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未洋擾

美國經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空前發展，刺激其對外擴張並獲取更多的原料產地和傾銷市場，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遠東地區是美國“門戶開放”政策實施的重點。美國歷史學家泰勒·丹涅特在他的著作《美國人在東亞》中談到：“在1840年以後，美國亞洲政策的運用始終著眼於將來——著眼於美國人能夠供應這些看來是不可限量的東方市場的那一天。在這期間，這些市場的門戶必須保持開放。”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美國先於1844年打開中國國門、又於1854年打開日本國門。朝鮮自然而然地成為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又一個對象。

美國很早就對朝鮮產生“興趣”。1834年5月13日，周遊遠東各國后歸國的美國特使愛德蒙·羅伯茨在致國務卿的報告中提到：“開放日本的好處之一是它可以提供與朝鮮貿易的可能性。”1845年2月，美國眾議院議員、海軍委員會負 責人普拉特擬出“開放朝鮮案”，提交眾議院會議。這個議案后因美墨戰爭的爆發而被擱置。1852年，一艘美國商船停泊在朝鮮東萊府的龍塘浦，朝鮮半島首次出現了美國人的身影。然而朝鮮本來就實行閉關鎖國路線，到1864年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攝政之後，鎖國政策進一步強化。美國與朝鮮通商似乎遙遙無期。

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後，又對朝鮮提出了“門戶開放”的要求。1866年8月，發生了舍門將軍號事件，美國商船“舍門將軍號”在平壤大同江橫行霸道，終於被平安道監司朴珪壽指揮朝鮮軍民將其擊沉，船員全部死亡，造成國際爭端。1867年和1868年，美國軍艦沃楚西特（Wachusett）號和謝南多厄（Shenandoah）號先後奉命前往朝鮮大同江口附近調查此事件，同時搜集情報、測量水深及地質情況。1868年，美國人詹金斯（J. C. Febiger）甚至還潛入朝鮮，與普魯士商人奧佩爾特、法國神父費隆（權神父）一起盜掘南延君（大院君之父）的墳墓，企圖以骸骨要挾朝鮮政府賠款通商，但未能得逞。

當時，朝鮮經過了“丙寅洋擾”之後，鎖國攘夷的氣勢高漲，不可能接受美國的通商要求。於是，1867年3月，美國政府邀請法國聯合出兵遠征朝鮮，但是法國人已經在“丙寅洋擾”中見識到了朝鮮人的頑強鬥志，再加上此時與普魯士關係緊張，便借口自己已達到膺懲朝鮮的目的而拒絕了美國的邀請。於是美國決定模仿當年脅迫日本打開國門的“黑船事件”，獨自遠征朝鮮，以武力逼迫朝鮮立約通商。

遠征朝鮮的計劃是由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喬治·西華德（George F. Seward，又譯作“西華”）積極推進的。他在1868年先是從正準備赴朝盜墓的詹金斯那裡聽說朝鮮政府有意向和歐美修好，於是向他的叔叔、美國國務卿威廉·亨利·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提出向朝鮮派遣使節的建議；不久后謝南多厄號從朝鮮回來，他才明白詹金斯騙了他，朝鮮依然堅持閉關鎖國，便又向國務卿西華德提議對朝鮮進行武力示威。此時正值美國政府換屆，喬治·西華德的提案被擱置下來。1869年，格蘭特就任新一屆美國總統，漢密爾頓·菲什（Hamilton Fish）就任國務卿，鏤斐迪（Frederick F. Low）出任駐華公使。新政府接受了喬治·西華德關於朝鮮問題的主張，在1870年4月20日授予鏤斐迪出使朝鮮的全權資格，並讓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約翰·羅傑斯（John Rodgers）少將負責護衛，任務是與朝鮮締結一份遇難船員救助協定，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可以進一步締結通商條約，因此鏤斐迪被要求同時參考1854年的《美日和親條約》（神奈川條約）和1858年的《美日修好通商條約》，作為與朝鮮訂立條約的藍本。1870年11月，鏤斐迪在北京與羅傑斯、喬治·西華德商量后，決定將遠征朝鮮的出發時間定在1871年5月的上半月。

