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赫德

1835年2月20日，羅伯特·赫德出生於英國北愛爾蘭亞爾馬郡之波塔當，1853年畢業於貝爾法斯特之王後學院。

1854年5月（19歲）來華，先在香港接受見習翻譯的培訓，隨即被派往英國駐寧波領事館擔任翻譯；1858年被調到英法聯軍佔領下的廣州。

1859年辭去領事館的職務，參加中國海關工作，任廣州粵海關副稅務司。

1861年起代理李泰國（N. Lay，1832-1898）在上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職務。1863年11月30日正式接替擔任海關總稅務司。1864年赫德加按察使銜，成為清朝的正三品大員。

1865年，總稅務署從上海遷到北京（1929年遷回上海），從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晉陞布政使，官階從二品。1889年，升為正一品。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時，赫德在辦公室留下一張意味深長的便條后休假離職回國，但仍然掛著總稅務司的頭銜，直到三年後去世，由妻弟、副總稅務司裴式楷代理總稅務司一職。

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國白金漢郡的馬洛病逝，清朝追授他為太子太保。

羅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生於英國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西南之阿爾馬郡，1853年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學院畢業。1854年，英國外交部招考去中國服務的外交人員，由於成績優秀，赫德被免試錄用，分配到英國駐香港貿易督察處當翻譯學員。同年，又調至寧波領事館。

到中國之初，赫德主要任務是學習漢語。對於一般的翻譯來講，只要能夠熟悉基本語法，順利翻譯外交所需要的文本就足夠了，可是赫德卻對艱澀難懂的中國典籍產生了興趣。他通過自己的漢語老師，花了3420文錢買了《易經》、《孟子》、《詩經》、《大學》、《中庸》等書籍，並很快弄懂了它們的意思。隨著漢語水平的提高，他開始閱讀《紅樓夢》等文學名著，就連《聖諭廣訓》這樣官方發布的道德說教，他也能在一頁上花兩個小時，琢磨清楚所有辭彙的意思。可以說，赫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努力鑽研及深刻理解，為他以後在晚清官場的如魚得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858年3月，赫德奉命來到廣州，在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內任二等副翻譯。在這裡，赫德熟悉了清朝官場中的種種禮節和慣例，並以謙恭有禮、舉止大方得體和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與巡撫柏貴、勞崇光等人建立起良好關係。憑藉這種關係，赫德首次顯示了他搜集機密情報的能力。他在給英國駐華公使提交的備忘錄中，準確彙報了咸豐皇帝對各國公使進駐北京不滿、阻擋英法聯軍的任務將由僧格林沁負責等情報。

1859年，在勞崇光的邀請之下，赫德辭去領事館的工作，任廣州粵海關副總稅務司。

早在6年前的1853年，上海爆發了小刀會起義，英、法、美三國領事趁機攫取江海關（上海海關）徵稅行政權，洋人征洋貨的稅，清廷對此無所謂。此後，中國沿海各口岸海關就逐漸落入洋人手中，“邀請”洋人“幫辦稅務”成了慣例。

赫德加入的時候，中國海關最紅的人物是英國人李泰國，他比赫德大兩歲，但已經當了好幾年的江海關稅務司。1861年3月，總理衙門正式任命李泰國為大清帝國海關總稅務司，並邀請他北上議事。傲慢的李泰國看到太平軍的威力，“不願與可能會覆滅的王朝保持緊密的聯繫”，請假回國休養，臨行前，他指定赫德前往北京，代向恭親王奕訢述職。

