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

1837年生於安徽建德(今東至）。

1860年被人推薦至湘軍祝姓營務處幫辦文案；次年至安慶，入李鴻章營中幫辦文案，后因得李賞識，被擢為隨營總文案。

1865年經李鴻章保薦，先以知縣候補江蘇，旋又以直隸州知州候補江蘇；次年，入金陵善後工程總局辦事；又過了二年，經曾國藩、李鴻章薦保，以知府候補江蘇。

1870年李鴻章由湖廣督直，招周馥任事；次年春，周馥抵津，恰遇永定河連年決口，因治河有功，乃於1872年奉旨以道員留直隸補用。此後二十餘年間，任官直隸、山東、屢次辦理河工，積累了一整套治水的經驗。

1873年9月奉旨加按察使銜；次年，奉旨加二品銜。

光緒元年（1875年）冬李鴻章委派周馥籌辦海防支應局，負責北洋水師軍餉收放事務。他“苦心經畫”，使軍餉供應得到保障。四年（1878年）夏，周馥丁母憂回籍，兩江總督沈葆楨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美差，勸他留在江蘇任職。周馥堅辭說：“李相國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無端棄北而南也。丈夫出處，惟義是視，何計利害！”遂於七年（1881年）四月，丁憂期滿后，仍回海防支應局本任。旋署津海關道。十二月，隨李鴻章、馬建忠與美國提督薛斐爾商定朝美通商條約。在他起草的約稿中，堅持“朝鮮乃中國屬邦”的立場，但由於美國不接受，中國當局亦未能堅持，故此把朝鮮推向任列強宰割的半殖民地深淵。周馥每憶及此事，都深感遺憾。

光緒八年三月李鴻章丁母憂回籍，遺缺由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理。張因諸務生疏，遇事多同“從淮軍久”又與諸將士融洽的周馥磋商，依為臂助，故保奏他以津海關道會辦天津營務處兼北洋行營翼長，負責襄辦交涉、營務及海防諸事。

光緒十年夏中法戰爭爆發，沿海防務吃緊，清廷命李鴻章派專員負責在渤海灣海口一帶加強防務。李鴻章即以周馥“隨營多年，熟諳工程，究心韜略”，奏委他督辦此事。周馥從五月至七月，終日賓士於海口南北各要隘，一面“聯絡營將，會督地方文武，編查民船，嚴禁接濟勾結等弊”；一面督同各處將領，認真勘察各港灣炮台，並繪製北洋地形總圖，又繪製大沽、北塘、營口、旅順、大連、煙台、登州七處要塞分圖，並製成部分模型，以供進呈。

是年，周馥又會辦電報局事務，經手創辦北塘至山海關電報線。翌年夏，奉委籌建天津武備學堂，“開創中國創辦武備學堂之始”。十月，參加中法議訂中法商民在越南邊界通商章程。

光緒十二年春周馥稟請李鴻章在天津建集賢書院，以招四方游士。又建文博書院，以培育精通外語人才。四月，總理海軍事務醇親王，奉旨巡閱北洋海防，扈從文武官員及輿僕人等230餘人。李鴻章對醇親王進行隆重接待，凡閱操一應事宜，悉由周馥籌辦。周馥不僅對各種接待禮儀、膳宿安排、巡察路線、閱操程序作了精心安排，還隨李鴻章陪同醇親王至大沽、旅順、大連、威海、膠州灣等巡視，檢閱海軍實彈演習，並參議防務諸事。同時，他還親自撰寫了數萬言的《醇賢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逐日詳細記述醇親王巡閱的全部活動。對於周馥籌辦的這次巡閱安排，醇親王甚為滿意，故保奏他以按察使留直隸補用。

