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昑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九月十三日，李昑降生於昌德宮寶慶堂，乳名禧壽。他是朝鮮肅宗李焞和淑儀崔氏（后升為淑嬪）之間的第二個兒子，胞兄永壽早夭。異母兄李昀系剛被廢黜王妃之位的禧嬪張氏所生，仍為王世子。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昑受封“延礽君”。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十二月，行冠禮，翌年二月迎娶郡守徐宗悌之女（後來的貞聖王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出宮居住，並被任命為五衛都總府的都總管。

李昑八歲讀《孝經》，十歲讀《童蒙先習》，十三歲讀《小學》，十九歲讀《大學》，其後因侍奉生病的父母湯藥，故未能完成學業。當過他師傅的人有郭始征、李真望、柳鳳協、李益顯等。李昑自幼受其母淑嬪崔氏“小心謹慎”的訓誡，因此他在休日期間，除了迎接師傅以外都足不出戶，也不主動進宮。在五衛都總府值班期間，除了承召入侍，也從不離開辦公場所，並且為人低調，謹言慎行，絕口不談宮中之事。

據朝鮮王朝官方資料記載，肅宗很器重李昑，曾親賜軒號“養性”。但據當時老論派大臣閔鎮遠的私撰筆記，肅宗喜歡的是李昑的異母弟延齡君李昍，對李昑則頻加呵斥。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淑嬪崔氏去世，翌年二月，李昑的第一個兒子李緈就出生了。由於李昑在生母喪期中行房生子，致使肅宗對他更加不滿，責備李昑“無行”，幾個月都拒絕見他。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月初八日，肅宗薨逝，世子李昀襲位，是為景宗。景宗舉止怪異，無法處理國政，而且沒有後嗣，而延齡君李昍已在上年去世，故李昑成為王儲的最佳人選。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月二十日，司諫院正言李廷熽上疏“請建儲嗣”，當天，金大妃（仁元王后）認為“三宗血脈”（孝、顯、肅三宗）只剩下景宗與延礽君，遂與景宗一起決定以延礽君李昑為儲嗣，翌日定位號為“王世弟”。據說，建儲之事是老論派子弟李天紀（金春澤女婿）、金龍澤（金萬重之孫、李頤命女婿）、李喜之（領中樞府事李頤命之侄）等在背後推動促成的，他們暗中聯結延礽君的宦官張世相，由此通氣於金大妃，又讓金省行（領議政金昌集之孫）私自謁見延礽君，告知立儲大計已定，李喜之則將金大妃的旨意告知從叔李頤命，其後指使李廷熽上疏，才完成了建儲之事。由於建儲是老論推動的，少論對此不服，行司直柳鳳輝隨即上疏批評建儲太早，彈劾老論“愚弄脅迫”景宗的不忠之罪。老論打算將柳鳳輝治以重罪，后因少論出身的右議政趙泰耉的援救才免於重懲。

康熙六十年（1721年）九月六日，李昑一家自彰義洞私邸入昌慶宮，二十六日行冊禮於昌德宮仁政殿。李昑入宮后，“夙夜憂懍，不遑寧處”，除了每天的問安視膳之外，就是在誠正閣開書筵，與侍講院諸臣研讀經史，不敢過問宮中及朝廷政事。然而，朝中老論和少論黨爭白熱化，李昑的處境也是險象環生。先是在十月，老論派推動李昑代理聽政，少論則加以阻撓，經過反覆拉鋸，此議最終流產。十二月初六日，少論官員司直金一鏡等7人上疏攻擊執政的老論四大臣（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主導李昑代理聽政，是對景宗不忠，結果少論取代老論掌權，史稱“辛丑換局”。與金一鏡等親近的宦官朴尚儉、文有道及宮女石烈、必貞等相互勾結，利用景宗精神有問題而難以親理政事之機竊弄威福，私自草擬備忘記（君主命令的一種形式），李昑看到后責備了朴尚儉等人，朴尚儉便想加害李昑。李昑為了自救，便向金大妃及咸原府院君魚有龜請教，金大妃和魚有龜讓他向景宗揭發朴尚儉等宦官的罪行，李昑便向景宗哭訴，請求驅逐朴尚儉等人，景宗欣然答應，下達了驅逐朴尚儉等人的命令。李昑走出后，石烈、必貞便威脅景宗不得發出此命令，然後封鎖東宮問安所必經的清暉門，準備起草廢黜王世弟的備忘記。十二月二十二日初更，李昑將侍講院官員召集到誠正閣，哭訴了自己被陷害的經過，並提出出宮辭位、席藁待罪，侍講院官員紛紛勸阻，一直到三更四點才結束，他們出宮后就聯絡領議政兼世弟師趙泰耉等。翌日上午，趙泰耉等大臣謁見景宗，請求處死朴尚儉、文有道，景宗同意。稍早之前，李昑設法找金大妃稟告，金大妃遂下諺教，點了石烈和必貞的名字。最後朴尚儉、文有道被處死，石烈、必貞自殺，但與朴尚儉等勾結的外廷少論官員則沒有追究。不管怎樣，李昑逃過一劫。

辛丑換局中被彈劾的大臣之一李健命當時正在清朝奏請冊封世弟。據說金一鏡等人本來以為清朝不會答應，然後再廢黜李昑，不料康熙皇帝爽快批准，於是在李健命從清朝回來那天，他們就指使睦虎龍（曾與李昑有交往，幫李昑尋找埋葬淑嬪崔氏的風水寶地）告變，時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三月二十七日，史稱“壬寅三手獄”（與“辛丑換局”合稱“辛壬獄事”或“辛壬士禍”）。睦虎龍稱李天紀、金龍澤等密謀弒殺景宗，並廢世弟李昑為德讓君，擁立李頤命為王。這場大獄造成老論四大臣以下60多人被殺，包括李昑的妻侄徐德修（涉嫌毒殺李昑之妾昭訓李氏即靖嬪李氏）。不過少論派決定不追究事關東宮者，故李昑本人未受牽連。

李昑最終能在黨爭漩渦中化險為夷，首先是靠景宗和金大妃的保護。其次，他爭取了景宗的丈人咸原府院君魚有龜的支持。最後，少論也並非都反對他，不少保護他的東宮官員如金東弼、趙文命、趙顯命、宋寅明、鄭錫三、朴文秀等均屬少論，趙泰耉也答應保護李昑，因此李昑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危機。

景宗體弱多病，身為世弟的李昑常侍湯藥。至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二十四日，景宗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李昑試圖用人蔘茶來為景宗續命，儘管醫官李公胤反對，但還是讓景宗服用人蔘茶。翌日凌晨，景宗就離開人世。八月三十日，李昑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是為英祖。清朝雍正帝派散秩大臣羅舒祿、翰林院學士阿克敦赴朝鮮，於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十七日冊封英祖為朝鮮國王（羅舒祿病重，由阿克敦單獨主持冊封儀式）。

