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士驤

咸豐十年(1860-1909)出生於淮安府山陽縣城內更樓東街，楊氏家族在淮安很有聲望，為淮安四大家族之一，其祖楊殿邦於道光26年（1846年）來淮任漕運總督，咸豐3年（1852年）卸任后，於淮安南門更樓東購置一宅院，遂定居淮安。其父鴻弼，“嬰末疾不仕”，幼年即有殘疾，把一生的精力均用在培養子女上，“生子八人，其五登甲乙科”。士驤少年時，祖、父相繼去世，家道中落，生活日益困窘，但士驤兄弟讀書則益加勤奮。他16歲成了秀才，光緒12年（1886年）中進士，入翰林院，選庶吉士，授編修，從此步入仕途。

江蘇人文總體而言江南崇文、淮北尚武、江淮重仕。明清時期，淮安是漕運總督、南河總督的駐地，集“漕、河、鹽、榷、驛、稅”於一身，“天下九督，淮安占其二”。滿清政府腐敗，國力日益衰落，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文情懷和江淮大地獨得的水土，孕育和激勵著淮安人經邦濟世，今淮安市南門更樓東街有楊士驤故居。

楊士驤為官，“以幹練稱於時”，從翰林院外放直隸通永道，不久升為按察使，又遷江西布政使。短短十餘年時間，他春風得意，成為清廷的高級官吏。

光緒30年（1904年）12月，清廷宣布楊士驤（接替袁世凱，袁升任直隸總督）為山東巡撫。他在任近三年，其政績斐然，值得一書的至少有二。

政績一與德國侵略者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

比較妥善地處理了“膠州灣事件”和“曹州教案”。

光緒22年(1897)，兩名德籍教士在曹州巨野被義和團所殺，德國以此為借口出兵強佔膠州灣及膠州(今膠州市)、即墨等地。1898年，德國侵略者也模仿英國“租借”香港新界那樣，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膠州灣，租期99年，准許德國享有修築膠濟鐵路的特權。德人還提出為了保證鐵路沿線的“安全”，“自膠至高密悉為德兵所駐守”，並擁有沿線兩側30華里內礦產開採權。德國的無理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山東及全國人民的反對。清廷也以山東距京師近在咫尺，一直未在不平等的《膠澳租界條約》上簽字。楊士驤到任后，整飭曹州一帶，“行清鄉法”，嚴厲督捕“盜賊”，沿鐵路線地區的社會治安有了明顯好轉，使德人找不到沿線駐軍的口實。然後，他以隆重的禮儀與“德酋”談判，“以歡結之”，“漸以理勢開曉”，與之進行有理有節的鬥爭。《辛丑條約》簽定以後，八國聯軍相繼撤出京津地區。楊士驤趁勢進一步與“德酋”交涉，終於使“德人竟撤兵還我利權”。德軍首領“且請其國主賚楊以寶星也”。“寶星”是何物，不得而知，大概是勳章、紀念品之類東西（寶星即為“外交勳章”，是一種專門授予外國人的禮物。光緒七年曾按照國際慣例製作御賜雙龍寶星，用以授予重要外賓或高級外交官員直至清朝結束），總之楊士驤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政績二嚴法規治黃河，使年前年前山東無河患

黃河流經山東近千公里，“歲漫決為巨害”。

楊士驤輕車簡從，沿山東境內黃河一直至入海口進行了考察。他認為黃河每年常決堤為患的原因除“淤高而堤薄”以外，其主要是負責河工的官員責任不到位，治水經費鯨吞挪用嚴重，獎罰不明。有的河工官員沒有治好河，反而“遷擢”，易地做官。楊士驤針對上述情況“乃定章程”，如果“歲安瀾”，則“官奏敘”升遷，獎勵“弁兵”；如果“河決”則“官嚴參，不得留工効力，弁兵依律論斬”。每年汛期，他總是“身巡河堤，厲賞罰”，使得負責河工的官員人等絲毫不敢懈怠，“自是數年”，山東境內黃河安然無虞。

