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之役

1619年薩爾滸之戰后，明朝對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力大為下降，女真族的后金政權開始強大起來。1627年，后金君主皇太極遣兵入侵朝鮮，朝鮮被迫與后金議和，與后金結盟。但當時朝鮮由親明的西人派執掌政權，依然保持與明朝的關係，收留明朝戰敗逃至朝鮮的將領，對后金持敵對態度。

1627年丁卯（明天啟七年，朝鮮仁祖五年，后金天聰元年）正月初八，皇太極以朝鮮“助南朝兵馬侵伐我國”、“窩藏毛文龍”、“招我逃民偷我地方”、“先汗歸天……無一人吊賀”四項罪名，對朝鮮宣戰。他命阿敏、濟爾哈朗、岳托等人率軍東征，阿敏率領三萬餘騎渡過鴨綠江，攻佔義州，濟爾哈朗則率領大軍進攻毛文龍駐紮的鐵山，毛文龍退居皮島。阿敏認為皮島隔海相望，沒有水師，無法進攻，而義州則被后金輕易攻取，說明朝鮮防禦力量很弱，足以取勝。因此，后金把進攻目標轉為朝。阿敏率領大軍南下，一面放兵四掠，一面以待朝鮮請和。仁祖得到后金大軍南下、定州失守的消息，驚恐萬狀，將后妃送到江華島避難。阿敏部將乘勝前進，先後攻佔安州、平壤，至中和乃停止前進，駐營安扎。此時仁祖也已逃往江華島，並命使臣到后金營中投書求和。雙方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朝鮮迫於后金的軍事壓力，基本上答應了后金提出的入質納貢、去明朝年號、結盟宣、約為兄弟之國等要求，惟有永絕明朝一條不同意。最後阿敏讓步，向朝鮮表示“不必強要”。三月初三，仁祖率領群臣和后金代表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華島焚書盟誓。雖然阿敏在盟誓上署名了，但是對朝鮮誓文不滿意，便令八旗將士分兵擄掠三日，使朝鮮京畿道海邊一帶“盡成空壤”。隨後后金撤軍到平壤，奉皇太極命令不再後撤，揚言“大同江以西，不可復還”，又逼迫朝鮮簽訂了平壤誓約，在中江、會寧開市、索還后金逃人、追增貢物。這次入侵，在朝鮮歷史上被稱為“丁卯胡亂”或者“丁卯虜亂”。

丁卯胡亂之後，后金和朝鮮的兄弟關係並不和睦。后金軍一退，朝鮮馬上向明朝“疏奏被兵情節”。崇禎帝在答詔中對朝鮮被迫與后金媾和的行為表示諒解，同時表彰朝鮮“君臣大義，皎然日星”。1629年，袁崇煥為議和誘殺桀驁不馴的毛文龍，為朝鮮除去一害，同時也為滿清攻明和朝鮮掃除了後顧之憂，使登萊巡撫袁可立經營數年的登萊防務土崩瓦解。而在與后金的交往中，朝鮮多次表現出厭惡、不情願的情緒。邊境開市，被朝鮮以邊地殘破、百姓乏食為由一再拖延，定期交納的貢物，朝鮮也找一切機會削減其數額。明朝孔有德自山東叛逃后金，皇太極命朝鮮助以糧餉，朝鮮非但拒絕，而且還幫助明朝追殺。皇太極一度對明朝採取和平攻勢，要朝鮮從中調停，朝鮮看出后金求和之意不誠，加以此舉雙方關係日益僵化，終於釀成了又一場戰爭。

1628年，朝鮮依據與后金的協議，開市於中江。同年，因毛文龍被袁崇煥處決導致明軍陷入混亂，皇太極計劃趁機進攻明朝，向朝鮮徵調兵船。朝鮮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後才接見后金的使臣，並對他說：“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船殆不可藉也。”

1632年，皇太極派巴都禮、察哈喇等人前往朝鮮頒定貢額。仁祖僅同意貢獻貢額的十分之一，推託說金銀、牛角不是朝鮮的特產，拒絕獻出。皇太極大為光火，於次年致書仁祖，責其減歲幣額，並竊葠畜、匿逃人之罪，欲罷遣使，專互市。朝鮮索性拒絕同后金在會寧城的互市。此後又多次拒絕互市，並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白馬等十二城，以加強對后金的防備。

1635年，皇太極攻察哈爾，林丹汗之子額哲獻傳國玉璽投降。皇太極準備稱帝，遣使通報朝鮮。朝鮮將后金使臣囚禁，宣布不承認1627年的城下之盟。使者逃回后金，報告皇太極，皇太極大為光火。

朝鮮內情

天啟三年（1623年，天命八年），李倧通過宮廷政變（仁祖反正）登上王位，是為朝鮮仁祖。仁祖政權標榜“崇明排金”，因此從一開始就將防備后金視為頭等大事，然而一籌莫展。當時，朝鮮兵力嚴重不足，兵額名義上為18萬，實則6萬。 仁祖即位后，實施號牌法，要求16歲以上男丁佩戴號牌，加緊對人口的控制，以擴充兵力。天啟七年（1627年，天聰元年）號牌法中止時，朝鮮擁有兵力約10萬。 此外還有“束伍軍”（類似預備役）9萬餘人，武科參加者（“出身”、“武學”）及雜色軍兵4-5萬人。 但由於朝鮮的社會生產力在壬辰倭亂時遭到極大破壞，仁祖即位后仍未恢復，糧餉不足也成為一大問題，仁祖剛即位時，戶曹判書李曙稱朝鮮朝廷一年收入10萬石，而支出11萬石，“經費猶且不足，有何余儲以備軍需？” 這種窘況到丙子之役時也沒得到根本性改善。此外，朝鮮文恬武嬉，即使經過丁卯之役，依然“上下苟安，大官、小官悠悠泛泛，諸臣之會備局者，詼諧、吸南草而已，閫帥之倚轅門者，擁妓、縱酒肉而已”，意思是朝鮮上下苟且偷安，大小官員無所作為，備邊司重臣聚在一起，抽煙打趣，邊疆將帥則整日漁色嫖妓、喝酒吃肉。仁祖依賴反正功臣集團維持政權，放任反正功臣欺壓民眾、兼并土地，朝鮮百姓說：“在廷權貴之臣與廢朝（光海君）異者，只是面目耳！” 朝鮮也缺乏將材，仁祖初年的都元帥張晚感慨“武將無一人知兵者，只知以賂做官而已”。 因此朝鮮大臣鄭忠信自嘲“無兵之國” ，皇太極也常稱朝鮮為“兒女之國”。 