在美國國務院就朝鮮問題對鏤斐迪的訓令中，菲什還特別囑咐要在事先徵得朝鮮的宗主國——中國清朝的好意與調停。因此在1871年初，鏤斐迪三次請求清朝總理衙門向朝鮮轉遞他的信函。前兩次總理衙門都拒絕了，後來聽說鏤斐迪要帶軍艦過去，才認真對待此事，認為出於“關切屬國之道”而應告知朝鮮，於是在1871年3月，清廷“通融”特許幫鏤斐迪向朝鮮轉遞信函。鏤斐迪在該信函中質問朝鮮為何要殺害舍門將軍號的船員，並提及當 年美國與日本締約的契機也是日本虐待美國水手（拉戈達號事件），希望朝鮮也會同樣以舍門將軍號事件為契機和美國締約（“自與日本國事同一律”）。鏤斐迪雖然一面聲稱自己帶軍艦前來只是為了商辦與交涉，“非耀威武”、“望以和睦”，然而另一面又揚言：“若多方拒絕，實召不睦，又誰尤焉？”暗示了美國不惜動用武力撬開朝鮮國門的炮艦政策。

朝鮮在4月10日接到了附帶美國信函的清廷禮部咨文，朝鮮政府決定不回復美國信函，只回復禮部咨文，由藝文提學朴珪壽撰寫。回咨中指出舍門將軍號事件是美國凌虐朝鮮人在先，所以是其自招的；承諾將會救恤外國失事船員，但出於“人臣無外交”之義，作為中國屬國的朝鮮沒什麼與美國可談判的，更不會締約通商，最後希望清政府“特降明旨，開諭該國使臣，以為破惑釋慮，各安無事”。不過，朝鮮方面並未對美國信函中的武力威脅引起足夠重視與警惕，5月11日從中國回來的使臣姜㳣在復命時還援引清廷禮部官員的話稱“美船必不出去”。

鏤斐迪不等朝鮮回信，就按原計劃於5月遠征朝鮮。美方動員了5艘軍艦（含85門大炮）、1230名士兵。5艘軍艦分別是：

• 護衛艦科羅拉多號（USS Colorado）

• 炮艦莫諾卡西號（USS Monocacy）

• 拖船帕羅斯號（USS Palos）

• 風帆戰艦阿拉斯加號（USS Alaska）

• 帆船貝尼西亞號（USS Benicia）

鏤斐迪在上海與羅傑斯會合后，於5月8日乘旗艦科羅拉多號等3艘軍艦前往日本長崎，與停留在那裡的另外兩艘美國軍艦會合。在日本政府的協助下準備就緒后，於5月16日開赴朝鮮。鏤斐迪在長崎期間致國務卿菲什的報告中，將東方人的性格總結為狡詐，並強調“這很可能會妨礙使命的達成，從而導致武力衝突。至於到何種程度，則取決於朝鮮政府的行為和態度。……在與東方國家打交道時，對他們侮辱和傷害我們的行為一味姑息容忍是一種錯誤的政策。這種仁慈只會使他們錯誤地認為是因為我們恐懼才不去報復，並且助長其傲慢、狂妄和敵意”。鏤斐迪的這種觀點預示著這次遠征將難免訴諸武力。