英祖即位后，部分少論、南人對他十分懼忌，擔心英祖反攻倒算；另一方面，英祖當初被立為王世弟，本來就有爭議，趙泰億起草的英祖即位教書中又有“誰知半夜之間，遽承憑幾之命”及“若仁、明之相承（世傳朝鮮仁宗被毒殺）”的語句，讓外界誤解景宗暴死，從而給對英祖不滿的少論、南人留下造謠散布英祖弒兄的空間。因此英祖的地位非常不穩，王位合法性也很脆弱。

即位之初的英祖“以遠嫌為重”，為了擺脫他對景宗不忠乃至弒兄的嫌疑，盡量不得罪少論，也不馬上為辛壬獄事翻案。因此他即位時仍以少論李光佐、趙泰億為領、左議政，甚至起用當初反對建儲的柳鳳輝為右議政，從而穩住了大部分少論。十一月，老論儒生李義淵上疏，企圖為辛壬獄事翻案，英祖在少論的壓力下將其逮捕治罪，但同時又借口金一鏡起草的“討逆”教書中有“蹀血禁庭”“懷刃鍾巫”之句有影射攻擊自己弒兄的嫌疑，將其罷官，流放絕島。十二月又下令審問金一鏡、睦虎龍，後者在刑訊期間服毒自盡，前者被斬首示眾。隨著金一鏡、睦虎龍被除掉，英祖也開始釋放辛壬獄事期間被治罪的閔鎮遠、鄭澔等老論大臣，並加以起用，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二十三日正式任命鄭澔為領議政、閔鎮遠為左議政、李觀命為右議政，使老論派重新上台。八月十一日頒布教書，宣布辛壬獄事為冤案，恢復老論四大臣等犧牲者的官爵，史稱“乙巳換局”。

然而此次換局跟之前肅宗、景宗朝的四次換局不同，少論雖然失勢，但除了金一鏡、睦虎龍等個別人外，並沒有受到懲罰。這是因為英祖已經有實行蕩平政策的構想，即“參用彼此，打破黨論”。老論則不滿足僅止於此，便持續庭請（在王宮廣場請求）、請對（請求得到召對），呼籲英祖嚴懲李光佐、趙泰億、柳鳳輝等少論。英祖不得不流放柳鳳輝，並削黜李光佐、趙泰億，但老論派仍然對少論派窮追不捨，繼續庭請、請對。英祖終於失去耐心，到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初一日再拜李光佐為領議政，七月初五日下令將閔鎮遠為首的101名參與庭請、請對的老論派盡數罷免，使少論派重新上台，又重定辛壬獄事為逆案，收回恢復老論四大臣官爵的成命，史稱“丁未換局”。

英祖即位后，他的合法性始終不為少論激進派（急少）所承認。這些人與一部分失意南人合流，散布英祖弒兄之說，企圖推翻英祖的統治。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十六日，英祖在參拜景宗懿陵途中，有一個被少論激進派指使的常民李天海攔駕指控英祖弒兄，英祖並未將事態擴大化，只審問和處死了李天海一人，也沒有公開澄清謠言。丁未換局后，少論和南人的反英祖勢力更加猖獗，漢城及全州、南原等城門陸續出現了譴責英祖弒兄的匿名榜文。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十五日，李麟佐（南人尹鑴的孫女婿）等人在忠清道清州發難，攻陷該城，殺兵使李鳳祥（李舜臣五世孫）等，立昭顯世子曾孫密豐君李坦為王，要為景宗報仇，是為李麟佐之亂（戊申亂）。李麟佐等人本來與禁軍別將南泰征等約定裡應外合，讓他們在漢城起兵，但因奉朝賀崔奎瑞的告變而流產。叛亂本身也是烏合之眾，進軍漢城途中在安城、竹山遭遇官軍，一觸即潰，清州迅速得到收復，慶尚、全羅兩道的響應者也很快被鎮壓。此亂由少論吳命恆率軍鎮壓，因為少論當權，所以只處死了100餘人，對殘餘逆黨的打擊力度與範圍也相當有限。

經歷了李麟佐之亂后，英祖更加意識到黨爭的危害，並正式啟動蕩平政策，通過平衡各朋黨間的勢力來重塑自己的合法性，強化王權。對於英祖的蕩平政策，朝中主要的兩大朋黨老論和少論內部都分化為支持蕩平的“緩論”和反對蕩平的“峻論”。英祖挫合兩派“緩論”人物形成蕩平黨，如老論的金在魯、洪致中，少論的趙顯命、宋寅明等。為了給蕩平黨上台提供名分，英祖於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下達“己酉處分”，宣布老論“半忠半逆”，即建儲、代理是“忠”，辛壬獄事是“逆”，並給直系親屬沒牽連到辛壬獄事的李健命、趙泰采伸冤。其後主要是少論蕩平黨趙顯命、宋寅命主導政局，以致有“趙宋乾坤”之說。

蕩平政策推行十年之後，朋黨之爭趨於和緩，英祖的王權也穩固下來。於是英祖決定修正作為權宜之計的“己酉處分”，著手為辛壬獄事翻案。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王妃徐氏（貞聖王后）的母親去世，英祖借口安慰王妃而為在辛壬獄事中被殺的徐德修（貞聖王后之侄）伸冤，開始鬆動了其“逆案”的定性。其後他逐漸敘用老論中的“峻論”人士，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宣布復金昌集、李頤命官爵，是為“庚申處分”。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御制大訓，正式宣布辛壬獄事為金一鏡、睦虎龍製造的冤案（誣獄），並將審案記錄（鞫案）全部焚燒，昭告宗廟，頒行官民，是為“辛酉大訓”。在為辛壬獄事平反的過程中，閔鎮遠之子閔亨洙等人進一步要求為金龍澤、李天紀等人翻案，並稱他們是受肅宗託付來保護英祖的，並有肅宗御制、英祖親筆書寫的一首詩為證，但英祖說他不記得寫過這首詩，最後判定為偽詩。因此英祖不僅在辛酉大訓中點名金龍澤、李天紀、李喜之、沈尚吉、鄭麟重五人仍然為“逆”，不得翻案，還流放了為他們伸冤的閔昌洙（直到朝鮮純祖時才為此五人平反）。英祖宣布辛壬獄事為誣獄、為老論四大臣平反昭雪的《御制大訓》

