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昰應

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21年1月24日），李昰應（根據其朝鮮語發音Yi Ha-eung，“昰”字應讀作Xià，不讀Shì）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他的父親是南延君李球，母親出身驪興閔氏，為南延君四子中的幼子。他在血緣上是朝鮮仁祖李倧的八世孫（麟坪大君㴭→福寧君栯→義原君爀→安興君埱→李鎮翼→李秉源→南延君球）。李昰應出生五年以前，其父被過繼給早亡無嗣的恩信君李禛（延齡君李昍嗣孫），所以李昰應在宗法上是朝鮮肅宗李焞的五世孫。

李昰應的教育情況缺乏記載，但他顯然具備一定水準的儒學和漢學素養，他喜作漢詩，有《石坡詩集》五卷傳世；又好讀史，在披閱朱熹《資治通鑒綱目》時擷取精華，編為七卷《綱目集要》，於光緒四年（1878）付梓。相比他的學問而言，更引人注目的是其藝術才能。李昰應年輕時師從著名學者金正喜學習書法和繪畫，尤其擅長畫蘭。李昰應還熱愛音樂，據說他對於“音樂律呂之事，無不精通”，最擅長擊缶，還會彈奏伽倻琴。

李昰應早年受封興宣副正、興宣正，道光二十三年（1843）晉封 興宣君，隨後在宗親府、司仆寺、都總府等衙署中做了一些散職，道光二十七年（1847）被任命為前往中國朝拜的冬至兼謝恩使，但他以身體不適為由推辭了。

當時，朝鮮處於外戚安東金氏昏暗的勢道政治之下，稍有威望和才能的王室宗親即被流放甚至處死，其他王族錦衣玉食尚且難求，只能在安東金氏的威勢下噤若寒蟬、苟且偷生。王族李皓（李世輔）因誹謗安東金氏權貴金左根、金汶根而被流放到薪智島；李夏銓在王族中聰慧過人而被人們看好，甚至差點成為憲宗死後的王位繼承人，故為安東金氏所忌，在同治元年（1862）被誣謀逆而死於非命。李昰應同樣遭到欺壓和冷遇，生活也不優裕。為了避免安東金氏的迫害，李昰應採取韜光養晦、假痴不癲的策略。他加入“松石園詩社”，與委巷詩人（出身庶民和中人的下層文人）飲酒賦詩，發泄胸中憤懣，還與出身破落戶、並稱“天下長安”（與“千河張安”諧音）的千喜然、河靖一、張淳奎、安弼周廝混，每天都是一身褸襤的衣冠，終日與市井流氓之輩為伍，大白天就出入花街柳巷，常常是渾身酒氣熏天、言談庸俗不堪，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史載他“不能守法，常與官員來往，且與其門下人結友，以遊戲為事，雖受辱而不為恥，並與之往來於妓家，其處身之放蕩，與尋常破落戶無異，時人謂之狂放”。就這樣，李昰應以 宮道令（對宗室封君者的俗稱）聞名於漢城市井之中。

李昰應的放浪形骸不僅是為了避免安東金氏的迫害，還隱藏著他的野心和抱負。由於當時的國王——哲宗李昪長期體弱多病，且沒有子嗣，王位繼承人只能從旁支尋找。而李昰應於宗法上是肅宗的後代，在當時王族多被放逐殺戮的情況下，竟成為與王室嫡系最親近者。李昰應參透宗法制的這個奧秘，預計自己的兒子將會入繼王統，於是巴結金炳學、金炳冀、趙成夏等外戚權貴，搖尾乞憐，又在裝瘋賣傻的背後拚命搜集宮中情報，他的死黨“天下長安”四人都有親屬當宮女，為他刺探消息，他尤其重視在王位繼承問題上發言權最大的宮中最高長輩——朝鮮翼宗李旲（孝明世子）之妃趙氏（神貞王后），抓住她對安東金氏的不滿及急於為翼宗繼嗣以保持自己在宮中地位的心理來做她的工作。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初八日卯時，哲宗無嗣而薨。在哲宗升遐前夕，朝鮮王朝的兩大外戚集團——安東金氏和豐壤趙氏圍繞王位問題發生對立。李昰應透過宮女們的中介向趙大妃進言說，如果安東金氏搶先決定王位繼承，那麼會使新王繼嗣於哲宗，這樣翼宗的後嗣將有斷絕的危險；又透過趙成夏上書於趙大妃，建議讓自己的兒子入繼翼宗大統。趙大妃被他說動，在哲宗薨后立刻決定以李昰應的嫡次子李命福繼承翼宗大統。然而，趙大妃的決定遭到了把持朝政的領議政金左根、判府事金興根等安東金氏權臣的反對，理由是“我國古來無生存大院君，將處其父以何位？且興宣性質不好，若恃太上之尊，攬朝政而濁亂，則必為國家大患！”但院相鄭元容支持趙大妃的決定，就連安東金氏出身的金炳學也支持李昰應，安東金氏考慮到李昰應是一個街頭無賴，沒有多少能力，便不再堅持反對，於是趙大妃派領議政金左根，都承旨閔致庠去李昰應家接年僅12歲之李命福入宮，五天後即位，並改名李熙，是為朝鮮高宗。至此，李昰應隱忍數十年的障眼法終於奏效。

就在高宗入宮的翌日，李昰應受封大院君，號為“興宣大院君”，可謂一步登天；其住宅拓而新之，升格為“宮”，稱“雲峴宮”。最關鍵的是，李昰應被垂簾聽政的大王大妃趙氏賦予“協贊大政”之權，替年幼的國王打理朝政。在議論大院君待遇問題時，金左根、金興根等聲稱“內外朝體例甚嚴，臣等與大院君恐無相接之時”，暗示了對李昰應參政的拒絕之意。隨後舉行哲宗國葬，按慣例宗親是被允許同群臣一道參與的，趙大妃趁機命令大臣與大院君商量節省國葬經費之事。以此為契機，李昰應開始逐漸參與到朝廷各項事務中，並掌握了實權，所有政事均須稟告於大院君前。同治五年（1866）二月十三日，趙大妃撤簾歸政，李昰應雖無“攝政”之名，卻在事實上成為朝鮮唯一的獨裁者。

就這樣，朝鮮王朝500年來首次出現國王本生父在世並執政的局面，李昰應終於可以施展他的才能，實現他的 抱負。首先，他著手培植自己的勢力、樹立自己的權威。李昰應籠絡了一批有才幹的貴族，金炳學、洪淳穆、朴珪壽等名士能臣紛紛投入其麾下，同時他還豢養李景夏等武人酷吏來肅清犯法者和反對者，以殺人立威。時人形容其權威說：“（李昰應）出行，人皆屏息側足，無敢仰視者，雖幼稚兒童，亦不敢作聲啼哭”。他執政期間“邦內震恐，小民咋舌相戒，不敢談朝廷事，常如鬼撲臨門”。一些人暗地咒罵他為“凶鮮君”。

接著，李昰應啟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他的改革不是推進近代化的改革，而是修補舊體制的改革。他執政之際，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混跡民間多年、深知朝廷積弊的李昰應認定改革的核心目標是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而實現富國強兵。他的改革從重建景福宮開始，隨後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實行了一系列新政（大院君改革）；對外則厲行閉關鎖國，號召斥和攘夷，領導朝鮮軍民抵抗法國入侵的“丙寅洋擾”和美國入侵的“辛未洋擾”，在全國各地豎立他手書的“斥和碑”，並拒絕接受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送來的國書，只在宗藩關係的框架下同清朝一國往來。多年後李昰應總結道：“十年輔政，自以欲富國之策，又當二次洋亂而已。”