5月21日，美國艦隊駛入朝鮮西海岸的南陽府海域，並於5月30日在富平府海域的芍藥島（勿淄島）與虎島之間拋錨。在此期間，朝鮮南陽府使申轍求等試圖前往美艦“問情”，但只在途中遇到美國艦隊的附屬船隻，雙方人員因語言不通而各自歸還。鏤斐迪得知后，指示精通漢語的臨時秘書兼翻譯杜德綏（E. B. Drew，對朝鮮稱“英漢文案總辦”）向申轍求致函稱：“此船系由大亞美理駕合眾國即大美國來者，因我國欽差大人（鏤斐迪）與朝鮮國大憲有商辦事件，大約辦妥尚需時日，本船在此海畫一帶停舶，竢事竢約，便回程舟次。”並派附屬船隻將此信遞交再次“問情”的申轍求等。美國艦隊拋錨之際，朝鮮又派了3名義州通事（漢語翻譯）和1名仁川府邑吏來美艦傳達回信，並告知將有3名三品官員來慰問美國人，美方反應尚算友好，向朝方贈送禮物，並在致朝方的回信中預告“擬令隨帶舟只前往上游，試探水勢，以便酌奪大船駛上，並期諭知瀕海居民，勿得驚恐，彼此以禮相待，決無害意，免生事端”。翌日，果然有3名朝鮮官員來訪，經杜德綏用漢語詢問得知他們沒帶委任狀，鏤斐迪嫌他們級別不夠，拒絕接見，表示只接見具有協商許可權的一品官員。同時，美方再度要求朝方在24小時內通知江華海峽沿岸官民不得妨礙美國船隻測量附近海域的活動，這3名朝鮮官員不置可否，被美方看作是默認。

6月1日，朝鮮政府為防範美國艦隊，任命魚在淵為鎮撫中軍，帶領京軍前往江華島。同日下午，美國不待朝鮮正式回復，就派軍艦莫諾卡西號和帕羅斯號以及4艘汽艇闖入朝鮮的國防重地——江華海峽進行偵查，在黃昏時分經過江華海峽入口的孫石項（孫乭項）時，突然遭到朝鮮江華島廣城鎮炮台的射擊，其對岸的德浦鎮也隨之炮擊美國軍艦。美艦在向廣城鎮還擊一陣後撤退。在此次衝突中，朝鮮有1人陣亡，美艦受損，2人受輕傷。

孫石項衝突后，朝鮮政府嘉獎了退敵有功的鎮撫中軍李鳳億（魚在淵在6月3日才接任）等人，而美國則借口朝鮮侮辱星條旗，籌劃報復攻擊。由於美方兵力不足、對朝鮮水文和地形也不熟悉，所以放棄了征服朝鮮的計劃，代之以集中攻擊廣城鎮等曾炮擊美艦的區域，又因為要等待對美艦有利的小潮出現，所以美軍的報復攻擊被推遲了9天。在這9天里，先是富平府使李基祖用竹竿向美方傳遞自己寫的私信，質問其來意，並闡明朝鮮的閉關鎖國政策；美方則回信譴責朝鮮無故攻擊美艦，要求朝鮮道歉，否則美國將予以報復，同時強調美國只想與朝鮮友好談判，無意佔領朝鮮領土、變更朝鮮風俗。大院君讓江華留守兼鎮撫使鄭岐源正式照會於美方，聲明朝鮮是正當防衛以及不願與外國交往，宣稱“本國之不與外國交通，乃是五百年祖宗成憲，而天下之所共聞也，而亦大清天子之所俯燭，其不可破壞舊典”。6月7日，富平府使李基祖派通事赴美艦直接遞交此照會，並附帶4月朝鮮對清廷禮部的回咨副本，還送去牛和豬等作為食物。美方退回了牛和豬，並以杜德綏的名義送去最後通牒，表示朝鮮若在三、四日內沒有表現出協商之意的話，後果自負。

不過朝鮮尚未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似乎也沒有料到美國會展開報復攻擊，在6月9日致美方的回復照會中除了重申朝鮮的觀點外，也僅僅表示遺憾之意而已。朝鮮君臣在討論美國問題時，領議政金炳學對年輕的國王高宗說：“所謂美利堅，只有部落而已。中間有華盛頓雲者，開拓城池，建得基址，與海外洋夷互相通涉，而英吉利似是最近，此在《海國圖志》矣。”高宗聽了后表示：“此與海浪賊無異矣。”可見朝鮮方面也只是模糊地將正在邁向世界大國的美國視為一個部落或海盜團伙。