李麟佐之亂雖然被鎮壓，但是餘黨仍在繼續活動。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全羅道觀察使趙雲達報告在全羅道羅州的一家叫“望華樓”的客舍里發現大逆不道的掛書，中有“奸臣滿朝、民陷塗炭，舉兵”等字樣，事後發現是被流放羅州的尹志（金一鏡同黨尹就商之子）為了動搖民心、以便造反所為。事後尹志及其相關人員朴纘新、趙東鼎、趙東夏、金潤等皆被處死，此外對趙泰耉、柳鳳輝等景宗朝執政的少論大臣追施逆律，追奪李光佐、崔錫恆、趙泰億官爵，並將此綸音添刊於“辛酉大訓”中。解決了羅州掛書事件后，英祖於五月開設“討逆慶科庭試”，有一張試卷寫的都是咒罵英祖的文字，查出是李麟佐餘黨沈鼎衍所為，並且牽涉到流放春川的少論派申致雲、尹惠、金道成等人的陰謀，這些人也被處死。這一連串事件合稱“乙亥逆獄”。此事件前後誅殺500多人，徹底清除了反對英祖的勢力。在朝的少論大臣也紛紛上疏悔過，老論的優勢地位完全確立。十一月，英祖頒行《闡義昭鑒》於朝鮮八道，通過對景宗以來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定性（朝鮮稱為“義理”）來闡明自己的正統性，確立老論為“忠”的“辛壬義理”。至此，英祖通過三十年的時間才完成了重塑正統的工作，走出了得位不正的陰影，使自己的王位真正穩固下來。

主詞條：壬午禍變

英祖的王位雖然穩固，但黨爭並未平息。老論派得勢后，內部分化為繼續執行蕩平路線的“北黨”、反對蕩平路線的“南黨”和相對中立的“東黨”。英祖重用的是洪鳳漢等“北黨”人士。與此同時，英祖與其世子李愃的矛盾日益尖銳。李愃是英祖第二個世子（之前靖嬪李氏所生的孝章世子李緈夭折），天資聰慧，英祖對其寄予厚望，從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起，英祖就讓李愃代理聽政，培養他處理國政的能力。此後重大政務仍由英祖裁決，小事由李愃處理，英祖稱“大朝”，李愃稱“小朝”。李愃親近老論“北黨”人士，引起“南黨”金尚魯、洪啟禧等的不滿，擔心李愃繼位后推翻“辛壬義理”。他們不斷誹謗李愃，使父子之間的衝突與隔閡日益深化，李愃失去了仁元王后、貞聖王后等保護傘后，在重重壓力下也出現精神問題，行為乖張，使英祖對他從失望演變成厭惡。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月，先有老論南黨指使的羅景彥告發李愃惡行，后又李愃生母映嬪李氏向英祖控訴兒子的精神問題，促使英祖決定對李愃採取非常手段，予以肉體消滅。閏五月十三日，英祖將李愃召入昌慶宮徽寧殿（貞聖王后魂殿，今文政殿），在行禮完畢后宣布廢李愃為庶人，並勒令自盡。李愃叩頭出血，請求英祖饒他一命，英祖仗劍呵斥，堅持賜死李愃。經過大半天的周旋，李愃終於被英祖關進米櫃，到二十一日活活餓死。死後英祖復其位號，贈謚思悼世子，但仍聲稱世子狂悖失性，他不得已“為宗社以義斷之”，他對壬午禍變得定性被稱為“壬午義理”，不許任何人翻案。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二月，又命世孫李祘過繼孝章世子，不得承其父思悼世子之統。

不過，據說英祖私下感到後悔，曾作金縢藏在徽寧殿褥子下，后被成為正祖的李祘發現。另外，壬午禍變發生時，除了一些東宮官員外，其他大臣都不敢頂撞英祖，坐視李愃被殺的人倫慘變，而之前在肅宗廢黜仁顯王后之際，朴泰輔、李世華等以死相爭，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因此也可以反映出蕩平政策執行多年後英祖的王權已經相當強大，此前士林政治所重視的“名節”“義理”也遭到摧殘，君臣關係轉變為以“利祿”為媒介。

英祖雖然處死了思悼世子李愃，但仍然重用忠實於他的蕩平路線的以洪鳳漢為首的老論北黨，於是老論南黨自居清流，掀起“攻洪”“殺洪”之論，加上和緩翁主等煽風點火，英祖對洪鳳漢的信任逐漸動搖，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正月罷免洪鳳漢的領議政之職，安排他任閑職領中樞府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洪鳳漢受恩彥君、恩信君（思悼世子的兩個庶子）行為不檢的牽連而被流放清州，徹底失勢，但他的弟弟洪麟漢依然受到英祖寵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月，英祖借口成均館大司成一職擬望（候選）三人（趙晸、金鍾秀、徐命天）均系老論為由，對老論南黨展開肅清。他將領議政金致仁為首的70多名老論南黨為主的官員（包括少論、南人、小北中標榜清流者）貶為庶人或予以流放，稱他們為“清黨”“名黨”，頒布《永垂百世錄》以示警戒。不過這些官員大多在不久后獲得赦免。總之，英祖直至晚年，依然竭力維持蕩平政局，避免朋黨之爭。

英祖末年，政局發生微妙變化。洪麟漢開始與和緩翁主的養子鄭厚謙（少論蕩平黨）勾結，站在世孫李祘的對立面，而世孫李祘則與“清名黨”人士接近，並在自己的屬僚洪國榮的支持下與洪麟漢、鄭厚謙、金龜柱等反對勢力周旋。英祖在過了八十歲以後，出現明顯的老年痴呆症狀，經常胡言亂語，甚至突然任命一些已故大臣為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他有意讓世孫代理聽政，並詢問左議政洪麟漢說：“沖子（指世孫）知老論乎？知少論乎？知南人乎？知少（小）北乎？知國事乎？知朝事乎？知兵判誰可為、吏判誰可為乎？”洪麟漢為了阻止世孫代理聽政，則回答：“東宮不必知老論、少論，不必知吏判、兵判。尤不必知朝事矣。”洪麟漢拋出“三不必知之說”后，洪國榮想找人彈劾洪麟漢，但大多畏懼洪麟漢的權勢而不敢挺身而出，到十二月初三日才有出身少論的行副司直徐命善上疏彈劾洪麟漢，得到英祖嘉許，使世孫得以轉危為安，代理聽政。這也是英祖一生所下的最後一個重要決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初五日，英祖薨逝於慶熙宮集慶堂，享年八十三歲。世孫李祘繼位，是為正祖，上廟號英宗，謚號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清朝賜謚“庄順”，朝鮮內部不用），合生前所上及正祖追上的尊號為“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配命垂統景歷洪休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光緒十四年（1889年），奉朝賀金尚鉉上疏列舉英宗一系列功德，請求升格廟號為“英祖”，得到朝鮮高宗批准。同時改謚“正文宣武熙敬顯孝”（改高宗養父廟號所用之“翼”字為“正”），追上尊號“中和隆道肅庄彰勛”。時人批評此舉“迎合上旨，妄議典禮”（因高宗以老論自居，且閔妃幼年所居之仁顯王后故居“感古堂”為英祖賜名及題額）。