李昰應的改革措施以 決斷性和 實效性著稱。當時，他的命令即“大院位分付”幾乎取代國王教旨而成為金科玉律（只有重大事項或法令的宣布才以大妃或國王名義），史載“雲峴十年當國，威行內外，‘大院位分付’五字風行三千里，如雷霆湯火，吏民惴惴，恆憂攸司之律” ，因此他的改革執行力度很強，可謂令出必行。不可否認的是，其改革的許多政策客觀上看是維護社會公平、維護百姓利益的，這自然與他的身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這些僅僅建立在固有體制基礎上的改革無法拯救已經走向衰亡的朝鮮王朝。雖然法、美軍艦退出朝鮮，但西方勢力的大舉東來並非李昰應所能阻擋得了的。李昰應卻得意忘形，寫下“西舶煙塵天下晦，東方日月萬年明”、“掃除氛祲風濤定，扶植綱常日月懸”這類豪言壯語。李昰應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為核心目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十年改革不僅使朝鮮失去自主開放和實現近代化的機會，更為自己埋下倒台的禍根。而且由於李昰應大興土木和加強軍備，向農民索要太多，導致咸鏡道穩城、全羅道光陽、慶尚道寧海、黃海道海州、慶尚道安東等地爆發農民起義，北部農民不堪天災和剝削，從同治八年（1869）起大批逃亡中國東北，形成最早的一批中國朝鮮族。這些其實是封建制度衰亡的徵兆，不是李昰應從體制內的改革所能解決得了的。

同治十二年（1873）閏六月，在成均館儒生李世愚的建議下，李昰應被尊為“大老”。 “大老”在當時的朝鮮是對大儒宋時烈的尊稱，李昰應曾自詡他也是“大老”，含有佔據話語權的意圖，也是個人崇拜的體現，為此祭祀宋時烈的“大老祠”不得不改名為“江漢祠”。李昰應的權威達到頂峰。然而，由於他在改革中結下的太多怨仇，以及一個他做夢也沒想到的人物崛起，註定了他的垮台。

李昰應為了防止大權旁落，在同治三年（1866）特地從妻家中挑選了一名閨秀，作為高宗的王妃、自己的兒媳，是為閔妃（明成皇后）。李昰應將閔妃作為鞏固自己地位的棋子，忽視她的存在。同治七年（1868），李昰應從高宗那裡喜得第一個孫子，即完和君李墡，卻不是閔妃生的，而是高宗寵姬李順娥生的。後來閔妃得寵，兩次懷孕，但其結果不是流產就是夭亡，其中一次還被認為是李昰應送來的山參引起的。而李昰應為了鞏固王權，主張儘快立儲，並有意立李墡為世子。這自然使閔妃與李昰應產生了很大矛盾。閔妃除了慫恿高宗外，還暗中培植自己的勢力，不僅把娘家驪興閔氏凝聚起來，而且聯合了早先被李昰應排擠的安東金氏和豐壤趙氏，甚至籠絡了李昰應之兄李最應（興寅君）、李昰應長子李載冕等人，漸漸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伺機推翻李昰應。

就在李昰應之聲望如日中天的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在儒林中享有很高名望的崔益鉉上疏針砭時弊，批評李昰應治下的朝鮮“政變舊章”、“彝倫斁喪”。崔益鉉的上疏按慣例先呈送到雲峴宮，被李昰應退回，但閔妃聽說后，判斷扳倒李昰應的千古良機已至，便派人找到崔益鉉要走上疏，然後高宗嘉獎崔益鉉並給他升了官。此事一出，輿論嘩然，李昰應的同黨安驥泳、許元軾等彈劾崔益鉉，成均館儒生也卷堂（罷課）抗議，高宗卻下令流放安、許二人。處於風口浪尖的崔益鉉又在十一月三日以辭職為名再次上疏，直接針對李昰應，從道德上抨擊其種種失政，質疑其掌權的合法性，指責李昰應“壅蔽聰明，操縱威福，綱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明確要求“若其不在其位，而惟在親親之列者，只當尊其位、厚其祿，勿使干預國政”。高宗接到上疏后，於十一月四日夜對大臣宣布：“予以沖年入承，全然昧事，幸賴大院位輔相之道，至為壯成，今則親執萬機。”大概是受到閔妃的指點，他又在次日收回成命，理由是趙大妃撤簾時他就已經“親總庶務”了，這暗示了李昰應執政的非法性。李昰應的親信領議政洪淳穆、左議政姜㳣、右議政韓啟源等大批朝臣要求處死崔益鉉，高宗雖將崔益鉉下獄，卻只流放濟州島，於是洪淳穆等集體“出城”抗議，欲架空朝廷，然而這正中閔妃的下懷。高宗順水推舟，將洪淳穆等罷官，並起用閔妃集團的人馬來頂替。至此，李昰應的十年勢道一夕崩塌，閔妃集團取而代之。

李昰應失勢后，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出居於漢城南郊孔德里別莊，“日與諸客詩酒自娛”。此時實權掌握在閔妃及其養兄閔升鎬手中，他們大力清洗“雲邊人”（指李昰應的親信），對於李昰應的政策“毋論善否，一併矯革” ，令李昰應更加不滿。同治十一年（1874）七月二十八日，李昰應所設置的用於強化國防的江華島鎮撫營也被革罷，他不忍坐視，入宮極言其不可，高宗表示同意，但等李昰應一出宮，其親信鎮撫使申櫶就被罷免了，這應該也是出自閔妃的嗾使。李昰應聞訊大為失望，隨即去德山給南延君掃墓，然後隱居楊州直谷山莊，“日與韻士唱和消遣，謝卻宿客，杖屢逍遙于田野之間”。

李昰應的親信採取種種手段報復閔妃集團。他下台一個月後，景福宮就發生爆炸事件，364間殿閣被燒毀；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閔升鎬與閔妃的母親韓昌府夫人李氏在家中被炸彈炸死；光緒元年（1875）十一月，領議政李最應（興寅君）的宅邸遭縱火。這三次的“火賊窩主”被查出是李昰應親信、前慶尚道兵使申哲均。雖然在審理申哲均的過程中並未牽扯到李昰應，但自然使他更為閔妃所仇恨。與此同時，儒生們認為高宗不孝，從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起不斷上疏請求高宗敦請李昰應回京。高宗在閔妃的撐腰下，對這些人毫不客氣，將李匯林等上疏者發配荒島，並宣稱：“此是間人骨肉者，煽動內外，眩惑人心者也。自今以後，若有更為伏閣者，當以極律磨鍊”。但在光緒元年（1875）六月，仍有儒生趙忠植等4人冒死上疏，請讓李昰應還京。高宗一怒之下，命令將這四名儒生全部處斬，李昰應遂於六月二十二日入京，進宮對高宗說：“儒生等為我等父子之事而上言者也，若欲殺此輩，則請先我而後殺儒生！”高宗和閔妃不得不同李昰應達成某種妥協，將這四名判死刑的儒生改為流放，並允許李昰應回到雲峴宮居住。