李泰國拱手相讓的機會赫德當然不會錯過，他早就看不慣李泰國在中國人面前的飛揚跋扈。在北上的路途中赫德寫下這樣一篇日記，“我必須時刻牢記，海關是中國衙門，而非外國機關。既然如此，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圍繞中國的利益開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國，或引起中國人的反感”。當年5月，赫德見到了奕訢的頭號親信、總理大臣文祥，他事先準備了9份文件，向文祥詳細講解了長江口岸通商、稅務等問題。文祥雖為總理大臣，但是在洋務方面其實也是個“菜鳥”，赫德的講解對他來說簡直是瞌睡遇上了枕頭。相比較李泰國的頤指氣使，赫德謙恭而禮讓，並且漢語流利、學識淵博、業務熟練，第一次見面就和文祥談笑風生。幾天後，赫德又征服了矜持的恭親王奕訢，奕訢對外人稱呼他為“我們的赫德”。6月30日，他被正式任命為署理總稅務司，7月9日，赫德在日記中記載，清朝政府給他漲了一倍的薪水，月俸800兩白銀。

此時的奕訢和文祥，心中的頭等大事是剿滅太平天國起義，投其所好的赫德提出建議：可以從關稅中撥款向英國購買軍艦。如果事情辦成，一來他和海關的地位得到提高，二來他可以插手清廷未來的海軍。1861年底，太平軍攻克寧波、杭州，奕訢慌了神，趕緊讓赫德著手購買軍火。赫德給在英國的李泰國去了一封信，讓李泰國辦理此事。李泰國打起了自己的算盤，他拉來了英國海軍上校阿斯本擔任這支艦隊的司令，兩人還簽署了一份合同，規定阿斯本只接受李泰國傳達的皇帝諭旨，李泰國如對諭旨不滿意，可拒絕傳達。這就等於清政府花錢給李泰國打造了一支私人武裝。

在赫德看來，李泰國這一套絕對行不通。1863年5月1日，他在上海和老上司會面，勸說李泰國放棄那個合同，李泰國聽不進去。果然，奕訢對李泰國的做法極為憤慨，當年的6月到7月，雙方爭得面紅耳赤。赫德又從謀划者搖身一變成為調停者，他同總理衙門重新擬定了新合同：阿斯本是一名助理司令，受中國海軍司令領導；該艦隊司令將處於曾國藩和李鴻章等地方督撫的領導之下，李泰國無權控制清政府的命令。可是阿斯本不接受新合同，10月15日，阿斯本向清政府下了通牒，要麼48小時內承認他與李泰國達成的協議，要麼他立即解散軍隊。文祥回應，清政府寧可退到長城以外，也不屈服於阿斯本的要挾。文祥的強硬有其底牌——李鴻章在蘇南戰場順風順水，曾國荃打下天京也指日可待，對艦隊的需要遠不如當年迫在眉睫。11月2日，清廷決定遣散艦隊，全部艦船由英國負責變價出售，並付給阿斯本和600名官兵385000兩白銀的遣散費。而李泰國在中國的仕途也走到了頭。

1863年11月15日，總理衙門宣布解除李泰國的職務，同時任命28歲的赫德為總稅務司。赫德作為事件的始作俑者，辦砸了差事，最終卻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得不讓人佩服其手腕之圓滑。

從“代理”扶正的赫德終於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場，其實，他早已躍躍欲試。當初，署理總稅務司除了他還有一個費士來，赫德乾脆沒把費士來放在眼裡，上任第一天就以自己一個人的名義向各口岸稅務司發布通令。隨後的幾年，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學、嚴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讓海關成為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一抹亮色。

首先，赫德把原來條塊分割變成了垂直領導，原來各自為政、隸屬關係混亂的海關全部由總稅務司領導，各級地方政府不再插手海關事務。其次，他實現了按章徵稅、按律執法，改變了以往的隨意性。再次，他還引進了“服務”和“公僕”的理念，要求各口稅務司簡化海關辦事程序，順暢海關和商人的交流，這種為管理對象服務的理念在當時非常超前。