6月10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中午，45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在莫諾卡西號軍艦的猛烈炮火的掩護下登陸於江華島草芝鎮，展開了對朝鮮的報復性攻擊作戰。他們先在草芝鎮安營紮寨，草芝僉使李濂見寡不敵眾，在美軍登陸時撤退到山谷里，當夜率軍民襲擊美軍，但很快被美軍趕走。6月11日上午，朝美雙方全面交火，美軍從草芝鎮出發，先後進攻德津鎮和廣城鎮，史載開戰時“異船大炮，飛如雨柱，陸賊鳥銃，亂如雹下”。鎮守廣城鎮的鎮撫中軍魚在淵率軍全力抵抗，並與美軍展開白刃戰，最後還是被優勢火力的美軍擊潰，魚在淵本人也以身殉國。戰鬥的結果是德津、廣城兩處要塞相繼失守，而朝美雙方對於陣亡人數的統計則有較大出入。朝鮮記載己方53人陣亡，24人受傷（其中4人重傷不治），不清楚美軍損失；美國記載己方2人陣亡，10人受傷（其中1人重傷不治），打死243名朝鮮人，俘虜20人（但後來美方提供的俘虜名單為15人）。在破壞了這幾處軍事設施並繳獲了50面軍旗（包括魚在淵的“帥”字旗）、481件火繩槍和抬槍等戰利品以後，美軍於翌日（6月12日）上午撤離江華島，返回芍藥島停泊地。

遭到美國報復攻擊后，朝鮮不但沒有屈服，排外意志反而更加強化。美軍撤離江華島的當天，高宗在經筵上表示：“此夷（美國）之所欲和者，未知何事。而以若數千年禮義之邦，豈可與犬羊相和乎？雖幾年相持，必痛絕乃已。若有以和字為言者，當施賣國之律矣！”侍講的右議政洪淳穆極口稱讚國王聖明，高宗命令將此番話公佈於朝報中，令官民知曉他斥和攘夷的決心。攝政的大院君也下令將他在“丙寅洋擾”期間所寫的十二字訣“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刻為“斥和碑”，豎立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市中心的鐘路，隨後命令在朝鮮各地豎立此碑，從而形成舉國“斥和”的局面，以此鼓舞民氣；又以身作則，從雲峴宮拔出衣服和糧食輸送給前線將士，還命令上自大臣、下至市民都給前線將士捐衣物，以此鼓舞士氣。

鏤斐迪的如意算盤是模仿1858年英法聯軍炮轟大沽口，以為損失更慘重的朝鮮也會像當年清政府那樣屈服締約。6月13日，美方提出釋放俘虜，並主動釋放了9人，又重申要與朝鮮協商談判之意，並要求李基祖轉遞鏤斐迪致朝鮮國王的親筆信，信中敦促朝鮮儘快派人來和美國談判締約。在朝鮮政府的授意下，富平府使李基祖以個人名義回信聲討美國，表達朝鮮拒絕協商、血戰到底的意志，並且繼續以“竹竿外交”的形式進行，在此後一周時間裡與美國展開口水戰。美方指責李基祖從中作梗、欺瞞國王；李基祖則領受朝廷旨意，向美國人聲稱他自己只知戰守之職分，決不會將鏤斐迪親筆信呈送於國王。到6月20日收到戰鬥結束后李基祖的第5封書信時，鏤斐迪才意識到朝鮮毫無妥協餘地、其排外態度不可能轉變，他的如意算盤落空了。於是鏤斐迪便將剩下幾名俘虜全部釋放，也停止與朝鮮徒勞地通信，並在6月22日向國務卿菲什拍電報稱，最近的示威對協商沒有產生任何效果，要奏效的話只能攻擊首都，但以目前的兵力而言，前往首都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如果和平交涉失敗的話，就請求撤離朝鮮。