李昰應本人也沒有放棄對國政的干涉，他在蟄居直谷山莊期間寫了名為《直谷閑商》的小冊子，抨擊閔妃集團的內外政策，其中對閔妃集團對日破冰之舉反對最力。仍然具有影響力的李昰應一定程度上牽制了閔妃集團，使其難以積極對日交涉。日本為促使朝鮮接受其要求，在光緒元年（1875）八月挑起雲揚號事件，翌年正月，日本以追究此事件責任為由派遣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率軍艦前往江華島，逼迫朝鮮與其簽訂條約。李昰應致函詰責申櫶等談判官員，企圖阻止朝日建交；又上書議政府，斥責閔妃集團妥協路線，稱他將不辭率家僕與日本一戰。但李昰應此時的積極活動只能使閔妃集團對他更加警惕，從而加速其對日妥協，其結果就是光緒二年（1876）二月《江華條約》的締結。

光緒七年（1881），清朝駐日外交官黃遵憲的《朝鮮策略》一書在朝鮮披露。書中提議朝鮮要與中國、日本、美國聯手對付俄國，此雖為閔妃集團所贊同，卻引發儒生掀起“辛巳斥邪運動”，反對最力的地區正是最支持李昰應的地區——慶尚道（嶺南）。李昰應的親信安驥泳等人利用社會上對朝廷不滿的情緒，圖謀發動政變，打倒高宗和閔妃。李昰應雖未直接參與，但其庶長子李載先成了安驥泳計劃擁立的新王。後來因人告密，安驥泳等人被凌遲處斬，李載先被賜死，不過李昰應本人未遭牽連。此事平息后，李昰應親自策劃了一場更大的復辟行動。

當初李昰應下台之際，人們歡呼從其高壓統治中解脫出來，並稱崔益鉉為“崔忠臣”，但由於閔妃集團的腐敗，導致人們又懷念起李昰應。光緒八年（1882）六月，舊式軍人無法忍受新舊軍間懸殊的差別待遇，發動了“壬午兵變”，他們去雲峴宮找李昰應求助，李昰應表面上叫他們解散，暗中卻煽風點火，對這起兵變的擴大化起到了關鍵作用。起義軍民殺了李昰應之兄李最應以及閔謙鎬、閔昌植、金輔鉉等閔妃集團權貴、搗毀別技軍軍營和日本公使館，趕走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打死十餘名日本人，甚至衝進王宮——昌德宮（景福宮爆炸后王室遷到昌德宮），追殺閔妃。閔妃化裝成宮女，在李昰應之妻驪興府大夫人的幫助下逃離王宮。起義軍民擁戴李昰應入宮，高宗被迫下旨“自今大小公務，並稟決於大院君前”。就這樣，李昰應在起義軍民的擁護下 第二次上台。

李昰應通過兵變上台後，不顧眾臣反對，宣稱閔妃已死，煞有介事地為她舉行國葬。他還打擊外戚勢力和腐敗官吏，廢除閔妃集團當政時的一切舉措，但對外政策遠沒有起義軍民那麼極端。他執政后便派遣官員前往釜山的日本領事館，將兵變狀況通報日本領事近藤真鋤，並向其表示遺憾。同時又任命李承宇為告訃使，出使中國，企圖以傳統形式在清政府那裡矇混過關。然而還未成行，日本和清朝的軍艦便接踵而至了，其干涉力度遠超李昰應的想象。最終，李昰應在光緒八年（1882）七月十三日被宗主國清朝逮捕，他的第二次執政僅持續33天（逮捕李昰應的過程參見壬午兵變詞條）。

“孑身就道”的李昰應在七月十五日留家書一封於李載冕，寫道：“第今日事，亦一快行，而從入大艦，詳察動靜，亦一壯觀……且觀接待之道優別，其中若干人至恭，尤為謝謝……此艦咸曰：‘今日太公之入於天朝，大幸大幸’雲”，囑咐李載冕“勿動勿動，安靜安靜”。內容看起來頗為樂觀，其實不過是在家人面前強顏歡笑罷了。同時信中也提到他“衣服與什物無之”的窘況。而他在船中寫下“有意山川依故國，無邊江海是吾家”之句，則流露出他的豁達情懷。

七月十九日深夜，一路暈船的李昰應抵達天津。翌日，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樹聲（李鴻章母喪丁憂）要求他馬上去北京，李昰應以身體不適為由請求暫緩，二十二日終於在袁保齡等的護送下登程進京。二十三日，李鴻章回到天津，對清軍的果斷行動大加稱讚，並主張將李昰應羈押中國。二十五日，走到京郊通州的李昰應接到清廷旨意，要他回天津接受李鴻章的審問。七月二十九日和八月二日，李鴻章等清廷官員審問李昰應有關此次兵變的原因、殺害諸臣的理由和魁首的姓名等。李昰應不卑不亢，指出兵變原因“全由於財賦之臣，徒自肥己，濫殺人命，致此萬古所無之變”，並譴責閔氏戚臣閔謙鎬等的貪虐不法，認為他們在兵變中被殺是罪有應得，同時堅稱自己事先並不知情，只是奉王命平息變亂。當被問及亂黨有誰時，李昰應則稱“一國之民，皆是兇徒”“軍民咸動，難辨首從”。八月十日，李鴻章奏請將李昰應安置於直隸省城保定，永遠不準復回本國，兩天後清廷批准。十五日，李鴻章命周馥護送李昰應至保定府，並出台“看守朝鮮大院君李昰應章程八條”，採取“優給廩餼，嚴其防閑”的方針。李昰應在赴保定前的家書中表示自己無論去哪裡都會“平心”，囑託“家間事與教子之道少勿虛曠”，感慨“大抵八字所關”。

重新上台的閔妃集團雖請求釋放李昰應，其實毫無誠意，只是為了向臣民表現“孝道”的作秀而已，比如奏請放還李昰應的使臣趙寧夏就說：“李昰應此次秉政，非出自國王之意，論寡君情私，當以釋回為是，若論公義，則不能顧情私。”而且趙寧夏在華期間，正值李昰應受審之時，趙寧夏等不但不為李昰應辯解，還落井下石，稱“太公以言激之，致此變亂”。

光緒九年（1883）六月，慈禧太後起用醇親王奕譞參政，會同籌辦中法越南交涉。醇親王跟李昰應同樣是一國之君的生父，李昰應及其親信以為是天賜良機，便傾盡雲峴宮的財產來向醇親王行賄，據說花了六萬兩銀子之多，結果到翌年春就傳出李昰應將在醇親王的庇護下獲釋回國的風聲。高宗和閔妃對此惶恐不安，甚至派韓圭稷找日本駐朝代理公使島村久求助，請求在李昰應回國時出兵保護，后在閔泳翊的反對下無果。儘管醇親王因“甲申政潮”最終取代恭親王，但遲遲沒有釋放李昰應的跡象（據說醇親王確實曾為李昰應求情，而慈禧故意拒絕以敲打醇親王），無財可賄的李昰應在光緒十年（1884）五月派侍從李益瑞到北京都察院喊冤，清廷不予受理。