好制度執行是關鍵，赫德非常注重人的重要性。他選擇海關僱員是全球招考、公開選拔。當時在國內的招考點有上海、九龍、廣州、大連、青島等處，此後英國倫敦也設置了考點。赫德在廣州有位牧師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夠為其兒子喬治·俾士安排一個職位。赫德雖然礙於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辭，但他要求喬治·俾士到倫敦的辦事處報名參加考試。赫德也的確把喬治·俾士的名字列在推薦報考名單之中，但同時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態度：“誰不符合我們的條件，就不錄用。”結果，這位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因條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給海關高級職員開出的薪酬非常高，最多的能拿到9000兩的年薪，是其他國家同等職位的兩倍。職員干滿一定年限，還有一筆相當於年薪的酬勞金。此外，退休金、回籍旅費、帶薪年假一應俱全。甚至還有未婚人員撫恤金、因功緻殘撫恤金、喪葬費、醫藥費、來華探親家屬旅費。如此高的養廉成本再加上各種監督制度，使海關成了大清國幾乎沒有貪污腐敗的部門。

作為這個廉潔、高效部門的領導，赫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概括他勤奮而繁忙的工作狀態——腦不停：無論是海關各項制度的創建，還是開展秘密外交，他思考的問題一直沒有停歇；手不停：想出來的東西赫德都把它們寫下來，他親自撰寫總稅務司通令，向各口岸布置工作，現存的1861年到1908年4000多篇通令絕大部分都是他親自撰寫，他還喜歡寫日記，沒有特殊情況幾乎天天寫，他和總稅務司倫敦辦事處往來的書信和電文據統計有千萬字；腿不停：寫出來的東西要落實，為此他一生奔波，剛到北京的時候，天天跑總理衙門，每年都花大量時間到各口岸巡查，為調節李鴻章和“常勝軍”指揮官戈登的矛盾，坐船加步行花了4天歷盡艱險從上海到蘇州。為了提高效率，他都是站著辦公。

令人有點意外的是，精力如此充沛的赫德對體育不感興趣，甚至認為“英國學校的缺點之一就是過分突出體育”。因此，他的鍛煉方式只有散步和騎馬。而伴隨他一生的愛好有兩個：寫日記、拉小提琴。

1861年，海關稅收為496萬兩，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關稅收達到2000萬兩，占清廷財政收入的24.35%。關稅成了清廷最穩定、最可靠的財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國的“財神爺”。

“財神爺”當然不能只管掙錢不管花錢，赫德對清廷內政外交的干預一直就沒停過。1865年10月17日，赫德向總理衙門遞交了他撰寫的《局外旁觀論》，對清廷的積弱作出了一針見血的分析，並提出了效法西方以自強的建議。總理衙門將《局外旁觀論》抄錄給東南沿海各督撫討論，在晚清政壇引發震動。赫德切中時弊的分析，讓督撫們面紅耳赤、坐立不安。李鴻章疾呼：“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並把正在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擴大規模、搬遷新址，大量聘用洋員，購買西式機器。左宗棠一面罵赫德狼子野心，一面開始了福州船政局的籌建。可以說，《局外旁觀論》成了洋務運動的號角和“檄文”。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所辦的許多近代洋務企業，都是海關出錢。

此外，建設航運設施、統一全國郵政、支持幼童出國留學、倡導中國派遣駐外使節、組織參加萬國博覽會……客觀地說，赫德對中國的近代化確實做了不少貢獻。

然而，這些事情辦得越多，赫德對中國內政的影響就越深。當野心勃勃的赫德手越伸越長、打起海軍的主意時，終於引起了一些中國人的高度警惕。

1873年，日本侵擾台灣，清廷重提對外購置戰艦事宜。很自然的，赫德又成為這件事情的經手人，到1879年，他為清廷購置艦艇12艘。這引起了一些英國人的疑慮，擔心這些炮艦成為對付英國人的武器。赫德對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推薦購買的都是那些噸位與作戰能力無法對英國遠東艦隊構成威脅的艦隻。

這次買船的差事沒有辦砸，韜光養晦十幾年的赫德終於露出了他控制海軍的野心。1879年，他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詳細的海防章程，建議增設總海防司署，由他擔任總海防司，其弟赫政接任總稅務司。同時，他指示在倫敦的親信金登干物色各類海軍人才。

