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

亦作“封疆大臣”。亦作“封疆大員”。明 代都指揮使、布政使、按察使和 清 代的總督、巡撫總攬一省或數省的軍政大權，類似古代分封疆土的諸侯，故稱。

《東城老父傳》——唐陳鴻祖著

《明史·兵志二》：“當是時，都指揮使與布、按並稱三司，為封疆大吏。”

清 李寶嘉 《官場現形記》第二十二回：他出京的時候是一個三品京堂，如今半年之間，已做到封疆大吏，自然是感激天恩，力圖報稱，立刻具折謝恩。

《官場現形記》第四十二回：“連升帶保，不到二十年功夫，居然做到封疆大吏，在湖北巡撫任上，也足足有了三個年頭。”

《清史稿．卷四一八．毛昶熙傳》：“今日之封疆大吏，以地方多事，喜用精明強幹之員，而不求愷悌循良之吏。”

亦稱“封疆大臣”。馬其昶《濂亭集序》：“朝廷置封疆大臣，率取材曾門。”

含義溯源：“封疆”二字起源於周代的“分封制”，本意是指“王”將本土劃分為若干行政區域甚至自治區域，例如諸侯國。在區域內，諸王擁有土地、治理、管轄、稅收、法律甚至軍隊等等相對獨立的權力，“諸侯王”——周天子，是名義上和精神上的領袖，諸王受周天子節制，聽候周天子命令，服從周天子對軍隊的調動，必要時候諸王有義務“進京勤王”——保護周天子。

“封王”對象，一般是周天子本族親屬和建國有大功的臣下，如齊國國王“姜”姓，就源於姜太公，齊國也就是姜太公的“封國”。這種土地分配治理的制度，減輕了中央政府的負擔，也有利於地方自治的自由度，但也減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最終釀成“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

秦滅六國后，吸取了前朝的教訓，不再設置“諸侯國”，“周禮”的規矩，也因為春秋時期的“禮樂崩潰”而早已湮沒。秦的政治制度，是“郡縣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員“管理”，官員對於地方政府只有管轄權，沒有官吏任免、土地所有、稅收、法律和軍隊等等權力，事無巨細都需要通過奏摺上報秦王決策。這種制度影響了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政治制度，至今，我國的公務員制度仍舊殘留其基本形態。但是，這種制度最大的弊端在於效率過低，嚴重束縛了地方的發展，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負擔。同時，責任和決策力全部仰仗中央政府，一旦中央崩潰，地方則毫無防禦力。所以，嬴政去世后，大澤鄉振臂一呼，秦王朝就基本陷入崩潰和混亂狀態。

這個階段，地方官員基本上屬於“吏”，而毫無“封”可言。

當然，也有一些偏遠地區，因為地理位置和征伐歷史的原因，地方官員擁有極大的權力，比如“南海郡”都尉趙佗，本來就是平定南越的主將，在地方和軍隊系統擁有極大的威信。南海郡，也因為與咸陽距離遙遠而事實上形成獨立王國，秦亡之後，趙佗就吞併桂林郡和象郡，自封為王，建立“南越國”，直到漢武帝年間才“回歸”中央政府。但總體說來，秦代的郡縣制仍舊有效地防止了官員的地方野心。

漢初年，因為意識形態的對抗和安撫開國將領的原則，採用了類似周代的“分封制”，全國被分為若干“王國”，像淮陰侯韓信一類的大將，都有自己的封土，中央政府對封國採取薄稅制度，休養生息，地方政府擁有的權力很大，地方經濟也因此恢復很快，政府效率有極大提高。但是，“地方權力膨脹”這個老問題，仍舊困擾著中央政府，到了漢武帝時期，“削藩”已經成為政府不可忽視的問題，漢武帝通過各種政治手段一點一點剝奪了包括劉姓諸侯王的權力。但東漢後期的軍閥混戰，中央政府又“循環前代”地成了擺設，最終，漢朝被瓜分為魏蜀吳三國。

這個時間段，中央政府徹底吸收了前代的教訓，對於官員任免不再採取“封土”制度，也不再以“戰功”和“血緣”作為任免的唯一考量，而是吸取了漢代的“察舉制”並進一步修正，形成了“九品中正制”的官員任免制度。

這個制度與“分封制”和“郡縣制”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家使用了一批職業官僚作為“管理者”，其權力機制從上至下分級排列。而前兩者並沒有“官僚權力分級”，無論是郡主還是諸侯王，其面對的，並非“中央政府”，而是“皇帝”抑或“諸侯王”，這就讓地方政府直接面對了最高統治者，那麼，它的過於強大抑或過於弱小，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但九品中正制不同，在考量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權情況下，利用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官僚集團，來鉗制地方政府的權力，地方政府無論是叛亂抑或失職，中央政府始終保持著足夠的控制力。