五月，周馥看到“唐山運煤遲滯，不能以時接濟兵船所需”，即稟請創建唐胥鐵路，開中國商辦鐵路之始。后又奏請創建天津至山海關鐵路，並督辦完成天津至西林段工程建設。

八月，戶部以津海關“洋葯稅厘箱數不符”，奏參將周馥“嚴議革職”。李鴻章對此非常氣憤，認為是戶部有意對他掣肘拆台。即以津海關徵收洋葯稅厘“箱數並不短少”，“查明並無弊混”等情，奏請撤銷參案。同時李鴻章致信工部、吏部尚書，說明情況，希望主持公道。后在李鴻章的力保下，對周馥的參奏被撤銷。十月，周馥調署長蘆鹽運使。

光緒十四年三月升任直隸按察使。奉委會同海軍統領丁汝昌等議訂《北洋海軍章程》，六月，入京陛見時，醇親王也多次接見他，詳細商討海軍章程等事。次年四月，“戶部以直隸旗地迷失甚多，既不交租，又不完糧，不如清查歸公，以補缺賦”。李鴻章即委周馥會同藩司松椿，籌設直隸清賦局，制訂“清賦章程”，切實調查。

光緒十六年（1890年）九月赴旅順驗收船塢工程，以督飭洋員船塢按期竣工，奉旨賞頭品頂戴。翌年，周馥隨同李鴻章視察北洋海軍，他深感時事艱難，一旦發生戰事，防務堪憂。有鑒於此，他曾密告李鴻章“北洋用海軍費已千餘萬，只購此數艦，軍實不能再添，照外國海軍例不成一隊也。倘一旦有事，安能與之敵！”他認為朝官皆書生出身，不懂軍事，毫無遠慮，若情擴軍增費，“必謂勞費無功”，若至勢窮力絀，必歸過北洋，彼時有口難訴。“不若乘此閑時，痛陳海軍宜擴充，經費不可省，時事不可料，各國交誼不可恃，請飭部樞通同速辦”。“言之而行，此乃國家大計，幸事也；萬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則，人反謂我誤國事矣”。李鴻章哀嘆：“此大政須朝廷決行，我力止於此，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奈何！”周馥的這些顧慮，不幸被三年後的甲午戰爭所驗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飭李鴻章“派兵往剿”，周馥曾就戰守之策，向李鴻章“力陳三事”，均被李鴻章採納。平壤、黃海之役后，李鴻章制訂了旨在防禦京畿重地、東省根本，然後厚集兵力，規復朝鮮之地的作戰方陣，被光緒帝批准。李鴻章即委周馥“總理前敵營務處”，周馥於八月初二日離津，經山海關，於二十三日抵瀋陽。此時，各軍由朝鮮敗退，海防吃緊，糧餉不濟，李鴻章又委周馥兼“總理後路糧台”。周馥即在鳳凰城、遼陽州等地設局轉運糧械，並親至摩天嶺、營口等處收集潰勇，調護諸軍。十月，由於大連、旅順相繼失守，周馥又趕往前線籌辦餉械轉運等事。但由於“軍械糧餉，轉運採買，萃於一身”，而“各軍無主帥，亦乏糧械，節節敗退”，“若將餉械送前，恐軍敗資敵，存后又難以時接濟”，故周馥深感憂慮，以至成疾。翌年正月，李鴻章把他調回天津，前敵運務交給袁世凱接辦。《馬關條約》簽訂后，周馥“自請開缺”，回籍養病。