● 蕩平政策

在血雨腥風的黨爭漩渦中登位的英祖深刻意識到朋黨之爭的危害，即位不久后就頒教書痛斥“朋黨之弊”。他決定改變父王肅宗習慣“換局”（以一個朋黨取代另一個朋黨）的做法，實施“蕩平政策”。所謂“蕩平”，取自《尚書·洪範》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旨在打破朋黨，從而構建以君主為核心的王道政治。蕩平論在肅宗朝就被少論派朴世采提出，到英祖朝才正式付諸實施。英祖初期經歷兩次“換局”（乙巳換局、丁未換局）后，於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啟動蕩平政策。英祖蕩平政策的核心要義是“調劑保合”，他起用老、少論里的穩健派（緩論），形成蕩平黨或蕩平派，平衡四色黨派（主要是老、少論，當時南人、北人勢力微弱，已被邊緣化）的勢力，主導政局運營。以乾隆二十年（1755年）為界，之前是少論蕩平黨居優勢，之後是老論蕩平黨居優勢。“蕩平政策”的具體做法有：

● “分等說”：即依據“兩是兩非”的邏輯來折衷老、少論之間的忠逆之爭，從而提供雙方都能出仕的名分。例如英祖認為老論、少論都有“忠”和“逆”，自己即位前兩派都有人保護自己，是為“忠”；少論的金一鏡、朴弼夢等製造辛壬獄事，陷害老論四大臣，危及英祖，是為“逆”，老論的金龍澤、李天紀等在景宗即位前就有推戴英祖之謀，也判定為“逆”。

● “兩治兩解”：即老、少論一併懲治、一併釋放。例如英祖初年誅殺金一鏡、睦虎龍的同時，也誅殺了上疏請治少論罪行的老論派李義淵、方萬規等。

● “雙舉互對”：即在重要職位上均衡分配各黨派。例如，若以洪致中（老論）為領議政，就要安排李台佐（少論）當僅次於領議政的左議政；若以金在魯（老論）為吏曹判書，就要安排宋寅明（少論）為參判，徐宗玉（少論）為參議，申晚（老論）為銓郎。

這些政策在後來多少有一些調整。如庚申處分尤其是《闡義昭鑒》頒布后，天平明顯傾向老論，同時在庚申處分以後，元景夏提出“大蕩平”之論，即用“唯才是用”來取代“雙舉互對”，從而增大南人、北人在政權中的比例，得到英祖的部分採納。

蕩平政策是英祖畢生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正如他對臣民宣布的那樣——“五十年一心，即蕩平也”，並常對世孫李祘說：“予之五十載苦心血誠，惟是蕩平二字”。他曾於乾隆七年（1742年）立“蕩平碑”於成均館，親書“周而弗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弗周，寔小人之私意”，警告成均館學生將來入仕后不得再進行黨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鎮壓“清名黨”以後又在科舉中專門開設一次“蕩平科”。晚年在《御制問業》也將“蕩平”列為自己“六大事業”之首。經過數十年的蕩平政策，明面上的黨爭確實得到緩和，英祖的合法性與王權也大為強化。但他打破朋黨、結束黨爭的終極目的並沒有達到，相反黨爭繼續以更隱秘地方式進行，甚至老論又分化出南黨、北黨、東黨等。英祖晚年也知道黨爭仍然存在，對此痛心疾首，規定如果誰再敢自稱老、少、南、北就是逆賊。但這四色黨派並未消弭，一直持續到朝鮮王朝滅亡。

● 官制改革

在朝鮮王朝的官制設計中，台諫權力很大，擁有可以左右人事的“署經權”（在四品以下官員告身上簽字批准），而台諫的人選又是由吏曹銓郎（正郎、佐郎）決定的，稱為“通清權”。因此吏曹銓郎隱然有操縱朝局之勢，對朋黨之爭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朝鮮王朝的朋黨之爭就是起源於宣祖年間對吏曹銓郎位置的爭奪。乾隆六年（1741年），以柳壽垣進獻《官制序升圖說》為契機，英祖取消了吏曹銓郎的“通清權”。

朋黨之間另一爭奪的職位則是掌握筆杆子的史官（別稱翰林，即兼任春秋館記事官的藝文館奉教、待教、檢閱）。在取消吏曹銓郎“通清權”的同時，英祖也廢除了史官的自薦制（自己推薦接任者），制定了《翰薦釐正節目》，確立了“會圈法”，即所有藝文館、弘文館官員給被推薦者畫圈，得圈多者入選，最後通過“召試”（御前考試）來充任史官的制度，從而保障史官不再是朋黨私器。

● 法制改革

英祖革除了一些酷刑，並改革法律，使之更加公平。雍正三年（1725年），英祖廢止壓膝刑，並禁止對不構成死罪的死者追加刑罰。雍正七年（1729年）要求嚴格落實對死囚的三覆法。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嚴禁私門用刑，並廢止濫刑和鯨刺等酷刑。

最值得一提的是英祖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恢復了朝鮮王朝初年的申聞鼓制度，在昌德宮進善門和慶熙宮建明門立申聞鼓，使百姓能夠直接向國王控訴，但局限於“四件事”（嫡妾分別、刑戮及身、良賤分別、父子分別），否則處以流放。

● 整理典章

英祖在位時，距離朝鮮王朝基本典章《經國大典》和《國朝五禮儀》的頒布已有兩百多年，不少典章制度都發生了變化，英祖對其加以整理，於乾隆九年（1744年）修《國朝續五禮儀》、乾隆十一年（1746年）修《續大典》，這就是英祖“六大事業”中的“昨政”。

● 平反昭雪

英祖延續父王肅宗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為朝鮮王朝歷次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平反昭雪的政策，陸續平反了安平大君、錦城大君、皇甫仁、金宗瑞、慎守勤等人並恢復他們的官爵，並於乾隆四年（1739年）恢復朝鮮中宗元配慎氏的王妃地位，追謚為“端敬王后”。

