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焞

順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十五日，李焞降生於慶德宮（今慶熙宮）之會祥殿，是朝鮮顯宗李棩與明聖王后金氏的獨子，乳名龍祥。康熙四年（1665年）以宋時烈、宋浚吉、金佑明、金壽恆為元子輔養官。康熙五年（1666年）三月十一日定名為“焞”。康熙六年（1667年）正月二十二日冊立為王世子。康熙九年（1670年）行冠禮，翌年迎娶西人大臣金萬基之女（仁敬王后）為王世子嬪。

康熙十三年（1674年）八月十八日，父王顯宗薨逝。八月二十三日，李焞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時年十四歲。清朝康熙皇帝派內大臣壽西特、侍衛桑厄等赴朝鮮，於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初三日正式冊封李焞為朝鮮國王。

主詞條：甲寅禮訟、紅袖之變

李焞登位前夕，朝鮮政界圍繞庄烈王后（慈懿大妃）為仁宣王后如何服喪的問題而發生“甲寅禮訟”，以西人黨失敗，南人黨首腦許積上台告終。李焞繼位后，南人肅清西人的行動仍在持續。李焞繼位后，命西人領袖宋時烈撰寫顯宗志文，遭到南人指使的晉州幼學郭世楗等彈劾，最終李焞罷黜宋時烈，並將他流放咸鏡道德源（今朝鮮元山），后移至慶尚道熊川。同時，許穆、尹鑴等南人在野士人因禮訟之功而入朝為官，前者官至議政府右議政，後者官至司憲府大司憲。於是在李焞繼位后“數月之內，朝著換易，布列庶位者，無非一邊之人（指南人）”。

南人得勢后，與南人吳挺昌、吳挺緯家族聯姻的麟坪大君李㴭的兒子福昌君李楨、福平君李㮒（李焞的堂叔）出入後宮，通姦宮女，之前與南人交好的李焞母后明聖王后家族對此看不下去了，李焞外祖父清風府院君金佑明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上疏告發福昌、福平君宣淫宮闈“各殿紅袖（“紅袖”是朝鮮宮女的別稱）”之事，史稱“紅袖之變”。南人要求治金佑明誣告罪，明聖王后出面干預，李焞遂下令流配福昌、福平君。其後尹鑴公然要求李焞管好母后（“照管慈聖”），不久李焞又赦免了福平、福昌君。當時南人權勢之大，由此可見一斑。以“紅袖之變”為契機，南人分裂為許積、閔黯為首的“濁南派”和許穆、尹鑴為首的“清南派”，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許穆失勢，尹鑴投向許積，“清南派”隨之瓦解。

主詞條：庚申換局、懷尼之爭

李焞逐漸長大后，對壟斷朝政的南人日益不滿，曾幫助過南人的明聖王后家族也回歸到西人陣營中，於是西人又有捲土重來之勢。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李焞不顧尹鑴等南人反對，命已故西人宰相鄭太和配享顯宗廟庭，就是釋放起用西人的明確信號。同年四月初三日，李焞接受舅舅金錫胄的建議，特拜西人金壽恆為領議政，以代替南人許積，同時撤換一批南人官員，代之以西人，是為“庚申換局”（庚申大黜陟）。兩天後，金錫胄就讓鄭元老、姜萬鐵上疏告發許積庶子許堅與麟坪大君的三個兒子（福善君李柟、福昌君李楨、福平君李㮒）謀反之事，史稱“三福之變”。結果“三福”、許積父子及尹鑴等一大批南人被逮捕處死。五月，西人領袖宋時烈獲得赦免，並受李焞以“儒賢”禮遇，西人由此再執朝政。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王妃金氏（仁敬王后）去世。翌年，揀擇西人大臣閔維重之女為新王妃，是為仁顯王后。此時西人內部矛盾漸起，金錫胄在處理完“三福之變”后，欲繼續清洗南人勢力，命仁敬王后族人、御營大將金益勛繼續偵查南人動靜。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金益勛指使金煥告發南人許璽、許瑛兄弟謀反，又有全翊戴、金重夏兩人先後揭發南人柳命堅、閔黯圖謀不軌，是為“壬戌三告變”。結果許璽、許瑛被處死，而柳命堅、閔黯則查無實據而獲釋。在此過程中，西人少壯派台諫官員趙持謙、韓泰東、俞得一等紛紛上疏彈劾金益勛使用不正當手段羅織成獄，宋時烈起初也不贊成金益勛的做法，但不久就站在外戚的立場，力保金益勛（同時也是他老師金長生的孫子以及自己的弟子）。最後李焞處死全翊戴，流放金煥，但對金益勛只是罷官了事。此事疊加上宋時烈與尹拯的私人恩怨（“懷尼之爭”），促使西人分裂為宋時烈、金壽恆為首的“老論派”和尹拯、朴世採為首的“少論派”。前者主要是外戚重臣，支持用一切手段打擊南人；後者主要是台諫士類，反對用不正當的手段迫害南人。