在戰略方針和武器裝備方面，朝鮮自宣祖以來就確立了對女真的守城為主、配以火器的前沿防禦戰略。到了仁祖朝，由於丁卯之役時沿路諸城相繼失守，所以戰後調整為讓出大路、修築山城、配以火器的縱深防禦戰略，如移義州於白馬山城、移平壤於慈母山城、移黃州於正方山城、移平山於長壽山城，同時強化江華島（江都）和南漢山城兩大要塞的防禦工事（因漢城較大，難以防守）。這種戰略的目的在於堅壁清野、設險守城、打持久戰，等待勤王兵或明朝外援的到來或者敵軍久攻不下而主動撤退。但皇太極對這種戰略不屑一顧，在開戰前夕警告朝鮮：“貴國多築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扞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躪八路，其可以一小島為國乎？” 此外，朝鮮的這種戰略所倚靠的是火器，尤其是鳥銃，而火器又依賴從明朝輸入的硫磺、硝石等原料。崇禎五年（1632年，天聰六年），明朝擔心朝鮮資敵，遂對朝鮮實施戰略物資禁運，停止每年向朝鮮例售的3000斤硫磺、硝石，給朝鮮造成莫大困難。直到丙子之役爆發前一天，朝鮮派到明朝的最後一次朝天使團——金堉為首的冬至使，仍在北京呼籲解除對朝鮮的硫磺、硝石之禁。 除了火藥不足，朝鮮也缺乏甲衣，元帥金自點曾說：“我國甲衣極少，遇賊必敗。”

后金（清）內情

天啟七年（1627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極登上后金汗位，是為清太宗。他在位時，勵精圖治，實行改革（參見詞條皇太極新政），對內強化中央集權，樹立起自己的絕對權威；對外東征西討，確定了征服明朝、一統天下的宏大目標。從丁卯之役到丙子之役的十年時間裡，皇太極完成了幾件大事：一、統一族稱為滿洲，標誌著一個新興民族完成整合；二、平定漠南蒙古，西拓疆土；三、三次入塞侵略明朝，掠奪大量人口與物資；四、發動大凌河之戰，取得重大軍事勝利，不僅拔掉了明朝在遼西的一個要塞，還獲得了圍城作戰的寶貴經驗。在這段期間，后金還有一個重大的收穫是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將攜紅夷炮來投，既得到了大量先進武器，又獲取了火炮操作和瞄準技術，並由此開創出漢人炮兵與滿蒙步騎兵協同作戰的戰術。

清軍東征

崇禎九年（1636年，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極命兵部貝勒岳托召集眾臣於篤恭殿，宣布將親征朝鮮，以懲其“敗盟逆命”之罪，要求每牛錄各選騎兵15人、步兵10人、護軍7人、共甲32副，昂邦章京石廷柱所統漢軍每甲士1人箭50枝，甲12人備長槍1桿，2牛錄備雲梯、挨牌各1副，並備齊各種器械及馬匹，攜半月行糧，於二十九日集合。 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皇太極祭告天地、太廟，“告征朝鮮之由”，列舉了朝鮮在薩爾滸之戰時“助明來侵”、在遼瀋之戰後“招誘遼民”、在丁卯之役后“屢敗盟誓”等罪狀。 十二月一日，外藩蒙古的兵馬趕到盛京會合，參與討伐朝鮮。 皇太極安排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盛京，武英郡王阿濟格駐牛庄、饒余貝勒阿巴泰駐海城，以防備明軍。 翌日，皇太極祭堂子誓師，正式出發。 其部署如下表：

李倧逃亡

十二月三日，馬福塔、勞薩等率領300名偽裝成商人的清軍率先從沙河堡（今遼寧鞍山沙河街道）出發。 十二月八日（1637年1月3日），這支清軍渡過結冰的鴨綠江，揭開了丙子之役的序幕。 朝鮮軍龜縮在山城，不敢阻截，致使清軍前鋒部隊一路高歌猛進，如入無人之境。 十二月十二日，朝鮮朝廷接到義州府尹林慶業驚呼鴨綠江邊“賊兵瀰漫”的馳啟（急報），但未引起足夠重視，判斷只是清軍在邊境耀武揚威的“脅和之計”而已。 十二月十三日，都元帥金自點馳啟：“賊兵已到安州。”朝鮮仁祖這才緊急召見大臣，商討對策。領議政金瑬主張火速徵兵，並請仁祖臨幸江華島，但仁祖還是認為清軍不會深入，金瑬堅持請求，仁祖才勉強答應，但不同意世子分朝。同時奪情起複沈器遠為留都大將，留守漢城。 