● 行均役法

17世紀以來，良役問題就是困擾朝鮮社會經濟的最大問題，肅宗年間就出台了一些良役變通的措施，並出現了戶布論（對兩班也徵收軍布）、口錢論（向每個人徵收銅錢）、結布論（廢止軍布、轉移至土地稅）等方案。乾隆十五年（1750年），英祖否定戶布、口錢、結布等方案，宣布實行“均役法”，翌年設均役廳進行管理。將對每個良丁（當時約50萬名）徵收的2匹軍布減少為1匹。對於減少的一半軍布，由結錢（土地稅，主要由兩班地主負擔）、漁稅、鹽稅、船稅（以上三種此前都是王室私產，均役法實施后納入政府收入）、選武軍官布（對避役者額外徵收的軍布）等稅種填充。英祖為了實行均役法，甚至親臨昌慶宮弘化門，直接與官民對話，徵詢他們對良役問題的意見，成為朝鮮半島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均役”被列入英祖的“六大事業”中。其實施減輕了良民的負擔，緩解了避役的現象，促進了朝廷財政收入的增加。但由於沒有實行戶布、從根本解決良役問題，到了19世紀，軍布問題又成為“三政紊亂”之一。

● 行比總法

朝鮮王朝此前的田稅徵收制度是“敬差官踏驗法”，即地方官上報該年災害實況（災實），朝廷派敬差官去核實，然後對“給災結數”（因災減免數額）以外的土地（實結）徵稅。然而敬差官的派遣往往只是走個形式，同時又加重負擔，所以為了增加和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英祖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式推行“比總法”，即停止派遣敬差官，每年秋八月由戶曹參考該年豐、凶情況，通過與之前的類似年份比照來確定稅收總額（實總），經過大臣討論、國王批准后頒布“年分事目”於各道，讓他們來分配給災結數，這種戶曹規定的因災減免數額就稱為“事目災結”，如果與該道實況有異，需要增加因災減免數額，就由該道長官呈上狀啟請求，稱為“加請災結”或“狀請災結”。這種田稅徵收方法就叫“比總法”，一直延續至甲午更張時期。

● 疏浚河川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英祖調動15萬名漢城居民和5萬名役夫，花了2個月的時間疏浚介川（今清溪川），接著設置了濬川司負責這一問題，使漢城免於水患。英祖晚年認為這項舉措“可垂萬歲”，列入“六大事業”之中。

● 禁奢運動

朝鮮王朝絕大多數君主都以崇尚儉樸著稱，英祖尤其突出，並且在全社會展開禁奢運動。雍正十二年（1734年），英祖下令將《經國大典》中關於禁奢的部分翻譯成諺文，向民眾推廣，內容包括除禮服、戎服外一律穿土產衣服等。乾隆二十二年（1755年）禁堂下官穿紅袍，恢復青綠官服，翌年禁婦女加髢及金珠頭飾，改用簇頭裡，並要求禁止從中國輸入青布，一律用土布染青。乾隆三十四年（1772年）禁婚禮用“唐物”。由於朝鮮的奢侈品大多從中日進口，所以禁奢運動也影響了對外貿易，促成“北緞南珠之禁”（詳見“外交”部分）。

● 裁撤書院

肅宗年間，朝鮮書院的建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英祖則認為書院是朋黨的根據地，妨礙了專制王權及蕩平政策，因此禁止私建或私享儒教祠宇，剎住書院濫設之風，並強制裁撤大量書院，僅在乾隆六年（1741年）就裁撤170多所。對於在隱居於書院里主導清議、遙制朝政的“儒賢”“山林”，英祖也不再像肅宗那樣予以優待，削弱他們在政治上的話語權。英祖在位52年間，只新設了20所書院，朝鮮的書院從此走向衰落。

● 刊行書籍

英祖年間，印刷業空前發達，刊行了大量書籍，其中有他自己寫的《御制警世問答》《御制警世編》《御制百行源》《御制小學指南》《御制祖孫同譜》《御制孝悌勸諭文》，他將這些作品翻譯成諺文，以教化百姓。

● 尊周思明

英祖進一步弘揚“尊周思明”的意識形態，他認為朝鮮才是明亡后唯一傳承中華文化的“乾淨之地”，為此感到自豪，強調“一隅青邱，大明猶在”“皇朝日月，我東大明”。他將明太祖和崇禎帝增加到原先只供奉明神宗的大報壇中，並安排徐達、李如松、范景文分別從祀三皇，並規定不僅有每年三月的春享大祭，還須在三皇登極日和忌日行望拜禮，他至少14次親自主持春享大祭，並常年堅持在三皇忌日行望拜禮。英祖還命令將彙編明朝皇帝詔敕的冊子的題目從《風泉錄》改名為《追感皇恩錄》，並且把保管明朝詔敕的“欽奉閣”改名為“敬奉閣”。崇禎殉社二甲子之際，英祖為表哀悼之情而一個月不穿吉服、不奏音樂，並吃三天素食。

此外，英祖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將明朝漢人後裔從“向化人”（泛指歸化朝鮮者，包括女真、日本人後裔）中分離出來，稱為“皇朝人”，並命令各地收集名單，編為《華人錄》，永久蠲免名單上的“皇朝人”及其子孫的徭役。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即崇禎殉社二甲子之際，英祖以朝鮮抗清忠臣後裔及“皇朝人子孫”為對象，開設“忠良科”，錄用其中的人才。在參拜大報壇時，英祖也讓抗清忠臣後裔與“皇朝人子孫”參班隨祭，並委任“皇朝人子孫”為大報壇守直官。

有觀點認為，英祖之所以如此執著於“尊周思明”，不僅僅是出於他個人對明朝的感情，更含有他想藉助明朝皇帝的權威來強化自身權威、通過自己對明朝皇帝的效忠來鼓勵朝鮮臣民對自己效忠的意圖。不過，英祖並不會因尊周思明而破壞與清朝的關係。當時很多儒臣對朝鮮宗廟、文廟祭享祝式中使用清朝年號不滿，要求改用崇禎紀元後或干支紀年，均被英祖拒絕，並為此罷免了大司憲金善行、大司諫權噵。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有個叫金若行的儒臣上疏，認為如今中國無主，朝鮮獨保正統，因而請求英祖稱帝，用天子禮樂，結果被指為“托以尊周，欲啟邦釁”，英祖將他貶為庶人，流放黑山島，一年後才釋放。

● 定從母法

朝鮮王朝的身份制度是“一賤則賤”的從父從母法，只要父母雙方有一方是賤民，則孩子也是賤民。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英祖下令實行從母法，只要是良妻所生之子就是良民。此舉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政府控制的良民數量，同時也在客觀上推動了奴婢解放運動。

● 庶孽通清

英祖是一位庶出國王，他著手改革朝鮮王朝特有的庶孽禁錮法，提高庶孽地位，響應當時的“庶孽通清”（允許庶孽出任清要職，即台諫一類的“清職”和參上官以上的“要職”）運動。他首先在《續大典》中宣布革除庶孽納米赴舉法，允許庶孽無條件參加科舉考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破天荒地起用幾名庶孽為司憲府持平和司諫院正言，開啟庶孽通清的先河。這項舉措被他列入“六大事業”中的“敘眾”，認為是柳子光以來首次提拔庶孽到重要職務。