在西人內鬥分化之際，李焞逐漸寵愛南人背景的後宮張玉貞，疏遠西人出身的嬪妃仁顯王后和貴人金氏（寧嬪金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月，張玉貞生下了王子李昀。年近三十的李焞初得男嗣，大喜過望，封張玉貞為禧嬪，並要求稱李昀為“元子”（只有嫡長子才有資格稱“元子”）。西人黨無論老論、少論，均反對此舉。李焞大怒，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再掀“換局”，撤換了朝中的西人官員，並重新起用南人，是為“己巳換局”。宋時烈、金壽恆及曾迫害過南人的金益勛、金煥、金重夏等均在此次“換局”中死於非命。南人權大運、睦來善、金德遠分別任領、左、右三政丞。其後李焞廢金貴人和仁顯王後為庶人，立張玉貞為王妃，翌年封李昀為王世子。

數年後，李焞又對張玉貞和南人黨的跋扈感到厭倦。此時，仁敬王后的侄子金春澤及宮中的宮人崔氏（英祖李昑的生母淑嬪崔氏）暗中推動西人重返朝廷和仁顯王后複位，此謀為南人領袖、右議政閔黯所知，乃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三月二十六日逮捕金春澤、韓重赫等人，企圖趁機對西人殘餘勢力展開大清洗。三天後的三月二十九日，幼學金寅等告發張玉貞之兄、漢城府左尹張希載指使崔氏的叔母毒殺崔氏。李焞起初表現出不以為然之態，但第二天（四月初一日）就突然宣布“換局”，任命西人少論派南九萬為領議政，同時起用大批西人以代替南人，是為“甲戌換局”。經過這次“換局”，閔黯等被賜死，張希載、柳命堅等被流放海島，張玉貞降為禧嬪，仁顯王后和金貴人複位，“己巳換局”中死難的西人官員都得到平反昭雪。但是王世子李昀的地位並未被動搖，西人中的老論派仍堅持對南人斬草除根，少論派則力保世子，主張“全恩”。李焞基本上採納了少論派的主張，所以不僅沒動世子，對張玉貞、張希載兄妹也是從輕處置，甲戌換局后所任命的三政丞（南九萬、朴世采、尹趾完）亦皆屬少論。此後朝鮮的政局便從西人和南人的黨爭演變為西人老論派和少論派的黨爭。

康熙四十年（1701年）八月，仁顯王后病逝。張玉貞被崔淑嬪告發埋凶詛咒，被李焞賜死，張希載以“謀害國母”之罪被押回漢城，凌遲處死，連坐三族，與張家關係密切的東平君李杭亦遭賜死，是為“辛巳獄事”。但李焞依舊採納少論派之建議，不動世子李昀。在仁顯王后死後迎娶的他的第四個王妃金柱臣之女（仁元王后）也是出身少論。此後十多年間，李焞採取的方針是老、少並用，互相牽制，頻繁更迭，有時甚至一年變易三四次。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老、少論的黨爭因《家禮源流》一書而達到白熱化。此前的“懷尼之爭”公案中，宋時烈和尹拯師徒因宋時烈所撰尹拯之父尹宣舉墓碣銘（尹拯請宋時烈為父寫墓碣銘，宋時烈因對尹宣舉某些行為不滿而直接抄寫尹宣舉行狀來應付）及尹拯的“辛酉擬書”（尹拯寫的批評規勸宋時烈的書信，未發出）而反目，老論指責尹拯“背師”。尹拯生前曾受大儒俞棨之託，編輯潤色俞棨與其父尹宣舉合編的《家禮源流》一書。尹拯死後，俞棨之孫俞相基打算刊行此書，請宋時烈之弟子權尚夏和鄭澔作跋文，權尚夏和鄭澔在跋文中大罵尹拯“背師”。《家禮源流》得到李焞批准刊行后，被呈給李焞過目，李焞看到跋文後大為火光，罷免了在朝中任大司憲的鄭澔及為鄭澔辯護的司諫院正言趙尚健、成均館大司成閔鎮遠等老論派。少論派窮追不捨，不僅進一步攻擊被李焞待為“儒賢”的權尚夏，還為四年前涉嫌在主考科舉時舞弊的少論派官員李塾翻案，企圖趁機將老論派一網打盡。李焞認為少論派的這種行為過分，轉而要求查看“懷尼之爭”的相關文件（宋時烈所撰尹宣舉墓碣銘及尹拯的“辛酉擬書”），判定宋時烈一方為是，尹宣舉、尹拯父子一方為非。其後赦免被罷黜放逐的老論官員，追奪已故少論領袖尹拯及其父尹宣舉官爵，此後不再重用少論官員，史稱“丙申處分”。