當時，朝鮮民眾普遍同情李昰應，連駐朝清軍都察覺到這點，如壬午兵變后袁世凱曾對接待他的朝鮮官員金昌熙說：“初我兵登岸，我與丁軍門（丁汝昌）赤足先登，問之土人，莫不美揚太公。”英國駐朝領事阿須敦也注意到朝鮮的下層民眾普遍認為李昰應是好人，期盼他儘快回國。光緒十年（1884）二月李昰應回國的風聲流傳朝鮮時，慶尚道就有人圖謀起事，擁戴李昰應之孫李埈鎔為王。同年十月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時，也企圖利用李昰應的權威，其政綱的第一條就是“大院君不日陪還事”。袁世凱對李昰應在朝鮮所享有的威望早有感知，在甲申政變期間就建議“李昰應亦可飭其同兵至，暗置營中，以收人心”。李鴻章也改變兩年前的態度，力主釋放李昰應，並派負責看管的候補道沈能虎與李昰應接洽，告知甲申政變和閔妃已死（后被證實為誤報）的消息，李昰應聽了后非常興奮，滔滔不絕地提出自己的治國方略，一面極力向清朝表白忠誠，一面強烈要求回國。但慈禧借口日本人不喜歡李昰應，若馬上釋放的話會妨礙甲申政變的善後，故沒有採納李鴻章的建議。

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五月，閔妃集團引俄拒清的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敗露，讓清廷的態度徹底鬆動。這年六 月，日本外務卿井上馨通過其駐華公使榎本武揚向李鴻章捎話，建議中國釋放李昰應。以此為契機，李鴻章重提釋放李昰應之議，並將李昰應接到天津，與其筆談。知道閔妃還活著的李昰應顯得比之前消極不少，強調自己無心干政，又說將順應大勢、不再堅持鎖國的主張，甚至還建議清朝仿元朝征東行省故事，派大臣監國，稱“此實非為保自己之計，即斷斷為國之心”“本國百口同然，如聞此命，大小必手舞也”。對於李昰應如此“賣國”舉動，李鴻章自然“太覺奇崛”，但清廷對李昰應的態度還算滿意，決定放他回國。

不過，李昰應回國還需要以朝鮮遣使請求的形式。之前李昰應之子李載冕回國時，李鴻章囑咐他轉達要高宗遣使的意思，高宗和閔妃聽說是真要釋放，便極不情願了。無力忤逆清廷的他們被迫在三月二十日派出閔種默為首的陳奏使，但拖延其行程，在陳奏使抵達北京之前先派閔泳翊赴天津確認此事，然後派金明圭、李應浚懇求李鴻章不要放李昰應回國，甚至還行了賄，然而無濟於事。八月十二日，清廷以接受朝鮮奏請的形式，頒布釋放李昰應的上諭，護送他回國的任務由袁世凱負責。二十五日，李昰應抵達仁川，終於踏上了闊別三年的故國，在赴漢城時“沿途百姓遮道攀轅，無不歡聲雷動”。但與民眾歡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宗和閔妃的冷淡反應。在李昰應一行登陸仁川時，朝鮮政府竟然無人迎接，袁世凱大為不滿，催促朝鮮政府派人迎接李昰應，於是高宗才在次日勉強派中使、都承旨出迎。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凱率40名清軍護送李昰應入漢城，高宗雖親自前往崇禮門迎接李昰應，但“相不交一言，人駭之” ，可見這對父子之間的感情淡漠到何等程度。

李昰應受到的熱烈歡迎使閔妃集團更加如坐針氈。就在李昰應登陸仁川當天，他的一名舊仆被毒死，次日朝鮮政府揪出了參與壬午兵變的金春永和李永植，將他們以大逆不道之罪凌遲處死，於是“此次從昰應歸者十數人逃竄一空，只剩向在津通事金炳文，昨又幾為捕去”。這顯然是閔妃集團翦除其羽翼、示以下馬威之舉。九月十日，閔妃集團出台“大院君尊奉儀節”，嚴禁朝鮮官員與李昰應交往或私通信件，加緊對他的監視。甚至連李昰應生病也阻撓醫生醫治，李昰應無法忍受，向清朝請求返回天津安度晚年，經袁世凱反覆開導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另一方面，袁世凱通過與李昰應的接觸確認其有才幹、得民心以及親華的態度，主張“如能假（李昰應）以事權，必有一番振作，朝鮮乃可自立”。李昰應也未放棄政治野心，便同袁世凱勾結，不惜廢掉兒子高宗。光緒十二年（1886）發生二次朝俄密約事件，中朝關係降至冰點。袁世凱主張中國派兵廢黜高宗，另立李氏賢者。背後則是袁世凱與李昰應約定立其孫李埈鎔為王、由李昰應攝政。儘管清政府沒有批准袁世凱的廢王之請，但袁世凱仍不死心，在翌年繼續籌劃此事，卻遭閔泳翊告密而失敗。

李昰應見袁世凱難以成事，便又向日本及流亡日本的開化黨人拋出橄欖枝，甚至在光緒十六年（1890）會見日本駐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鋤時公然以“開化黨”自居，讓日本政府不要再懷疑他是過去那樣的“頑固翁”，並把自己與李鴻章、伊藤博文相提並論，將東山再起之意表露無餘。他與開化黨人也確實有過秘密聯絡。開化黨人朴泳孝在光緒十三年（1887）透過被朝鮮雇傭為制粉教師的日本人小川實與李昰應取得聯繫，光緒十七年（1891），李昰應對小川實聲稱自己和李鴻章有過約定，所以希望金玉均、朴泳孝從日本舉兵反攻朝鮮，至少也要在新聞上散布這個消息，以便製造讓北洋水師出兵朝鮮的口實，幫助自己奪權，不過此陰謀因朴泳孝的反對而流產，閔妃集團也得知此事。光緒十八年（1892）春，有刺客闖入雲峴宮行刺未遂；五月，雲峴宮發生炸彈爆炸事件，爆炸時李昰應正好外出散步，僥倖逃過一劫，接著又在李載冕和李埈鎔的寢室下發現了未爆炸的炸彈。這些事都被認為是閔妃集團所為。

當時，朝鮮民間流行秘密宗教“東學道”，李昰應執政時曾處死過東學道教主崔濟愚，但下台後又企圖利用東學道對抗閔妃集團。光緒十九年（1893），東學道在報恩郡舉行集會，號召“斥倭洋倡義”，李昰應趁機派人打入其中，想把事情鬧大，以便渾水摸魚，然而未能得逞。光緒二十年（1894）春，全羅道爆發了全琫准領導的東學黨起義，官軍節節敗退，連朝鮮王室的老家全州都失守了。據說全琫准早就見過李昰應，其起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扶持李昰應執政，東學軍上招討使洪啟薰的呈文更是明確提出“上奉國太公之監國，以全父子之倫，君臣之義”。在高宗和閔妃看來，這無疑坐實了李昰應與東學道的勾結，因而急忙請清朝出兵撲滅起義。包藏禍心的日本也借口保護使館和僑民而出兵朝鮮，戰爭陰雲密布在朝鮮半島上空。