對於甲午戰爭的失敗，周馥曾寫有《感憤詩》五首，以抒發胸中的怨恨與悲憤。其中有：

豈真氣數力難為？可嘆人謀著著遲；自古師和方克敵，何堪病急始求醫！

西鄰漫恃和戎策，東海寧逢洗辱時；蠢爾島夷何負汝？茫茫天道意難知。

十載經營瞥眼空，敢言掣肘怨諸公，獨支大廈談何易，未和陽春曲已終。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李鴻章電招周馥“赴山東襄黃河工程”。次年二月，入京召見。慈禧問及中日之戰失敗原因時，周馥則將“戶部鏗費，言者掣肘各事和盤托出，並將前密告李相國之言亦奏及”。又說“李鴻章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敵日本一國之力，且一切皆未預備，何能出師！”但“李鴻章若言力不能戰，則眾唾交集矣。任事之難如此。”慈禧聽罷，無言以對，只有長嘆。這次召見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議，但因“有阻之者”而擱置。李鴻章對此甚為氣憤，曾與友人言：“吾推轂天下賢才，獨周君相從久，功最高，未嘗一自言，仕久不遷。今吾年老，負此君矣。”遂密疏薦之。八月，周馥簡放四川布政使。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慈禧、光緒匆忙逃亡西安，命李鴻章與慶親王為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以直隸藩司遷雍被聯軍殺害，即奏調周馥為直隸藩司，負責“辦理京畿教案”。旋又奉旨隨同辦理議和條款，直至《辛丑條約》簽訂才回本任。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周馥在保定接“相國病危，囑速入京”的急電后，匆忙趕往探望李鴻章。“比至，相國已著殮衣，呼之猶應，不能語，延至次日午刻，目猶瞠視不瞑。我撫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忽目張口動，欲語淚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須臾氣絕。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

李鴻章的去世，周馥悲痛萬分。回想三十餘年相隨，諸多洋務實業依為臂助，深信不疑。這種始終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銘感肺腑，一旦永訣，豈能忘懷！他曾賦詩詠志，以示紀念。

吐握餘風久不傳，窮途何意得公憐，偏裨驥尾三千士，風雨龍門四十年。

報國恨無前箸效，臨終猶憶淚珠懸，山陽痛后侯芭老，翹首中興望后賢。

直隸總督遺缺，清廷即命周馥護理，直至袁世凱到任接篆，才回其布政使本任。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東巡撫，並加兵部尚書銜。因與外國侵略者交涉撤銷天津都統衙門、歸還津渝鐵路等事件未了，故延至七月初才抵濟南接巡撫印。時值黃海水漲，惠民、利津等縣河堤多處決口，他督率官民築堤防堵。又因中日戰時，德國乘機強租膠州灣，並私修膠濟鐵路，霸佔沿路礦山。周馥以奏開濟南、周村兩處商埠相抵制，經交涉，德國被迫撤去沿路駐兵，歸還礦山。

光緒三十年（1904年）九月，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次年十一月，因上海英國副領事無故判押華人官眷，並唆使印度巡捕打傷差役，激起民憤，引起互斗，結果3名印度巡捕、3名英國人被打傷；12名華人被殺，引起外交事件。周馥赴上海查辦，組織會審公堂審理。他一面緝拿肇事人犯，安撫中外受害之家，一面將應撤副領事、應徵西巡捕兩事移交外務部處理，事乃平。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調任閩浙總督，未到任。旋又調補兩廣總督。次年，以年老多病，奏請“回籍就醫”。

民國十年（1921年）八月二十一，周馥病逝於天津寓所，遜清謚之為“愨慎”，享年84歲。

同治元年夏，兩江總督曾國藩為防禦太平軍攻打上海，奏派李鴻章統率淮軍開赴上海。旋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兼通商大臣，即派周馥辦理文案。翌年，李鴻章率淮軍進攻蘇、常等地太平軍，周馥攜護巡撫印信相隨，並參議軍務，以軍功保奏知縣留江蘇補用。

四年（1865年）四月，李鴻章接替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奏保周馥以知府留江蘇補用。六年（1867年）冬，李鴻章奉命督師，赴河南、山東對捻軍作戰，周馥因襄辦金陵善後工程局事務及丁父憂，未能隨往。

同治十年（1871年），李鴻章由湖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便以天津西沽築城工程，函招周馥至天津籌劃。時值直隸大水成災，永定河多處決口，京津一帶幾成澤國，京畿安全受到威脅，李鴻章剛任直隸總督，就遇此大災，非常恐慌，急派周馥負責堵修工程。周馥堪工備料，“終日奔波於泥之中”，“日夜監工，雖大風雨亦不稍休”，很快將盧溝橋大石壩等處決口堵修完竣。李鴻章對工程進度十分滿意，遂極力奏保周馥以道員留直隸儘先補用。周馥於光緒三年（1877年）署永定河道。