少論失勢后，世子李昀的地位也隨之不穩。李焞本人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後就長期患病，視力急劇下降，至此開始考慮重新安排接班人的問題。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七月十九日，李焞在藥房入診時，忽然提出唐太宗晚年“變通之事”，左議政李頤命悟出言外之意，請李焞“更加商思”。隨後李焞留下李頤命，在熙政堂單獨召見，屏退所有承旨、史官，明確告知世子不堪重任，打算易儲，李頤命以康熙帝廢太子胤礽為戒來勸諫，李焞則說胤礽與李昀相似，仍堅持易儲之意。李頤命請求召集其他大臣商量，李焞同意。於是領議政金昌集等入對，最後決定效法朝鮮世宗故事，命王世子李昀代理聽政，大事稟決於李焞，小事由李昀裁斷。另外，據說李焞在與李頤命獨對時，還模仿朝鮮宣祖將永昌大君託付七臣之故事，命李頤命負責保護李昑和李昍兩王子。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十月，李焞最疼愛的幼子延齡君李昍去世，李焞悲痛欲絕，不顧病體親自哭喪，並撰寫祭文和墓誌。據說在兩年前的與李頤命獨對時，李焞的本意就是以李昍來代替李昀。李昍之死對李焞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從此李焞一病不起。八個月後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月初八日，李焞薨逝於慶德宮隆福殿，享年六十歲。死後廟號肅宗，謚號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加上生前所得尊號及朝鮮英祖、朝鮮高宗三次追謚合為“顯義光倫睿聖英烈裕謨永運洪仁峻德配天合道啟休篤慶正中協極神毅大勳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清朝賜謚“僖順”（朝鮮內部不用）。葬於明陵。

朋黨政策

李焞和前代國王一樣，對朋黨之爭深惡痛絕，曾表示：“我國褊小，人才眇然，而不幸分作二黨，互相攻擊，事體安有如此者乎？”但他無法解決朋黨問題，於是就在在位前半期採取了“換局”這種辦法，即突然展開大規模人事更迭、對朝廷全面洗牌，每次換局都伴隨殺戮和報復，以此來削弱黨勢、提高王權。他在位時經歷三次換局——庚申換局（南人→西人）、己巳換局（西人→南人）、甲戌換局（南人→西人）。在位後半期，李焞的王權已經十分穩固，無須採取“換局”這種極端的辦法，而是採取老、少並用，互相牽制，頻繁調動的方針，從而維護了自己作為政局主宰者的地位。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實施“丙申處分”之後，李焞採取支持老論的立場，直到四年後去世。

在黨爭激烈的政局下，朴世采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提出了“皇極蕩平論”，取自《尚書·洪範》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希望國王能打破黨派、解決黨爭問題。李焞本人雖然也贊成這一主張，但僅停留在口頭而已。直到他的次子李昑（英祖）即位后，才真正將“蕩平政策”付諸實施。

平反昭雪

李焞在位期間，解決了不少歷史遺留問題，為此前一些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平反昭雪或恢複名譽，主要有：

● 康熙十九年（1680年），追贈戊寅靖社時被殺的李芳蕃、李芳碩為撫安大君、宜安大君；

● 康熙二十年（1681年），定恭靖大王李芳果廟號“定宗”，加謚“懿文庄武”；

●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復設被朝鮮世祖革除的“逆鄉”順興都護府；

●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恢復朝鮮成宗時被整肅的龜城君李浚官爵；

●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獎義崇節”為由，恢復“死六臣”（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柳誠源、李塏、俞應孚）官爵，並立祠祭祀，賜額“愍節祠”；

●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恢復魯山君李弘暐王位，追上廟號端宗，謚號純定安庄景順大王，陵號庄陵，魯山君夫人宋氏亦複位為定順王后，陵號思陵；

●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為昭顯世子嬪姜氏伸冤昭雪，贈謚愍懷嬪。

行大同法

自光海君以來確立了代貢收米、按田結算的“大同法”，經過其後仁祖、孝宗、顯宗三朝推廣，至李焞在位時先後於康熙十七年（1678年）實施於慶尚道、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實施於黃海道。至此，只有被視為特殊地區的濟州島和已經實行類似大同法的“別收法”的平安道地區沒有實行大同法，大同法實現了在其餘朝鮮全境的覆蓋。

發行貨幣

長期以來，朝鮮主要流通的是布、米等實物貨幣。到李焞在位時期，為了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於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接受領議政許積、左議政權大運之建議，命戶曹、常平廳、賑恤廳、御營廳、司仆寺、訓練都監鑄造銅錢“常平通寶”，定400文為銀一兩，閏三月擬定《行錢節目》，於四月一日正式流通。常平通寶作為法定貨幣，被使用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從此朝鮮開始使用金屬貨幣代替實物貨幣，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救荒政策

李焞在位前半期，朝鮮仍未走出小冰河期的陰影，氣候異常導致飢餓、瘟疫頻繁發生。最嚴重的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乙亥年）和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年）的“乙丙大饑饉”，這也是整個朝鮮王朝時期最嚴重的飢荒。緊接著爆發大瘟疫，導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朝鮮帳籍登記的人口相比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銳減141多萬人，實際非正常死亡人口估計達到400萬，占朝鮮全體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直到半個世紀后的乾隆十八年（1753年）才恢復“乙丙大饑饉”前的人口水平。李焞解決飢荒的主要辦法是鼓勵富民納粟，然後下發空名帖（沒寫名字的官職證明），也就是賣官。但在“乙丙大饑饉”面前，這種舊辦法已經難以奏效，就只好向清朝告急“請谷”（詳見“外交”部分）。