此時，朝鮮的處境也很困難。美國艦隊的入侵導致漕運被切斷、稅船上不來，因而漢城物資短缺，造成“谷價日踴、窮夏艱食”的局面。民心也有所動搖，時人記述“都下洶洶，頗有不可鎮之勢”、“市價倍高，生計沒策，內眷出避不知其數”。儘管如此，國王高宗仍表示：“彼船雖百年來侵，我則固守不改；千艘更來，我亦增兵守之”，絕對不會向美國妥協，又說“正氣盛則邪氣自熄，洋丑之消滅，必有其日矣”。金炳學附和道：“朱夫子（朱熹）云：‘中原之戎虜可逐，一己之私慾難制。’今若守正道、制私慾，則洋丑之出沒不足憂，而亦可指日消滅矣。”大院君則大張宴樂，以鎮人心。

美軍所儲備的淡水也逐漸吃緊，而國務院的新訓令遲遲不來，鏤斐迪便決定撤軍。7月2日，美方以杜德綏的名義致信於李基祖，通報撤軍，該信在強調美方行動正當性和批評朝方行動的無理性之後，警告朝鮮說：“設或將來各國用強，以致貴君王不能拂其所請，即難言屈抑矣！“7月3日，美國艦隊滿載戰利品撤出朝鮮（還帶著辛未洋擾期間投奔美軍的10名朝鮮天主教徒），兩天後到達中國芝罘（今煙台），為期40餘日的“辛未洋擾”遂告結束。

辛未洋擾之後，收拾爛攤子的事落在中國頭上。自“丙寅洋擾”以來，中國清政府就對列強侵略朝鮮採取只調停、不干預的消極方針，力求置身事外，一面強調“朝鮮雖系屬國，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該國主持，中國向不過問”並拒絕西方國家讓中國對朝鮮行使宗主權以迫使其與西方建交的要求，一面又屢次勸阻西方國家不要勉強朝鮮，因而被後世美國歷史學家泰勒·丹涅特形象地稱之為“占著茅坑不拉屎的政策”（a dog in the Manger-Policy）。

辛未洋擾結束后，朝鮮政府讓朴珪壽撰寫了向清政府彙報情況的咨文，是為《歷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咨》，附帶辛未洋擾期間的朝美往來的書信。該咨文詳細陳述了辛未洋擾的來龍去脈，強烈譴責了美國人的侵略行徑，並且強調朝鮮雖然可以救助外國失事船員、但是絕對不會同外國協商談判乃至締約通商，並稱自己“忝備藩屏，殿天子之邦”，在此次事件中盡到了藩屬國的義務，又懇請清廷“明降諭旨，使彼國公使洞悉利害，明知兩無所益，釋慮於遭難拯救，斷念於他事交涉，更勿構釁滋擾，各安無事”，最後表示“弊邦世守東藩，久蒙殊眷，視同內服，凡有疾痛，未有不曲軫恩諒，惟恐或傷，帡幪覆燾，天地莫量，今茲憂虞之孔棘，安得不大聲疾呼？而冒瀆至此，深增兢惶之至”，也就是說，朝鮮的訴求是得到清政府的外交支援，以免再受美國侵略。另外，在辛未洋擾同時也發生了外國船隻在朝鮮白翎島遭難的事件，朝鮮政府將包括中國人和德國人在內的船員以及貨物移送來白翎島的英國軍艦（英國誤以為其中有英國人，派軍艦前往搜救），使之得以回國，並且咨報中國，藉此證明朝鮮不需要同外國談判締約就可以救助外國失事船員。

1871年9月10日，清廷禮部收到《歷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咨》，雖然清政府對其中“明降諭旨”這種說辭不以為然，但主持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訢還是按朝鮮的請求，在9月23日會見代理公使衛廉士（S. W. Williams），勸美國對朝鮮收手，並提及了朝鮮的咨文。衛廉士稱自己不能做主，並要求中方向美方公開朝鮮咨文全文，總理衙門不給看。