周馥曾在直隸為官二十餘年，凡遇水患，無不參予籌劃治理。他深知直隸水患以永定河最為難治，“河十年八九決，每塞決費多或二三十萬，少亦十餘萬，豁糧辦賑又數萬，歷任直督苦之”，他認為要根治永定河水患，與之相關的河流也必須同時治理。因此他還對天津、通州等地河流進行治理，結果使直隸水患大為減輕。

周馥青年時貧苦落魄，曾流亡他鄉，他的祖父怕他不得歸，遂將他原名中的“馥”字改為“復”。后投李鴻章幕，因李鴻章手書褒獎單時又誤將“復”字寫成了“馥”，大約是因為已經呈報皇帝，“上達天聽”了。這麼一波三折，實際上周馥的名字遂因而未改，還是原來的“馥”字。

據《安徽文史資料》第十五輯載陳鈞成撰《周馥軼事》稱“玉山老人（指周馥）在（安慶）八卦門正街擺測字攤，兼為人代寫書信，呈文，對聯等。后又遷馬王坡涌興德雜貨店門口。李鴻章亦居馬王坡。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認識伙房採買。其人識字不多，就近乞老人代記。李偶閱賬簿，見字跡端正清秀，大加讚賞。延為幕賓，辦理文牘。”周馥為人處世頗得李鴻章的稱道，亦因此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后官至署兩江總督，又調任兩廣總督。

1902年4月周馥接替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履新后多方抵制德國的經濟滲透，同時對德治青島頗感好奇，遂主動提出前往一看究竟。時任膠澳總督特魯泊聞后頗感意外，在致德海軍部國務秘書蒂爾皮茨的函中說，這是一個“幾乎無法令人相信的願望”。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張汝梅、毓賢和袁世凱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膠澳租借地訪問。周馥是在1902年歲末到訪青島的，“是為山東巡撫出巡膠澳之始”（《膠澳志》）。這件事也留在了一個家族的記憶中，周家第四代、北大教授周一良的追述是“德國佔領青島，山東巡撫和德國總督無任何來往。周馥到任后要求訪問青島。青島的德國牧師衛禮賢在所著《中國心靈》一書中說“他那真誠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掃去了人們心中的疑雲”（《鑽石婚雜憶》）。特魯泊熱情款待周馥，史載“德國武官都沛祿派員迎接，禮貌周備，供張頗盛”。不久之後特魯泊還到濟南府做了回訪。這是以所謂“外交”形式進行的交往，加強了青島與山東內地的貿易關係，山東巡撫與膠澳總督持續十年的文化與非文化對話由此展開，至1914年11月德國敗於日本撤離青島前，繼任的五任巡撫中，楊士驤、袁樹勛和孫寶琦此後均有青島之行。

視察青島期間，周馥參觀了禮賢書院，他對新式教育頷首，並允諾學生們可直接升入山東大學堂讀書。周馥此番禮賢書院之行，在以後開啟了周家與衛禮賢家族幾代人的友好。這種友好，持續了大半個世紀，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德友好的佳話。

周馥還“召集華商溫語宣慰”，向他們談了旨在促進青島與山東商業貿易關係的措施、德國在濟南設立領事館的意義以及派遣一名官員前來調解當地商人與山東商人之間爭端或處理訴訟案件的設想。

“訪問期間，舉行了幾次政治會晤，周馥談了一些關於濟南與青島關係的具體問題。鑒於機構聯繫缺乏，周馥提出通過外交訪問方式彌補。”德國漢學家余凱思在其所著《在“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1897—1914年中國與德國的相互作用》（孫立新譯）一書中如是表述。