庚子量田

李焞從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十月開始向三南（慶尚、全羅、忠清）各道派兩名均田使，這是壬辰倭亂以來朝鮮政府第三次大規模土地測量，其目的主要是調查已經開墾的“陳荒地”（登記在量案但實際上荒蕪的土地，在仁祖朝甲戌量案中佔39%），一方面增加財政收入，一面減少“白征”（對陳荒地徵稅）之弊，由於主要在庚子年（1720年）進行，故史稱“庚子量田”。

廣設書院

李焞在位時期，儒學進一步根植於朝鮮社會，一個象徵就是儒學書院之盛達到空前絕後的地步。李焞在位年間設立了287所書院，年均6.23所，其中得李焞賜額者132所，史載“書院之設，一道至八九十者，宮室之美，守護之盛，往往逾越聖廟”，可見當時書院的繁盛。

尊周思明

朝鮮雖然成為清朝的屬國，但對清朝充滿敵意，長期懷念明朝並試圖對清“復仇雪恥”。李焞就是一位秉承“尊周思明”、“復仇雪恥”思想的國王，然而他在位時期，清朝對中國的統治逐漸鞏固，朝鮮無力再去北伐以“反清復明”、“復仇雪恥”，因此只能在國內強化“尊周思明”的意識形態。李焞曾下令刊行《大明集禮》，並親制序文，又資助流落朝鮮的漢人遺民，錄用其子孫為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明亡一甲子之際，李焞決定在昌德宮后苑修建“大報壇”，以祭祀對朝鮮有“再造之恩”的明神宗。翌年三月親自祭祀，此後又兩度親祀。

李焞在位時，宋時烈在忠清道清州華陽洞摩刻明朝崇禎皇帝御筆“非禮不動”，死後弟子權尚夏按其遺願在此立“萬東廟”以祀萬曆、崇禎兩位明朝皇帝，一些朝鮮士人也在京畿道加平郡摩刻崇禎御筆“思無邪”及朝鮮宣祖的“萬折必東，再造藩邦”、朝鮮孝宗的“日暮途遠，至痛在心”等表達尊周大義的語句，稱為“朝宗岩”，從而在朝鮮進一步形成“尊周思明”的濃厚氛圍。

完善軍制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李焞將精抄廳和顯宗年間從訓練都監分出來的訓練別隊合併為“禁衛營”，正式確立五軍營體制（訓練都監、禁衛營、御營廳、總戎廳、守御廳），在事實上完成了壬辰倭亂以來朝鮮軍制的轉型工作。

良役變通

壬辰倭亂后，朝鮮軍制從兵農一致的徵兵制轉換為以五軍營為中心的混合兵役制，除了由募兵組成的訓練都監外，其餘軍營由應服兵役者的“良丁”（其身份為良民）構成，因此相應的兵役制度被稱為“良役”。“良丁”一部分服役，另一部分上繳布匹（軍布）來代替兵役，用作軍事經費。然而朝鮮對“良役”的管理十分混亂，不僅中央要收軍布，地方各衙門也徵收自己分配的軍布，稱為“直定”，由於地方各衙門徵收的軍布較少，不少人前去“投屬”，導致國家所掌握的“良丁”減少。所徵收軍布數量也不相同，每年徵收1—4匹不等。由於“良丁”遭到如此嚴重的剝削，他們大量逃亡或“投屬”，導致國家財政受到影響，同時亦出現“白骨征布”（向死人徵收軍布）、“黃口簽丁”（讓小孩充當良丁）等現象，形成惡性循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朝鮮應服兵役的21萬“良丁”中，服役或僱人服役者11萬，10萬人以軍布代役，實際上繳者僅有2萬人（其中部分是死於前幾年的大飢荒和瘟疫）。

17世紀後期，良役弊端已經成為困擾朝鮮社會經濟的首要難題，因此出現了“良役變通”之論。李焞即位后也“銳意欲革良役之弊”，加強對良役制度的整頓與改革，於康熙十五年（1676年）出台《良役查核節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出台《各衙門軍兵直定禁斷事目》，力求掌握與確保良丁數額，禁止地方官衙“直定”。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設“良役厘整廳”，陸續出台一系列法規政策，如將每年每丁所征軍布統一定為2匹、減少五軍營軍額、規定水軍各指揮官朔料（月薪）、對每年鄉校考試不合格的學生徵收軍布等等。康熙五十年（1711年）出台《良役變通節目》，實行“里正法”，以基層組織“里”為單位，加強對良丁的管理，如果某“里”有良丁缺額，則須由該“里”補繳，稱為“代定”，同時鼓勵舉報“投屬”之人，並規定了對“投屬”之人的懲罰措施。

李焞通過對良役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加強了對良丁的管理，改善了國家財政，為其子李昑實施“均役法”奠定基礎。當時亦有人提出對兩班也徵收軍布，但遭到兩班階層的強烈反對而沒有實行。