日本為了在中日開戰前控制朝鮮，選擇扶植李昰應來取代閔妃集團。從四月底開始，日本人就幾次潛入雲峴宮，試探李昰應的意思，但李昰應不為所動。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日軍突襲並佔領了景福宮。同時，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派兵救出了被閔妃集團監禁的李昰應親信侍從鄭雲鵬，讓他隨同與李昰應私交甚篤的岡本柳之助進入雲峴宮，說服李昰應入宮執政，但李昰應依然不答應，岡本甚至做出剖腹自殺狀以威脅，引起李昰應的恐慌。此時，得知進展不順的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杉村濬專程趕赴雲峴宮，以“閣下如拒絕我們的勸告，我國便不得不考慮轉向別的方案”等暗含威脅的言辭力勸李昰應入宮，岡本、鄭雲鵬也跟著慫恿，李昰應遂有所鬆動，但要日本人做出不損害朝鮮領土完整的保證才能同意，於是杉村濬用漢文立書保證道：“日本政府之此舉，實出於義舉，故事成之後，斷不割朝鮮國之寸地”。其後李昰應又要求得到國王傳他進宮的宣旨，日本人便讓親日開化派官員草擬了宣旨，李昰應接旨后才入宮。由此可見，李昰應第三次上台帶有被脅迫的因素，而這種不和諧因素也埋下了後來他與日本衝突的種子。

同日午前11時左右，大鳥圭介與李昰應分別進入景福宮，高宗下階相迎，李昰應見高宗后與他執手對泣。李昰應指責高宗失政，高宗也一再表示懺悔，兩人互相攙扶走入宮內。與此同時，李昰應還一度原諒了“垂淚認罪”的閔妃。隨後高宗下了一道“凡今庶務，遇有緊重事件，先為就明於大院君前”的教旨，把國政完全交給李昰應。就這樣，李昰應憑著農民起義和日軍入侵，第三次上台執政。

實際上，此時的李昰應不過是日本的傀儡而已，實權掌握在以金弘集為首的親日開化派手中，而包括與清朝斷交、展開內政改革乃至鎮壓東學黨等種種行為都是在日本的指使下進行的，並非出自李昰應的本意，他對日本人陽奉陰違，與開化派爭權奪利（當時李昰應的政治活動詳見日朝同盟條約、甲午更張等詞條）。為了尋找外援，李昰應先輸款於平壤清軍，企圖裡應外合驅逐日本人，史載“大院君事大的野心熱中沸騰，任其愛孫李埈鎔為壯衛營大將，掌握兵權。陽對日本大鳥公使表示非常誠懇，卻陰與中國結托，策劃奸黠陰謀，與在平壤清軍暗通，表裡相援，企圖擒捉日本公使” ，中國姚錫光所著《東方兵事紀略》記載，日軍佔領漢城后，“朝鮮君臣民庶制於倭人兵力，望我軍捷音有若望歲，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時密輸倭人消息於我，日盼我軍進趨漢城”，但隨著清軍在平壤戰役的潰敗，不僅李昰應的反日計劃落空，他也因給清軍的密信為日軍繳獲而陷入騎虎難下的境地。李昰應見一計不成，又聯絡全羅道的東學軍，敦促他們再度起義，可是由於實力懸殊，少量日軍就迅速擊垮了十萬東學軍，李昰應的反日行動也徹底暴露。

當時，日本以井上馨代替大鳥圭介為新任駐朝公使，李昰應便前往公使館拜訪井上馨，稱自己並不反對開化，但反對冒進，並向井上指出日本在朝鮮採取武力手段，而且親日政權頒布了許多有違朝鮮民情的法令，已失去民心，還給井上寫了“漢高帝之得天下心也，先以約法三章，台執應可知也”的一行話，希望日本改善對朝政策。然而井上馨不但置若罔聞，還在背後罵李昰應是只“老狐狸”。他指出李昰應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們求媚”，暗中卻“托在平壤之華將轉達其心意於清廷”，並且“和東學黨相呼應，企圖驅逐我兵”。開國五百三年（1894）十月二十一日，井上馨以私通平壤清軍和煽動農民暴動為由，逼李昰應下台。李昰應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執政就這樣收場了。

李昰應雖然喪失了政權，但仍不甘心。他對執政的開化派恨之入骨，收買了一些“壯士”，準備刺殺當權官員，法務協辦金鶴羽就在家中被刺死。李昰應的孫子李埈鎔因刺殺金鶴羽的嫌疑而於開國五百四年（1895）三月二十四日被押送到警務廳嚴加拷問。此時閔妃的權力有所恢復，內部大臣朴泳孝揣摩閔妃之意，將前一年的李埈鎔謀逆事件和這次的金鶴羽暗殺事件一起清算，主張將李埈鎔判處死刑。經過李昰應夫婦的多方奔走，甚至在法院門口跪坐痛哭，加上金弘集、井上馨的勸告，李埈鎔才免於一死，被流放到喬桐島。但李昰應的親信朴准陽、李泰容、高宗柱等因李埈鎔事件的牽連而被處死，李昰應的勢力更為削弱。開國五百四年（1895）四月二十九日，朝鮮政府再次頒布“大院君尊奉儀節”，派巡檢看守李昰應，將他軟禁起來。李昰應幽居於漢城南郊龍山麓、漢江濱之孔德里別莊（此處在25年前被他選定為墓地）中，過著“朝聞水村漁歌，夕聽暮砧之急，讀黃山谷之詩集，又追憶十年前之遠遊，描蘭花以消閑”的生活。

開國五百四年（1895）七月十三日，三浦梧樓代替井上馨出任日本駐朝公使。三浦上任后，就策劃暗殺親俄反日的閔妃。當時日本已經雇傭了數十浪人，且有失勢之朝鮮訓練隊協助，但仍覺得毫無借口。岡本柳之助認為最好拉攏閔妃的政敵——李昰應。因為李昰應在朝鮮頗有威望，且日本打出李昰應的旗號，可以將按暗殺閔妃行動掩蓋為李昰應發動的宮廷政變，三浦也 頗為贊同。由於李昰應一貫反日，所以有人提出異議，三浦卻說：“像現在這樣放任不管，朝鮮就要逐漸被俄國奪去。大院君貪權反覆，以後再研究制服他的辦法，目前無暇顧及。”

八月中，日本公使館就數次派鈴木順見、堀口九萬一、岡本柳之助等人潛入孔德里別莊，勸說李昰應參與暗殺閔妃的行動。按照當時日方的說法，李昰應無法克服對閔妃的新仇舊恨，同意參與暗殺閔妃的行動。八月十七日，李昰應當著他子孫的面，在孔德里別莊中與岡本柳之助達成了4項協議：李昰應輔佐高宗，監督宮廷；內政均委託於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魚允中等組閣；將李載冕安插在宮廷；李埈鎔送往日本留學。李昰應也派使者洪顯哲多次秘密出入日本公使館，商議入宮的計劃。到八月二十日凌晨開始行動時，李昰應策馬當先，進入宮廷，先在康寧殿停頓后前往長安堂與高宗面談。之後閔妃被日本人殘忍殺害並焚屍，史稱“乙未事變”。據說李昰應得知閔妃被殺后“拍手大笑” ，還送給參與事變的日本人19000元的“謝禮金”。乙未事變以後，李昰應又提議廢閔妃為庶人，並強迫高宗讓李載冕擔任宮內府大臣。乙未事變發生當日清晨，漢城市內就遍貼李昰應親筆署名的“告由文”：

“近日群小壅蔽聰明，斥賢用奸，維新之大業將中途而廢，五百年之宗社一旦而危。餘生於宗親之家，而不忍坐視，故今欲入闕，輔翼大君主，逐斥群邪，成就維新之大業，扶持五百年之宗社，以安爾等百姓；爾等百姓安其堵、守其業，勿為輕動。若爾等百姓兵士有阻我行者，則必有大罪，爾等悔而無及矣！開國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國太公示。”