● 免除婢貢

英祖先命奴（男奴）身貢減一匹，婢（女奴）身貢減半匹，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正式免除所有婢貢（女奴身貢）。英祖認為此舉是恢復箕子舊法和古代的租庸調製，故稱為“復古”，列入“六大事業”中。

英祖在位前期，朝鮮不少人認為滿清百年大限將至，清朝失去中原、逃亡寧古塔時，必將波及朝鮮，“寧古塔敗歸說”依然盛行。在這種危機感的驅動下，英祖不斷強化國防。雍正十一年（1733年）修築平壤中城；乾隆九年（1744年），修築江都外城。不僅如此，還吸取丁卯之役、丙子之役以山城為主的防禦體系的弊端，重視在賊路要衝打擊敵人，從鴨綠江、圖們江邊到內地，形成了從江邊把守、煙台到沿邊鎮堡，再到嶺路、隘口的設施及內地鎮堡的相對完備的關防體系。

● 對清朝

英祖依然延續對清朝的事大政策，絲毫沒有懈怠對清朝應盡的禮數。不僅自己即位，王妃、世子、世孫冊立時都要通報清朝，請求冊封。鎮壓李麟佐之亂這種內政也要上報清朝。英祖兩任王妃都無子，按清朝禮法，王妃五十歲以上無子才可立庶子為嗣，但清朝都爽快批准冊封世子的請求。一方面是清朝有意施恩朝鮮，另一方面，朝鮮與出仕清廷的朝鮮俘虜後裔金常明、金簡（乾隆帝淑嘉皇貴妃之兄）等保持密切關係，請他們疏通幫忙，所以不致橫生枝節。朝鮮的請求基本都能得到清帝批准，也再沒有肅宗朝那樣對國王議處罰銀的事端。雍正帝即位后，免除朝鮮布八百匹、獺皮百張、青鼠皮三百張、紙二千卷的貢物；乾隆帝親書“式表東藩”四個大字賜給英祖，反映出兩國關係的融洽。

不過，英祖時期的朝鮮和清朝之間仍然存在外交糾紛。首先是邊界問題。雍正五年（1727年），數百名清人進入朝鮮境內開採人蔘，與朝鮮官兵發生衝突，造成5名朝鮮人死亡，雍正帝處死了郭連進等越界清人，並授權朝鮮國王逮捕越界清人，如果清人拒捕，朝鮮的官兵可處死他們。這道“雍正皇旨”成為此後朝鮮對國境問題採取更強硬態度的依據。雍正九年（1731年），盛京將軍那蘇圖提議在鴨綠江口的莽牛哨設汛駐防，以解決偷渡問題，雍正帝指示先徵求朝鮮的意見，朝鮮出於對清朝的防範與警惕，以邊境人口增多的話容易反而助長越界為借口，請求清朝放棄莽牛哨設汛計劃，得到雍正帝許諾。乾隆十一年（1746年），盛京將軍達爾黨阿再提莽牛哨設汛，並提出開墾邊界的計劃。朝鮮再次請求清朝中止這個計劃，乾隆帝雖然看出了朝鮮防備清朝的心思，並對朝鮮有所不滿，但出於懷柔屬國的政策，還是以朝鮮“世戴國恩，甚屬恭順”為由接受了朝鮮的請求。此後直到同治年間，鴨綠江西岸都處於荒置狀態。

其次是貿易問題。肅宗年間，朝鮮實行禁參政策，對清貿易全部由白銀支付。到了英祖年間，由於從日本輸入朝鮮的白銀減少乃至停止，朝鮮戶曹歲入白銀大幅下降，從英祖初年的3萬兩以上一直降到英祖末年不足千兩。在銀兩缺乏的情況下，朝鮮為了維持對清貿易，於乾隆十年（1745年）允許柵門後市貿易中使用毛皮、紙張、海帶等雜物交換“唐物”（清朝商品），三年後允許使臣攜帶雜物至北京會同館貿易。即便如此，朝鮮還是難以避免對清貿易的嚴重逆差和白銀外流，因此英祖以打擊奢侈之風為名，於乾隆十一年（1746年）下達“禁紋令”，即禁止從清朝輸入有花紋之綢緞（除君臣禮服所必需的紋樣外），如有犯者，梟首示眾。由於綢緞是朝清貿易的大宗商品，所以此舉對朝清貿易及兩國商人都是一大重創。朝鮮商人因無利可圖而紛紛放棄對燕行使團的資助，英祖不得不想出由政府出資讓譯官買清朝氈帽等辦法來補貼使團之類的辦法，但收效不大。

英祖時期，清朝正在修《明史》，朝鮮也很關心其中對朝鮮的敘述。雍正四年（1726年），燕行使書狀官趙文命提到清朝正在編修的《明史》草稿中有“誣衊聖祖之言”，即將仁祖反正定性為“篡奪”，於是英祖遣使辨誣，在金常明的協助下，清朝進行了一些改動，並允諾在修成《明史》后將李倧的部分給朝鮮看。雍正八年（1730年），朝鮮又發現《明史》草稿中稱朝鮮太祖李成桂篡國自立，於是又遣使辨誣，依然在金常明協助下如願以償。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應朝鮮請求，頒賜《明史·朝鮮傳》謄本，乾隆帝又於乾隆四年（1739年）向朝鮮頒賜殿本（終刊本）《明史》。儘管英祖對《明史》中李成桂“自立”的敘述不滿，但想到朱熹寫劉備也是“自立”，所以最終還是接受了《明史·朝鮮傳》的相關敘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英祖發現清朝人朱璘寫的《明紀輯略》和陳建寫的《皇明通紀》中有李成桂是李仁任之子以及李倧篡位等內容，於是遣使辨誣，因兩書在清朝已被禁毀，故英祖主要懲辦買賣、閱讀這些書的朝鮮人，牽連被殺者近千人，史稱“誣史之獄”。

英祖跟之前的孝宗、肅宗一樣，也是一位具有強烈反清意識的國王，他年年接見從清朝返回的燕行使時，都翹首盼望“河清之報”（滿清滅亡、中華恢復的消息）。他在位前期，正是朝鮮所堅信的“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大限將至的時期，正好雍正帝在西北對準噶爾的戰事失利，一時朝鮮盛傳準噶爾（西韃）將取代清朝，而清朝敗退寧古塔勢必危及朝鮮。如雍正十年（1732年）司憲府持平南泰良上疏稱“蓋今胡運之窮，不十數年可決，而蒙古強盛，異時吞併，必至之理也”。英祖也深信不疑，甚至一度聽信傳言，以為準噶爾即將兵臨朝鮮，準備躲進江華島。英祖一面加強軍備，一面在司譯院設“蒙學聰敏廳”，在雜科中開設蒙古語考試，並從北京購買蒙古語教材，以便將來清亡時應對準噶爾。然而，朝鮮並沒有等到清朝崩潰，相反不得不面對清朝日益強盛的事實，於是英祖慨嘆：“瞻彼中州，黃河無可清之期矣！”不過，朝鮮對清朝的心態也開始出現變化，對清朝的正面評價越來越多，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洪大容結交“古杭三才”（嚴誠、潘庭筠、陸飛），朝鮮與清朝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並孕育出呼籲向清朝學習的“北學派”。到英祖之後的正祖年間，朝鮮才基本克服了對清敵意和危機意識。