修築城池

李焞在位四十六年間，始終堅信“胡人無百年之運”，清朝必然在短期內崩潰，而清朝崩潰勢必影響朝鮮，因此突破丙子之役后的盟約中對朝鮮修城的禁令，開始在要塞修築城池，以防備清朝崩潰時波及朝鮮的情況。如康熙十五年（1676年）在開城修築了大興山城。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一月，在咸鏡道櫟山、豐山兩鎮築城。同時大力經營江華島，於康熙十四年（1678年）設鎮撫營於江華島，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完成了江都的築城，兩年後又在江華島對岸修築文殊山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漢城以北修築了北漢山城。這在之前一年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清朝曾通告朝鮮注意海盜，朝鮮抓住機會回咨表示“關防守備另加修繕”，得到清朝默認，從而使自己擅自築城的行動正當化。

對清朝

李焞繼位之初，清朝正被三藩之亂和布爾尼之亂困擾。朝鮮對中國的亂局保持高度關注，通過燕行使搜集各種情報，如後來在中國失傳的吳三桂討清檄文等。內部也出現兩派主張，一派持穩健態度，盡量避免得罪清朝；一派堅持北伐論，呼籲響應三藩、明鄭、布爾尼等起兵反清。李焞的父王顯宗李棩採納了前者的主張，在去世不久前還派陳慰使赴清。李焞繼位后，執政的南人中，許積為穩健派，尹鑴為北伐派。尹鑴還提出了“造車”和“通鄭”兩大策略，“造車”即製造戰車來對付清朝騎兵，“通鄭”則是聯絡台灣鄭經，相約反清。不過李焞並未採納尹鑴的主張，並斥為“挑禍之言”的冒險主義路線。此外，李焞還應清朝譯官張孝禮的要求，進獻鳥槍50柄。儘管穩健派得到李焞的支持，但他們也不想積極協助清朝，擔心清朝徵兵，如許積認為：“今者吳三桂擁立崇禎之子，再造大明，我乃興兵助伐，非但義理之所不忍為，雖以利害言之，清國之勢似難久保。大明興復之後，若有問罪之舉，則無辭自解。”即他們判斷清朝很可能就此崩潰，如果此時幫助清朝，則會得罪即將復興的明朝。另一方面，朝鮮不顧丙子之役后朝清盟約中的禁令，開始修築城池，防備中國亂局波及朝鮮的情況；同時設立臨時軍事指揮機構——體府，以許積為慶尚、全羅、忠清、京畿、江原五道都體察使，尹鑴為副體察使（亦有一說是尹鑴企圖利用設置體府來攫取兵權）。

三藩之亂並未像李焞君臣預計的那樣導致清朝崩潰，最終被康熙帝平定，過程中也沒發生李焞君臣所擔心的徵兵之事。由於朝鮮在三藩之亂期間沒有輕舉妄動，所以康熙帝認為朝鮮經受住了考驗，後來即使得到了朝鮮在三藩之亂期間暗中加強軍備的情報，也不以為意，說朝鮮“必無背我之理”。另一方面，朝鮮雖然經歷幾次西人和南人的“換局”，但對清政策的穩健方針延續下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朝鮮進獻鳥槍3000桿，以協助康熙帝征討噶爾丹，作為回報，康熙帝永久性蠲免朝鮮歲貢中的100兩黃金和各色木棉，康熙五十年（1711年）又永久性蠲免朝鮮歲貢中的1000兩白銀和100張豹皮，顯示出當時兩國關係表面上的融洽。

李焞在位時期，朝鮮和清朝屢次發生邊境糾紛。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鮮穩城人朴時雄等三人擅自渡過圖們江砍樹，被清軍逮捕，康熙帝派使臣“查議”李焞，李焞被迫處斬朴時雄等三人，並處罰當地官員。清朝官員還主張罰李焞10000萬兩銀子，但康熙帝決定免罰。其後由於朝鮮謝恩表文用詞不當（將“免”寫成“減”）、後來解釋時又漏寫了國王名字，最後還是被康熙帝罰了5000兩銀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發生了更嚴重的越界案——三道溝事件，康熙帝派護軍統領佟保等赴朝鮮問責，李焞下令逮捕相關人員，但又擔心受辱而不願與清使一同審問，借口生病而免於郊迎和會審。最後19名朝鮮犯人被處死，多名官員被革職、流放。事後，康熙帝只批准處死6人，並罰李焞20000兩銀子。當時在清朝的朝鮮陳奏使鄭載嵩、崔錫鼎、李塾聽說罰銀之事後，自行呈文抗議，反被清朝拒絕並訓斥一頓，還說朝鮮“主弱臣強”，被李焞視為“丙子以來所未有之辱”。其後李焞決定廢除在鴨綠江上游設立的厚州郡，使其變為無人區，設置100多處把守，同時加強邊境管控，禁止邊民持有鳥槍。另一方面，朝鮮也極力避免清人定居中朝邊界，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鮮發現圖們江對岸有清人造舍、墾田，李焞在確認此舉不是出於清政府的命令后，便請求撤走這些清人，得到康熙帝允許。此後圖們江北岸遂處於荒置狀態，直到一百五十多年後朝鮮移民的湧入。