十二月十四日，朝鮮朝廷接報清軍前鋒已過開城，仁祖終於“定去邠（周太王去邠遷岐以躲避戎狄的典故，指遷都）之議”，安排金瑬之子金慶征、李敏求等護送世子嬪姜氏（愍懷嬪）和鳳林（後來的朝鮮孝宗）、麟坪兩大君以及廟社神主先行出發。 史稱其時“上下皇皇，罔知所為，都城士大夫扶老攜幼，哭聲載路”。 未時，仁祖及昭顯世子等出發前往江華島，剛到崇禮門（南大門），就聽說清軍前鋒部隊已抵達漢城西郊的弘濟院，朝鮮訓練都監將官李興業率領的80多人（一說60多人）的小股騎兵被清軍擊敗。 吏曹判書崔鳴吉請求去清營周旋以緩師，仁祖同意，崔鳴吉和都承旨李景稷便設宴歡迎馬福塔、勞薩等，仁祖一行趁機轉進漢城南四十里的南漢山城。 翌日清晨，仁祖在金瑬等人的勸說下打算從南漢山城前往江華島，然而風雪甚緊，一路顛仆，被迫折返南漢山城，其後仁祖擔心中途被清軍俘虜，聽從南漢山城守御使李時白的建議，不再考慮逃往江華島，決定死守南漢山城。 南漢山城防守部署是：

● 訓練大將申景禛，負責東城望月台；

● 總戎使具宏，負責南城；

● 守御使李時白，負責西城；

● 軍器寺提調李曙（后因病，改以御營大將元斗杓），負責北城。 

十二月十五日，崔鳴吉從清營回來，轉告了馬福塔等提出的王弟與大臣（指政丞級別的大臣）為人質的議和條件，於是仁祖派遠房王族李偁冒充王弟、刑曹判書沈諿作為大臣前往清營。 清軍逼問兩人是否是真王弟、真大臣時，沈諿不敢回答，遂被清軍識破，在清營中的朝鮮使臣朴蘭英堅稱二人為真，為清軍所殺，清軍揚言必須送出世子才能議和。 十二月十七日，仁祖派左議政洪瑞鳳、戶曹判書金藎國、都承旨李景稷前往清營，清方還是堅持必須世子出來當人質，仁祖本有意答應，但遭到禮曹判書金尚憲、駙馬東陽尉申翊聖和台諫兩司（司憲府、司諫院）為首的斥和派官員的堅決反對而未果，雙方首次交涉就此破裂。 

南漢攻防

十二月十六日，皇太極緊接著派遣的多鐸、岳托等人所率部隊與馬福塔會師，初步包圍南漢山城，“立柵困之”。 仁祖面對這種局面痛心疾首，曾哭著對群臣說：“三百年血誠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逢廢朝（光海君）時所未有之事，諸卿諸卿，此何為哉？當倫紀斁滅之時，幸與當時立節之諸賢為此撥亂之事業，居人君之位、行人君之事者，今十四年矣。豈料終歸犬羊禽獸也哉？然諸卿有何所失？緣予薄劣無狀，致有此罔極之變也。諸卿諸卿，奈何奈何！” 十二月十八日，仁祖出行宮南門，頒布教書，宣布“君臣上下，同守一城，和議已絕，唯有戰耳”，正式確立了“戰守”的方針。 其後他拒絕了清軍使者的和談要求 ，並主張趁清軍尚未完成包圍之際“宜一番決戰”。 從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朝鮮軍屢次出城作戰，主要有：

● 十二月十八日，北門大將元斗杓率軍出戰，殺清兵6人 ；

● 十二月十九日，總戎使具宏募炮手出城邀擊清軍，殺清兵20人（一說5、6人），奪取馬匹 ；

● 十二月二十一日，御營別將李起榮率兵出西門，殺清兵10餘人，東門大將申景禛亦出戰 ；

● 十二月二十二日，北門御營軍殺清兵10餘人，東門大將申景禛殺清兵30餘人，幾次出戰，朝鮮軍只陣亡5、6人 ；

● 十二月二十三日，自募軍出戰，殺清兵約50人 ；

● 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兵400人出戰，斬獲頗多 ；

● 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兵600人出戰，至山城下平地，清軍不接戰，日暮，體察使金瑬傳令收兵，清軍趁機奇襲，別將申誠立以下數百人陣亡。 

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慘敗后，“城中大震，上下色沮”，加上清軍主力已經趕到，朝鮮遂喪失鬥志，龜縮城中，不敢主動出戰。 當時南漢山城有兵13000多人，所儲糧食還可以支撐到二月下旬。 《東國輿圖》中的南漢山城圖

此前，皇太極已於十二月十日率右翼軍進入朝鮮境內，郭山、定州等地朝鮮軍民迎降，皇太極命順民剃髮。 十三日，命杜度擄走皮島鄰近地區的所有朝鮮人。 十五日抵達安州，平安兵使柳琳在此堅守，皇太極並未強攻，而是曉諭柳琳之後繼續南下。 途中在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接到多鐸關於朝鮮王退守南漢山城的報告，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急派增援兵力，二十六日派筆帖式吳達禮等前去敦促後衛杜度“速攜紅衣、大將軍炮及一切火器前來”。 皇太極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渡過漢江，在南漢山城西側設置御營，同時命固山額真譚泰等攻取漢城，搜捕朝鮮軍人，掠奪財物牲畜。 翌年正月四日，移御營於漢江北岸，同日，三順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烏真超哈的金玉和攜火炮抵達南漢山城。 正月十日，率左翼軍南下的多爾袞和豪格等抵達御營，向皇太極彙報這段時間的戰果。 同日，杜度等帶著包括紅夷炮在內的火藥武器與重裝備抵達清軍陣營，切斷南漢山城的內外聯絡，徹底完成了對南漢山城包圍。 