隋唐時期大力發展了前代的“九品中正制”，並將其細緻科學化，最終——科舉制的出台，讓中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官僚培養和任免機制，這個制度在後來一千多年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平心而論，“科舉制”確實是小農社會的最佳選擇，它不僅避免了血緣關係導致的“門閥制度”，也避免了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和過於強大。但是，這種制度仍舊受限於政治形勢，一旦社會陷入混戰，就會湧現立有大功的地方將領，那麼，皇帝的弱勢就會表現出來，地方政府也就因此而膨脹。唐代後期，因為“安史之亂”導致中央政府遷移，而平定叛亂的地方政府、軍閥，則利用其巨大的實力（政治、軍事）向皇帝邀功，於是，一個很微妙的爵位出現了—— 節度使！

節度使，本來是皇帝派駐地方、“節度”地方官員行為、監督地方稅收、防止叛亂的“特派員”。但因為它擁有一個重大的權力——地方軍權，所以，它對地方的控制力越來越大。唐朝後期，平定安祿山、黃巢叛亂的，都是擁有地方軍權的“節度使”，所以，他們徹底掌握了地方的軍政大權，甚至上繳中央政府的稅收，他們都有決定權。最終，唐朝後期，又形成了“循環前代”的格局——五代十國。

“節度使”的出現，使得中國有文獻記載上第一次出現了“封疆大吏”四個字，唐玄宗末年，陳鴻祖撰寫、描述皇宮內鬥雞的總管賈昌一生的《東城老父傳》，就描寫了安祿山是“封疆大吏”。

“封疆大吏”四個字，其實組詞相當微妙。按照“封疆”二字，其指代的人，乃是“王”，而非“官吏”，但偏偏後面跟著“吏”這個詞，那也就是“提示”了它的性質——只是“權力很大”的“官吏”而已，並不是“諸侯王”。從這個詞的組合，也能看出中國國家管理制度的演變歷史——中央政府既需要發揮地方的主觀能動性和充分的“治理效率”，也需要有足夠的實力和“法理性質”來鉗制地方權力的膨脹，那麼也就是“封疆”和“大的官吏”的組合了，畢竟——官吏非皇室血脈，如果妄圖篡位抑或獨立，從法理以及倫理上，是不得民心的。

明清兩代的布政使、按察使、總督、巡撫，亦作疆臣、疆吏。因皆系皇帝親自任命，總攬一省或數省軍政大權，鎮撫一方的要員，所以把他們與古代分封疆土的諸侯相比擬，故稱。其中布政使、按察使又稱方面大員。

這個時期基本上沿襲了隋唐的制度，但也有一些修正。宋朝時期，地方官吏毫無任何軍權，所有的軍隊都在中央政府手裡，結果，中央的財政負擔越來越大，地方的勢力越來越小，金、元入侵后，除了中央政府到處流亡之外，地方几乎沒有半點實力抵抗入侵者，這實際上又“循環”了唐朝和秦朝的一些歷史。所以，明朝政府對此有了一些修正，給地方政府一定的軍隊配比，作為維護治安的手段，同時也減輕了中央的負擔，但，大的、正規的、實力最強的軍隊，仍舊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裡。

比如清代前期，國家軍隊分為“八旗”和“綠營”二者，八旗屬於皇家御林軍，規模龐大，實力雄厚，裝備最齊全。綠營，屬於地方“保安隊”，擁有足夠平定地方治安的實力（往往屬於漢人主管），但無法跟八旗相比。這樣做，是為了平衡一下地方和中央的實力配比。

明朝的布政使、按察使、總督等等，類似於“節度使”，但其權力較小，也沒有軍權，只有地方最終決定權。但因其地方管轄區域非常大，布政使的出現，讓“封疆大吏”四個字發展到了頂峰。

清朝前期，將總督、巡撫正規化，但因為滿漢矛盾導致的互相猜疑，地方政府的官員（大部分是漢人）完全臣服於滿人朝廷，滿人只要掌握了八旗軍，就能控制住全國局勢。但，滿人的數量過小，不可能、也做不到去全國“分封疆土”，所以，實際上地方官員相對於“布政使”來說，權力大大縮小了，而滿人只在中央有一個集團來控制，而且，滿族的“諸王”，如肅親王、醇親王等等，只有名義上的“王”的爵位稱號，並沒有事實上的“諸侯王”待遇，那麼，全國的官員，實際上是漢族官吏對滿人朝廷的負責制。

清朝後期，外敵入侵，八旗軍在戰爭中暴露出嚴重的退化，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的割據，讓滿人朝廷看到了“壟斷權力”的後果，他們開始放鬆一些權力給地方漢族官員，例如“組建地方軍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等人物，都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太平天國平定后，雖然地方軍隊名義上解散、收編到中央政府，但因為其組建來源，加上這些將領們推行“洋務運動”的一定成功，其對軍隊的心理和財政控制力仍在，所以，這些人在被任免為地方大官之後，也可以稱為一定意義上的“封疆大吏”，例如左宗棠平定新疆后，對新疆苦心的經營，頗有成效，時，有人贊其為“封疆大吏”，諸如此類的說法，不一而足。例如“湘軍”、“淮軍”等等。

“封疆大吏”在不同時期的名稱：

唐朝：節度使、刺史

宋朝：轉運使

明朝：布政使

清朝：駐防將軍、總督、巡撫、提督

此處不包括唐朝之前的稱謂，以“封疆大吏”四個字出現為準。清代的封疆大吏，駐防將軍列銜總督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