正當赫德做著統領大清海軍的美夢時，他的圖謀被薛福成、沈葆楨等人識破。薛福成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說赫德控制海關已經尾大不掉，如果再當上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李鴻章聯合南洋大臣沈葆楨，上書說，赫德不能又管錢又管兵，況且赫德又不熟悉軍事。在李鴻章的反對之下，赫德的海軍夢就此破滅。1885年，清廷成立海軍衙門，由親王掛帥，封疆大吏輔佐，沒赫德什麼事。

而經赫德強烈推薦購買的那些炮艇，噸位小，炮身重，開炮的后坐力能讓艦艇傾覆；鐵皮太薄，缺乏自我防護能力；航速遲緩，缺乏機動性，很容易成為大艦的靶子。後來，李鴻章不得不對外宣布：這些船全用破鋼片鑲成，每年經兩次大修才不至沉沒，和一堆廢品沒什麼差別。

這件事情暴露了為中國辦了不少好事的赫德在中英利益發生衝突時的立場。中國首任駐英大使郭嵩燾曾經問過赫德：“你到底是幫中國還是幫英國？”赫德答：“我誰都不偏袒，就像騎馬一樣，只有坐中間才能坐得住。”郭嵩燾繼續追問：“如果有事不能保持中立呢？”赫德答：“我固是英國人也。”

也就是從這時起，李鴻章越來越把赫德看成是一個競爭對手而不是合作者。本來，身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就有自己的一套洋務班底，總理衙門和北洋大臣兩套外交人馬很自然地形成了爭奪之勢，而赫德一直走的是總理衙門的路子，和李鴻章不在一條線上。李鴻章擔心赫德的權勢過大，轉而一心扶持赫德的手下、天津稅務司德國人德璀琳。北洋艦隊後期購買的8艘主力艦，有5艘經德璀琳推薦購自德國。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到1884年，戰爭陷入僵持階段。在這期間，一直負責和法方交涉的是李鴻章和德璀琳。赫德雖然待在中國，但花費不少的薪水訂購《倫敦圖畫新聞》等介紹歐洲的報刊和雜誌，隨時掌握歐洲大陸的信息。他知道英法埃及之爭分散了法國的注意力，戰爭相持對法國不利。1885年1月，赫德指示金登干拜訪法國總理茹費理，說動茹費理同意通過赫德這條渠道溝通中法最高當權者。

經過這番運作，赫德完全控制了中法之間的談判權，李鴻章和德璀琳被晾在一邊。赫德深知清廷好“面子”，除了割地賠款其他都好說，因此勸說法國放棄賠款，而奪取更長遠的特權和通商利益。在實際的談判過程中，赫德和金登干互通電報398份，互通書信46封，耗費了大量的精力，終於談妥了停戰條件。1885年6月9日，無奈的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了由赫德協調好的《中法新約》，履行了橡皮圖章的職能。在戰場上尚未最終決出勝敗的情況下，法國在談判桌上不僅獨佔了越南，而且打開了中國的西南大門，從中國奪得商業特權和利益，首次取得在中國修築鐵路的特權。

赫德這一手，既搶奪了競爭對手德璀琳的立功機會，又在總理衙門提升了自己的重要性，可謂一箭雙鵰，而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成了他強化海關地位的墊腳石。

就在赫德為中法談判絞盡腦汁的同時，英國外交部任命赫德為大英帝國駐華公使，赫德又驚又喜，喜的是他多年來在中國為英國利益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英國政府的承認。驚的是，身份變了，將會使與法國的談判遇到麻煩。因此，他要求英國政府推遲發表任命。《中法新約》簽訂的第二天，英國公告任命赫德為駐華公使。8月22日，赫德到公使館就任。赫德推薦其弟赫政繼任總稅務司，李鴻章則推薦德璀琳繼任總稅務司。無論在資歷還是才幹上，赫政都不是德璀琳的對手，赫德不能允許總稅務司這一職位落入其他列強之手，決定辭去駐華公使的職務。畢竟，英國有很多人選可以當駐華公使，而能當總稅務司的，只有赫德一個。赫德在給英國的一份電報中這樣評價他的辭職：“我認為這樣對英國最為有利，當然對中國肯定也有利……外交部可以指望我的合作以進一步增進英國的利益。”