邊界衝突也影響到朝清貿易。自順治十年（1653年）清廷允許朝鮮輸入人蔘以來，朝清人蔘貿易日益興旺。康熙年間越界案頻發，朝鮮將此歸咎於放任民眾采參，遂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規定“南北參商沿邊犯越禁斷事目”，厲行禁止採集與交易人蔘的政策，發現即斬。但是，禁參政策引起邊民不滿，同時導致走私盛行，朝廷收入減少，來朝鮮貿易的日本人也對禮品單中沒有人蔘感到不滿，因此朝鮮在20年後又調整禁參政策，開放江界采參及國內和對日人蔘貿易，但仍禁止人蔘輸出清朝，直至嘉慶二年（1797年）允許紅參輸出清朝為止。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朝鮮發生“乙丙大饑饉”。翌年，都承旨李濡請求向清朝告急請谷，李焞徵詢備邊司意見，備邊司援引顯宗年間飢荒時拒絕向清朝告急的先例而不同意。然而飢荒程度日益慘烈，李焞無能為力，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九月決定向清朝告急，請求清朝開市中江，交換糧食。康熙帝予以恩准，決定陸運2萬石、海運2萬石（后追加無償贈送的1萬石）糧食到鴨綠江口附近的中江，並指派戶部侍郎貝和諾、吏部右侍郎陶岱分別負責陸運和海運事宜，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最終完成了5萬石糧食的交付工作。事後李焞上表謝恩，康熙帝也作《海運賑濟朝鮮記》來紀念此事。但是，朝鮮告急清朝本來就是迫不得已之舉，在交易過程中又出現了定價及用銀爭論、陶岱強迫朝鮮購買清商走私糧食與貨物、陶岱送來的“慢書”（內稱李焞為“左右”、自稱“眷弟”）等問題，朝鮮都被迫屈服，但對清朝極為不滿。許多老論派士大夫也咒罵清朝，痛斥“請谷”之事背叛義理，並把之後發生的大瘟疫歸咎於清朝送來的“腐米”。因此康熙帝對朝鮮的慷慨賑濟雖然暫時緩解了朝鮮饑民的燃眉之急，卻並沒有真正改善朝清關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朝鮮上層對清朝的敵視與反感。

三道溝事件后，儘管朝鮮加強了邊境管控，但越界案仍時有發生。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發生了朝鮮人李萬枝越界殺人案，康熙帝於翌年密諭烏喇總管穆克登借調查此次越界案的契機，會同朝鮮官員勘測鴨綠江上游與圖們江（又作土門江，朝鮮寫作豆滿江）上游之間的長白山（朝鮮稱白頭山）地區的邊界，並準備穿過鴨綠江南岸的朝鮮境內前往圖們江上游（江北清朝境內路太繞），朝鮮借口路險加以阻撓。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朝禮部正式下達咨文，要求朝鮮配合勘界，並聲明盡量不進入朝鮮境內，李焞答應，與大臣商議后，決定以長白山天池為界（朝鮮實際控制線離長白山天池有五、六日行程），他任命刑曹判書朴權為接伴使，負責照應穆克登。穆克登登上長白山，確定了鴨綠、圖們兩江水源，五月十五日在長白山天池南僅10餘里處的分水嶺立穆克登碑（長白山定界碑），其後又隨朴權等行至圖們江入海口附近。至此，穆克登完成勘界任務，朝鮮也如願確保了對長白山以南大片空曠地帶的主權。穆克登返回前，讓朝鮮自行在圖們江上游斷流處立標設柵，但同年八月來設柵的朝鮮官員洪致中等認為穆克登錯定圖們江水源，因而擅自移柵，為近代中朝邊界糾紛及“間島”爭端埋下伏筆。

李焞在位四十六年間，大體上妥善地處理了對清關係，推進兩國關係平穩發展，康熙帝亦對朝鮮採取懷柔政策，滿足於朝鮮表面上的“忠順”，但李焞內心對清朝充滿敵視和鄙視，除了對清外交場合，他從來不稱滿清為“中華”、“天朝”，一般稱之為“清國”，或“彼國”、“彼中”、“虜中”，稱清人為“彼人”、“彼虜”、“清虜”，亦常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他曾嘆息道：“自古以來，像匈奴這類胡人入主中華，都不能長久統治，而如今的清虜竟然佔據中國超過五十年，天理實在難以推知。大明積德深厚，子孫必然會有中興的一天，而且大明神宗皇帝對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我國卻礙於強弱之勢，忍辱負重到現在，這種痛恨哪裡說得盡啊！（自古凶奴之入處中華者，皆不能久長，而今此清虜據中國已過五十年，天理實難推知也。大明積德深厚，其子孫必有中興之慶，且神宗皇帝於我國，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拘於強弱之勢，抱羞忍過，以至於今，痛恨可勝言哉？）”李焞從燕行使那裡獲得的清朝情報大多是負面的，因此他和他的大臣堅信清朝在中國的統治即將崩潰，然後敗退寧古塔（泛指滿洲發祥地），勢必波及朝鮮，這種“寧古塔敗歸說”在他統治期間甚囂塵上。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李焞仍判斷“康熙若死，則中原必亂”，因此著手加強防備。這種對清敵意和危機意識直到他的曾孫正祖李祘在位時期才得到克服。