周馥返濟不久，德國駐濟南領事館設立，這無疑是青島之行的後效應。

而且，雙方還在防治鼠疫方面進行過有效合作，堪稱典範。日本人田原天南在《膠州灣》一文中稱，1911年1月中旬，山東發生鼠疫，膠澳當局“至為儘力”，兩個月後完全撲滅疫情。時任巡撫孫寶琦特以公函表達謝意，“山東省內死於鼠疫者為300人，如果不是膠州總督府防疫措施得宜，恐將出現10倍如此的病人，必將出現慘情無疑。”

青島首行，周馥傳遞給德國人的不只是雙方“外交訪問”、“禮賢書院學生直升山東大學堂”等利好信息，他還表達了“中國想要收回原先喪失的權利，結束殖民統治狀態的基本意圖。”周馥對特魯泊說：“即使青島已被租借給德國，它仍屬於山東地盤”。當他把這一觀點以更明確的方式傳達給青島的中國商人時，“特魯泊不得不加以干預了。”儘管特魯泊提出異議，周馥仍堅持己見。他在1902年12月31日奏摺中有明確的體現：“膠澳租借地內部關係十分複雜，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防止搗亂分子煽動暴動。必須派遣一位能幹的官員前往租借地附近地區，在當地居民中重新建立保甲制度，與德國人澄清存在的外交問題，談判法律條文的進一步補充。”

顯然，周馥的觀點還是在青島產生了“離心力”作用——特魯泊曾在致德海軍署國務秘書蒂爾皮茨的函中說：“租借地中的中國居民把濟南當局視為自己的代表，並且與它進行密切合作。”

文史專家、青島市檔案館社會宣傳處處長周兆利對此評價說，周馥是在看了德國人在青島的施政，確切地意識到歷史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能再因循下去，必須學習德國人，理性地與外國人競爭。所謂“相維相制、觀摩受益”，青島的開埠客觀上促進了山東的全面對外開放，儘管這種開放是非主動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歷史就是如此。余凱思在《在“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中說，1902年12月，膠澳總督府翻譯（慕興立）和民政官員維爾茨前往濟南旅遊。回青島后，他對周馥制定的若干計劃做了詳細彙報，其中包括修整大運河、小清河工程，其目的是改善山東基礎設施，使之可以與青島海港和膠濟鐵路抗衡。在任期內，周馥修建公路工程，力圖把鐵路沿線停車點和傳統的交通道路連接起來。為防止德國人壟斷，周馥還從省金庫撥款向礦山投資，由此而形成的與山東礦務公司的競爭，成為後者最終破產的重要原因。

周馥還動員中國資本家向德國項目投資，其全部措施均追求一個明確目標——“我們必須通過工業和商業關係，對德國人加以控制。”在1902年12月的奏摺中，周馥表示。周馥抵制德國經濟滲透還有一個重要戰略規劃——順應呼聲，設立“自開商埠”。

1903年9月原駐德公使呂海寰在奏摺中倡議“廣開商埠”，在朝野中引起關注。

1904年5月1日在膠濟鐵路全線竣工通車之際，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袁世凱和山東巡撫周馥聯名上書開放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的周村、濰縣。“於濟南城外自開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擬將濰縣、周村一併開作商埠，作為濟南分關”，濟南商埠“一切事權，皆歸中國自理，外人不得干預”。袁世凱、周馥還起草了一份自開商埠章程，呈請外務部審批。外務部向駐京公使、外國海關官員通報了這一事情。但（通報）文件沒有提及德意志帝國，為此，特魯泊懷疑“這些措施針對德國勢力在青島的存在”。在致函帝國海軍署中，他說：“這些商埠之所以要開放，主要是為了吸引別國商人前來貿易，以便削弱德國人過大的勢力，因為德國的擴張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兩個星期後，外務部向德國駐京公使說明了袁世凱、周馥的建議，後來又向其提交了一份章程草案。“中國政府極力避免這樣的印象，即不與德國協商就擅自開放山東商埠。”