● 對日本

英祖分別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先日本派過兩次通信使，分別祝賀德川家重和德川家治襲征夷大將軍之職。其中第二次通信使趙曮從日本對馬島引進了紅薯，成為日後朝鮮救荒的重要食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英祖年間，17世紀曾繁榮一時的朝日貿易急遽衰落。原因在於日本輸出朝鮮的首位商品白銀的質量下降，江戶幕府也限制對馬島對朝鮮的白銀輸出額，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完全停止。同時，日本國內的蠶絲及人蔘生產不斷興旺，導致對朝鮮的綢緞與人蔘需求減少，加之中日直接通商以後，朝鮮轉口貿易地位日益下降，因此朝日貿易在英祖年間迅速衰落。同時，英祖為了打擊奢侈之風，禁止從釜山倭館買日本珠，也助長了日朝貿易的衰落趨勢。

《列聖御制》中有20卷收錄英祖的作品（第18—37卷），共有831首詩、691篇文章傳世，數量僅次於其孫正祖。

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還是王世弟的英祖因向景宗揭發宦官朴尚儉等的惡行而遭到朴尚儉等陷害。朴尚儉封鎖了英祖出東宮問安所必經的清暉門，並打算起草備忘記（王命的一種形式），廢黜王世弟。英祖的親信宦官張世相趕來告知李昑，英祖見自己出不了門，無能為力，便煎了兩副毒藥，準備與時為世弟嬪的貞聖王后一起喝下，以免生前受辱。貞聖王后勸英祖找金大妃（仁元王后）求救，英祖同意。東宮侍講院說書宋寅明正在值班，得知英祖夫婦準備去找大妃后，說平時問安所經路上有伏兵，不可走，清暉門又被關閉，於是便托著英祖夫婦越牆抄小路到大妃殿。此時是二十三日清晨，大妃剛起來梳頭，就接到英祖夫婦的當面哭訴，大妃勃然大怒，丟下梳子，還沒梳好頭就和英祖一起到大造殿，看到朴尚儉等人正在寫廢世弟備忘記，英祖上前捉其袖，奪走備忘記，朴尚儉則拿住備忘記另一端，最終把備忘記撕碎。隨後大妃下旨干預，終於使朴尚儉等被懲罰，英祖亦轉危為安。

傳說英祖為了推行蕩平政策，而推出了一道“蕩平菜”。該菜由四種不同顏色的食物組成，一般由綠豆涼粉、炒肉、芹菜、紫菜等涼拌而成，象徵老論、少論、南人、北人四色黨派。英祖希望通過這道菜促使四色黨派團結起來，協助自己的蕩平政策，不要再執著於朋黨之爭。

據英祖的兒媳惠慶宮洪氏所撰的《閑中錄》一書記載，英祖不喜歡思悼世子與和協翁主，偏愛和順翁主與和緩翁主。據說，英祖在見自己偏愛的和順翁主和和緩翁主之前總是會換上乾淨的衣服，相反在與思悼世子見面時會把清洗耳朵的水倒入和協翁主的後院里，公開表現出厭惡之情，就連和協翁主的夫婿永城尉申光綏也為英祖所厭惡。英祖問思悼世子“吃飯了嗎”后，如果世子回答，英祖就會當場清洗耳朵並把污水倒向和協翁主住所的廣窗。因此，每當思悼世子見到自己的姐姐和協翁主，他都會開玩笑地說：“我們是替他（英祖）接收霉運的人。”

但2016年在韓國京畿道南楊州市出土了英祖御制的和協翁主墓誌，字裡行間飽含英祖對先於自己離開人世的和協翁主的殷切思念之情，與《閑中錄》所記載的父女關係有所不同。

英祖晚年，常命弘文館或承政院的官員給他讀古書，以消遣時日。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月十六日夜，英祖在慶熙宮集慶堂聽官員們給他讀《史記》，聽著聽著就睡著了。當承政院記注官康文祥讀到魯仲連傳中“而母婢也”四字時，正在酣睡中的英祖突然醒來，用手拍地說：“是誰那麼大膽子，敢讀這四個字傳到我耳朵里！”康文祥馬上住口，其他侍臣也都心驚膽戰。這時世孫李祘說道：“臣始終在這裡，沒聽到這四個字。他也沒讀到這裡。”英祖堅持說他聽到，侍臣們則以世孫說沒聽到為由表示沒聽到，於是英祖才怒色稍解。諸臣退出后，英祖又入睡，醒來後於五更再將在場諸臣叫到集慶堂，讓他們解釋清楚，結果發現《史記》上這四字已被抹去，英祖被迫承認他是在夢中聽到的，並下令將其他所有《史記》書上“而母婢也”四字都抹掉，“使此等悖說自消於宇宙”。英祖的母親出身低微，即位后的逆黨造反時又常引用這句話，所以英祖才如此忌諱。

英祖生前曾說他對宋英宗的一件事很有共鳴，宋英宗從藩邸入宮時，沒帶什麼行李，只帶了一些書，臨行時對家人說“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英祖說他當初被立為王世弟時，也只帶了一些書入宮，心境與宋英宗當時基本相同，所以他希望得到“英”字作為廟號。英祖死後，正祖詢問如何為祖父上廟號時，領議政金尚喆說大行王生前常留意於英字，故選取英字作為廟號。

英祖是朝鮮王朝最長壽的國王。英祖平時非常重視保養，認為自己的健康秘訣是“人蔘的精氣”，在72歲一年時間裡就吃了20多斤的人蔘。此外他在飲食方面也有獨特之處，和喜歡肉食的世宗大王不同，英祖連白米飯都嫌棄，反而喜歡吃清淡的素菜和大麥飯。他沒有像其他國王一樣每天吃5頓，而是只吃3頓，由此得以延年益壽。