11月2日，赫德回總稅務司任職。

1900年的義和團和隨之而來的八國聯軍，讓中國經歷了一場浩劫，在這場浩劫之中，九死一生的赫德再一次成為中西方溝通的橋樑。

1900年6月，義和團控制北京，6月20日，赫德請求總理衙門為海關關員及眷屬撤離北京提供幫助。可是，由於局勢失控，北京到天津已完全被封鎖，火車停開，義和團開始攻擊總稅務司署，赫德當即帶領40餘名海關關員和眷屬撤退至英國使館避難。隨後，英國使館也被封鎖，赫德和外界徹底失去聯繫。7月21日，英國的《泰晤士報》刊登了赫德的訃告，人們相信，住所和總稅務司署化為灰燼，音信全無的赫德已經遇難。

被困在使館區的赫德一面組織人員抵禦義和團和甘軍對使館的圍攻，一面在斷斷續續的槍炮聲中用鉛筆寫成了一篇文章，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這段插曲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一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是遠東未來歷史的主調，公元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於1900年的中國”。赫德已經看出來，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下，忍無可忍的中國人起來反抗是一個民族的必然覺醒。

8月15日，八國聯軍攻到英國使館，堅持了56天的赫德終於獲救。第二天，65歲的他在總理衙門的請求下，又開始為停戰談判奔波。當時，如何處理戰後對華關係，成為各國政府的頭等大事，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創立“黃禍”一詞，他認為，中國在20世紀要崛起，而崛起的中國將重演蒙古帝國的歷史，只有瓜分中國，才能防止“黃禍”的出現。德國皇帝瓜分中國的建議，在西方引起了很大認同。赫德則在英國雜誌上連發6篇文章，綜合分析三條出路：第一條是瓜分中國；第二條是扶持新政府；第三條是繼續支持慈禧太后和光緒帝。他認為只有第三條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出路。

為了挽救清政府，赫德給李鴻章寫信，勸說李鴻章回京談判，因為只有李鴻章才能和列強對上話。談判剛開始，列強漫天要價，幾乎把清政府逼上絕路。為了保全清政府，又最大限度滿足列強的利益，赫德對中國各類稅收情況進行了測算，得出中國每年可承擔2000萬兩賠款的結論。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鴻章同11國代表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賠款4.5億兩白銀，分39年還清，就是採用赫德的建議。當然，赫德沒有忘記藉機給海關擴權，把部分常關的稅收和鹽稅納入了海關的徵收範圍。

《辛丑條約》簽訂前後的赫德把他的複雜性展示得淋漓盡致，海關是他一生事業所系，沒了大清朝也就沒了他這個總稅務司，赫德和清廷的命運已經牢牢拴在一起。

在中國居住了40多年，赫德對清政府和中國人有了深厚的感情。他非常看不慣洋人對華人的粗暴態度，他曾對慈禧太后除了接見公使夫人還要接見使館的孩子們有些憤憤不平。

1908年，病中的赫德寫下了這樣一首詩，“你嬉戲已足，你吃飽喝足，該是你離去的時候了”，這一年他已經73歲，在中國生活了54年，決定回國休養。4月13日上午，十幾個西方國家的駐華使節、清朝官員及各界人士上千人，聚集在北京前門車站，為赫德送行。赫德私人所建的樂隊反覆演奏各國國歌，終結曲是《友誼地久天長》，樂聲中，沒有一個西方人不含著眼淚道別。據《北華捷報》、《泰晤士報》報道，當時，赫德神情落寞，短大衣沒扣鈕扣，有些皺巴，步履疲憊蹣跚，他低著禿頂的頭，與送行的人們一一道別，灰色的目光中滿是失意。隨著列車駛離北京，送行的人們紛紛散去，總稅務司署的職員們回到衙門，看見赫德辦公桌上釘著一張便條，上寫：“1908年4月13日上午7時，羅伯特·赫德走了。”

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國病逝，享年76歲。20天後，武昌起義爆發，緊接著，赫德為之效力近半個世紀的大清王朝滅亡。