對日本

李焞在位時期，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向日本派出三次通信使，分別祝賀德川綱吉、德川家宣、德川吉宗承襲征夷大將軍之職。其中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通信使與對馬藩商定《壬戌約條》，對倭館日本人的活動進行嚴格限制，如不許走出劃定地界、不許走私、減少歲遣船數量、禁止“別差倭”（規定之外的日本使者）等。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時，德川幕府將軍侍講新井白石將幕府將軍的稱謂從“日本國大君”變成“日本國王”，引發李焞不快，本欲加以拒絕，后在工曹參判權尚游的勸說下，決定不予計較。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發生了朝鮮東萊漁民安龍福、朴扵屯被日本綁架的事件，對馬島送回朴扵屯時，要求禁止朝鮮漁民進入竹島。朝鮮朝廷的回書中稱郁陵島是朝鮮領土，竹島是日本領土，日方要求刪除“郁陵島”的字句，朝鮮拒絕，並認為竹島是郁陵島的別名。其後安龍福在與日本人交涉時，強調郁陵島是朝鮮領土，日本人說他們住的是松島，安龍福進一步說松島就是子山島，和郁陵島一樣都是朝鮮領土，並謊稱自己是郁陵、子山兩島監稅，據說得到日方的認可。最後德川綱吉決定擱置爭議，禁止日本人去竹島（當時朝鮮認為是郁陵島的別名）海域。後來，韓國方面認為安龍福說的子山島（松島）就是獨島，因此他的話成為韓國對獨島擁有主權的歷史依據之一。但日本方面則認為安龍福既不代表朝鮮朝廷，他的話也沒有根據。

以此事件為契機，朝鮮強化對郁陵島的管理。此前，朝鮮將郁陵島的居民都遷入內陸，李焞雖然拒絕了在郁陵島設鎮的建議，也不打算徙民充實，但決定每三年向郁陵島派遣一次搜討官。

李焞晚年著有《紫宸漫稿》六卷，是已知最早的朝鮮國王詩文集。但李焞並不願將《紫宸漫稿》刊行於世，而是要求將其內容添刊於收錄朝鮮王朝歷代國王詩文的《列聖御制》中。《列聖御制》中收錄李焞詩816首，文292篇（數量僅次於正祖和英祖），但《紫宸漫稿》原書已亡佚。

李焞十分寵愛一隻叫“金孫”的貓。關於此貓來歷，一說李焞的祖父孝宗李淏在北京結束人質生涯、回到朝鮮時，曾帶來一隻中國貓，金孫就是它在朝鮮繁衍的後代；另一說李焞曾游后苑，看到一個快餓死的母貓，便將它救起，取名金德，命宮人撫養，金孫就是金德之子。金德死後，李焞命妥善安葬，其御制詩文集中的《埋死貓》一文就是為金德而寫。

金孫“色黃甚龐大”，常陪伴在李焞身邊。如果有大官餵食，它就躲在床下，李焞餵食才敢吃。李焞去世當天晚上，金孫繞著宮殿奔走哀嚎，從此絕食十三天而死。仁元王后命人將金孫裹上彩帛，埋葬在明陵路旁。其奇事廣為傳頌，有文人學士寫《金孫歌》以悼念。

李焞在五十三歲時得了腹脹病，肚子一天天漲起來，難以進食。御醫李時弼根據元朝《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和明朝名醫李梴所著的《醫學入門》等相關記載，決定黃雌雞餛飩獻給李焞，並讓熟手（御廚）四金和朴二石向擅長做這種食物的權妥石請教，將做好的黃雌雞餛飩獻給李焞。李焞非常愛吃，直到去世前一年都對黃雌雞餛飩念念不忘。

在朝鮮歷代國王舉行即位儀式之際，都有“受大寶”的環節，即新王接過國印。國印由宗主國頒賜，所以李焞即位時所受國印是清朝所賜的。等到四十六年後李焞彌留之際，左議政李頤命從承文院故紙堆中發現了明朝成化年間所賜國印印文，獻給李焞。李焞命人將其刻成國印，並宣布：“嗣位日，每用清國寶，心常未安矣。后得皇朝賜本篆，畫如昨，遂摹刻作金寶藏置，以此用之。”並遺命以後歷代國王即位時所受的國印都必須是他用明朝印文刻成的國印，不得再用清朝所賜國印。

李焞與仁顯王后、仁元王后合葬於明陵，位於韓國京畿道高陽市，屬於朝鮮王陵中的“西五陵”。明陵為同原異岡陵的形態，以肅宗和仁顯王后的雙陵和仁元王后的單陵形式修建。仁敬王后則單獨埋葬於翼陵。

