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洋芻議

薛福成從1875年開始擔任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幕僚。1879年，他網羅見聞，將自己認為應採用的“應變之道”寫成書面文字，即著名的《籌洋芻議》。

這部著作約二萬字，分《約章》、《邊防》、《鄰交》、《利器》、《敵情》、《藩邦》、《商政》、《船政》、《礦政》、《利權》和《變法》等十四篇（其中《利權》共4篇）。

該書脫稿后，薛福成把它上呈給李鴻章。李對此書大為讚賞，把它送到總理衙門，供總署的官員們參考、採擇。同時，這部著作不脛而走，在洋務派和進步人士中迅速流傳開來。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用西洋餹印法印刷了數十套，很快就分發完畢。直到1895年，鄭觀應在修訂出版《盛世危言》時，還把其中的《變法》等章全文附錄。

不過，在薛福成撰寫和發表《籌洋芻議》時，鄭觀應等一些具有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人們，已開始明確提出要改革中國的封建政治，實行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度。與此相比，《籌洋芻議》中所宣揚的思想，仍然落後了一步。但該書也觸及了早期改良派關注的一些問題，特別是那些否認傳統的封建觀念，認為“人人慾濟其私”等觀點，更是直接反映了當時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正因為如此，《籌洋芻議》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陳虯的《庸言》、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等一起，被公認為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思想領域的重要成果。

薛福成在這十四篇文字中主要闡述了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1）反對不平等條約。薛福成指出，兩國簽訂和平條約，應對兩國都有益無損，決不能損此以益彼。他覺得，在今後中國再也不應屈服、退讓，接受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要是列強堅持侵略要求，甚至擺出決裂的架勢，“中國惟當靜以待之”，對萬不能允者，更應“始終堅執一辭”，這樣，敵人倒也奈何我不得。對於已經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他也力圖加以修改、補救。他指出，過去中國在立約時視若尋常而實際上貽患無窮的，主要有兩條。其一是“一國獲利，各國均沾”，即片面最惠國待遇。這樣，“一國所得，諸國安坐而享之；一國所求，諸國群起而助之”，不啻是驅西洋諸國協而謀我。其二是“洋人居中國不歸中國官管理”，即領事裁判權。這樣，在洋官的百般庇護下，洋人殺了人，犯了法，都能逍遙法外，中國無法去懲治他們。他認為，要使列強同意廢除這些不平等的條款是極其困難的，如今只有採取“潛移默奪”的辦法。對前者，可擬定通用各國的條約，在與各國訂約時，不讓內容稍有參差，這樣，雖未去利益均沾之文，但已無利益均沾之實。對後者，可以通過與洋人訂立條約，在通商口岸設立由中國官員與外國律師共同主持的理案衙門，用中西律例，甚至單用西法來治理涉及華、洋的訟案，以便使洋人難逃法網。

（2）預防俄、日侵略。薛福成客觀地分析了國際形勢，指出當時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是沙俄、日本。對於它們的侵略，中國決不能依賴列強的“調停”。中國應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特別是只有走自強的道路，才能遏止俄、日等國的侵略野心。同時，他又認為，中國應該積極開展外交活動，與西方各國改善關係，爭取獲得一個真正的西方盟國。中國地大物博，通商之得十倍於日本，只要搞好外交，列強也不會專門去偏袒日本。此外，中國還應該援助朝鮮、越南等國，鞏固東南的海防。對於孱弱已甚、受法侵逼的越南，應援以偏師；對已被日本吞併的琉球，要爭取讓它復國；對受俄、日覬覦的朝鮮，應勸它開通風氣，興辦洋務，並與西洋各國立約通商，用商務來牽制列強。

（3）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他指出，西方謀求富強，是以“工商為先”，是用“耕戰植其基，工商擴其用”。中國要振興工商業，有三個要端。一曰“販運之利”，即發展運輸業。他強調中國貨物應由中國輪船自己來運輸，直至運輸到南洋和歐美，決不能讓外國的輪船公司奪走中國的運輸大利。而且，也只有通過發展運輸業的辦法，才能使我國自造的輪船得到充分利用，使船廠不致經費支絀，使造船業得到發展，並使兵船獲得養船的經費。二曰“藝植之利”，即發展農業。他指出，如今外國已紛紛種茶、養蠶，中國應迅速整頓、刻意講求，以擴大生產、不增稅額的辦法，來降低售價，增加中國絲、茶的出口。三曰“製造之利”，即發展工業。他積極鼓吹用機器來織布和織氈、絨工、呢羽等。在創辦工商業的方式上，薛福成不贊成官辦形式，而積極主張利用私人資本，倡辦官督商辦的企業。

（4）保護中國徵稅的主權。他一方面指出，中國的厘金制度確實不利於民，到中國財用充足時，應逐步加以改變。但德國公使等以此為由，蠻橫地要求中國對洋貨免厘，是“撓我自主之權”，是決不能允許的。他還指出，有人主張通過加稅鴉片來免除洋貨的厘金，那是個極其有害的辦法。他還精細地指出，如果西方堅持要以加稅來免厘，那就將關稅提高到西洋國家中較低標準的值百抽二十。但西洋國家是不會同意的，所以中國在洋貨免厘問題上，也應該寸步不讓，以保護國家的利權。

（5）闡述洋務運動的理論根據。他指出，興辦洋務，實際就是變通舊法，而變法則是歷史進程中的必然規律。但他認為，中國的封建政治制度是“集百王之成法”，盡善盡美，可以“萬世不變”。中國在經濟、技術、軍事等很多方面則需要變法。變法的目的是為了保衛中華民族及中國傳統的封建制度。他駁斥了封建頑固派的效法西人是用夷變夏和“變法務其相勝，不務其相追”等種種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