，認為大金沙江兩岸綿延數千里的野人山地，是片“不緬不華”的中間地帶，按照國際公法，便應由兩國平均分配，中緬邊界應如三條協議中表明的以大金沙江為界。經過兩年的反覆談判。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3月1日薛福成終於代表中國與英國簽訂了《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半個世紀以來的中英交涉，大都是以簽訂不平等條約而結束，而這次談判簽約，薛福成卻以國際公法為依據，既堅韌又靈活，使西洋最強的國家被迫承認中國的合法要求，真是中國辦理外交以來的空前成功。

光緒二十年（1894年）3月，《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簽訂不久，薛福成任職期滿，光緒二十年（1894年）5月25日晚，他離開巴黎，徑往馬賽，登上了歸國的輪船。7月1日傍晚終於抵達上海。由於薛福成本來就疾病纏身，一路上又飽受紅海的酷熱和閩洋颱風之苦，弄得困頓不堪，所以一到上海就纏綿病榻，7月20日，他忽然感染了流行性疫病，如同雪上加霜，深夜便猝然與世長辭，終年57歲。

當時，正值國家多難之秋，中日甲午戰爭已經開始打響，正需人才的時候卻驟失一位棟樑之材，不禁使許多憂國憂民之士十分傷感。20多天後，上海各界人士為薛福成舉行了很有聲勢的出殯儀式，來表示對這位思想家、外交家的哀悼之情。出殯儀式結束后，家人扶著薛福成的靈柩，返回無錫，當年11月間，薛福成安葬在了他的家鄉——太湖之濱的軍帳山麓。

同治四年（1865年），曾國藩北上鎮壓捻軍，沿途張榜招賢，薛福成寫下八大對策、洋洋萬言的《上曾侯書》，曾國藩讀罷即延聘薛福成入幕。此後曾幕七年生涯，薛福成尤注重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不時呈上一些改革時弊的策文，頗為曾國藩器重。光緒元年（1875年），薛福成揮毫寫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議十條》萬餘言。主張應努力改善外交，將國際公法、中外條約刊發各州縣；主張科舉時應為精通洋務的人特設一科，使奇傑之士輩出；建議通過聘請洋員，派送人員留學，定製鐵甲艦來發展海軍。薛福成的上書陳言，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即採納了陳言書中的意見而付諸實施，薛福成名聞朝野。丁寶楨、郭嵩燾等大員紛紛奏保薛福成出任駐外使節之職。直隸總督李鴻章也為薛福成的才能所折服，攬入麾下。

光緒二年（1876年）在與英國交涉馬嘉理案時，薛福成寫就《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上呈李鴻章，主張對英國的無理要求不應遷就，應以擇要設防、組織團練、廣張疑軍、以多攻少的策略，應付英軍可能會採取的軍事行動。李鴻章非常欣賞，命薛福成隨行參加與英國公使的談判，並因其隨辦洋務出力而奏薦為知府。

光緒七年（1881年），薛福成署直隸宣化府，寫下了《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提出了對未來北洋海軍的構想。後來，李鴻章就是根據他的設想來建立北洋海軍的。次年，朝鮮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發動壬午兵變，薛福成向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獻計，儘快出兵朝鮮拘捕亂黨魁首。張樹聲採納了薛福成的建議，迅速平定了朝鮮之亂，使覬覦朝鮮的日本欲趁亂控制朝鮮的陰謀失敗。光緒十年（1884年）初夏，中法戰爭爆發，薛福成加強防務，並指揮軍民重創犯浙的法國軍艦，因功加布政使銜。

光緒五年（1879年），“總稅務司赫德喜言事，總署議授為總海防司”。薛福成深感事態嚴重，馬上作《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認為如此，“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並向李鴻章獻計說，只有告訴赫德，如果他要擔任總海防司，就必須放棄總稅務司之職，親自去海濱練兵，這樣，赫德必不願放棄總稅務司之職，此事便可作罷。李鴻章覺得十分在理，便採納了薛福成的建議，函告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依計而行，使赫德欲控制中國海軍的圖謀終未得逞。同年，薛福成寫下了反映他洋務思想的《籌洋芻議》一書，認為中國已到了非要進行大變法、實行洋務不可的地步了。“世變小，則治世法因之小變；世變大，則治世法因之大變”。主張發展工商業，“奪外利以潤吾民”。並提出了反不平等條約、防日俄入侵、改革關稅等主張。薛福成將該書上呈李鴻章，李鴻章大為讚賞，分發官員傳讀。