但也有許多人認為李昰應完全是被日本逼迫而參與乙未事變的。日本外交官內田定槌在《赴任地回憶錄》披露，乙未事變當日凌晨，李昰應猶豫不決，不願從自家出來，一直拖到天快要亮的時候。因此岡本柳之助和堀口九萬一動員士兵強行把李昰應拉出來，一同前往王城。也就是說，李昰應並非殺害閔妃的主動參與者，而是被日本人挾持的，他之前與日本簽的協議以及事變后的“告由文”都是強迫簽名或偽造的。其後各國公使相繼進宮詢問情況，“各國公使咸謂大院君年逾七旬，精神甚健，而只如土木偶人，任人移掇；故是禍惟日本屍之，於大院君無責也”。李昰應也曾向俄國和美國公使透露他被日本兵軟禁在宮闕中。朴殷植便將李昰應比喻為中國春秋時代未弒君而被記錄為弒君的趙盾，並對李昰應未能力抗日本表示遺憾。當代韓國史學界普遍認為李昰應在乙未事變中是清白的。

乙未事變后，李昰應就住在景福宮中，但未掌握政權。建陽元年（1896）2月11日“俄館播遷”，李昰應返回雲峴宮居住。新成立的親俄政府比被推翻的親日政府更防範李昰應，於2月13日恢復了“大院君尊奉儀節”，對他實施軟禁，並將他剩下的親信盡數逮捕。4月15日，法部顧問具禮（美國人）建議李昰應寫一封公開信以澄清自己在乙未事變中的真相，李昰應謝絕道：“天日在上，公議自在，似不俟我言，應已默會矣。”當年高宗生日，李昰應欲見一面高宗而不可得。光武元年（1897）中國駐朝總領事唐紹儀曾向本國報告道：“乙未八月閔妃被戮，王疑其父串通倭所致，怨恨益深，遂標兵數十名榜於其門前，凡遇有與昰應府內往返者，均嚴加審訊，方許出入，本年六月間又派巡查十名守垣內。昰應大怒，每人杖一百，即時入宮見其子，謂：‘乙未以前閔妃未死，爾之疑我，知係為妻蠱惑，今之派兵防我，設巡查於我庭前，殊不可解。爾無父母耶？抑我無妻室耶？倘爾疑我為逆黨，即請殺之，何致竟設巡查於內室耶？但自今以後，勿謂有本生父母！我已八十老人，將去黃泉，亦不與爾相見！’等語。王聞之不覺淚下，請息怒，及許嚴責總巡官。昰應不聽，乘怒而歸。嗣後該巡查經已撤去，惟尚有暗查密探於其府之左右近地。”

是年10月，高宗成為大韓帝國皇帝，而李昰應在8月就已卧病不起，到光武二年（1898）2月22日去世於雲峴宮。臨終前，他對身旁的李載冕說：“我得謁主上，死且不恨，何為而可？”說了三遍后，又說：“駕不動乎？”到戌時就“長噫而絕”了，在場的人看到這一幕無不傷感嗚咽。 5月25日，高宗為他舉辦了盛大的葬禮，與先於他一個月去世的驪興府大夫人閔氏合葬在孔德里。但高宗沒有出席李昰應的葬禮。當高宗在樓上望見李昰應的送葬行列逐漸遠去消失時，禁不住痛哭失聲，“聲徹於外，人以為猶有天倫之感”。隆熙元年（1907）8月26日，純宗為其祖父上尊號為“大院王”，又贈謚號“獻懿”，稱“興宣獻懿大院王”，墓所遷至坡州，稱“興園”，1966年遷葬京畿道南楊州市。

李昰應是一名書畫家，尤其擅長畫蘭花，由於他自號“石坡”，所以他畫的蘭花有一個專門的名稱—— 石坡蘭。他的畫蘭技巧是跟金正喜學習的，但後來連金正喜都自嘆不如。石坡蘭、秋史筆（金正喜書法）、紫霞詩（申緯詩歌）被譽為當時朝鮮的“三絕”。此外李昰應對書法也頗有造詣，尤工隸書。

李昰應年輕時混跡於花街柳巷之中，不僅是為了韜光養晦，他本性亦淫蕩好色，流傳出許多風流韻事。野史盛傳他在落魄時寵愛一位紅顏知音般的妓生，日本人細井肇寫的朝鮮宮廷秘史《國太公之眥》稱其名字是桂月，韓國作家柳周烈寫的大河小說《大院君》中稱其名字是秋仙。高宗即位前夕的李昰應為了攀上趙大妃（神貞王后）、探聽宮中動態，巴結大妃的近侍宮女徐氏與張氏並與之通姦，等到他成為大院君后，納徐氏為妾而不納張氏，導致張氏懷恨在心，後來攛掇閔妃打倒李昰應（這位張氏就是義親王李堈的生母，亦是李昰應之心腹張淳奎的妹妹）。李昰應還愛聽盤索里，重建景福宮后，他在慶會樓舉行的落成宴會上看中了演唱盤索里的女子陳彩仙，納她為妾，並封她的老師申在孝為五衛將。丙寅洋擾前夕人心惶惶的情況下，李昰應設妓樂于禁營，縱情聲色十餘日之久。他還挑選妓女中美貌者輪番入侍雲峴宮，稱為“待令妓生”。李昰應甚至與許多士大夫家的命婦發生性關係，傳得朝野皆知。

李昰應葬父的奇聞流傳甚廣。南延君李球去世時，李昰應只有十七歲，為了幫父親尋找墓地，他找到一位風水師，到忠清道德山的大德寺時，風水師指著一個古塔說：“彼大吉壤，貴不可言！”李昰應為之心動，回家賣掉了所有家產，換了2萬兩錢，用其中一半賄賂大德寺的住持，讓他放火燒寺，然後李昰應兄弟奉南延君靈柩而來，在下葬前的晚上，李昰應的哥哥們都做了同一個夢，夢見一個白衣老人怒罵道：“我是這個塔的塔神，你們為什麼要奪取我的住所？如果下葬，那麼在虞祭結束之前，你們兄弟全部都會暴死，快離開吧！”哥哥們便給李昰應說這個夢，李昰應反而大喜，拉著哥哥們去推石塔，斧子一砍就飛出去，李昰應自己扛上斧子，向天大喝，斧子砍下去時就不飛出去了。埋葬了南延君后，李昰應又害怕被別人移走，便熔化數萬斤鐵來使墓葬牢固，又覆蓋上砂土，修成了一座伏雉形的墳墓。結果暴死的不是李昰應兄弟，而是大德寺的住持，相反李昰應卻在十餘年後果然生了位“真龍天子”。

另一個版本的故事是，忠清道德山的伽倻山大德寺石塔向來以風水寶地聞名，人們說若在此下葬則子孫中會出現帝王。雖然許多人垂涎於此地，但又礙於嫌忌而未遂。李昰應想將他的父親改葬到那裡，當時金炳冀的家僕孫德重與李昰應過從甚密，李昰應遂與之合謀，藉助安東金氏的權力奪取大德寺的地皮，改葬南延君於此。在他們破壞石塔時，突降雷雨，身邊的幫手們都為之驚詫，李昰應卻不動聲色，安撫幫手們繼續幹活。塔下有三顆舍利子，李昰應居然將其吞食，時人為此事驚訝，一直流傳著這些傳奇故事（一說未降雷雨）。