圍點打援

仁祖君臣被困在南漢山城期間，亦寄希望於朝鮮八道勤王兵來援救，遂於十二月十七日頒布教書，稱自己是為了固守與明朝的君臣大義才遭清軍入侵，號召諸道士民也要對國王盡君臣之義、起兵勤王。 十二月二十一日，有定居朝鮮的女真瓦爾喀人投奔清軍，報告了此情報，於是多鐸派阿爾津、色勒前去堵截朝鮮勤王兵。 從十二月到翌年正月，各路朝鮮勤王兵被清軍先後擊退，“赴難之兵，一無成功者”。 金自點、沈器遠等退守京畿道楊根郡之迷原（又作薇原、薇園）縣，按兵不動，試圖聚合大軍后反攻。朝鮮平安道觀察使洪命耇、慶尚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栐、忠清兵使李義培等文武大員陣亡，但清軍高級將領揚古利亦遭朝鮮伏兵用鳥槍擊斃。其戰況如下表：

折衝樽俎

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後，朝鮮君臣龜縮於南漢山城中，不敢出戰，皇太極亦率清軍主力趕到，加緊構築對南漢山城的包圍網，重啟議和再次成為朝鮮仁祖的選擇。正月初一，清方拒絕了朝鮮方面送來的賀年禮物，但向使臣傳話說明天再來，留下了協商的餘地。 正月二日，洪瑞鳳、金藎國、李景稷被派往清營，返回後轉達了皇太極的“詔諭”，在該“詔諭”中，皇太極強調戰爭爆發的責任在朝鮮一方。 正月三日，洪、金、李三人赴清營送去崔鳴吉撰寫的國書，對前一日皇太極的責難進行辯解，並懇請皇太極原諒朝鮮，撤退清軍，恢復丁卯之役后的“兄弟之國”狀態。 但皇太極對仁祖的國書不予答覆，雙方在此後十天的時間裡沒有任何接觸。

南漢山城守御使——李時白

此時清軍已將南漢山城圍得水泄不通，諸道勤王兵又被各個擊破，朝鮮朝廷被迫於正月十一日寫出國書，繼續之前的訴求，次日派洪瑞鳳、崔鳴吉、尹暉等送到清軍陣營。 清方先以日暮為由不受，第二天洪瑞鳳等又來，清方才接受這封國書。 但皇太極對這封國書還是不予答覆。仁祖非常焦急，便於正月十六日又派洪瑞鳳、崔鳴吉、尹暉三人去清營，詢問皇太極的態度。負責對朝交涉的英俄爾岱說：“若無新語，不須更來！”暗示朝鮮必須先向清朝稱臣方可和談，此外還透露清軍將進攻江華島。 同日，清軍在望月峰下樹起一面寫有“招降”二字的白旗，不過被大風吹斷。 

正月十七日，皇太極終於答覆朝鮮，對朝鮮的辯解逐條駁斥，要求仁祖做出抉擇：“欲生耶，亟宜出城歸命；欲也也，亦宜亟出一戰！” 正月十八日，皇太極又派人到南漢山城下喊話，敦促朝鮮國王儘快出城，否則將於十九日或二十一日決戰。 仁祖看出了皇太極的這道“詔諭”雖然措辭嚴厲，但“亦有容許之意”，故決定繼續交涉。然而，朝鮮主和派與斥和派的對立已經白熱化，崔鳴吉寫出國書，言辭卑屈，大意是婉拒出城，希望能“城上拜天子”（指高句麗安市城主在城上拜送唐太宗之故事，崔鳴吉認為清朝不知此事 ）。金尚憲看到國書稱皇太極為“陛下”（意味著兩國變為君臣關係），痛哭流涕，撕掉國書，崔鳴吉重寫時不得不刪除“陛下”兩字，當天和洪瑞鳳、尹暉一起送到清營，英俄爾岱、馬福塔不受。 第二天，朝鮮方面在國書中加了“陛下”兩字，由右議政李弘胄（洪瑞鳳稱病）、崔鳴吉、尹暉再次送去，但英俄爾岱、馬福塔堅持要求朝鮮國王出城，雙方爭執不下。 正月二十日，皇太極又下達“詔諭”，在“出城歸命”之外拋出了“縛送斥和臣”的條件，仁祖表示無法接受。 翌日，仁祖派李弘胄等送去答覆國書，雖然這封國書明確向皇太極稱臣，但還是婉拒了國王出城和縛送斥和臣這兩個條件，英俄爾岱、馬福塔等拒受國書，雙方不歡而散。 

最後一擊

正月二十二日，清軍用車載著82艘（一說44艘）舢板小船，在多爾袞的率領下進攻江華島。當時，朝鮮的廟社神主、世子嬪、兩大君、元孫等王室人員及大臣家眷都藏身於江華島，負責防務的是江華留守兼舟師大將張紳，守島兵力約1000人。此外，島上還有檢察使金慶征、副使李敏求，不過兩人並無兵權。江華海峽（鹽河）被視為天塹，當時還浮著冰，所以儘管清軍早就放出攻取江華島的風聲，朝鮮朝廷也徵發諸道水師防備江華海峽，但朝鮮人都認為這是清軍虛張聲勢。 江華留守張紳也“謂虜不能飛渡”，有人勸他加強防備，他就斥其膽怯。 二十二日上午，多爾袞發動渡海作戰，直指江華島北面朝鮮守軍防備虛弱的甲串津。張紳率軍乘27艘板屋船從廣城鎮北上，忠清水使姜晉昕亦率7艘板屋船從燕尾亭南下，企圖攔截清軍。不料由於退潮的緣故，張紳所率水軍在離甲串津數百步處的海域停滯不前，姜晉昕所率水軍雖能南下，卻因多爾袞連放紅夷大炮而迅速敗退，姜晉昕亦負傷。中午時分，清軍成功登陸船船。由於江華守軍都被張紳調走，張紳水軍又因退潮而動彈不得，所以江華島輕易落入清軍手中，只有朝鮮中軍黃善身率113人抵抗清軍，旋即戰死。鳳林大君也帶著勇士試圖抵抗而未果，最終交出江華府城，向多爾袞投降。前右議政金尚容在江華府城南門引爆火藥自殺，其餘包括世子嬪、兩大君、元孫等在內的240多名朝鮮王室人員、大臣及其眷屬成為清軍的俘虜。二十五日，多爾袞帶著戰俘離開江華島。 