朝鮮王朝官方評價：王英明出天，氣貌清肅，見義則乾斷赫然，遷善而奮若風雷。既早登天位，銳意圖治，而邦禮改定。群壬戕賢，賊臣謀亂，國命綴旒，王乃沈幾默運，掃除凶逆，宗社再安，世道清明。坤議一傾，奸凶得意，流言罔極，事有難言，王乃翻然悔悟，日月更新，長秋復正，肅清宮闈。此皆王明睿所照，不遠而復者也，而常存欽哉之仁，大獄鮮有枉罹者。王常自戒以氣質之躁暴，或出綸音，或示言志，恆加省察之工。疾病之際，心氣最難攝，而十餘年間，未嘗有辭氣之太過者，晩年操存之益，尤可以養壽命矣。……王崇儉節約，從諫如流。袞衣之外，不服錦段，寢殿席弊不改，幃帳皆用青布，朝夕膳羞不過數器。近臣以不貴遠物為言，即命焚銀鼠皮。又有諫大內牽入橐駝者，夜開宮門而出送，諫臣以禁苑營小閣、臨大路為不可，命即日毀之。王沖謙之德，又出天性，未嘗以聖智自廣。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王之盛德弘規，巍乎煥乎；嘉言美政，史不勝書，三代以後，無可比擬，豈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歟？於戲偉哉！

康熙帝：①觀朝鮮國王，凡事極其敬慎，其國人亦皆感戴。②朝鮮國王甚恭順知禮。③朝鮮國王李焞襲封將五十載，自來伊國從未有似此歷爵年久者。且襲封以來，奉藩至為敬謹，進獻方物極盡誠款，未嘗稍懈。又防禦伊國，邊疆安靜，克享太平。伊舉國老幼，靡不感戴。具見事上恭順，撫民慈愛，深為可嘉。忽聞患病溘逝，朕心不勝痛惻。

雍正帝：①李焞幼纘嗣服，克紹前猷，權不下移，惠能撫眾，數十年來，職貢匪懈。②朕思當日朝鮮已故國王李燉（焞），才幹優長，政令嚴肅，深蒙聖祖仁皇帝眷注嘉獎。李燉（焞）曾將伊國負欠之人正法，想見其辦事之公明。

閔鎮遠：肅宗天資仁善坦易，絕無計較修飾之態，雖其喜怒暴發，頻有過舉，而終必悔悟，真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為善者，使其有學問之力，則可以無愧於三代之聖君。而惜乎沖年嗣位，為奸臣所欺蔽，宗社幾危，賴有聖母挾擁贊助，遂能削平禍亂，收召士類，名臣碩輔挾捕左右，誠為治之一大機會。而不幸外而老少論分黨，日事紛爭；內而沉惑於張賊，志氣昏蔽，馴致己巳之變。及甲戌之處分，光明正大，而廷臣已盡，只有執拘之九萬（南九萬），人心憤郁，爭論紛然。及業同獄事之後，始覺邪正之分，而猶欲互用彼此，一進一退者屢矣。丙申益知少論之情狀，不復變改，而病入膏肓，且知世子之不克負荷，心火益熾，憂懣轉甚，竟不能起，嗚呼痛矣！

林泰輔（日本學者）：肅宗以後黨派之軋轢尤盛，時代政局亦變化尤速，此雖積年之弊習使然，然王亦自助長其勢。君主專制之世，王室與政府之區別未明時，因人主之一喜一怒，政局驟然轉變，雖不足怪，然如肅宗之愛憎之感情尤烈者，黨人常乘之以激勵其情，進退黜陟，有如晝夜之更迭……此實因王善（喜）怒愛憎之變易，常為私情之奴隸而玩弄政局者，故黨派之軋轢益盛。至晚年頗悟黨論之流弊，欲矯正之。然滔滔頹波，非易止其泛濫也。

鄭萬祚（韓國學者）：①從閔妃（仁顯王后）和禧嬪張氏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肅宗愛憎的偏向嚴重，甚至對政治也產生了影響，激化了黨爭，但他在恢復和強化臣僚間的朋黨政治下被牽制和損傷的王權方面發揮了非凡的能力。他尤其對民生問題顯示出極大的關注，致力於消除民生疾苦和實施民生穩定政策，正如他在試圖解決良役變通問題時所表現出的那樣。因此，從整體上看，肅宗時期可以說是對壬辰倭亂以後動搖的社會加以收拾和重新整合的過程告一段落的時期。②英、正祖代的18世紀，經濟能夠發展，正是因為有了肅宗代的這種積累才得以實現。在文化思想上，肅宗代也應該大書特書。

鄭冀人（韓國學者）：肅宗是通過導入貨幣經濟和建設社會基礎設施來激活朝鮮後期市場經濟的CEO。

朝鮮王朝文學家、李焞的叔丈金萬重在“己巳換局”后被圍籬安置於南海島，在流放地寫了一部叫《謝氏南征記》的諺文小說（后被其侄孫金春澤譯成漢文），以明朝劉姓人家的家庭糾紛來影射李焞、張禧嬪與仁顯王后之間的宮廷鬥爭，其中男主人公劉延壽（劉翰林）就是以李焞為原型。劉延壽是一個正直的官員，但被小妾喬彩鸞（影射張禧嬪）用法術迷惑，休了賢惠的正妻謝貞玉（影射仁顯王后）。經歷種種波折后，劉延壽與謝貞玉最終破鏡重圓，喬彩鸞則因犯下的種種罪行而被處死。傳說李焞後來讓仁顯王后複位的一個原因就是看了這本小說后幡然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