1904年5月19日清廷接受袁世凱、周馥的奏議，批准濟南、周村、濰縣自開商埠，參照岳州、秦皇島等地開埠章程。隨後，《濟南商埠開辦章程》《濟南商埠租建章程》和《濟南商埠巡警章程》等制度相繼出台。三項《章程》涉及行政、稅收、司法、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分埠和經費籌措等諸多方面，內容具體、細緻，為商埠的開辦提供了可行的操作路徑。

1906年1月10日，濟南商埠正式開放。此時，周馥已升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數年後，“濟南遂不獨為山東政治中心，更為山東工商業之要埠”。

1912年中華民國新立，當時已卸任兩廣總督近四年的周馥舉家遷居青島，居住在湖南路與蒙陰路路口的大宅門。這年9月，孫中山來青島，身為三江會館館長的周馥備下敞篷四輪馬車，供孫中山乘坐四處參觀、演講。

1913年周馥給衛禮賢介紹了一位中國老師，這就是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一個對衛禮賢的譯經事業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

1914年德日青島之戰風雨欲來時，由於對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周馥舉家遷往天津。七年後，因幹事周詳得力，曾獲晚清股肱之臣李鴻章“用心極細，慮事最精，且廉政有魄力”評價的周馥以84歲高齡在津門辭世。

周一良在自傳《天地一書生》中提及，晚年的周馥在所著的《負暄閑語》中云：“吾但求有益於國於民，何嘗計及一己利害？及到山東到兩江，間遇外人要挾，吾從未輕許一稍損國體，稍拂民心之事，亦從未與外人以借口之端。”

以傳統中國文化所頌揚的道德情操為基準，周馥無疑是道德高尚之人。對朋友與“伯樂”李鴻章的絕對忠誠，使他在幫李鴻章協辦洋務的過程中不畏艱險、任勞任怨，客觀上為國家民族立下了汗馬功勞，這都是值得人們稱道的。

李鴻章無疑是周馥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一個人物。晚年的周馥仍然十分感念李鴻章，曾賦詩一首：“吐握餘風久不傳，窮途何意得君憐。偏禪驥尾三千士，風雨龍門四十年。報國恨無前箸效，臨終擾憶淚珠懸。山陽痛后候芭老，翹首中興望后賢。”詩中可以說道盡了他對李的“感恩戴德”，同時也抒發了國家中興的強烈願望，足見一個書生的性情。關於他被李鴻章賞識的經過，有兩個“傳說”：其一：1861年，李鴻章正駐守安慶，作為曾國藩的幕僚，受命創辦准軍，準備遠征上海，招兵買馬、拉營設寨迫在眉睫。恰巧周馥有個老鄉在李鴻章的伙房裡挑水做飯，周馥百無聊賴時去老鄉處走動，認識了伙房裡的採買員。採買員識字不多，但每天的用項都必須記下，於是請周馥代為記賬。有一天李鴻章偶翻賬簿，見字跡端正清秀，有山嵐之氣，大為讚賞，於是斷定周馥定是個品行周正的福將，於是延為幕賓，成為李鴻章幕府最早、也是最“鐵”的一個幕僚。其二，1862年，曾國藩打下安慶之後，曾經在轅門外放置了一個意見箱，允許軍民人籌“投書言事”。周馥有一個朋友想提意見，就請周代寫了一份意見書。曾國藩接到這份投書時，對書中的文采大為讚賞，對李鴻章說希望能把這個人找來，幫辦文案。這時李鴻章正在為組建淮軍奔走操勞，打聽到作者是周馥，就先把他留在自己身邊。當時李鴻章自己還是暮僚的身份，每月薪水不過五六兩銀子，但他卻分一半給周馥養家糊口，時年周馥才26歲。

以下是時人對周馥的評價：

“於洋務、商務，均能相度機宜，隨同悉心籌畫，有裨時局。”

——李鴻章

“北洋新政，稱盛一時，馥贊畫為多。”

——《清史稿·周馥傳》

“開興濟減河，灌小站，辟營田數千頃，實行軍墾，利賴至今。”（說的是周馥治水的功績）

——《周馥生平述要》

《清史稿·周馥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