正月二十三日夜，清軍襲擊南漢山城，被南漢山城守御使李時白擊退。 其後，清軍連日向南漢山城發射紅夷炮，對朝鮮施加壓力。時人記載：“炮丸大如鵝卵，或有如小兒頭者，能飛越岡巒，亂觸宮墻，聲震天地，晝夜不絕，城中之人，比比中死，堞所觸皆崩潰，人心因此大洶”。 二十三日，朝鮮已決定交出斥和派大臣，翌日，洪瑞鳳、崔鳴吉、尹暉送國書於清營，然而國王出城一事仍不肯就範。 二十五日，英俄爾岱、馬福塔退還朝鮮國書，並向崔鳴吉等發出最後通牒，說皇太極即將回國，如果國王再不出城，就不會再有和談的餘地了，同時告知諸道勤王兵已被清軍各個擊破的消息。 二十六日上午，受不了清軍紅夷炮的朝鮮守城將士嘩變，來到行宮門外兵諫，要求立即交出金尚憲等斥和派大臣。 仁祖企圖讓世子出城來緩解壓力（此前世子曾多次請求代父出城，未獲允許），便派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前往清營，告知世子將出城。英俄爾岱說：“今則非國王親出，決不可聽！”隨即將大君手書和兩個大臣的狀啟遞給洪瑞鳳等，江華島失守的噩耗這才傳入南漢山城，“城中莫不痛哭”。 江華島失守成為壓垮仁祖的最後稻草，當晚就決定出城投降。二十七日，仁祖派李弘胄、金藎國、崔鳴吉送去了願意出城向皇太極投降的國書，並希望清方能保證人身安全。 二十八日，仁祖及金瑬、崔鳴吉等從金尚憲、鄭蘊、尹煌等十多名自首的斥和派大臣中挑出了弘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二人，準備交給清朝（翌日由崔鳴吉、李英達帶去清營）。 當晚，英俄爾岱、馬福塔來到南漢山城南門，按明使給朝鮮陪臣敕書的方式將戰時皇太極對朝鮮的最後一道“詔諭”遞給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皇太極在“詔諭”中宣布赦免仁祖之罪，並提出了如下幾條議和條件：

● ● 繳納明朝誥命、冊印，斷絕對明朝的宗藩關係，停用明朝年號，遵奉大清正朔；

● ● 納世子及另一王子為人質，諸大臣亦須齣子弟為質；

● ● 朝鮮有協助清軍攻明的義務，當務之急就是配合清軍攻取皮島；

● ● 每逢清朝聖節、正朝、冬至及皇后、皇太子千秋節，朝鮮須按朝賀明朝的舊例來奉表朝賀；

● ● 朝鮮俘虜渡過鴨綠江后，如果逃回，朝鮮必須送還，不得收留，但可按俘虜本主意願贖回；

● ● 朝鮮須與清朝貴族聯姻；

● ● 朝鮮不得再修繕新舊城池；

● ● 朝鮮須送還朝鮮境內所有瓦爾喀人（朝鮮稱兀良哈）；

● ● 允許朝鮮繼續與日本貿易，朝鮮須協助清朝聯絡日本；

● ● 朝鮮不能再與圖們江外的瓦爾喀人貿易，如果遇到瓦爾喀人，必須扭送清朝；

● ● 規定歲貢數額。 

隨後兩國使臣交涉了朝鮮國王出城投降的細節問題及繳納明朝敕印和攻擊皮島等事宜。仁祖對這些苛刻的條件非常不滿，說：“有如此難從之言，而其可甘心受之耶？”洪瑞鳳勸道：“稱臣奉朔之後，則更無可為之事。今日之勢，少無以兵力擊卻之路，亦將奈何哉？”“今日之權，都在於彼，勢難爭阻矣！”朝鮮遂只能無條件接受。

朝鮮降清

崇禎十年（1637年，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2月24日），在漢江南岸的三田渡所築受降壇上，皇太極接受了身穿藍染衣的仁祖對他所行的三跪九叩之禮，標誌著朝鮮臣服於清朝（兩年後立大清皇帝功德碑於此），史稱“丁丑下城”。隨後，仁祖登上受降壇，坐在東側，接受皇太極所賜酒肉，下壇后又穿上皇太極所賜的貂裘，再次謝恩，並命李景稷獻上明朝所頒國印。 當天，許多朝鮮被俘男女看到仁祖后痛哭著說：“主上何忍使吾輩至此耶？朝廷士大夫分黨交爭，不恤國事，以至於此，而朝士之誤國者晏然如平昔，徒令無辜百姓受此繫纍之慘，願主上念之，拯濟於水火之中矣！”仁祖目睹這一幕，“俯視流涕”。 二月一日，仁祖和百官返回漢城。