鏤斐迪從朝鮮退到芝罘，等待國務院訓令。此前他並不太相信中朝之間宗藩關係的效力，但到了朝鮮后收到了4月朝鮮對清廷禮部回咨副本，確認了朝鮮以中國屬國自居的事實，因而將他此次遠征失敗歸咎於中國的不作為，甚至懷疑中朝之間對西方國家存在某種默契。他在給國務卿菲什的報告中認為，一旦朝鮮開始和外國交往，中朝宗藩關係勢必瓦解，清廷深知這點才會對朝鮮採取消極方針、力圖維持現狀。9月20日，菲什才向鏤斐迪下達訓令，對於鏤斐迪沒能向國王傳遞親筆信這點提出批評。不久后鏤斐迪回到北京，總理衙門在10月2日給他的照會中仍然只傳達朝鮮咨文的兩條主旨，即“遭風船隻之無待商辦”和“通商事件之不必商辦”。鏤斐迪則在10月10日照會總理衙門，稱清政府列舉大意、隱瞞全文的行為不合國際慣例，故再次索要《歷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咨》。清政府迫於無奈，只好在10月14日將《歷陳美國兵船滋擾情形咨》全文抄送鏤斐迪。

11月2日，鏤斐迪前往總理衙門，就朝鮮問題與恭親王面談。鏤斐迪在表達了對抄送朝鮮咨文全文的謝意后，接著一一駁斥咨文中的“差謬處”，指出辛未洋擾期間朝鮮行動的無理及美國在軍事上的完勝，然後譴責中國身為朝鮮的宗主國卻推卸責任，以致朝鮮如此狂妄無知，釀成此次釁端，然後要求清政府負起宗主國的責任，向朝鮮國王傳遞辛未洋擾期間美國沒能傳遞的鏤斐迪親筆信，被恭親王拒絕；11月22日，鏤斐迪照會總理衙門，在記述了11月2日與恭親王談判概要后再次要求中國轉遞鏤斐迪親筆信。12月23日，總理衙門照會鏤斐迪，拒絕幫他轉遞親筆信，翌日上奏兩宮太后，彙報了中美朝鮮交涉的大致經過，指出“美國思欲借屬國二字，令中國勢壓朝鮮，以遂其謀；朝鮮亦思借屬國二字，請中國力制美國，以資庇護”，還強調“朝鮮於上中國文件，居然自行抄給美國，全不隱避，窺其用意，其所謂求中國保護者，並非盡出真忱，不過欲借中國為卸肩地耳。故該兩國構釁一事，中國只能從中排解，勸美國不必前往，此外別無可代籌之策”。於是清政府繼續對朝鮮與列強的關係奉行只調停、不干預的消極方針，直到1879年後才有所轉變。

清政府拒絕轉遞親筆信對鏤斐迪而言不過是令他更加相信中朝之間對西方國家存在某種默契的判斷。他認為只要不讓清政府以為美國在軍事上輸給朝鮮就足夠了，此外就沒有再與清政府交涉朝鮮問題的必要。辛未洋擾所引發的外交餘波就此告一段落。

美國在東亞曾成功施加於中國和日本的炮艦外交竟然沒能在朝鮮奏效，自然令鏤斐迪和羅傑斯很不甘心。鏤斐迪儘管體會到“朝鮮人決心殊死戰鬥，他們的勇敢是世所罕見的，從來沒有一個民族能超過他們”，但是又向國務院主張歐美列強聯合遠征朝鮮，以迫使朝鮮開放通商；羅傑斯則向海軍部建議在明年再次遠征朝鮮。他們的建議均未被美國政府採納。1871年12月14日，美國總統格蘭特對國會發表國情咨文，一面祝賀美軍在朝鮮獲勝，一面對未能同朝鮮締約表示遺憾，委託國會對朝鮮問題討論出新的政策。此後朝鮮問題被美國暫時擱置，然而這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朝鮮的通商要求，在聽說日本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之後，美國於1878年重提與朝鮮締約事宜，其結果就是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締結。辛未洋擾所未能實現的目標在11年後才得以達成，美國最終還是成為歐美列強中第一個打開朝鮮國門的國家。