李昰應年輕時在權貴面前搖尾乞憐、裝瘋賣傻，流傳出不少他受到侮辱的故事。有一次他拜謁金左根，另一官員沈宜冕也在場，等李昰應退出時，沈宜冕對金左根說：“宮道令當守宮而已，何至纍纍曳履於宰相家？”由於聲音太大而被李昰應聽到，讓他懷恨在心，高宗即位后沈宜冕就被罷官。

當時，發生宗室李夏銓謀逆伏誅的事件，李昰應在拜謁金炳冀的妻舅南秉哲時，南秉哲嚴肅地對他說：“爾知夏銓謀！”李昰應大驚，面如土色，叩頭道：“君何作此惡劇？”南秉哲轉而大笑道：“時伯（李昰應的字）何其膽小也！”李昰應汗流浹背而出，對人說：“是日當減十年壽算！”時人將他的表現比作青梅煮酒時的劉備。

安東金氏權貴中最看不起李昰應的人是金炳㴤。有一次李昰應畫了自畫像，去乞求金炳學、金炳國、金炳冀題寫讚詞於其上，三人答應，卻在金炳㴤面前碰壁。金炳㴤罵道：“我身為宰相，怎麼能給你這種人的畫像題贊？”碰巧其侄金性均來拜訪，在對金炳㴤行禮后也對李昰應行禮，金炳㴤呵斥其侄說：“你身為士大夫之子，怎麼能向興宣君下拜呢？”李昰應成為大院君后，欲殺金炳㴤，安東金氏家族成員獻了好多賄賂並苦苦哀求才讓金炳㴤免於一死。 （此外一些相關事迹見金炳冀、羅閣夫人等詞條）

李昰應十分迷信，“卜筮談命者不離左右”。他還製造並利用讖緯等迷信手段為其重建景福宮營造輿論（詳見大院君改革）。景福宮工程奠基后的五月，在漢城彰義門外的石瓊樓出土了一個被稱為“壽進寶酌”的銅杯，上刻詩曰：“華山道士袖中寶，獻壽東方國太公。青牛十回白巳節，開封人是玉泉翁。”百官都認為這是盛世瑞兆，紛紛撰文對李昰應歌功頌德，朴珪壽更說詩中的“國太公”指李昰應，這就是李昰應被稱為“國太公”的由來。

李昰應詼諧幽默，說話經常逗得滿堂大笑，“凡朝臣之貴顯者以至士庶出入門下者，皆與以綽名”，如趙寧夏長得高就叫他“長台”，金世均臉扁就叫他“匾台”，李敦榮不苟言笑就叫他“寒冰”。大臣金輔鉉不為李昰應所喜，其父死，他為了讓李昰應來弔喪，便利用李昰應喜歡開人玩笑的嗜好，故意給李昰應的一個門客透露自己父親小名狗子。該門客便向李昰應提及此事，李昰應聽說后大喜，趕緊前往金輔鉉父親的靈堂，用朝鮮喚狗之語“獒獠獒獠”喊了幾聲就走了。金輔鉉反以為榮，在弔客錄上寫“某日大院君入哭”。李昰應幽默的性格深得下人之心，卻讓不少士大夫對他很鄙視。

李昰應被羈押保定期間，居於舊清河道衙署，平日以畫蘭自娛，中國士紳多往索之。時人張一麐因其父在直隸做知縣，並負責監視李昰應，故他得以隨其父接觸李昰應，並“以扇乞畫”，李昰應作畫后落款稱“某某雅士”。之前鬧了個笑話，有人乞畫，李昰應問身邊的華人給事在中國如何尊稱，對曰“老爺”，於是他就落款“某某老爺”。後來有人提醒他老爺是奴才對主人的稱呼，李昰應才一律改題“雅士”。

李昰應在同治年間執政時就通過吳慶錫、卞元圭等燕行譯官與一些清朝士大夫展開書信往來，稱為“神交”。跟李昰應書信往來的清朝士大夫有萬青藜、徐桐、袁保齡、樊彬、皂保、黃雲鵠、張丙炎等10多人。李昰應將他畫的墨蘭圖或自己的肖像畫寄給他們，他們則題詩稱讚，同時李昰應也從他們那裡打聽一些有關中國局勢的情報。他們之間往來的近百篇尺牘被收錄於《天雁尺芳》、《清人簡格》、《北雁尺一》三種文獻中。

• 朝鮮

李昰應是朝鮮半島歷史上頗具爭議的人物，其評價可以說是毀譽參半。不過有一點是公認的，就是李昰應為人果斷，個性極強，與閔妃你死我活的權力爭奪埋下了朝鮮亡國的禍根。與李昰應處於大致相同時代的朝鮮人對他的評價雖然有肯定和否定之分，但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惜”字。

處士黃玹評價：“乃雲峴者，流涎壯金（安東金氏）之富貴，一朝得志，淫侈驕狼，猖狂自恣，視壯金而又過之。斫傷元氣，結怨黔黎，徒以窮心土木，左袒色目（指偏袒男人），為十年事業。嗚呼！時耶？運耶？千載之下，亦必有嘆息痛恨於斯者。”又對他的一生總結道：“昰應十年秉鈞，功罪參半。甲戌（1874）后，與明成讎隙日深，瀕危者數，杜門十數年。每國家有變，輒為眾所推挽，屢起屢躓，汔可自艾，而恩仇一念，至死不變，故人少之。然年高飽經歷，名聞外國，朝野倚為大老。及其死，遠近震悼。”

文學家金澤榮評價：“大院君才氣過人，雖千百人，一聞其姓名，終身不忘。用事十年之間，救弊為多，然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樂權勢，好輕俠，睚眥必報。尤於倫紀之變，處之不善，使國脈凋傷，人惜之。”

史學家朴殷植在肯定李昰應執政時“府庫充溢，軍餉裕足，近民之官必擇廉白，小民安業”的同時，也指出：“大院君幾乎能國矣，而惜其學不國矣。……大院君剛猛果敢，風馳電掣。制合變通，則舊例不足存；事屬斷行，則人言不足恤。如排除權戚、霹破門閥、革軍布、撤書院之類皆出於卓絕之毅力，累世習慣之銅柱鐵壁，觸手而碎，真政治上大革命家也。……惜無其學，治內則私智自用，動多過舉；對外則排斥為主，閉鎖自瞎，卒乃變生肘腋，禍烈於國，半島中興之運遂不復焉。嗚呼！惜哉痛史始此。”

• 中國

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壬午兵變後用“凶狡”二字來評價李昰應，認為他“禍國殃民”、“奸狡梟傑” ；但到兩年後甲申政變時不得不承認“昰應柄國十年，雖舉措間有貪暴，而操縱尚能自如，其才氣實非朝列所及”。