二月二日，皇太極班師歸國，留下貝子碩託及三順王攻打皮島。皇太極在班師途中下令“勿得劫掠降民” ，但朝鮮方面有記載稱清軍撤退時“搶掠之患，甚於來時”。 二月八日，多爾袞押送朝鮮人質王世子李𪶁夫婦和鳳林大君李淏夫婦及180多名隨從官員、下人和家屬出發。二月十二日，斥和派大臣平壤庶尹洪翼漢被平安都事奉仁祖教旨逮捕，押赴盛京，他與之前被交給清軍的尹集、吳達濟二人皆被處斬，史稱“三學士”。 

皮島失守

丙子之役爆發之初，明朝通過遼東前線的偵探兵獲知清軍侵入朝鮮的消息，十二月九日由遼東巡撫方一藻奏聞明廷，崇禎帝即刻指示兵部擬定相關對策。 但從遼東逃回的漢人卻說清軍在朝鮮大敗。二月十五日，崇禎帝責成東江總兵沈世魁、沿海總兵陳洪範“確偵飛報，並奮銳設奇，協援屬國，務伐狡謀，不得延諉取咎”。 隨後幾天里，明朝就得到了朝鮮戰敗、國王困守南漢山城的消息。但沈、陳兩將遲遲不行動，崇禎帝在三月十二日催促陳洪範趕緊出師皮島，與沈世魁會合，“協力出奇，相機截剿”，以救朝鮮。三月下旬，陳洪範才終於率軍東援朝鮮。 四月五日左右，明廷終於從登萊巡撫楊文岳的奏報中得知“屬國被陷”、朝鮮降清。 崇禎帝無可奈何地感慨道：“屬國世稱忠義，力屈降奴，情殊可憫。”指示護送朝鮮使臣金堉一行平安回國。 四月八日，清軍聯合朝鮮軍渡海奪取皮島，沈世魁戰死，駐島明軍和東援明軍大部被殲，丙子之役的餘波也至此終結（參見詞條皮島海戰）。

戰後賞罰

丙子之役結束后，朝鮮仁祖嘉獎並犒賞了南漢山城將士，專門為扈從人員開設科舉。 同時懲罰了江華島和各路勤王兵指揮官，因張紳、金慶征皆屬仁祖反正功臣且為重臣子弟（張維之弟、金瑬之子），故賜死而不處斬，姜晉昕及其麾下虞候邊以惕則處斬，此外還流放金自點、沈器遠、申景瑗、趙廷虎、李時昉、沈演、李敏求等，這些人基本上在不久后都被重新起用。皇太極亦對丙子之役（包含皮島海戰）中的將士功過分別加以賞罰，其中提到皇太極御營附近出現天花患者、並且有多人因未出痘而擅離朝鮮，這可能是戰爭期間清朝急於逼迫朝鮮講和、提前撤軍的原因。

丙子之役的影響可歸納如下：

● 政治上，清朝與朝鮮從“平等”的兄弟關係變為君臣關係，朝鮮自此斷絕同明朝的宗藩關係，成為清朝的藩屬國，直到250多年後的甲午中日戰爭為止。隨著朝鮮臣服清朝及明朝東江鎮的崩潰，清朝徹底扭轉了建國以來三面受敵的不利局面，反而對明朝京師構築起包圍網，明清力量對比進一步向清朝傾斜。皇太極在丙子之役后得意地對明將沈志祥宣布：“蒙天眷佑，朝鮮已平，蒙古、瓦爾喀諸國皆附，今所存者，止明國而已” （此外還有黑龍江流域的索倫諸部尚未完全臣服，但對明清關係沒有影響，后皇太極通過索倫之役平定）。可見丙子之役使皇太極向一統天下的大業邁進一大步。

● 經濟上，丙子之役使朝鮮社會經濟雪上加霜，尤其是給朝鮮西北部造成極大破壞。當時朝鮮八道除慶尚道外的七道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兵禍（全羅道是朝鮮敗兵作亂）。 據說有50萬朝鮮人 （一說60萬以上 ）被清軍俘虜為奴隸，使朝鮮損失大量勞動力，為了贖回這些被擄人，朝鮮被迫向清朝支付贖金，在這些被擄人中，女性命運尤為悲慘（參見詞條還鄉女）。朝鮮還負有向清朝納貢的義務，其數量遠超丁卯之役時所定的“歲幣”，如每年黃金百兩、白銀千兩、茶千包、大小紙二千五百卷、大米萬包等，貢品類別達22種之多。 此外每逢清朝節日，朝鮮也要進獻賀禮，加上各種臨時索求，對朝鮮而言無疑是一大負擔，直到清軍入關后才逐漸削減。清朝既通過戰爭掠奪和朝鮮的貢物、贖金而增強經濟實力，又如願以償地解決了會寧開市的懸案，通過與朝鮮的貿易確保耕牛、農具、食鹽等物資供應。

● 軍事上，朝鮮從清朝的敵人變為清伐明的助手。丙子之役不僅解除了清朝的後顧之憂，粉碎了明的東江防線，而且從此朝鮮不再支持明朝，卻派兵、運糧參加對明戰爭，比如丙子之役后清朝就馬上調動朝鮮軍隊參加皮島海戰，松錦大戰時也調動1500名朝鮮兵攻打錦州。朝鮮雖在丙子之役中敗於清軍，但鳥銃卻成為少有的亮點，揚古利就死於朝鮮兵的鳥銃，成為清軍入關前陣亡級別最高的滿洲將領。朝鮮由此意識到“禦敵之具無過於鳥銃，雖有矢石，皆不如鳥銃之為妙” ，於是逐漸縮減殺手、射手在軍隊中的比重，大力培養炮手（鳥銃手）。清朝也通過丙子之役見識到鳥銃的威力，曾挑選1600名朝鮮俘虜在海州演習鳥銃。 清朝不僅將朝鮮炮手用於攻明，後來抵禦俄國（羅禪征伐）時也曾徵調朝鮮炮手，因此丙子之役也促進了清朝與朝鮮的軍事交流。