在得知美國撤軍的消息后，朝鮮君臣總算舒了口氣，高宗在先農壇觀刈時談到：“洋舶之退去，為軍卒可幸。而不得剿滅，任他遠遁，是甚痛嘆也！”金炳學說：“臣等俱無智謀，不得殄滅此賊，誠不勝萬萬悚惶矣。”李裕元也說：“臣等亦以更不得一戰為憤恨矣。”其後朝鮮政府決定向全國民眾徵收“沁都炮糧米”，進一步強化江華島（即“沁都”）的防備。朝鮮人在經過兩次“洋擾”事件后，不再畏懼西方國家，而是更加妄自尊大，緊閉國門；這兩次“洋擾”的結果讓朝鮮民眾產生大院君有能力驅逐洋夷的錯覺，從而使大院君的威望如日中天，大院君也被“勝利”沖昏頭腦，完全閉目塞聽、得意忘形，下令將“斥和碑”豎立在全國各地，還寫下“西舶煙塵天下晦，東方日月萬年明”這樣的豪言壯語。總之，辛未洋擾不僅沒能使朝鮮這個“隱士王國”門戶洞開，而且還導致其排外情緒達到頂峰，鎖國政策也空前強化。

就在朝鮮舉國沉浸在斥和攘夷的狂熱之際，也有極少數清醒的朝鮮人對於這種“勝利”深感憂慮。辛未洋擾期間，朝鮮對中國的咨文和對美國的照會基本上都出自時任藝文提學的朴珪壽之手，代表著大院君政權的立場，可是朴珪壽本人的主張卻與之相反，據說當時他曾對金允植等門人感慨：“吾聞美國在地球諸國中最號公平，善排難解紛，且富甲六洲，無啟疆之欲。彼雖無言，我當先事結交，締固盟約，庶免孤立之患，乃反推而卻之，豈謀國之道乎？”但為迴避“納寇賣國之罪”，不得不違心受命替大院君撰寫這些外交文書。朴珪壽在給弟弟朴瑄壽的信中也提到美國艦隊撤退之際“人皆以為爽快，而吾意則憂虞自此彌深，不知竟當何如也”。持類似觀點還有譯官吳慶錫，他也看過《海國圖志》，卻與金炳學們的結論恰恰相反，力主與美國建交。據說吳慶錫就是辛未洋擾時赴美艦“問情”的朝鮮官員之一，把美方信件傳遞到大院君面前的人也是他，他趁機進言同美國談判締約，但遭大院君斥責而被疏遠。1874年，吳慶錫隨朝鮮使團來華朝貢，秘密拜訪了英國駐華公使館，對使館中文秘書梅輝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抱怨當初美國軍隊撤得太早，如果再停留兩個月，大院君肯定會乖乖就範，因此他認為只有外力才能讓朝鮮人開放國門、睜眼看世界，進而請求英國也如法炮製，對朝鮮實施炮艦外交，不過英國人沒有答應。吳慶錫等人通過辛未洋擾認識到無法指望大院君來促成朝鮮的“改革開放”，便發展了金玉均、朴泳孝等一批年輕貴族，向他們宣傳開化思想，所以辛未洋擾也被視為朝鮮開化黨形成的一個契機。

總而言之，擊退法、美艦隊入侵固然捍衛了朝鮮的主權和尊嚴，是朝鮮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真實寫照，在朝鮮近代史上書寫下光輝的一頁，但同時也應看到，法、美艦隊並不十分強勢，且其志在通商，非在吞併朝鮮國土，因此才能在短期內擊退。大院君政權由此產生輕敵思想，繼續堅持落後的鎖國政策，使朝鮮民族失去自主開放的歷史機遇。而且大院君擊退外敵和加強國防建設的巨大軍費開支令朝鮮人民無力負擔，表面上鞏固了大院君政權，實則激化階級矛盾，促使其垮台。對外開放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加上朝鮮政局的變動，1875年的雲揚號事件中，朝鮮終於屈服於日本，簽訂了不平等的《江華條約》，被迫打開國門，並走上殖民地的道路。由此可見，挫敗丙寅洋擾和辛未洋擾對朝鮮來說只是飲鴆止渴式的勝利而已，其結果反而對朝鮮的長遠發展產生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