護送李昰應歸國的清廷駐朝官員袁世凱更是盛讚李昰應“與各國談，必推尊中國，其誠服之情，溢於言表；其籠絡人才，剖白事機，頃刻應變，瞭然指掌，誠東方第一人才也”。

壬午兵變時隨軍來朝鮮的清朝文人周家祿在詩歌中稱讚李昰應“雄才大略政自我，富國強兵功在民”。

中國思想家梁啟超則評價李昰應“好弄術智而不知大體，喜生事而無一定之計劃，性殘酷驕慢而內荏多猜，實朝鮮民族性質之代表，而亂亡之張本人也”。

• 日本

李昰應在當時的日本被認為是敵視近代文明的朝鮮頑固派頭子，特別是由於他早期拒絕接納日本國書，后在其主導的壬午兵變中又發生攻擊日本使館、殺死日本人之事，所以日本對他的評價偏否定。同治九年（1870年），被朝鮮拒之門外的日本外務省官員佐田白茅在上書中提到：“朝鮮有太殷君（大院君）者，國王之實父也……專握政柄，擅威福，唯好武，而無深謀遠慮。厚稅斂畜金谷，下民莫不怨懟焉。一日舉我三十大隊，以蹂躪彼之巢窟，則土崩瓦解，一夫之太殷，七縱七擒，實易易耳。”過了二十多年的甲午更張時期，日本駐朝公使井上馨依然對他持負面評價：“大院君七十五年來只知有支那，不知有其它，是自頂至踵完全為‘頑固’二字所充滿的老翁”。

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評價李昰應：“其天資獰猛慘酷，害人無所忌憚，攝政十年之間，屢起大獄，朝野之人被處死刑者不下十萬，其陰險世所共知，又一方面而言，視其為人，好修內行，好讀書，言必稱周公孔子之道，常主張國體論，用我日本之言來形容其做派的話，就如同兼備儒者與皇學者精神之人。”甲午更張時期，福澤承認李昰應的確“英邁”，但又說其英邁“是東洋流的英邁”，其實“不過是純然的腐敗國之普通頑固翁耳”。曾搜集關於李昰應的大量野史傳說並撰寫《國太公之眥》一書的日本記者細井肇評價他說：“弄其專權，自立於王者之上，竊國太公之尊榮，恰如獨裁大王而不聽一切人言，治政十年，殺戮無辜二十萬人，擅長陰謀，敢於在骨肉緣戚之間迭起爆殺、毒殺、慘殺、刑殺等一切血斗之慘劇而無所顧忌。”

不過，也有日本人對李昰應持肯定評價，如曾在朝鮮生活多年並參與過乙未事變的日本記者菊池謙讓就認為李昰應是“支撐瀕臨滅亡的近代朝鮮的英雄” ，不過又說“若使大院君如其攝政初期之志、使此英雄了解近世的智能與開國（開放國門）之大事、使此英雄成就國民統一之偉業、使此國太公恢復李朝之王室，則半島國民很可能就於亞細亞以近世之強國而保其命脈、建立使一千多萬民族自立的國家之繁榮”，對李昰應透露出遺憾與惋惜之情。

• 西方

當時的歐美人對李昰應的評價多針對其氣質和性格，隨其立場而褒貶不一。丙寅邪獄前夕的法國主教張敬一評價他說：“大院君身材不算太魁梧，清癯而硬朗，他的眼睛總是閃爍著光芒，令人望而生畏，性格急躁而好讀書。統治新政府的大院君雖然革除一切積弊，但卻任意作惡，殺人無數。因為搞不清他會以什麼理由來殺人，所以儘管我們暫未遭受這個惡人所降下的災禍，但我不放心。”

英國著名旅行作家伊莎貝拉·伯德·畢曉普寫道：“我曾見過大院君，那時他雖已老，而充滿活力與充沛精力的姿態、銳利的眼光，以及精力旺盛的行動，這些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大韓帝國皇室關係密切的美國人訖法（胡默·赫爾伯特）對李昰應的評價是：“他是具有堅強的個性和傲慢的氣質的人物，老百姓雖然憎恨他，但同時永遠尊敬他，實際上他是登上近代朝鮮政壇的強人。當他遭到不論道德、經濟、政治的問題還是親族間的問題，不管多麼艱難，不顧一切只向自己想要的目標推行到底，他的最大的特徵就在於他具有這種不屈不撓的鬥志。”

英國記者麥肯基評價“大院君無疑是當時在遠東最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身高約5英尺6英寸，腰板挺直，精力充沛，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是一個統治人民的真正領導者”。

到了現代，史學界對李昰應的評價有較大爭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的《朝鮮通史》中評價李昰應“是個地地道道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者”，“他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為了使朝鮮繼續停留在落後的封建階段，挽救搖搖欲墜的李朝封建統治制度”，但又肯定李昰應加強國防的措施“順應了朝鮮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勢力的愛國鬥爭要求，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近來朝鮮認為李昰應“本應該把國家引向近代化的道路，能動地進行對外活動，但他卻認為閉關自守的政策才是維持封建國家的唯一出路。……在朝鮮封建國家還沒有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大院君閉關自守的政策，雖在當時阻止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維持國家的獨立方面，多少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日落西山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在他統治期間，封建制度所面臨的危機和階級矛盾越來越深化”。

韓國史學界對李昰應的評價褒貶不一，有的否定李昰應，認為他整頓傳統秩序、加強專制王權的改革逆歷史潮流而動，阻礙了韓國的近代化之路，因此稱他為“保守的實用主義政治家乃至反歷史的保守政治家” ，尤其對他的鎖國政策痛加批判，比如學者柳國鉉認為“大院君的鎖國政策並非是在洞悉世界潮流的基礎上所制定的對應，只不過是迫於形勢的發展而做出的反應。尤其是大院君將艱難擊退西洋人，暫時克服洋患視為獨善其身的方法，從而更加頑固地堅持閉關自守，鄙視把外界的人和文物都認定為野蠻的敵人和有害的東西，這是大院君的一大錯覺和局限。”他指出，“如果大院君能夠以縱觀世界與歷史的慧眼，合理地實施對外政策，則不至於在此後的一個世紀韓民族經歷那麼多恥辱和痛苦。”另一種觀點則對李昰應予以肯定，認為他執政時期，可從抵抗外勢侵略、保護國家主權的努力中看出近代民族國家的性質；正因為在此期間對傳統社會的弊端進行果斷的改革，從而為近代轉型準備基礎，促進了朝鮮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的進程。比如韓國早期著名歷史學家李瑄根、曹直亮等評價李昰應是“近代傾向的改革家乃至獨裁者”。有韓國學者認為，對李昰應的批判都是受了日本殖民地史觀的影響，理應對李昰應重新評價。比如延甲洙透過分析李昰應與西洋各國接觸的事實，指出李昰應並非簡單的鎖國主義者，他實際上主張在強化國力以後自主開放，反對的只是歐美對朝鮮的無理侵略而已，因此在特定條件下的鎖國政策是李昰應面臨民族危機所採取的果斷的政策。韓國歷史學家李泰鎮更是指出對李昰應的否定都是日本的故意詆毀，以此來襯托日本使朝鮮“開化”的“功績”，對李昰應最先使用“鎖國”一詞的就是日本人，因此這種殖民地史觀需要徹底的批判。

李昰應的玄孫李清曾出資建立石坡學術研究院，整理李昰應的相關史料，並於2005年出版了《興宣大院君史料彙編》（共4卷）。主持編輯工作的韓國中央大學教授權錫奉表示：“做編輯工作的同時認識到大院君的一生充滿榮辱和戲劇性，再次感悟到解讀他本人並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