● 思想文化上，丙子之役對朝鮮的意識形態造成極大衝擊，刺激了朝鮮的小中華思想。背棄“君父之國”、向“夷狄”之君屈膝稱臣，被朝鮮上下視為奇恥大辱。因此，儘管朝鮮被清朝武力征服，但內心卻對清朝充滿鄙視和敵視，除了公家文書外，朝鮮基本不使用清朝年號，朝鮮國王也不用清朝謚號，丙子之役尤其是被清朝俘虜的李淏（朝鮮孝宗）即位后，朝鮮出現了北伐論，“復仇雪恥”的理念盛行於朝鮮統治階層，一復清滅南明之“仇”，二雪丁丑下城之“恥”，不過進入18世紀以後，“復仇雪恥”的理念逐漸退潮。 朝鮮英祖曾感慨：“南漢當日之恥，已盡忘矣。蠢蠢下賤，固不足責，而雖在士子，亦幾盡忘，豈非可慨也哉？” 進入19世紀，丙子之役給朝鮮人造成的心理創傷已遠不如之前那麼強烈，也遠不如壬辰倭亂。儘管丙子之役帶來的反清意識逐漸稀釋，但始終存在，而且淡化“反清”不意味著放棄“思明”，朝鮮人在承認現實的同時仍然秉持著明亡以來的“尊周思明”的理念，一直持續到近代。

2013年，韓國JTBC電視台《宮中殘酷史：花兒的戰爭》第一到第二集。

歷史評價

● 康熙帝：此等地方，太宗文皇帝定朝鮮之役，我兵無處不到。以已破之國，我朝為之重加營建，俾安堵如故。是以其國人於太宗文皇帝駐軍之地樹立石碑，備書更生之德，累世感戴，以至於今。且彼更有可取者，明之末年，彼始終未嘗叛之，猶為重禮儀之邦也。 

● 乾隆帝：島舟難恃書聲罪，妻子先俘服赦狂。頌勒三田糜踵頂，凱迎廿里載壺漿。 

● 朝鮮正祖：層巒疊石漢南城，西將台高可按兵。請看三田頑石立，當時奇計愧陳平。 

● 崔益鉉：倡為此說者，動引丙子南漢事曰：“丙子講和之後，彼此交歡，千里封疆，至今保磐石之安，今日與彼（日本）和好，何獨不然？”臣以為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丙子之講和，害義大矣，衣裳之人，不可立於天地之間矣。是故如文正公臣金尚憲、忠正公臣洪翼漢等，倡言排之，九死不改矣。然清人志在帝中國而撫四海，故猶能略效中國之伯主，假借仁義之近似，則是止夷狄耳。夷狄，人也，故即不問道理如何，若能以小事人，則彼此交好，式至於今，雖有不愜彼意者，有寬恕之量而無侵虐之患。至若彼賊（日本），徒知貨色，而無復毫分人理，則直是禽獸而已。 

當代評價

● 李鴻彬：“丙子之役”是以清的勝利朝的失敗而告終。它對清朝雙方，以及明王朝都產生深刻的社會影響，如果把“丙子之役”與“丁卯之役”的後果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重大變化。……總之，皇太極通過“丙子之役”，既控制了朝鮮，又削弱了明朝，為他實現入主中原的戰略總方針鋪平了道路。 

● 中國台灣三軍大學：朝鮮國受明朝厚恩，念念視明朝為天朝，恭順忠心無所不至，以此仇視后金，致皇太極兩次進征朝鮮之戰。朝鮮國君臣之報答明朝者，可謂至矣。尤其是第二次戰爭，明知不敵猶據正義以危亡不計相爭執，甘願為明之正朔犧牲，實為仁至義盡。反之明朝在此兩次戰爭中卻對不起朝鮮。如謂明朝因連年荒旱、流寇竄擾、外寇入寇京師，實為自顧不暇，然明自山東至朝鮮非遙，一帆之駛、一船之書，可以隨時抵達朝鮮國中，而明君臣對於為其出死力之屬國存亡，不加慰撫，是明朝社稷將亡主因之一。 

● 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由於國王為首的封建統治者的無能、苟且偷安以及他們的賣國投降，給祖國和人民帶來了重大的災難。封建統治者所信賴的明朝的支援並沒有得到，因為當時明朝已經衰弱，無力動員大軍攻打清朝，所以僅派遣登萊的總兵陳洪範以若干艦船支援朝鮮，可是又因風浪所阻，中途折回。另外，清侵略軍急速進攻，包圍南漢山城后，平安道、黃海道和江原道的人民立即與軍隊協力攻打敵人背後，一直想挽救南漢山城，但因為賣國統治者們立即投降，他們的愛國抗戰也沒有收到最後的成果。另一方面以鄭弘演為大將的全羅道人民的義兵部隊和以全湜為大將的慶尚道人民的義兵部隊最後也解散了。我們敬愛的金日成元帥曾指示說：“沒有掌握鞏固的政權，任何階級、任何人民、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未能取得勝利，這是人類歷史證明了的。”雖然朝鮮人民作了奮不顧身的鬥爭，但由於賣國統治者的背信投降，未能取得勝利。 