光緒十四年（1888年）初秋，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翌年初春進京陛見時，被改派為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駐歐使節任內，薛福成走訪了歐洲許多國家，考察歐洲的工業發展，詳細地研究了歐洲的政治、軍事、教育、法律、財經等制度，開闊了視野，思想也日益改變。他認為西方富強已百倍於中國，中國應不懈地師法西方，建立“糾眾智以為智、眾能以為能、眾財以為財”的私人公司等，並具體提出了“求新法以致富強”、“選賢能以任庶事”、“造機器以便製造”等二十一條“養民最要之新法”。薛福成將他在歐洲四年所聞所思詳盡地作了日記，后據以編成《出使四國日記》。

使歐期間，薛福成還參與眾多具體外交事務，光緒十八年（1892年）與英國就滇緬邊界劃分和通商條約問題進行了多次談判，由於薛福成援引國際公約，剛柔並用，英國終於同意簽訂《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中國收回了滇邊部分領土和權益。此外，薛福成還以國際公法為依據，迫使英國政府同意中國在其屬境內設立領事，這樣，中國政府就在南洋、緬甸等處設立領事，保護當地華僑的權益。

任浙江寧紹台道時，於官署之後建崇實書院，辛亥革命后擴建為“薛樓”，後來成為寧波圖書館。同時對寧波藏書樓“天一閣”藏書和建築，讚不絕口，命其子薛南溟按“天一閣”式樣營造藏書樓，命名“傳經樓”，曾收藏圖書數萬卷。左宗棠為之題寫匾額，自聯有“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樹長風煙”，鼓勵子孫奮發讀書，光耀門庭。書法家伊秉綬書聯有“月寮煙閣標清興，文府書城縱古今”等。子孫能保護藏書至民國。全國解放后，由蘇南行署區文物管理委員會接受保管，現分別藏於南京博物院、南京圖書館、蘇州大學等地。

薛福成雖然長期依附洋務派，但卻傾向經世，後來終於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成為初步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早期改良派。在文學方面，他雖然長期與桐城派文人為伍，曾推崇桐城派，但亦曾指責吳汝綸標榜桐城，並自言出使之後文風有所變化。為文多著眼於經世致用，不受桐城派約束。其政論文洋洋洒洒，曲盡事理，既謹嚴有序，又雄辯有力，黎庶昌譽為“首屈一指”。其中許多重要議論切中時弊，有些重大建議得到採納。如《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對於維護中國海軍兵權，解除英國人赫德的總海防司職務，起了決定性作用。此外，他還寫過許多史論，如《海瑞論》、《葉向高論》等，藉古喻今，針砭時事。

薛福成文善於記述。他記述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時期許多重要的遺聞軼事，往往兼有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如《蒲城王文恪公屍諫》，追述漢軍機大臣王鼎在河工上營救林則徐未成，回朝後怒斥穆彰阿，廷諍至苦，憤而自殺。記載詳實，有史料價值。生動地表現了王鼎的剛直，穆彰阿的奸滑和道光帝的偏心，又有較高文學性。薛福成還有些記敘文，寫他親身經歷過或親自調查過的新聞時事，如《書太監安德海伏法事》和《張汶祥之獄》等，真實又具典型意義，近乎報告文學。晚年在國外所作的《出使日記》，報告性也較強，無論寫資本主義事物還是阿爾卑斯山風景，都頗可觀。其中的《觀巴黎油畫記》，長期選作中學教材，傳誦尤廣。但是薛福成的封建意識仍舊很濃，即使身在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動搖，這就難免要給他的作品帶來許多局限。

薛福成曾擔任一些地方官職，又隨李鴻章辦理外交事務，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薛福成把“振興商務”看作是“生財大端”，主張減稅以促進其發展，認為國家稅收只能在此基礎上謀求增加。他說“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權，課其效而加之優獎，創辦三年之內，酌減稅額以示招徠。商民知有利可獲，則相率而竟趨之。迨其事漸熟，利漸興，再為釐定稅率，則於國課必有所稗。”為促進商品流通，保護商民利益，他主張“漸裁厘金”。在廈定未裁撤之前，他主張採取積極措施加以改革“宜密於近海而疏於內地，用新定稅額，一征之後，任其所之，不復重征。是舉前此弊端，一舉而清之也”。薛福成還主張實行保護關稅，重稅外來之貨，而減免本國貨稅，“以暢其銷路”。