英祖和貞純王后合葬於元陵，位於韓國京畿道九里市的東九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貞聖王後去世后，下葬於高陽西五陵中的弘陵，本來英祖也預定下葬於此，因此採取“虛右”的建造方式，但有人提出弘陵位於敬陵（朝鮮德宗陵）的“火巢”內，不適合埋葬，於是英祖改到他母親淑嬪崔氏的墓地昭寧園附近，但又有人說風水不宜，遂遷至孝宗寧陵舊址，定號“元陵”。而貞聖王后陵位右側的英祖原定陵位則是空的。

自評：①予之氣稟，幼時太偏，凡人之不良者、不正者，深自惡之，若將凂焉。雖未嘗見於色辭，而伊后思之，此亦氣稟之過也。雖覺而改之，然善善惡惡，人之常情，故若凂之心，亦不能遽然無也。②予之氣稟，自幼過於好高，凡人處事有不愜於心者，慨然非之者深矣。晚後知其偏，而自顧其行，亦有不及於其人者多，自此歉然於心。其雖改之，猶有隨事而見者，此亦學淺之致也。③予之氣質之偏，在於一躁字。其動也，不知其非伊後患，思之自覺一笑者多。故每於動時闔眼而定之。

朝鮮王朝官方：王以剛毅濬哲之資，有廣大博厚之德，孝悌通於神明，精誠貫於金石。而自升儲位，備嘗艱險。凶逆之所以危動者萬端，王素患難，行乎患難，不失其道。賴太母之聖慈、景廟之仁愛，獲免於難，而群凶稔惡，暗地醞釀，竟至滔天之禍。自辛壬至乙亥，上下三十餘年，逆變屢起，人心震蕩。王默運神籌，隨機制變，陽舒陰慘，鹹得其宜。克戡大難，而斂然若無所事。益勵聖志，益修聖德，克儉於家，克勤於邦。敬天法祖，尊賢重道，崇名節而正風教，諴三緘其口小民而保世臣。發號施令，如風動而草偃。逮至季年，淫朋自消，禍亂不作。會極之治，至乎從欲，朝野寧謐，民生安樂。歲有屢豐之祥，人無扎瘥之嘆。至化肸蠁，駸駸乎三古之盛。所謂‘殷憂啟聖、多難固邦’者，詎不信諸？臣謹稽古昔舜納於大麓，疾風雷雨不迷而卒有天下；禹治洪水，八年於外，手足胼胝，而終為夏祖。王之大德神功，巍乎煥乎！將與舜、禹同其傳而無極，天之所以玉成我王，其不在斯歟？其不在斯歟？嗚呼希矣！（領議政金陽澤撰元陵志文）

雍正帝：柔懦無能，權移於下。

乾隆帝：朝鮮國王李昑，謹守藩封五十餘年，恭順事上，慈愛撫民，深為可嘉。忽聞患病溘逝，朕心不勝軫惻。

林泰輔（日本學者）：英祖、正祖二君，於李朝歷代中，實可謂出類拔萃者。不幸承黨爭之後，其餘弊不易掃蕩。雖勞心苦志，收效甚微。然有一層之進步，則可無疑也。

菊池謙讓（日本記者）：英宗時期，外無強鄰之患禍，內保儒林之平穩，文運漸漸復興，以至於李氏朝鮮之文化發展至前代無比之隆盛。

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朝封建統治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發生深刻矛盾的時期，英祖繼承了王位。他具有剛毅的性格，在一七二四年到一七七六年他的統治時期，為了加強正走向衰弱的封建統治，實行了各種改革。

李丙燾：英宗秉性謹嚴，且富果斷力。對於秉性不良的庄獻世子，曾取超出人情之非常處置。為要根絕黨爭，曾採用所謂“蕩平策”；並注意民政，獎勵農桑，禁止奢侈，並立“均役法”。此外，曾命文臣編纂《續大典》《續兵將圖說》《續五禮儀》《國朝樂章》和《文獻備考》等書。

金滋炫（美籍韓人學者）：英祖相信，聖人君主的修辭和思想將提供給他處理朝廷和社會需求的有效手段，他對聖人君主的追求就是基於這種信念。他的這種追求的成效，首先取決於能否說服他的官僚和臣民認真對待他的意圖。在這方面，英祖似乎成功了。他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在位52年之久，是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在此期間，他堅持不懈地塑造了一個聖人君主的形象，使官僚屈服於他的道德優越性。他對人民的持續關心似乎贏得了人們的感激和讚賞。他晚年走上街頭時，人們自發地歡呼起來，這在李氏朝鮮是非常罕見的現象。或許更重要的是，英祖的追求可以通過他在處理那個時代的具體社會和政治問題時如何有效地運用聖人君主的修辭和理念來評價。他統治下的18世紀的朝鮮通常被認為是和平和繁榮的。李朝社會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因採用新儒學（程朱理學）的社會政治制度而引起的矛盾。……然而，英祖朝的政治風氣絕不是寬容的。圍繞文明的定義、李朝君主在變動的世界秩序中的作用等問題而展開朋黨之爭，後來愈演愈烈。……他對朋黨的遏制政策，確實徹底杜絕了朝廷內部的流血事件。然而，朋黨之間的仇恨根植於數代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之中，根植於人類的情感之中，不可能因王室對烏托邦和諧理想的呼籲而得到平息。除此之外，英祖還得面對弒兄罪人的指控。1728年的叛亂（李麟佐之亂/戊申亂）就是在這一口號下進行的，也許是那些在他即位后失去權力的人提出的。即使在1728年之後，也一再有人拋出這項指控以使叛亂正當化。因此，如果朝廷官員不流血，反賊就會層出不窮。英祖似乎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付出代價。他的個人生活方面，在與他唯一的兒子和繼承人思悼世子的關係中，英祖付出了最昂貴的代價。英祖作為一個凡人，在複雜的現實中尋求實現聖人君主的理想，他的矛盾和困難似乎在他與兒子的糾葛中得到體現。

宋贊植（韓國學者）：英祖對自己的母親身份低賤有很深的心結，而且還蒙受了毒殺異母兄景宗的嫌疑，甚至還傳聞他不是肅宗的兒子，終於經歷了想把他拉下馬的戊申亂。也許是因為這樣的環境，英祖有時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表現出異常行為的性格障礙。他對不同的子女表現出極端的愛憎，最終引發思悼世子的鬱火病，招來父子之間的矛盾。在朝廷的人事問題上，他也隨著自己感情起伏，把微不足道的失言看得很重。甚至時常出現將三相（領、左、右議政）同時罷職、第二天就予以復職的情況。這種傾向隨著年齡增長而日益嚴重。儘管他有這些個人缺點，但英祖還是克服了逆境，確立了作為君主的地位，並且按照“蕩平”來穩定政局，在此基礎上，從統治之初就應對日益顯著的朝鮮王朝社會經濟的變化，通過解決民生問題來收拾民心，使各方面都迎來複興期，是一代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