● 吳洙彰（韓國學者）：最言簡意賅地概括韓國對丙子胡亂的普遍認識，莫過於評價其為“自招的戰爭”。……以“丙子胡亂是朝鮮自招的戰爭”之說為代表的普遍觀念之所以流播，是基於對仁祖反正和仁祖朝統治集團的片面否定、對光海君外交政策的過高評價、對事明的朝鮮事大外交的否定。可以認定這是與對現實的批判意識掛鉤的。但是這種普遍觀念不僅沒有史實依據，而且也沒有揭示當時朝鮮政府應該從什麼方向來解決丙子胡亂的其他可能性。……主和、斥和的對立並非從根本上左右朝清關係的要素。所以，舉出主和論或斥和論以及兩者間的論爭來試圖解釋丙子胡亂的爆發，這種努力不能不與歷史狀況南轅北轍。 

參見：大清皇帝功德碑

清軍兵力

關於丙子之役期間的清軍兵力，清朝官方文獻並沒有具體記載。朝鮮的記載給出了幾個數字：

● 朝鮮致明將陳洪範之咨文中，稱清軍“真㺚（滿洲）七八萬、遼㺚（降清漢人）三四萬、蒙㺚二三萬軍，號二十萬”；

● 朝鮮官員管糧使羅萬甲《丙子錄》記載清軍“號二十萬，而其實十四萬也”；

● 朝鮮官員奉事南礏《南漢日記》記載“清兵自號二十萬，詳問於丁卯被虜諸人，則實七萬，蒙兵三萬，孔、耿兵二萬，合十二萬矣”。李肯翊《燃藜室記述》亦轉引。

總之，朝鮮方面得到的情報是清軍號稱二十萬，實數十餘萬。因此在朝鮮文臣李景奭撰寫的大清皇帝功德碑中，稱“皇帝東征，十萬其師”。現代韓國學者柳在城在編纂丙子之役戰史時，也是依據上述資料，推測滿兵78000人，漢兵20000人，蒙兵30000人，清軍兵力合計128000人。 

不過，這一數字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因為當時的清朝還不具有如此強大的動員能力。中國台灣學者黃一農認為，丙子之役中的清軍由7000滿兵、4000-5000外藩蒙古兵、7000漢兵（烏真超哈）、1900三順王兵（天助兵、天佑兵）組成，共計約20000名披甲軍士。 韓國學者丘凡真、李在璟進行了更細緻的考證，其結果是，當時八旗滿洲和八旗蒙古共有甲士2萬人，烏真超哈（漢軍）有甲士1萬人，三順王的天助兵、天佑兵約7000人。丙子之役時，皇太極投入滿蒙八旗1萬人參戰，烏真超哈全員參戰，天助兵、天佑兵約1900-2000人參戰，此外還有外藩蒙古各旗甲士12000人參戰，也就是說丙子之役期間的清軍正規兵力約34000人。如果加上隨軍廝卒（從仆）、阿哈（家奴）等人員的話，清軍所有人員可能達5萬之眾，但也不至於誇張到10萬以上。即便如此，丙子之役中的清軍規模在入關前也是非常大的，堪稱一場“總力戰”。 

和談內幕

丙子之役進行期間的朝清交涉，以正月十七日為節點。之前都是朝鮮主動乞和，清方或提出朝鮮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或乾脆不理，關閉和談之門。但到了正月十七日，卻是清朝主動催促朝鮮講和，並強調皇太極即將回國。朝鮮君臣對此亦大惑不解，仁祖斷言：“其所以忙迫者，必有以也。”有的大臣猜測清軍被朝鮮勤王兵打敗，有的大臣猜測明朝外援已至，有的大臣甚至認為皇太極壓根就沒來朝鮮，“其國內有隱憂，約日使還，故期限已迫，欲為速成而還”。雖然事實證明他們都沒猜對，但一致認為清朝突然急於同朝鮮和談是件不可思議之事，相信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內幕。 

韓國學者丘凡真結合後來皇太極懲罰丙子之役期間的有罪人員時提到御營附近發現了天花患者（固山貝子博和托麾下的索克什）一事，推斷正月十七日清方之所以一改之前對和談的消極態度、急於結束戰爭，原因就在於發現了御營附近的天花患者。他認為，皇太極本來的計劃是圍城70-80天，攻打江華島也預定於二月十五日以後。但正月十六日或十七日發現了御營附近有天花患者，而皇太極又是沒出過痘的“生身”，所以開始主動尋求和談，拋出兩個條件（國王出城投降、縛送斥和之臣），逼迫朝鮮就範。攻打江華島的時間也提前到正月二十二日。回盛京途中，皇太極不進入朝鮮任何城池，也避免同朝鮮人近距離接觸，四月十日朝鮮世子一行抵達盛京，皇太極也不接見，直到確認了沒有感染天花的風險后，才於閏四月五日接見了朝鮮世子一行。 

不取朝鮮

丙子之役期間，清朝方面對於是否吞併朝鮮，意見並不統一。英俄爾岱後來透露當時清朝諸將主張留下三道給朝鮮國王，其餘地方併入清朝，但皇太極以“語音不通，事理不當”而拒絕，從而保全了朝鮮的領土完整。 有學者認為皇太極不取朝鮮的意圖可能有如下幾個：①直接統治朝鮮會分散清朝對付明朝的精力；②皇太極企圖藉此以朝鮮為樣板，樹立仁義的形象，爭取其他未歸順地區的民心；③皇太極達成預期目標，適可而止；④皇太極希望朝鮮感念他的不滅之恩，以便朝鮮在明清爭奪天下的過程中站到清朝一方；⑤朝鮮及時放棄抵抗；⑥皇太極效法歷代傳統，尊重朝鮮的外藩地位，樹立其天下共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