《清史稿》：福成好為古文辭，演迆平易，曲盡事理，尤長於論事紀載。

光緒帝：“薛某辦事甚好。”

薛福成一生撰述甚豐，著有《庸庵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庸庵海外文編》、《籌洋芻議》十四卷、《出使四國日記》六卷、《續刻》、《庸庵筆記》、《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十卷等書。薛福成的著作基本上均已編入《庸庵全集》。其《出使日記》及續刻，近年又被編入《走向世界叢書》。

值得一提的是薛福成在1879年寫出《籌洋芻議》。這部著作約2萬字，分為《約章》、《邊防》、《鄰交》、《利器》、《敵情》、《藩邦》、《商政》、《船政》、《礦政》、《利權》（一、二、三、四）和《變法》共14篇，除了過去已一再論述過的主張外，薛福成這14篇文字中主要敘述了以下四方面的內容：

（1）反對不平等條約。薛福成特彆強調中外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的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以及協定關稅三項對中國危害深重，強調應堅決 抵制新的不平等條約，修訂過去已經簽訂了的不平等條約。

（2）預防俄日侵略。薛福成認為國際形勢已經發生變化，目前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是覬覦中國領 土的沙俄和日本，強調中國應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西方各國改善關係，並援助朝鮮、越南等國使之成為堅強的鄰邦，同時，中國也必須加強邊防、海防。

（3）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他認為中國必須振興工商業，強調發展運輸業、發展農業、發展工業是振興工商業的三個要端。

（4）闡述洋務運動的理論根據。他指出變法是歷史進程的必然規律，強調中國在經濟、技術、軍事等很多方面需要變法，變法的目的是取西方器數之學使中國實現富強，從而使中國不受列 強的蔑視和宰割。薛福成的《籌洋芻議》雖沒有像另一些早期改良思想家們那樣明確提出改 革中國的封建政治，實行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度，但他思想的觸鬚觸及了早期改良派關注的各個問題，特別是他那些否認傳統的封建觀念，認為“人人慾 濟其私”等觀點，更是直接反映了當時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正因如此，這部代表其洋務思想的著作已帶有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色彩。

這部著作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直到1895年，另一位廣東的早期改良思想家鄭觀應在修訂出版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時，特地將《籌洋芻議》中 的《變法》等篇章附錄於後。《籌洋芻議》與馮桂芬的《校 廬抗議》，陳虯的《庸言》、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等一起，被人們公認為19世紀後葉中國思想理論戰線上的重要成果。薛福成一生，從事著繁忙的公務，但他除寫了大量公文，還寫作了其他類 別的大量著作，最能反映他的洋務思想和早期改良思想的就是《籌洋芻議》和 《出使四國日記》，他的業績和思想，在中國近代史尤其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和影響。

曾國藩門徒黎庶昌、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合稱為曾門四弟子。

父親：薛湘

母親：顧氏

長兄：薛福辰

弟弟：薛福保

無錫薛家花園是薛福成的大型官僚宅第，坐落於無錫市中心鬧市區，佔地面積2.1萬平方米。清廷特賜“欽使第”一座以褒獎其歷史功績。至今，由光緒皇帝御筆親題的藍底金字“欽使第”一豎匾仍懸掛在薛府將軍門門額之上。

薛家花園是薛福成在出洋之前親自籌劃，親勾草圖，籌足建設經費七萬二千元大洋，由其長子薛翼運（字南溟）具體負責建造，歷時四年（1890-1894）。

薛家花園前四進（門廳、轎廳、正廳、後堂）均為九開間建築。薛家花園前四進的傢具陳設、楹聯匾額、雜件器具的擺設均按原樣復原，充分體現了晚清豪門世家的官宦文化，而轉盤樓、後花園、傳經樓、東花園則充分體現了晚清官僚宅第的家居文化。

它填補了我國近代建築史上的空白，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研究價值和旅遊價值，2001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薛家花園自從2003年元旦向廣大遊客開放以來，先後接納國內外遊客十多萬人，黨和國家領導人朱鎔基、李瑞環、吳官正、李長春、錢其琛、回良玉、華建敏等先後視察薛家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