光緒33年(1907)，楊士驤“代袁世凱為直隸總督”，袁改任北洋大臣。袁為籌辦近代新軍，需大量經費，楊士驤積極為其籌劃，“承其後一切奉行罔有違，財政日竭難以為繼而周旋因應。”袁與楊私誼極好，楊隨袁一步一趨，使朝中官員“側目視之”，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人物。光緒34年(1908)，永定河泛濫，殃及京津地區。楊士驤經過實地考察，上疏認為永定河成災“一由下口高仰，宣洩不暢”，“一由減壩失修，分消無路”。永定河流經京城西南蘆溝橋以下，以前有一條“減壩”，由於年久失修，淤塞嚴重，每到汛期，不能起分洪泄洪作用，而且支流也常泛濫，增大了受災面積，楊士驤請“撥帑四十六萬兩”，得到朝廷的批准。這年光緒皇帝駕崩，其陵寢移西陵，興師動眾，民怨沸騰。楊士驤提出“所需不得攤派民間”。作為幹練的高級官吏，他清醒地看到清政權積重難返，大廈將圮，從維護封建王朝統治出發，上書直言“國初因明季加派紛繁，民生凋敝”，特別京畿地區徭役攤派更重，農民不堪重負，紛紛揭竿而起，導致明王朝的滅亡，應從中吸取歷史教訓。主張改革京畿地區田賦和徭役負擔。直隸農民多負擔了徭役則“田賦應較各省輕”，徭役應折為銀兩，沖交賦稅。朝廷新政，如辦巡警、興新學等費用不能向老百姓攤派。每年，“擬官紳合查常年應官差徭，實系公用者，酌定數目折交。州縣自辦(工程)不得濫派折錢。”楊士驤的上書雖然得到朝廷的重視，但在當時情況下，根本沒有得到認真地執行。他的種種努力當然也挽救不了清王朝覆滅的命運。

關於他的傳聞頗多，常常被當時文人披露於報端。

“補白大王”鄭逸梅在一篇題為《楊士驤喜啖羊肉》的短文中寫道：“督直隸時，陛見之餘，至前門某街，入羊肉館一快朵頤，因座皆下隸廝養，楊不為意。啖既，甫出門，遇同僚李京卿驅車過，與之為禮，訝詢何以至此，同則謂此間羊肉館素負盛名，微時嘗食而甘之，今日偶經其地，肉香觸鼻，不覺饞涎欲滴。因拉李入座試嘗之，李雖頻加讚美，然殊感坐立不安，楊據敗桌，坐敝凳，又復大嚼，其脫略形跡有如此。”

一次，楊士驤赴回人馬龍標的宴請，滿桌菜肴皆雞鴨，而沒有豬肉，酒酣，他對主人說：“君的姓名可以‘雞鴨雜’為對”。“雞鴨雜”即淮安土話，雞鴨的內臟。經他一解釋，客人皆大笑不止。

據說，楊士驤十分懼內，“雖置姬妾而不許值宿”，楊曾撰聯，“平生愛讀遊俠傳，到死不聞綺羅香”以自嘲。

楊士驤於宣統元年(1909)逝於任上，享年50。至於楊的死因，當時眾說紛紜，有病逝，仇殺，情殺，被革命黨暗殺等說法，不一而足。楊氏兄弟《挽四大人》云：

五十而知非，說什麼夫婦齊眉，兒孫繞膝；

一文帶不去，只剩得兄弟落淚，姐妹傷心。

清廷對楊褒獎有加，贈謚號“文敬”，其靈柩曾“奉旨入城”(舊時淮安城，死人不得進城)。其墓葬(在今建淮鄉)也頗具規模，有神道石人石馬。遺憾的是其墓葬毀於文革中，墓誌碑也被砸碎，不復得見。

楊士驤身為清廷封疆大吏，權傾內外，但為人十分隨和幽默、不拘小節。值得一提的是，楊士驤在外為官多年，“遇壞人恩禮加厚”，有求必應。在山東巡撫任上，一年淮安大旱，“由士驤乞水，士驤飭屬啟閘放水，敷栽插，秧大稔”。每遇荒年，則常常“捐巨余以賑”(《續纂山陽縣誌》)對淮安興學堂等公益事業也非常關心，慷慨資助，受到淮安人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