赫德主持晚清海關長達半個世紀，他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系統。

赫德清楚的認識到自己中國僱員的身份，“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人民的“同胞”，是中國政府用來對付外國商人的外籍僱員。因此當1885年6月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華公使時，他辭謝不就。

但是，從當代的角度來看，外國人把持海關無疑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特別是中國港口的引水權）

赫德長期居留北京，擅長幕後的“業餘外交”，是總理衙門“可以信賴的顧問”，“不但在稅務和商務問題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內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時也要諮詢他的意見。恭親王奕訢說：“赫德雖系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近禮。”

1862年，中國第一個新式學校－－京師同文館成立，經費來自海關稅收，負責人也由總稅務司推薦。

1865年-1868年，他和英國公使威妥瑪向清廷提出許多改制強國的建議，不過這些建議要到30年以後才引起中國改良派的共鳴。他寫道：“如果政策改變了，中國可以成為各國的領袖；如果政策不改變，它將變成各國的奴僕。”

1866年，赫德回國完婚時，勸說清政府第一次派員出國考察。

1879年，赫德協助清帝國購買8艘軍艦。這成為中國北洋海軍的起源。

1887年，為解決走私問題，勸說中葡兩國簽訂里斯本會議草約，由葡萄牙“永據”澳門，換取澳葡當局協助海關徵收鴉片稅。

赫德還曾參與《煙台條約》、1885年《中法新約》、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和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此外，他還利用關稅的抵押擔保，直接參與中國舉借外債的活動。

特定的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物，給後人留下難以定論的遺產。毫無疑問，赫德是一個外國人，而且又處於中外不對等的博弈關係中。到底是該從赫德的個人目標和行動中確立判斷的標準，還是從中外關係的大勢中推演赫德的行為價值，的確是一個需要審慎思考的難題。

一百年來，圍繞赫德的評價呈針鋒相對的兩極——中國人認為他是“最險惡最陰險的敵人”，教科書上給他下了“英國侵華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定義；西方的漢學家們則不乏溢美之詞，說他是“中國堅定不渝的朋友”，“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倡導者”，“溝通中國和西方觀點的橋樑”……不管用這些概念化的辭彙給他打上多少標籤，作為一個幾乎參與了晚清歷史所有重大事件的英國人，赫德絕對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

一個比較穩妥的看法是：赫德控制中國海關，有損中國主權。他本人是不平等條約關係的實踐者，這一點毫無疑義。而另一方面，赫德卻以客卿的身份，盡量在其可能的範圍內對內主張改革，對外多次表達對中國立場的支持，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后一點顯然屬於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層面。因為這些意見的表達多半是在無損英國重大利益的情況下做出的。

判斷赫德的言行，還可以從中國在19世紀後期需要以何種姿態對待內政和外交的角度看待。中國需要改革，赫德先後向清政府提出10個改革方案，並在自己的衙門許可權內進行了近代化的改革。

中國需要抗敵，赫德也曾鼓舞中國抗敵。中法戰爭期間，他對於法國的侵略表示強烈憤慨。他寫信給金登干，批評法國人的行為是“一連串惡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殺”！他希望“老天將給他們報應” ，並義正嚴詞地說，“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佬，我也是要打的” 。因此，中法戰爭期間，赫德是一個主戰派，他曾對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說：“如果你們有把握能一致決心戰鬥到底，我勸你們打，因為正義是在你們這邊，而法國勞師遠征是必會疲憊的。”

中國需要保持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國的領土完整主張。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侵華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適的中外關係的重要性。他勸說列強在賠款問題上“接受中國所願承擔的賠償”、“維護中國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維護其領土完整”，並在中英談判中主張等中國整頓和完善了法律體系后“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若拋棄目的論看待赫德，其人之言行本身即已說明了一個特殊的人在一個特殊時代的地位和價值。

另一方面，與赫德同時代的英國軍政人物對中國的悍然侵略，也可以反證赫德的歷史地位；換言之，英國是使用了文武的兩手，對付一個衰落的東方帝國。